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兰·瑟伯恩：论21世纪的工人阶级
尽管20世纪可能被贴上许多似乎合理的标签，但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它显然是工人阶级的时代。没有财产的工人成为主要且持续的政治力量，工人阶级政党成为主要的选举力量——有时甚至是主导力量。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和越南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变革提供了榜样。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以及大多数后殖民国家，都设立了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目标。许多非洲国家也宣称要建立“工人阶级政党”。
“五一”节开始于1886年的芝加哥，哈瓦那及其他拉丁美洲城市最早庆祝“五一”是在1890年。在美洲，有组织的工人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美国新政标志着开明的自由主义与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通过英勇斗争成功进行自我组织的产业工人阶级之间的一次汇合。塞缪尔·龚帕斯是新政实施前狭隘的行业工会主义的典范，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熟练工人的谈判代表，在华盛顿建有他的纪念碑，这超过了巴黎、伦敦或柏林的任何一个工人领袖。
墨西哥的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既非主角也非微不足道，但是后革命精英却花了大量精力吸收这些有组织的劳动者。墨西哥革命后的第一任总统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通过与墨西哥市的无政府工联主义工人签协议来打下其社会基础，拉萨罗·卡德纳斯在18世纪30年代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人利益的政策法规。在巴西，虽然很难评价热图利奥·瓦加斯和他的“新国家”，但他的许多具有进步性的劳工法是其宝贵遗产之一。在阿根廷，对工人阶级的动员，特别是托洛茨基主义武装分子对工人阶级的动员，使胡安·贝隆顺利上台，并保证了阿根廷劳工总同盟的成立。玻利维亚矿工在1952年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锡产业崩盘，那些有组织的熟练矿工们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求工作，这就为埃沃·莫拉莱斯及其古柯种植者提供了训练有素的干部骨干。
20世纪，在促进工人阶级凝聚力方面贡献最大的正是疯狂镇压工人独立运动的法西斯。“社团主义”想法对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至关重要：它伪称要实现劳工阶级与资本的“联合”，但事实上是要把劳工阶级推入一个由资本和国家编制的罗网。希特勒声称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他当时领导下的德国是世界第二，他在苏联之后、瑞典之前将“五一”定为全国性节日。在20世纪前80年，工人是不能被忽视的，如果你与他们立场不同，你不得不遏制他们。
虽然属于工人阶级的世纪已经在失败中结束了，但它仍留下了不朽的成就。其中之一便是，如今，民主已成为普遍的政治模式。社会民主工人运动是民主改革的主要拥护者。在1918年之前，大部分自由派和所有保守派都认为民主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是互不相容的，因此他们要求严格限制选举权和议会自由。由共产党、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和保守派(如丘吉尔和戴高乐)组成的人民共同战线击败了法西斯主义，反革命军事独裁政权垮台，南非种族主义制度消亡以及美国确立了全球人权的合法性。雇佣工人成立工会及其集体谈判权是战后紧要关头的另一重大收获。
要读懂20世纪，必须了解20世纪的伟大革命，了解俄罗斯、中国及其对东欧的深远影响，了解加勒比、东亚及中亚的许多国家——更不用说了解其对西欧工人运动及社会政策的影响。对这些革命及其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斯大林)的评价，政界和学界仍有争议。但我们能看到的是，腐朽落后的俄国于1905年被日本打败，又于1917年被德国打败，出现了苏联，一个击败希特勒并将自己建设为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曾一度是美国强有力的挑战者;中国革命结束了中国150年的衰落、屈辱史，如今已在全球立足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世纪的革命为我们留下了至少四个具有进步性的重要遗产。首先，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都进行了土地的重新分配，西欧社会权利有了新变化，拉丁美洲实行了“争取进步联盟”改革。其次，反对势力及其意识形态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欧美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再次，无论怎么评价那些革命领导人的独裁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大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忠诚斗士，他们遍布世界，尽管他们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过火的，但他们是穷人和被压迫者最好的朋友。他们的奉献精神需要得到所有进步人士的尊重。最后，也是更令人质疑的意义是，革命的组织遗产在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因素。且不论进行伟大革命的两个国家(中国和苏联)是否还是希望的灯塔，但如果地缘政治多元化能保存下来(包括后共产主义俄罗斯)，那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因素。1989年-1991年后仍然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如果中国领导人能认识到中国实力的巩固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或认识到依靠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前进将危及社会凝聚力，那么他们仍有能力和资源来改变其轨道。
