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形成军国主义的温床

日前，有学者(王占阳)发表观点认为“日本已经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其理由虽确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不足以支撑核心观点。

　　第一，当下日本军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与二战时期已大不一样，日本侵华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举国动员、全民皆兵的军国主义形态已经不会出现。但我们要警惕的是表现形式改变了，而本质上仍是军国主义的思想和做法，防止其在不受国际约束和压力的情况下，演变成“军国主义”变种。如安倍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中的“积极”，很可能就是这样借尸还魂的“异形”。

　　第二，过去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下，中日友好是主流。而且当时日本一批有眼光有作为的政治家，对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心怀愧疚。现在时过境迁，由于日本政府的挑动和宣传，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在急速下降，一些人对中国崛起抱有焦虑感。在这种条件下，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温度和土壤越来越合适，温床正在形成。死抱军国主义的“一小撮”右翼分子，如果只是一般人倒也没什么，但现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安倍政府，正在带领日本大幅度向右偏转，与日本社会保守右倾趋向高度契合。正如“台独”分子在台下时翻不起多大风浪，一旦陈水扁上台，两个执政时期下来，台湾倾向“台独”的民众已经过半。由此，我们还能放心地以为日本不会重走老路吗?

　　第三，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什么时候民主制度真正防止和制止过战争?发动二战的希特勒就是利用德国民主制度选上来的。“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说伊拉克是制造“9·11”的真凶，硬说萨达姆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美国人民阻止了吗?历史证明，民主制度从来就被西方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呼之则来，弃之则去。

　　是的，如果日本想走二战前的举国体制、以战时经济为基础的旧军国主义道路是不具备条件，但日本现在正滑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不也是事实吗?不仅要当世界经济强国，还要与经济强国相适应，做政治和军事强国，解除“集体自卫权”，合法地向海外派兵，参加国际军事事务，对外出售大型武器。尽可能地窃取或强占海洋资源，不仅强占我钓鱼岛，扩大经济专属区，还要变礁为岛，与中国等国争夺大陆架资源。作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的日本，要发动具有当今时代特征的军国主义局部战争，确有雄厚的财政基础和军事条件。

　　说“中国已发展成世界军事大国，使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笔者极为赞成。中国之所以下一步还要发展成军事强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重要原因。而且前提是，外界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决不掉以轻心。▲(作者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

　　附：王占阳：日本已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

　　中日两国之间现在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和误判。如日本存在着“中国威胁论”，中国也存在着“日本威胁论”，但这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正确判断国际形势，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是当年邓小平确立中国的新路线和新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在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判断中，他对日本是放心的。他说：在整体上，“我们不担心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威胁”，“我们也理解日本应该有足够的自卫力量。”。日本有极少数人想复活军国主义，“我们只担心这么一点。”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绝大多数人是反对这种倾向的。”“可以肯定地说，……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会世世代代发展下去。” 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

　　时至今日，邓小平的这些基本观点依然适用。同时，基于新的客观事实和更多的信息与分析，我们现在还可以进一步确认，历史发展到今天，即使有个别日本政客想重温军国主义旧梦，日本也已不会成为军国主义国家了。

　　一、日本的和平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军国主义重新成为主导思想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

　　二战结束前，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军国主义，这有两大原因。

　　一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学习了一些西方文明，也学习了西方的帝国主义。当时工业国盛行通过侵略扩张抢占资源和市场，它们之间也盛行着丛林法则。战争和征服几乎被视为天经地义，人们还没有从战争的惨痛后果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和平发展时代仍未到来。

　　二是当时日本对于西方文明的学习、理解又是片面的。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思想尚未进入日本人的血液中，专制主义的封建残余思想仍然很深厚，国家主义在此基础上逐步盛行，进而导致军事专制和舆论管制，而这又反过来大大强化了国家主义。

　　帝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相结合，结果就是军国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但是，二战结束后，日本的主流思想已从军国主义转为了和平主义，而且已经深入人心。绝大多数日本国民都是热爱和平、厌恶战争的，军国主义者只是极少数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

