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包装下的金权至上的资本专制制度

作者：尹国明来源：作者博客 2013-09-02

　　我们处于一个左右争鸣的舆论背景之下，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浪潮此起彼伏，关于什么是民主，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民主之路的争鸣也日益激烈。目前主要存在两种主张，一种是建立在公有制为基础上的以公平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大民主，一种是建立资本制私有制基础上以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为基本特征的西方体制。中国有不少人，有不少媒体，有不少学者精英都在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西方制度，并且言之凿凿的定性其为民主制度，其言辞之急切，其心情之迫切，让不少人以为中国实行了西方制度就能实现民主就能遏制腐败就能国泰民安。西方制度真的是这样的灵丹妙药吗，我们忍不住要去审视西方制度的过去和现在，透过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华丽包装去透视西方体制的本质。我们对西方制度的审视先从五个问题的分析开始。

一、关于西方制度有关的五个问题的分析

　　问题一：西方国家强大是因为他们的民主制度吗

　　当今世界发达的国家基本都在西方，很多人据此下结论说西方国家发达是因为他们实行民主制度。事实果真如此吗?看看现在西方的几个主要国家，有几个不是在靠对外抢劫来完成原始积累?对外抢劫是西方主要强国完成原始积累并占据先发优势的基本手段之一，通过抢劫建立起来的先发优势然后通过对外发动殖民战争在全球范围内开疆扩土划定各自势力范围，并以此建立起以西方列强为核心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并通过这个不公平的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了一条转移广大发展中国家财富的管道，几百年来，这条管道一直在源源不断的把财富从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集中到西方列强囊中。先有武力抢劫，后有经济掠夺，以二战为分界点，二战之前是显性掠夺为主，二战之后是隐性掠夺为主，西方列强的发展史堪称一部抢劫致富的犯罪史，抢来了财富，西方列强的资本统治集团自然就可以拿出一部分财富来发展生产，来安抚国内人民，缓解国内矛盾。以美国为例，二战之前美国只是大国，但还不是超级大国，二战时期各大强国殊死搏斗，美国则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环境安居一隅通过卖武器大发战争财，伴随着其他强国因战争消耗内力而地位急剧衰落，美国得以脱颖而出。不但通过卖武器得到了资金，而且得到了奠定美国科技发展基石的各国才智，最为重要的是凭借二战时期的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和黄金储备的增加创立了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之后又以美元地位为核心，创制了有利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一系列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美国牢牢的控制了世界金融，控制了主要资源的定价权，也控制了世界的媒体话语权。美国一方面可以通过滥发美元来获得其他国家的优质资源，一方面可以通过国际资源定价权来转移利润。在这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扭曲之下，一方面是少数国家愈来愈富，而大多数国家却发展停滞甚至越来越穷，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跟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拉大趋势是基本相同的，这是资本主义丛林规则的必然结果。试想一下，如果现行不公平的国家经济秩序坍塌，美国靠转移财富来致富的日子还会持续吗?可见，靠暴力抢劫发家再靠秩序抢劫维持发达才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保持六十年超级大国地位的最主要原因，而不是靠它的什么民主制度。大多数后来实行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富裕发达，反而沦为了被列强盘剥的猎物，这就从反面证明了西方制度并不是让一个国家强大的原因，不具备普世性。亚洲四小龙是如何发展起来的?韩国的汉江奇迹是发生在独裁政权朴正熙时代，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两蒋时期，香港一直到回归之前连港督和议员都是任命制，新加坡至今还基本是李光耀一家说了算。本文并不是证明独裁政权才能发展经济，而是为了论证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器。相反，真正的民主是能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

　　问题二：西方的现行制度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吗?

　　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制衡是西方制度的拥趸们不厌其烦重复强调的西方民主的标志性构成要件，问题在于：西方国家是真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衡了吗?