共产主义政党或其继承者在许多国家仍有立足之地。共产主义仍活跃于印度的政治舞台，但是面临竞争势力的分裂：毛派分子继续在部落地区从事游击战争，而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执政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正遭受历史性的选举失败。希腊、葡萄牙、日本、智利和捷克共和国仍有大量党员。在动员工人阶级反对欧元区经济畸形和激进左翼联盟中，希腊和葡萄牙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前欧洲共产党的带领下，在希腊2012年的选举中共产党位居第二。欧洲共产主义传统最具创新性的成果是左派联盟，它实现了改革共产党和左翼社会民主党的联合，以及与其他几个后共产主义组织的联合，如与瑞典左翼党及在塞浦路斯拥有权力的劳动人民进步党的联合。
南非共产党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联盟成为执政联盟的一部分，如今巴西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只扮演着小角色，印度共产党同样如此。在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后，中断了差不多40年的共产党又重返智利议会，虽然他们仍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使扎根于共产主义传统的左翼团体的重新出现成为可能。但重生的印尼民主并没有给1965年被印尼大屠杀所摧毁的政党注入新鲜的活力。在其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的传统在1989年之后是如何迅速蒸发的。意大利共产党认为，即使是“社会”一词也是太过左翼，他们宁愿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民主党，前面不加任何形容词。
20世纪的劳工阶级改革派也给我们留下了不朽遗产，形成了当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主要执政党之一。当前，尽管西欧以外的工会运动渗透力还十分有限(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国强大的工会力量可谓例外)，但已经有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工会运动，这在一个世纪前是不存在的。
如今，在某些领域(如保护妇女、儿童及同性恋权利)，中偏左社会民主主义可能仍是一支能取得进步的力量。但其政党在经济政策领域已经向自由主义屈服。它在工人阶级中的原有基础已经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也被社会改革侵蚀了。
一、对失败的解释
20世纪为我们留下了进步成果。但我们还必须了解左翼在20世纪末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欧美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反革命被证明是如此成功的革命。马克思曾预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社会化，另一个方面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他们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大辩证法，时间会证明其正确性。
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20世纪工人运动的高潮，这正是英国矿工工会在主流激进思想的渗透中打倒希思政府的时候，这些激进思想包括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工薪阶层”基金、法国左翼提出的要求全面国有化要求以及“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共同纲领。少数分析家如已故的霍布斯鲍姆，意识到这只是失败前的高潮，这体现在他1978年的名为“劳动者前进的步伐停止了吗?”的演讲中。
大辩证法被暂停，甚至逆转。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不是简单的思想意识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预见到，它有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金融自由化，包括资本流动自由化、信贷扩张、数字贸易和资本在养老金和保险基金中的汇集，产生了巨额私人资本，超出了金融游戏的范围。2011年夏天，苹果公司拥有的流动现金比美国政府还多。电子革命使私人管理能在远程发挥作用，建立全球商品链条并使传统规模经济解体。在这样的背景下，私有化和市场化替代了作为国家政策核心的国有化和公共监管。
