伊拉克民生治理失败是骚乱根本原因

▲10月28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示威者参加抗议活动。|新华社

伊拉克医疗和安全部门人员29日表示，至少17人在过去几天示威抗议活动的冲突中死亡。其中，在卡尔巴拉，冲突致死14人，致伤865人；在南部城市纳西里耶，3人受伤后不治身亡。

结束内战、驱逐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力后，伊拉克过去两年局势相对平稳。然而，民众对腐败和经济不振导致的生活艰难日渐不满，本月1日至9日，巴格达及多个省份爆发大规模示威，颇有遍地开花之势。面对急转直下且骚乱愈发暴力化的形势，伊拉克政府动用军队，采取强力手段以平息暴力示威活动和持续的骚乱。

随后，多座城市25日爆发新一轮示威。巴格达从28日晚开始施行宵禁，时间从午夜12时至次日6时。

近年来的平稳局势得益于其特性

与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巴以冲突以及美伊围绕伊核协议的激烈博弈等近年中东地区炙手可热的问题相比，伊拉克一直以来总体局势相对平稳，在国际新闻中的热度也并不高。这与其政治进程的发展阶段和国内以打击“伊斯兰国”为首要任务的反恐行动有着密切关联。

首先，伊拉克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较早度过了政治转型的阵痛期，这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有着较大不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政治模式与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和也门等诸多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并无太大区别，随着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一举推翻萨达姆政权，伊拉克自此较早开启了政治转型之路。经历了政治结构的重塑、部族力量和教派势力的重新洗牌之后，伊拉克艰难度过了后萨达姆时代的长久阵痛期而趋于总体的平稳。

与2010年底中东北非剧变自突尼斯爆发，进而导致诸多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政治强人被迫离开权力舞台且内乱不止相比，伊拉克恰恰因为提前完成了“民主化”改造而得以平稳过渡。换言之，阿拉伯世界整体的“乱”与伊拉克相对的“治”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其次，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行动掩盖了日积月累的国内矛盾。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原本盘踞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开始向叙利亚蔓延，在伊叙边境地区形成了跨界存在，并利用叙利亚的持久乱局不断坐大，这反过来极大威胁了伊拉克的总体安全。随着美俄在伊叙协同打击“伊斯兰国”，伊拉克政府的反恐行动成为重中之重。所以，尽管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整体胜利极大改善了国内的安全环境，但也因安全局势的平稳而掩盖了长期的社会矛盾。

国际、地区和国内因素叠加催生动乱

此次伊拉克因暴力示威活动所造成的巨大伤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再度拉回以“平静”面貌示人的伊拉克，伊拉克国内政治形势的恶化，为本已混乱不堪的中东地区局势“火上浇油”。当前伊拉克示威与骚乱事件的发生，是国际、地区和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0月27日，在伊拉克巴格达，示威者在街头与安全部队冲突。|新华社

就国际因素而言，当前西方国家因内部治理上的制度失灵和层出不穷的激进示威所导致的政治动荡已成为常态，并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应。法国“黄马甲”运动的暴力性对法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都造成了巨大冲击。“黄马甲”运动虽以燃油税问题为起点，但其深层原因是法国积弊已久的民生问题，这种“没有组织者的运动”模式与实践向欧洲多国蔓延。当前伊拉克的暴力示威活动便有着明显的“黄马甲”运动的影子。

就地区因素而言，此次事件的导火索有着深刻的伊朗烙印。伊拉克政府在9月底突然将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部队负责人阿卜杜勒-瓦哈卜·萨阿迪解职，引发了民众的诸多不满。萨阿迪将军因抗击“伊斯兰国”的赫赫战功而被诸多民众视为“民族英雄”，而他在9月27日被发配到国防部“坐冷板凳”的遭遇被视为一种惩罚。

伊拉克前总理阿巴迪讽刺道：“国家就是这样奖励保卫祖国的战士的吗？”萨阿迪因在打击“伊斯兰国”上与美国互动紧密，这引发了伊拉克国内亲伊朗政治势力的极大不安。萨阿迪事件的发生反映出美伊矛盾投射于伊拉克国内政治，并引发了较大的政治与社会的撕裂。

就国内因素而言，伊拉克自战后重建以来，民生治理的巨大缺陷是骚乱爆发的根本原因。伊拉克自局势逐步恢复平稳之后，其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住房的紧张、公共服务的稀缺及高失业率等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内部早已暗流涌动。2018年7月巴士拉等南部省份造成2死7伤的游行示威便是预演。

尽管此次伊拉克的暴力抗争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但局势仍在可控范围内，伊拉克当前的政治结构为消解社会矛盾提供了一定的疏通渠道。对于伊拉克政府而言，如何有效改善民生，避免受美伊剧烈博弈的波及，妥善应对族群政治与教派政治，依旧任重道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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