　　西方国家名为多党制，表面上多党林立，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无论党派有多少，基本是以两党竞争为基本格局，其他政党只是陪衬和点缀而已，而且这两个主要政党之间，政治主张分歧很小，都坚持资本主义价值观、都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专制的政治制度。杜鲁门承认过，美国的两党制就是两党合作制，美国的两党之间政治主张分歧小到很多选民都区分不清楚两党区别在哪。曾经的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美国共产党，被美国当局通过抓捕审判和麦肯锡清洗运动压制的奄奄一息。美国的两党制实质就是一党制，美国两党是形式的两党，实质的一党，其他国家也是大同小异。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小布什和克里分别代表共和党和民主党参选，表面上竞选也不可谓不激烈，但是讽刺的是小布什和克里都是美国精英组织骷髅会的成员，厮杀激烈的总统大选其实是同门兄弟之间上演的科幻大片，选民看的如痴如醉，却不知道这是假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资本控制资源和权力的国家，各大财团垂帘听政、实际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是管理和控制美国的董事会，而美国总统不过是经董事会指派参加选举、选民形式上加以确认的总经理而已。总经理如果不听话触及垄断资本的核心利益，就会出现水门事件和肯尼迪事件。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标杆的美国如此，其他西方国家大同小异。西方所谓的民主，是财团享有的民主，这在斯泰克的遗书中说的很明白了，财团并不直接出面，而是通过培植代理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表面看，代理人的产生有很多民众的参与，但实际民众影响很小的，-------候选人的推选，媒体宣传，后续监督都操纵在财团手里，民众根本没有多少力量改变什么。多党制更多时候只是一个传说。

　　西方的三权分立形式大于内容，忽悠多于真实。西方政治制度大致可分为两种政体，一种是议会内阁制，比如英国和日本，其特点是先选举议会组成人员，再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行政首长并组阁，这样多数党就可以同时控制议会和内阁，一方面控制了立法权，另一方面也控制了行政权，当行政权和立法权都控制在一党手中时，行政权和立法权实质就归于一统，所谓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和制衡，也就只有形式而无实质了。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政体，行政权和立法权是不平等的，内阁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既无平等，何来制衡。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本身就不符合三权分立的原则。另一类政体是总统制的政体，美国就是实行总统制的典型国家，可以把美国当作研究标本。美国是三权分立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原因主要有二：1、美国行政权日益强大，造成立法权和司法权无法制衡的局面。美国总统拥有可以否决议会表决通过议案的相对否定和绝对否定权，前者情况下，议案一旦被总统否决，要想再次通过，就必须得到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席位支持，在现实的美国政党力量分布形态上，美国两党之间经常是保持微弱多数和微弱少数的态势，想达到三分之二多数经常难以达到。而且，美国总统还享有绝对否定权，如果法案送交总统10天之后国会已休会，总统既不签署又不否决，这一法案就被认为已被否决，国会无法再推翻，故称绝对否决。这种具有绝对否决性质的否决方式已经被历届美国总统使用了700次以上，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分。总统拥有如此利器，三权分立中的立法权经常要屈就于行政权，所以美国宪法之父们承认说美国是选出来的君主制。2、美国政府的行政权是不完整的，货币发行权和经济管理权限主要不在总统而在美联储，而美联储是私人出资的机构，美联储拥有不受总统和国会制约的多项权力。微妙的是，经常可以看到美国媒体批评美国政府，但是没几个主流媒体敢批评美联储。经济是基础，货币发行权更是经济管理权限中的最核心权力，而美国又是一个金权至上的资本统治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联储才是整个美国体制的核心，所谓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实际都是围绕着美联储在运转，不管是谁如果敢动美联储的奶酪，后果估计比林肯和肯尼迪的结局好不到哪里去。

　　问题三：学习西方制度的国家实现了经济发展国力强大腐败遏制了吗?