除了大的辩证法，还有小辩证法，它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并开始反对资本。但这也会随着富裕国家的去工业化而节节败退。在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划时代的结构性转变，即工业所占的比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减少，这种转变恰好开始于工人阶级力量达到顶峰之前。
二、诸国家与诸阶级
说20世纪属于工人阶级，似乎带点讽刺意味。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20世纪可能是国家内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相对均衡的时代，但同时它又是跨国间最为不平等的时代。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的国家。到2000年，据估计，80%的家庭收入的不平等都归因于他们居住的国家。然而，在21世纪，当国家在融合时，阶级却在分化。
近20年对贫困国家来说是较好的。亚洲的经济强国——中国、印度及东盟成员国，其发展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自2001年以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经济增长超过了世界水平及其“发达经济体”，而在20世纪的后25年还是远远落后的。自2003年以来，拉美国家的发展也普遍比发达国家好。除了后共产主义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应对盎格鲁撒克逊危机时也比富裕国家表现得好。总体而言，虽然富者与最贫困者之间的差距还在增大，但跨国间的不平等在降低。总的来说，即使各国情况不同，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不断增大。
这说明阶级是不平等的一个更重要的决定因素。这种趋势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俄罗斯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同时，印度农村的适度均等化倾向也在向反方向发展。而拉丁美洲、墨西哥和阿根廷正遭受着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在高收入国家还是在低收入国家，只有最富有的那1/5的人，其收入是增长的。而所有最贫困的1/5的人，其收入都下降了。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收入分层的顶端，1981年-2006年，最富有的0.1%的人，其美元收入增长了6个百分点;其余的最富有的1%的人，其美元收入增长了4个百分点。最富有的9%的人，收入保持不变，而剩下的90%的人，收入都降低了。令人震惊的是，在2008年-2009年的危机后缓慢复苏的一年中，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其收入增长量占收入总增长量的93%。
这样的不平等趋势在中国和印度也已出现，虽然中国和印度最富有的1%的人，其财富所占的比重远小于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印度大约为10%，中国大约为6%(税前)。印度的“奇迹”对于最贫穷的1/5的儿童来说没有任何意义，2009年这些儿童有2/3体重过轻，和1995年的情况相同。在21世纪，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似乎对全球饥饿问题影响甚微：2000年-2007年，营养不良人口从61800万上升到63700万，食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在收入分层的另一端，2012年3月，《福布斯》杂志正在为破记录的亿万富翁数量喝彩：亿万富翁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共1226个，包括425个美国人、95个中国人和96个俄国人，他们的总财富为46000亿美元，超过了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而这样的发展不是不可避免的。拉丁美洲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但现在已经转向相反的方向，并成为如今唯一的不平等不断降低的地区。
进行跨国阶级比较的另一种方法是计算人类发展指数，包括收入、预期寿命和教育，这是一种非常复杂且误差比较大的方法。然而，它却能让我们大致了解世界的不平等状况。美国最贫穷的1/5的人口，其人类发展指数比玻利维亚、印度尼西亚和尼加拉瓜最富有的1/5的人口低;也低于巴西和秘鲁最富裕的40%的人，而与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巴拉圭的第四等1/5的人处于相同的水平。虽然种族、性别的不平等已销声匿迹，与之相关的一些东西也不复存在(如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灭亡)。但在种族主义制度灭亡后，新的国家却成了阶级分化的显著例子。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估计，21世纪初，全球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在0.65和0.7之间。但约翰内斯堡市的收入基尼系数在2005年却达到了0.75。
21世纪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将在两种新的结构中发展——在非欧洲地区以及以北约国家南部为重心的地区，一种很可能会受到中产阶层的希望和怨恨的推动，而另一种将在工人和平民而非无产阶级中找到根基。在两种结构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道路。
三、中产阶级的世纪即将到来了吗