　　这有三大原因。

　　一是战后的“和平宪法”奠定了和平主义的宪法基础，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二是军国主义非常失败，带来了巨大灾难，战后的和平发展却非常成功，带来了繁荣和富裕，这使日本人深切地认识到，军国主义行不通，日本只能走和平之路。

　　三是战后自由民主和平思想深入人心，和平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占据了强有力的主导地位，国家主义完全成为了思想残余，这就使军国主义重新成为主导思想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

　　二战后，德、意、日三国实际都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想。这种反思的共同成果都是和平主义，也都是和平主义成为牢固的主流思想。虽然日本的反思程度显然不如德国，但要说日本没有普遍地实现深刻的历史反思想，以至于说日本的主流思想仍然是右倾的，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和平主义与民主制度相结合，使军国主义更加成为不可能

　　日本过去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不仅有其社会思想基础，而且还有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基础。

　　二战前，不仅德、意、日三国国内有法西斯主义思潮，而且美、英、法等国国内也有法西斯主义思潮，但只有前者走上了法西斯道路，后者却走上了反法西斯道路。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美、英、法诸国的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初步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民主体制，而德、意、日三国则是封建残余较多的国家，有限的、脆弱的民主远不足以遏制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势力的蔓延，以至于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战争政权。

　　二战后，为确保日本不再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麦克阿瑟主导制定了日本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新宪法，在日本建立了民主制度。经过六十多年，日本的民主制度已经十分巩固。倘若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那就意味着推翻民主制度，重新实行军阀统治，但这已经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了，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诚然，即使是民主国家，也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但在日本，对此又有两道特殊的防线，这就是宪法第九条和和平主义的主流思想。

　　首先，修宪需要得到众参两院全体议员2/3以上的同意，还要经国民投票并获得半数以上同意，门槛非常高，目前尚无可能性。

　　其次，民主制度与和平主义相结合，尤为一道特别坚固的防线。因为，一方面，和平主义的主流思想意味着，日本选民普遍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反对侵略战争，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又会使任何好战的政客都会被和平主义的选民和议会所淘汰。

　　如，安倍的支持率绝大多数来自于选民对于他的国内政策的支持，而其支持率的两次大幅下降又都来自于选民对于他执政后的对外政策的危险性的担忧。如果他公然主张侵略中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那就会被立即赶下台。

　　所以说，和平主义与民主制度相结合，已经消除了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侵略扩张的可能性。即使是宪法第九条被修改，也仍将是这样;尽管有此宪法条款，当然就会更加安全些。

　　三、现代日本经济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侵略战争

　　日本的和平主义不仅基于战争反思，而且还有现代日本经济需要和平这种深刻的现实经济根源。

　　现代日本经济需要和平的原因有四。

　　一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从一个经济体对另一个经济体的战争，转变为了同一经济体内部的战争，也就是转变为了自已打自己。这在主要经济国家之间，尤为如此。这种蠢事没人干。

　　二是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今天，日本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已有很强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以侵略战争破坏中国经济，那就无异于经济自杀、自断前程。所以，日本社会普遍期盼的是永久和平，中日互利互惠，而不是爆发战争。

　　三是麦克阿瑟解散了作为军国主义经济根源的日本财阀。时至今日，甚至私人控股并掌握决策权的大企业也都自然消失了。日本大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已经全部是高级经理人员了。他们依靠的是自己的专业能力，而不是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把他们想象为曾经导致二战的日本财阀，那是根本错误的。

　　四是日本已从二战的惨败和战后的和平繁荣中深切地认识到，以和平的商业途径获得资源、能源、市场等等，这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总之，战争不符合现代日本的经济利益，日本也就没有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经济动机了。

　　四、日本没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财政基础

　　走军国主义道路意味着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就需要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如要大规模入侵中国这样的经济、军事大国，其所需要的军事预算更是天文数字。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根本就不可能拥有如此雄厚的财政基础。

　　首先，日本目前正在面临长期的财政困境。如果说中国现在的主题仍然是“发展”，日本现在的主题则已是“保持现状”了。但“保持现状”很不容易，是很大的挑战。财政的基础是经济。日本经济的结构性下行压力实际相当大。特别是少子化、老龄化、人口减少、进取精神减弱、创新不足、竞争力下降、巨额国债、巨额贸易逆差等等长期的不利因素，尤使日本社会普遍深为忧虑。日本社会真正关心的核心问题实际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外交和军事。经济保持现状尚已艰难，财政何以脱困，更何以“雄厚”，军国主义又何以可能呢?