　　现在世界上实行西方制度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富裕和强大的基本还是以抢劫为主要手段先富起来的那些列强和一部分依附于列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让西方制度拥趸们不愿提及又无法掩饰的事实是大多数实行西方制度的国家并没有因为接受西方价值观、采用西方模式而发达起来，倒是被西方强国的全球化忽悠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金字塔低端，给塔顶的发达国家输送财富，而自身限于经济停滞甚至此起彼伏的政治骚乱中不能自拔。我们可以把实行西方制度的国家分类几个类别来分别考察。一类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苏东地区的所谓“民主”国家，先看俄罗斯，俄罗斯学习西方搞经济私有化和政治西方化，带来的结果是俄罗斯经济上私有化，经济倒退了二十年，至今都没有得到恢复，沦为一个靠出卖资源为生的国家，腐败全面蔓延并失控，腐败程度远超前苏联。苏联时期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非法手段抢劫的非法财富被合法化。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也是情况相差不多。一类是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实行西方制度的国家。非洲大陆国家，基本都是实行西方制度的国家，除了南非等几个稍微发达的国家之外，大多数非洲国家实行西方制度多年，虽然很多国家资源丰富，却长期没有获得发展，大多数非洲国家陷入积贫积弱，国内局势党派纷争不断、动荡不安，经济上不但没有实现国强民富，反而一直陷入饥荒的泥潭，西方制度实行多年，竟然连饥荒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延缓，贫困人口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增加趋势。守着丰富资源却不能实现发展，堪称西方制度的“丰功伟绩”。第三类是拉美国家。处于美国的后院、资源也是相对丰富的地区，曾经一段时间内凭借外资驱动型战略经济增长势头不错，后来因为负债过高，经济被外资高度控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外来力量驱动式发展无法持续。拉美历史上也是政治震荡的高发区，近二十年来，拉美经济基本停滞。第四类是实行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模式的穆斯林国家，典型代表是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伊拉克曾经是海湾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石油资源丰富，国内政治和安全局势大致稳定。自从萨达姆政权被美国的坚船利炮推翻之后，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二次海湾战争过去了九年，伊拉克平民死亡上百万，占人口的接近百分之五，至今社会治安堪忧，政治格局因为最新一轮选举动荡加剧，经济上守着油库却陷入困境，零八奥运会伊拉克运动员连跑鞋都买不起，只能用其他国家运动员弃之不用的跑鞋参加比赛，经济窘迫程度可见到了什么程度。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邻邦，国内政坛乱象一直没有消停，恐怖事件此起彼伏，国内经济也是陷入了困境，腐败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任总统是曾经有名的10%先生。第五类是实行西方制度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代表是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内政坛仇杀、骚乱不止，腐败程度在亚洲居前列，豪门望族垄断了政治资源。美国等西方国家过年来不遗余力的推销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模式，然后再利用全球化将他们捆绑在美欧强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成功的让这些国家陷入经济停滞、局势动荡的“大好局面”。当然，西方主流媒体对这些是一以贯之的选择性忽略的，他们的主流媒体是持之以恒的要宣传西方制度国家形式一片大好。可惜，事实就是事实，无论怎么掩盖，大多数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陷入困境仍然是事实。

　　问题四：西方的言论自由是真的吗?

　　首先要纠正一个观点，很多人都把媒体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标志。实际上，媒体自由不等于言论自由，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的媒体都是不存在的，没有不受操控的媒体，媒体要不为权力所控制，要不就为资本所控制。前者属显性控制，后者则为隐性控制，而且在垄断资本阶段，资本对媒体的控制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却又不留明显痕迹。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控制的国家，资本能控制经济、政治，自然也需要控制媒体。媒体在西方被誉为第四种势力，资本对媒体的控制欲望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对媒体的控制是很严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主流媒体进行大规模重组，主流媒体越来越集中控制在几家财团势力手中，据说美国对媒体的控制程度都超过了原苏联。美国主流媒体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比如美联储一百多年不接受审计，本来绝对是个有新闻价值的话题，奇怪的是，那么多主流媒体，那么多有着灵敏嗅觉的无孔不入的美国新闻界记者，竟然集体选择性失明了一个多世纪。没有哪家主流媒体敢大力抨击美联储的这种不透明操作。美联储作为一家私人投资的结构控制了美国的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本来更需要透明化公开化，更需要接受审计和监督。美国媒体可以批评总统，却在美联储的问题上保持着谨慎和忽略，那么多主流媒体如此亦步亦趋绝非用巧合能够解释。美国如此，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何尝不是如此。试想一下，其中奥妙并不难搞清楚。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广告收入是媒体的一项主要收入，而广告的投放主要来自资本集团控制的各大企业，资本集团是不会广告投放给一个宣传共产主义信仰的媒体的，一家媒体如果没有了广告收入，想在市场竞争环境下生存是不可能的。即便给你自由办报的自由，如果你的报纸宣传原则与资本的利益抵触，也会因为资金、广告业务投放不够而陷入困境，会遭到资本的冷落甚至围剿，即便你有一定的读者群。媒体都是有立场的，通过媒体过滤的声音，也都是以不与媒体的立场冲突为原则。真正的言论自由状态应该是每个人都享有可以直接表达观点的渠道和途径，而不是少数精英的声音经过媒体的过滤才能发出去。