全球中产阶级时代已经成为对21世纪初具雏形的构想。20世纪的工人从记忆中消失了;无产阶级领导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被实现中产阶级身份的普遍抱负所替代。取代卢拉成为巴西总统的迪尔玛·罗塞夫希望“使巴西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人口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2年的全球展望中，也谈到了要“支持新兴的中产阶级”。同时，全球发展中心的南希·伯索尔也提到了“不可缺少的中产阶级”，并敦促政策制定者应从“亲贫困者的经济增长”目标向“亲中产阶层的经济增长”目标转变。
大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各不相同。观察发现，中产阶级的三种定义都具启发性。世界银行的马丁·拉瓦雷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是指日收入在2美元-13美元的人;这个定义代表了世行定义的贫困门槛，第二个是美国的贫困线标准。他发现了一个崛起的“中产阶级”，在1990年它涵盖了发展中国家1/3的人口，而到2005年，它几乎涵盖了其一半的人口，绝对数量增加了12亿。中产阶级囊括了几乎2/3的中国人口，以及1/4的生活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南希·伯索尔设定的门槛更高，即日收入为10美元。她热衷于将中产阶层与能称之为富人的人分开：即你的收入不能让你成为最富有的5%的人。如按此标准，中国农村没有值得一提的中产阶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同样如此。在城市中，中国有3%的人口属于这一类，南非有8%，巴西有19%，墨西哥有28%，美国最多，有91%。
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巴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以13个国家(包括坦桑尼亚、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家庭调查为基础，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们关注日收入在2美元-10美元的人，并问他们什么是中产阶级。最显著的发现是，在其储蓄和消费的过程中，中产阶级并不比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贫困者有更大的创业精神。根据他们的定义，中产阶级的特征就是有一个稳定的、有报酬的工作。巴西政府往往强调中产阶级的脆弱性，将他们说成是随时面临重新陷入贫困的阶级，因此需要特别的关注和扶持。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这样的关注并不明显。
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已经成为学者和媒体讨论的主要话题。在这之前，有关中产阶级的言论是被禁止的。如今的中国学者倾向于将中产阶层理想化，他们借鉴美国的套路，同时又避开概念的关键讨论。中产阶级被看成是中国媒体的主要目标观众群，这是受美国启发——从《时尚》到《商业周刊》，在现在的中国随处可见。中产阶级还被认为是政治稳定的堡垒。但是，敏锐的评论家们已指出，是不断增大的收入差距奠定了这个新的中产阶级的基础：目前，中国是亚洲最不平等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从20世纪60年代的0.21飙升至如今的0.46。印度也见证了在经济自由化之后的中产阶级消费的上升。
四、消费还是民主
在这个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已宣布过时的世界里，中产阶级社会已成为未来社会的象征。北大西洋的发达国家被称为中产阶级国家，但这是美国式观点，没有在欧洲真正流行起来。这个乌托邦的核心是梦想有无限的消费、中产阶级接管地球、买车、买房子、买无数的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以及维持一个全球性的旅游产业。虽然这个全球化消费主义对具有生态意识的人来说是噩梦，但却让商人垂涎三尺。中产阶级消费既能容忍富人的特权，又能给大众阶级留有希望空间，这是它的优势。但这个梦想的黑暗面在于它固有的排外主义。那些不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或穷人没有资产、没有任何可取之处，正如2009年在美国激发“茶叶党”运动的说辞一样，他们只不过是“失败者”、是“下层阶级”、是“混混”。在发展中国家，公共空间的“净化”就是这一险恶趋势的表现，贫困者被排斥在海滩、公园、街道和广场之外。
自由媒体将方兴未艾的中产阶级看作民主改革的先锋。但对于亚洲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学界讨论甚少。一项研究的结论是：中产阶层对改革和民主的态度往往是“视环境而定的”。对印度政界的厌恶，产生了一种罕见的政治现象，那就是社会上层投票率反而低于“贱民”和穷人，在2004年的选举中，63.3%的“贱民”投了票，而社会上层投票率只有57.7%。美国人在20世纪的痛苦经历中已认识到，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根本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民主。中产阶级成员在阿根廷(1955年-1982年)、智利(1973年)和委内瑞拉(2002年)强烈反对民主。这就是“视环境而定的”(机会主义的)民主或反民主。
关于中产阶级，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伯兹奥尔顺带提及的，他预言了富人与非富人之间的对抗，而在非富人中，中产阶级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香港学者阿尔文说的，可用东亚作例证，因为该地区经常看到中产阶级职业者“站在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前列”——更不用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美国军国主义的示威活动。中产阶级与群众在反对寡头政治上的联盟，是1848年“人民的春天”的核心，其口号可以在2011年地中海两岸的起义中找到。在开罗、突尼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职业阶层的中年人和失业青年、学生一起游行(前者通常是后两者的父辈)，而直到1968年，激进分子从来没有遇见过跨代间的团结一致。