　　其次，在长期的财政困境中，社保支出与防卫预算之间也出现了深刻的矛盾。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其非常重要的基本制度。在日本的民主体制下，扩大财政支出的社会压力主要来自于社保支出。日本政治人物为了获得选票，谁都不敢怠慢选民的这种要求。这在长期的财政困境中，必然抑制防卫预算的增加。其结果，直至2012年财年，日本连续11年未能实现防卫预算的实质性增加。2012年安倍当选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如2014年财年日本防卫预算较2013财年增加了2.8%。但这并不是通过压缩社保支出实现的，因为2014年财年日本社保支出较2013财年增加了5%，比防卫预算增加的还要多。不仅如此，这种依靠增发国债增加支出的做法也是不可持续的。而若不是依靠增发国债、而是依靠大幅压缩社保支出实现防卫预算的大幅增加，那就会被选民立即赶下台，所以也是不可能的。

　　这就表明，日本增加防卫预算的空间很狭小，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走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财政基础。日本既不想打仗，也没钱打仗，所以有些人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显然是过虑了。

　　五、日本没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军事条件

　　军国主义的崛起还须以能够拥有和实际拥有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条件。这也是日本当年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一种基本条件。但在现代国际军事环境中，这种基本条件也已不复存在了。

　　首先，驻日美军使日本已经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了。

　　美日两国曾在太平洋战争中激烈交战，美国绝不希望再次出现一个穷兵黩武的日本。美日安保条约和驻日美军具有防止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功能。中美建交谈判时，周恩来曾经表示担心驻日美军撤走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基辛格也认为日本的扩张主义是危险的，并反复强调，驻日美军会成为抑制日本强化军事力量的阀门，《日美安保条约》就是为此而存在的。实际上，直到前几年，美国还曾把日本作为头号假想敌。

　　对于唯一曾经攻击过美国本土的国家，美国的担忧和防范实际始终放不下。根据美日安保条约，该条约“到日美两国承认的期限为止拥有效力”;这就是说，只要美国不松口，该条约就无以终结。时至今日，无论是明里针对中国还是暗中针对日本，美国使该条约继续长期化都是必然的。

　　这就表明，即使日本自身没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与企图，强大的美军也仍然是一道长期的、十分重要的“追加保险”，因为它又从军事角度完全杜绝了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任何可能性。这对中日两国国民来说，实际也是一种福音。

　　其次，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军事大国，也使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了。

　　军国主义恃强凌弱，客观上也是以邻国的积贫积弱为前提的。反过来，只要弱国变为强国，那也足以打消任何军国主义的狂妄念头。

　　历史发展到今天，东亚同时出现了中、日两个强国，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不仅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也成为了一个世界军事强国。面对这种新形势，现在的日本更加无人幻想征服中国大陆了。

　　不仅如此，面对身边迅速崛起的新强国，许多日本人还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中国威胁论”也就随之流行。“中国威胁论”实质上是对中国的误读，同时也是防御性的。基于“中国威胁论”，又产生了“为了防止中国入侵、保卫和平，那就要提高防卫能力”的呼声，这当地也是防御性的。

　　日本对中国有误判，中国对日本也有误判。基于前述所有事实和分析，日本有限地增强防卫能力，并不意味着它要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的强大使日本更不可能走军国主义老路的一种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有信心。

　　综上所述，日本当年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现象。二战结束后至今，整个人类和中日两国都实现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人类已经进入到了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时代。以往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全部基本条件均已消失，所以日本重新倒退到军国主义时代也已完全不可能了。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已经成为了可笑的历史陈迹，他们既无力量、也不可能扭转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我们应当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有信心，也对于我国文明进步的成果和力量有信心。只要中日两国能够处理好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中日和平友好的未来就一定是光明的。(作者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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