　　问题五：中国的民主精英真的是为人民而推销民主吗

　　国内民主精英的表现“可圈可点”，在国内他们的代表人物被冠以主流专家学者头衔，民主精英成名于改革，也遭遇质疑并被自我否定于改革。民主精英鼓吹的改革方案，在经济上是实行新自由主义，国企全面私有化、住房货币化、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的方案设计和舆论准备，都活跃着这些主流精英的身影。冠以精英学者、精英专家、民主精英头衔的民主精英，随着改革的进行，惊世言论不断出现，语不惊人死不休，不断的挑战着我们社会的承受能力，如“腐败有利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随着改革在很多领域出现失误，这些精英的水平特别是良知越来越受到质疑，被视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靠出卖学术和良知获取回报的代言人，还有一部分民主精英则被视为西方势力在中国培植的代言人，茅于轼的挑战耕地红线论，就是一个代表，最近一段时间茅于轼的天则研究所在中国承受美国巨大升值压力的情况下，竟然出台了和美国立场不谋而合的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一个研究报告。三十年的时间证明，精英所言所为，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立场，代表了西方势力的利益，却与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大众利益背道而驰。而且，这些自称主流的精英，三十年如一日的传销经济私有化，部分人甚至公开鼓吹政治西方制度化，主流经济学家和民运分子构成中国精英的主体。精英平时总是喜欢高举民主人权旗号，表现悲天悯人之心，一旦到了精英利益遇阻的时候，就抛弃民主法治观点，求助民意企图影响司法。民主精英言必称美国，选择性攻击朝鲜古巴，片面性赞美韩日，聚焦和放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绝口不提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屠杀浩劫，选择性忽略苏东地区西化国家的发展困境，拒不承认贫穷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国家是民主国家，遇到美国对外战争的人权悲剧就放弃普世价值该说民主限于国内，遇到美国对内侵犯人权就只好罔顾左右扣帽子指责对方是专制余孽，为美国干涉中国人权时辩护说人权高于主权，遇到中国人指责美国人权就说这是人家内政。精英的上述表现，自然让民众对精英缺乏信任和好感，须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可以蒙蔽一时却不能忽悠一世。精英的种种表现让人如何敢相信他们的民主是为人民大众呢?精英口中的民主自由无非就是少数精英可以抢劫大多数人的自由却不允许大多数人享有反抗的自由，精英口中的民主无非是首先要确保精英享有特权的民主，是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不能损害精英利益的有限度民主。

二、西方制度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

　　经过上述五个问题的分析，可以打出以下结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要是靠抢劫致富然后利用先发优势继续用秩序继续转移财富，而是不是靠他们的所谓民主强大起来的，后续适用西方制度的国家能够发达的如凤毛麟角;西方制度所鼓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都是形式大于实质;西方制度的媒体自由并非言论自由，而是用资本资本隐性控制下的体现资本和精英言论的自由;模仿和采用西方制度的大多数国家的西化探索都不成功，经济既未发展，腐败也未减轻;国内鼓吹西方制度民主的精英并不是在为“民”而主张，精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是对立的，是一个蛋糕切割的两个对立面。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方制度并不是如西方政府和媒体宣传的那样，也不是如国内精英和民运分子所鼓吹的那样，西方制度并非民主制度。分析至此，相关问题又接踵而来，西方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西方价值观的口号下面掩盖的是丛林法则