虽然民主政体不应该依赖于中产阶级，但就反对独裁统治来说，有时对中产阶级的动员具有决定性作用。21世纪最重要的中产阶级革命无疑是埃及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规模，还因为埃及的地域意义。虽然革命是由国外事件和势力引发的，但与全球北方的金融危机无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穆巴拉克倒台前夕对埃及经济进行了分析，预言埃及命运的好转。埃及革命的导火索是突尼斯起义。在北非其他地区，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普及，其中包括对妇女的教育，削弱了政治文化中的父权主义。但是，这个新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主要是由失业或半失业的毕业生构成的，并非埃及的“文化资产阶级”。
而且，埃及的政治体制不仅是腐败的、具有压迫性的，而且它无法让这些毕业生或工资较低的长者们看到希望。如同欧洲的1848年，埃及工人阶级(虽不是主力)也加入了革命：对以往革命斗争的追溯对调动积极性意义重大。但是，埃及的中产阶级革命很快就面临与“雾月十八日”相同的问题，即集中在城市的激进分子与保守的农村人口之间的差距。埃及的激进分子在选举中失败，正如一个半世纪前他们的法国前辈。但这并不意味着2011年的革命将被完全否定，但这也反映了中产阶层反抗的弱点，即使是其最强、最激进的形式。
全球化中产阶级消费主义已经来临，步入任何一个在利马、内罗毕和雅加达的商场都能证明这一点。然而，自由派学者和市场营销顾问的消费梦想，很大程度上仍是对未来的预期。政治稳定的希望已经被混淆为中产阶级的反抗。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识形态上，这种反抗精神的表现都是变化多端的。一个国家甚至可以产生势均力敌的中产阶层运动，如泰国，保守的黄衫军受到了更多平民和红衫军的威胁。未来还有再次动荡的可能，如果愤怒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造成无法预见的后果，我们不应感到意外。
五、工人阶级的可能性
把工人阶级看作社会发展的未来的时刻，仿佛就在昨天，但不幸的是这样的时刻正在回归。正如马克思的预言，欧洲和北美的工业资本主义高潮造就了它的主要对手——工人运动。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发达经济体正在实行去工业化，工人阶级已经被拆散了、击败了、失去斗志了。工业接力棒已传递到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城乡户籍制度使中国的工业工人大部分是本国的移民。中国的工业增长增强了工人的力量，正如马克思的预言：罢工越来越频繁，工资不断上涨。新一轮的财富分配冲突已经从欧洲来到东亚，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当然，中国劳动立法的目的就是要遏制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最显著的是2008年生效的“劳动合同法”。与此同时，地方性的工人“服务”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还受到了外国资金的支持。他们有时可能会与官方工会或地方党委联络，但更多情况下是地方政府直接与雇主交涉。但无论如何，新的立法、共产主义遗产以及电子媒体的普及为自主的工会组织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虽然这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但可能会为工人提供一个现有体制下更好的交易。虽然产业工人的数量很难确定，但在中国的城市中，他们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一个相对合理的估计认为，产业工人的数量占登记人口的1/3。但没有暂住证的移民占城市总劳动力的1/3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制造业、建筑业和餐饮业的产业工人。这两个部分相加，应该有一半到2/3的城市产业工人阶级。以这些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工人运动的出现将对所有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很难说这是一个可能的前景。
在其他地区，由工人阶级政党率先发起的政治变革似乎更不可能，无论他们是具有改革性质还是革命性质。印度的产业工人阶级规模比中国小：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稍大于1/6，而中国的比例为1/4。印度定期领取工资并有固定工会组织的人，大约占38%。但是，这些工人分散在12个工会联合会，且主要的几个都与政党挂钩。印度工会的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了顶峰，但在两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孟买的纺织业和加尔各答的黄麻产业)都遭遇了毁灭性失败。印度工会蹒跚向前，但他们没能将自己建设成为一个能吸引广大穷困工人的组织。
