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历史就此走向新阶段

作者：王中宇来源：乌有之乡 2015-11-19

　巴黎事件后，世人沉浸在震惊之中。国人中有的像9.11时一样高呼“今夜我们都是法国人”，有人找出当年7.5事件后法国政府的声明，将其中的 “中国”、“法国”两词换位、将“乌鲁木齐”换为“巴黎”，回赠法国政府。西方媒体看不到上海东方明珠塔上的“法国色”，却将中国百姓的反映渲染为：“中国利用巴黎恐怖袭击来煽动国内的民族情绪。”至于西方各国，一面显出要在反恐上与俄罗斯合作的姿态，一面又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筹组政府。

　　透过这纷纷扰扰、错综迷离的乱象，我们能看到什么?让我们回望历史的深处。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上折云：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光绪元年)

　　震撼李鸿章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肇因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逼近。而在此之前的1867年9月14日，马克思在德国汉堡首次出版了《资本论》。

　　“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资本论》二版跋文)

　　即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发生的必然性，也证明了资本主义“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由此开辟了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积累过程，分析了这一过程的不可持续性，因而得出了上述结论。然而，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反倒是社会主义阵营纷纷易帜，向资本主义接轨。原因何在?

　　其实问题端倪早在1858年就被恩格斯注意到了。他在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到1892年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译文写序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已经有所改善。对此，恩格斯分析道：“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他已经意识到，导致英国工人阶级地位改善的，是外部因素。

　　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奠基人之一，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这样描述1865年的英国：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奥得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The Coal Question - An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Our Coal-Mines »出版社：London: Macmillan and Co.，第一次出版时间 1866年)

　　正是如此广泛的外部利润与资源的输入，使英国资产阶级得以减轻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压榨。当考茨基向恩格斯询问英国工人的政治态度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 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可见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因是一个双螺旋结构，它由两个互为条件的子过程构成：其中的一个是马克思深入分析的资本积累过程;而另一个是传统社会成员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传统社会成员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本质上就是向外扩张的过程，它导致了规模宏大的殖民主义史，导致了为争夺殖民地大大小小的战争，也导致了被殖民主义压榨地区人民的反抗斗争。

　　具有自我矫正能力的资本主义制度终于认识到，直接统治殖民地成本太高。既然根本目的在于获得外部的利润与资源，为此只需控制产业链、控制国际贸易就行。于是一方面向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运动让步，一方面推动全球化。全球化其实就是历史上殖民主义的继承者。所不同者，在于它不再直接使用武力进行统治，而是在武力的后盾下，靠贸易、货币手段达成目的。

　　由此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经济体靠扩张才能缓解资本积累导致的危机。而历经数百年，这扩张接近了尽头。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至今不见尽头的全球经济危机表明，资本积累过程已经造成了无法消除了困境。9.11和巴黎事件则表明，传统社会成员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已经把大量传统社会的成员逼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地步。从历史的尺度看，在21世纪，资本主义基因的两个子过程都走到了尽头，无法再靠扩张来缓解危机了。

　　于是，整个人类再次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将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

　　于是我们不得不惊叹资本主义伟大的创造力。区区数百年间，它带给人类社会的变化远大于此前的数千年。其速度之快，几乎使人类无所措手足。

　　资本主义在过去的数百年中，每当遇到不可解的危机，总是用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结果，战胜者存活，在废墟上重新推动资本积累这个西西弗斯的巨石;战败者则割地赔款，沦为下等人，为战胜者腾出“生存空间”。

　　而今资本主义创造的破坏力(核武器、常规武器、生化武器)已经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知识的下移、交通的发达和网络的普及，使“超限战”成为可能，打破了强势集团对暴力的垄断。

　　而今消灭“恐怖主义”是主流话语，但“恐怖主义”是何以产生并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可有反思?9.11后，美国曾有人自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为何如此恨我们?”但这种反思很快被压下。小布什一面签署“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强化对美国社会的监控，一面高举“反恐战争”的旗帜，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大打出手。打破了中东脆弱的稳定，致使难民潮涌入资本主义的老家---欧洲。这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曾经有过的自我反省、自我矫正能力已经衰微，陷入情绪化、神经质的状态。这令人想起圣经上的一段话：“上帝欲令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对中国人而言，从李鸿章感受到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到而今的变局，不过143年。当年的中国人，从三千余年形成的世界观里爬出来，付出了血的代价和上百年的时间。而今资本主义世界观刚统治了我们的学界和传媒界(这叫与国际接轨)，就遇上了又一个更快、更深刻的变局。连我们一心与之接轨的美国、法国都乱了方寸，我们的望远镜该瞄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