　　自由平等博爱是西方思想先驱提出的口号，也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仅仅从口号来看确实不错。俗话说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看看推行西方价值观的的国家所作所为，就知道这些口号仅仅是口号。西方的历史，基本是一部抢劫罪恶史。西方现代史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手持圣经搞征服杀人的阶段，彼时的他们唱着动听的口号满嘴仁义道德，手握屠刀残忍的屠杀搞罪恶的征服;第二个阶段是高唱自由民主人权口号，继续屠杀继续征服。美国通过被现在的民运分子顶礼膜拜的宪法之后，屠杀和征服的步伐丝毫没有减缓，甚至出台了杀人有奖的政策，这可是连希特勒都没有搞的反人类规定。即便到了和毛时代同时期的美国，美国为了资本利益，照样可以派出军队枪杀反战学生，照样可以派出飞机装甲车残酷镇压示威游行的群众，即便到了今天，美国也没有停止抢劫的脚步，对内靠有利于资本垄断利益的体制对大多数人抢劫，导致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导致国内的贫富悬殊;对外，靠国际秩序和坚船利炮威胁抢劫大多数国家，导致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资本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丛林法则的暴力推行历，无论是原始积累还是现在的秩序抢劫，资本都是在运用丛林法则攫取最大的利润。西方的价值观是为了资本的掠夺做美容服务的，西方民主忽悠之路，也就是西方资本掠夺之路，还是走的一手拿圣经一手搞掠夺的老把戏，自由、平等、博爱不过是掩盖丑行的遮羞布。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贫富悬殊状态，从根本就违背了平等的理念，何来平等?在贫富悬殊的金钱至上社会，没有金钱就没有地位，面对资本的强势，不受剥削的自由来自哪里?不做房奴孩奴的自由又来自何方?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资本垄断下的过度竞争导致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出现，指使人情冷漠(富士康就是一例)，金钱至上，本身就是对博爱的否定，不见博爱，倒见博性了。西方价值观漂亮的口号之下掩盖的是丛林法则，西方倡导的私有制基础上的优胜劣汰，就是动物界的丛林法则移植到人类社会的变种。看看大搞资本主义的国家，哪个没有贫富悬殊，哪个不是少数财富集中在多数人受理，喊着平等的口号，实现的是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秩序;高喊自由，却把大多数人捆绑在资本的枷锁之中无法挣扎;高喊博爱，却导致了人情冷漠金钱至上。

2、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有真正民主

　　沙滩上是建不成高楼大厦的，民主也需要基础，这个基础是体现平等和公平的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和分配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其他私有制一样，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制造着贫富悬殊，贫富悬殊的金钱社会，都能导致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能够让人对金钱的追求到了疯狂到扭曲人性的程度。金钱的不平等能产生权利的平等吗?之所以如此，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通过钱进行量化，社会地位、个人声望都跟财富多少挂钩，所以为了获得财富可以不择手段。没有钱，连个人尊严都维护不了，还谈什么民主权利。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资本必然寻求对权力的影响甚至控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无一不是金钱至上的国家，资本的力量操控着媒体、操控着权力，操控着选举，贫富都悬殊了，一个乞丐和一个亿万富翁如何实现平等。人人一票最多只是投票权的平等，但不代表着权利的平等，有了资本可以去控制和影响舆论，可以去影响和操纵选举。没有资本，只能弱弱的去选择别人已经给你挑好的两个流氓，只有从两个流氓中挑选一个的自由。西方政客的主体要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就是就是攀附资本财团的利益代言人，看看美国，看看菲律宾，看看印度，莫不如此。当选举变成了有钱人的游戏，这样的民主这就演化成了金钱民主，有钱才有民主，没钱只能被民主。有钱可以在选举的最初阶段就可以操纵候选人的产生，可以利用资本控制媒体来影响选情控制候选人，没钱只能把投票当做一种自我安慰的游戏，投出的是选票，收获的只是政客的口头承诺和个人的心理安慰而已。当台湾选举产生的阿扁招认他是美国政府代理人接受美国指令时，我就对私有制基础上的金钱选举的功能产生了绝望之情。所谓金钱和选票的平衡，那是骗人的鬼话。金钱可以操纵选票，可以通过控制媒体来影响选票。何来平衡一说?要说平衡，也是建立在不损害垄断资本核心利益前提下的体现巨大倾斜的平衡，一旦损害了资本的核心利益，这个平衡就不复存在了。