韩国是亚洲工业发展的先驱之一，工会数量仍然很大，但它不可能产生能与20世纪的欧洲相比拟的工人运动。在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权，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是20世纪80年代民主反对派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那也是韩国工会的高潮，工人运动组织了1/5的工人。去工业化和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增长，使工会不断受到侵蚀。但其中一个工会却建立了一个成功成为首尔会议代表的民主工党。我最后一次访问韩国是在2011年12月，很期望能看到左翼和中偏左政党的联合，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苏联统治下的新生工人阶级，受到20世纪90年代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遏制。1989年和1991年的工人罢工浪潮促使了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但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提供给工人的东西甚至比旧体制更少，在接下来的10年，工人阶级的生命力大大削弱。虽然共产党仍然是一支重要的选举力量，但它依赖于以往的民族主义，而非任何的左翼思想。没有一个社会民主组织成功建立起来。虽然俄罗斯的工会联合会成员的数量仍然很大，但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保护工人利益的行动。
圣保罗产业工人的工会运动创造了工人党，其候选人在2002年当选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巴西总统。工人党改变了国家的社会面貌，解决了极端贫困问题，扩大了人口教育，并将更多的工人纳入正规就业的范围(这意味着他们的权利将受到法律保护)。但它是许多不同社会运动的联盟，其总统和地方行政部门不得不依托庇护主义。正如上文提到过的，如今的罗塞夫渴望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巴西，而不是一个工人或“工薪阶层”的国家。然而，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国中，她的国家仍具有最强的左翼力量，并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光明的前景。
南非是另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势力，拥有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他们是反种族隔离斗争联盟的一部分。但非洲人国民大会自1994年掌权以来优先培育黑人经济精英：一个突出例子是前矿工工会领袖西里尔·拉马福萨，如今他已是一个富裕的商人。尽管极端贫困显著减少，但不平等在2009年可能比种族隔离刚被废除时更高。开始于2012年8月的矿工大罢工是由一个新的反抗势力发起的，他们第一次遇到致命镇压以及用种族隔离时代的法律来反对他们的抗议。不管这次罢工浪潮的结果是什么，工人阶级领导权在南非还是一个遥远的期待。在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尼日利亚劳工联合会在欧盟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于2002年决定推出工人党。但事实证明，它只能胎死腹中：工人党从来没有扎根于劳工会员，其领导人很快就转向以庇护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的政治形式。
按照传统意义，当今世界的劳动者并没有大步向前，但我们仍可以找到他们在各方面取得的进展，如劳资关系在改变，并会不断改变。我们可以期待工人在面对新的工业世界时，提出他们的要求，并且通过更好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变得更加雄心勃勃。资本主义的膨胀及不平等的扩大将始终会让工人阶级处在21世纪的政治议程上。
六、平民的前景
红色旗帜已从欧洲传递到拉丁美洲，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政府都提到了“21世纪社会主义”。它也是中偏左政府占上风的地区，也是不平等不断降低的地区。莫拉莱斯、科雷亚和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它强调其独立于20世纪的左翼政治的欧亚模型，它本身是混杂的,它得到了社会各层的支持。南锥体的中偏左政府也有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基础，但传统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发挥着更大作用，这也反映出巴西和阿根廷更大程度的工业化。
拉丁美洲的进步力量，其思想包含许多不同的流派。拉丁美洲不可能给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一个可以照搬的模式。但如果未来出现了激进的社会变革，那这些变革肯定会与该地区目前的发展事态有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肯定比与20世纪以领周薪的无产阶级为基础的改革或革命的共同点多，这些无产阶级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劳动者中只占小部分。虽然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新的通信手段的出现增强了大众阶层的力量，但他们的运动仍面临巨大的阻碍：种族和宗教的分裂以及不同职业间的分化。只有将这些挑战考虑在内的计划和组织形式，才有更大的机会将这些平民大众联合起来。
我们可以确定未来几十年的4种阶级情景，这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是乐见其成的：全球化中产阶级消费主义;中产阶级的政治抗争;产业无产阶级斗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妥协，其中心在东亚;以及大众阶级趋向同化。新世纪的社会性质尚未确定，但阶级肯定具有决定性作用。
七、左派的新地缘政治