3、西方制度是隐性的门阀政治和家族统治，是隐性的封建世袭制度。

　　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而《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则称美国的新政体是“君主制的新版本”。

　　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西方国家家族企业现象非常普遍。据统计，在西方国家的二级市场上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企业、初级市场上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均是家族企业。在法国，职工人数为10人至500人的企业中，有90%的企业是家族企业，它们的营业额大约占法国企业总营业额的一半。在美国《财富》杂志列出的前500家企业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是在个人股东的控制下。美国的家族企业占美国企业总数的96%。据统计，在意大利，在全国企业总数中，家族企业甚至占99 %。西方十大家族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杜邦家族、奥纳西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IBM沃森家族、高尔文家族、福特家族、马克斯家族、迪斯尼家族、摩根家族控制西方的经济命脉，这十大家族实际控制着西方经济命脉。

　　经济如此，那么政治呢?包括美国在内的实行西方制度的国家著名的政治家族比比皆是。菲律宾的阿基诺家族、新加坡的李光耀父子、印尼的苏加诺父女、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家族，被誉为最“民主”国家的美国也是世袭政治现象非常多的国家，且不说政坛的 “四大家族”———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单说美国有24位总统起码和另外一名总统有亲戚关系，而且其中只有两位是通过婚姻找到政治大树的，其余22位是含着政治金钥匙出生，占总数的51%。有30位(70%)有政治背景，其中20位是政治人物的儿子，2位是政治人物的侄子或孙子。家族政治也是英国政坛的特色，曾三度出任保守党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其家族从1868年至1955年间向英国政府贡献了1/10的内阁大臣。英国第一位女议员南希·阿斯特是与其丈夫双双当选下院议员的，而她们的3个儿子后来也都步入议会。实际上，英国议会至少有12对夫妻议员，双胞胎议员、兄妹议员和母子议员等早已不是新闻。英美也许有一脉相承的传统，“政治王朝”现象或许不足为奇。然而在拥有200多年民主革命历史的法国以及意大利和希腊等其他欧洲国家，政治世家的踪影仍随处可见。日本的世袭政治家族就更多了，仅以最近几届首相为例：鸠山由纪夫父亲鸠山威一郎是当过外务大臣的政治家，威一郎的父亲鸠山一郎则是恢复日苏邦交正常化的首相，鸠山一郎的父亲鸠山和夫更是出任过众议院议长的政治大佬、麻生太郎麻生太郎的外公是吉田茂、福田康夫的父亲福田赳夫也做过日本首相。研究表明，过去400年，英格兰基本控制在1000个家庭手中，2500个家庭则“操纵”着整个英国。美国则由60个最有权势的家族“掌控”着。美国200年历史，也就是家族统治和门阀政治的历史。国会女议员、下院前议长贝蒂·布思罗伊德对此称：“政治流淌在一个家庭的血液中，就像煤垢永存在矿工家族的指甲缝里一样”。

　　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里，政治的家族世袭现象是和经济的家族世袭制有紧密联系的，很多政治家都是富豪家族出身，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取得政治地位，利用政治地位来为经济利益保驾护航，经济和政治结合的如此完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发展到官僚资本主义，权和钱的结合是必然的。政治世家的“经营模式”同豪门巨贾的家族生意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家族财富一代代传承的同时，也可以一代又一代地“复制”政治家，把政治变成“家族事业”。