以欧洲为中心的工业社会主义的灭亡，对社会力量结构及其相应的组织具有深远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意大利共产主义以及规模较小的列宁主义先锋队等政党已经极大地失去了吸引力。欧洲以外的工会已经意识到这些政党的局限性，并尝试与各种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联合。然而，组织手段对政治影响力仍然至关重要。2001年在阿根廷进行的动员，其影响比10年后西班牙的“愤怒者”更大，主要是因为在阿根廷有一个进步的政治机制可以利用：左翼的庇隆主义运动。组织顽强的穆斯林兄弟会已经被证明是埃及革命的中期胜利。
集体讨论、个人自主，无疑是1968年的一个重要遗产，而且必然是未来任何一个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在意识形态上，新的运动已经受到拒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混合驱动。拒绝主义愤怒已经将人们调动起来，但其目标相差很大：认为伊斯兰教信仰受到了侮辱引发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抗议，对低收入“失败者”的抵押贷款救济和医疗保险激起了茶叶党支持者的愤怒，“占领运动”利用了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众对银行救助及生活水平下降的愤怒。拒绝主义增强了这些运动的勇气和战斗力，创造了斗争的原动力，而他们的实用主义，使他们避免教条性争论，显示了战术的灵活性。工业社会主义时代之后，左翼的观点将以何种形式被系统阐述，仍不得而知。但肯定包括对不平等和帝国主义嚣张气焰的反对，以及坚持人权自由而充分的实现。
属于工人阶级的20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的杰作。欧洲通往现代之路开辟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空间：阶级间的内部冲突在同质的民族国家内发生，同时，因与被打败的旧政权联合，宗教也被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工人阶级，他们可以利用广泛的工业革命前的文化和行会组织的工艺传统。由于欧洲的霸主地位，其阶级政治模型被传到其他洲，但当它来到非欧洲社会后，其内容发生了变化。工人运动是欧洲献给世界的礼物。它在每一个洲都激发了强大的革新力量，从北美的农民工党到马里亚特吉在秘鲁土著问题上的新理论，从尝试建立阿拉伯或非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和越南共产党在民族独立旗帜下对农民的动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工人阶级遗产并没有被完全抹去。但欧洲不再能为解放、发展和公正提供一个全球视角下的展望。
20世纪的左翼给我们留下了两个启发源泉。一个是在欧洲——尤其是法国革命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它代表了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地区的未来，为其提供了思路、方案、组织原则和模式。它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法国对各国激进的被流放者都是开放的，组织良好的、缴纳会费的德国工人运动资助其贫困的弟兄们(艾伯特基金会至今仍然这样做)。另一个是在全球权力和财富的外围，在这些地方，革命是在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政治潮流的引领下发生的。苏联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中心，中国和古巴跟随其后。他们为各地潜在的革命者提供了夺取政权和社会转型的模型，更不用说直接的财政援助。如今，拉美有其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最接近于如今的世界中心。但这个说法言不及义。21世纪的左翼最有可能非中心化，另外，拉丁美洲也许太小，所以不能举起全球的希望火把，尽管他们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差不多达到了极限。新左翼想要具有真正的全球意义，必须将根更深地扎在亚洲。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时代的诞生：阶级和民族的关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和动员工作的关系及其与全球左翼政治的关系逐渐清晰。冷战的结束带来的不是“和平红利”，而是新一轮的战争。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紧跟其后的不是普遍的繁荣昌盛，而是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东亚、俄罗斯、阿根廷以及现在欧美正在上演着持续的动荡。左翼关注的经典问题——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残酷的性别或种族等级制度，在新的世纪又获得了重生。斗争还将继续，对此我们毫无疑问。但到底谁会在斗争中标上他们的印记——是新的中产阶级还是平民大众呢?
(本文译自2012年11月出版的《新左翼评论》，有删减。作者简介：戈兰·瑟伯恩，1941年出生于瑞士卡尔马，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剑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出版《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世界上的不平等》、《性与权力：20世纪的家庭》等多部著作。
译者：付小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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