4、西方制度实现腐败隐蔽化规模化，并部分实现腐败制度化和合法化

　　西方模式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将权钱交易合法化。权利产生是通过选举，而选举就需要金钱。于是候选人为了赢得大选，而不得不到处融资，胜选后再给予回报，这就是西方“钱找权然后权为钱的模式”，通过这种模式，给西方选举披上了权钱交易的浓厚色彩。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要想赢得选举就必须有钱或者能搞到钱，没有钱就不能做广告、就不能拥有一流的助选团队，选举大战同时也是烧钱大战。试想一个不代表资本利益的穷人如何能赢得垄断资本的慷慨解囊呢?资本之所以要捐款，自然不是为了学雷锋做好事，资本对候选人的政治捐款，是一种投资，投资自然也是为了获取高回报率。在美国各大公司都设有专门的捐款机构，08年的美国大选，恰逢经济危机，高盛集团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捐”了几个亿美元。对于资本的捐款目的，候选人自然也是心知肚明，当然会知道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因此候选人一旦获胜，就必须给予回报。回报的方式可以有多种，一是上台后出台有利于曾经帮助过提写过自己的重大财团的重大决策，比如小布什上台是得益于德州石油商和美国大军火商的大力支持，小布什竞选成功后，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直接结果就是穷人的孩子战死五千多，而美国的军火商和石油商则赚的盆满钵满。二是通过召入内阁、派驻条件优越的国家任大使(美国三分之一的驻外大使用于酬谢捐款人)。为布什竞选筹款居功至伟的“先锋”俱乐部，有43人谋上了要职，其中两位是部长，包括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还有19位出任欧洲各国大使。通过这些模式，西方成功的把大量的权钱交易合法化。西方民主在发展过程中，选举腐败是相当惊人的。之前西方还对捐款限额加一个限制，表面上还对权钱交易搞点包装，从去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解除对公司和工会捐款的上限之后，资本就可以公开的利用金钱威力去影响选举了，连遮羞布都省略了。制止不了就合法化，合法化的目的是让大家有一个腐败的规则，一搞透明化似乎非法的就成了合法的了，这也是西方“民主”的特色和精髓之一，凡是管不了的事情就一律合法化，包括开赌场、开妓院都是这种思路。荷兰和加拿大魁北克甚至走的更远，吸毒都是合法的(其实中国自由派倡导民主不如从倡导赌场和色情业合法化入手)。当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恰逢美国举行1896年的总统大选，他问的几个问题却一针见血：“不知阁下有多少家产?阁下组织竞选资金由何人所得?阁下又以何为报呢?您觉的资金助选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吗?”只要是权钱交易，就是腐败，而且是最经常出现的腐败形式。但由于西方对很多权钱交易通过立法给予了合法性地位，公开、透明和限额的权钱交易也就不算腐败了。当然，太多的腐败都已经合法化了，所以给外界的感觉较为廉洁。如果吸毒抢劫杀人都合法化了，那么犯罪率自然也大为下降。

三、既然西方制度本质上并不是民主制度，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非要把它当作民主制度来推销给中国呢？

　　对于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不是民主对他们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一种制度能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受清算;对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而言，中国人民是不是享有民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不能崛起从而影响他们苦心建立的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这两种力量是目前最希望中国搞西方制度的主力。

　　国内想让中国彻底资本主义化的势力主要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和民主精英，他们靠资本和权力的结合通过非法手段抢劫大多数人迅速积累财富，财富有了，担心却加重了，担心什么呢?担心非法行为被清算、担心非法利益被收缴。最保险的做法是什么呢?那就是让中国全盘实行西方制度，走前苏联和俄罗斯走过的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制度从来都不追究资本的原罪，因为西方资本的积累过程就是一个原罪叠加的过程。如果中国也全盘西化，那么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利益也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法律体系之下的合法资本，后代子孙还可以通过合法继承来世代享受非法获得的利益，非法利益合法化这也是曾经富可敌国的和珅的一个梦想，和珅在世的时候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制度红利，现代和珅们却发现了他们非法利益的安全存在于保护私人资本同时也保护资本原罪的西方制度，当然要迫不及待的引进这样的制度。

　　想让中国彻底走向资本主义的另一股势力来自国外，是时刻梦想阻碍中国崛起、寻求削弱中国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美国等列强最担心中国崛起，最希望中国自己把自己打败。让中国最快速度终止崛起趋势，让中国最快实现衰落的方式就是让中国实行西方制度。前苏联和俄罗斯在这方面已经提供了标本。苏联搞修正主义试图服用西方开出的药方，导致国家解体;俄罗斯继续搞经济上私有化和政治西方化，结果经济倒退了二十年，至今都没有得到恢复，沦为一个靠出卖资源为生的国家，却在短时间内催生了众多世界级富豪，蛋糕做小了，富豪产生了，对大多数人的好处在哪?难道这不是抢劫吗?如此大规模的抢劫利益却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同时腐败比前苏联严重了很多倍。对于西方势力而言最重要的结果是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通过私有化发动的金融战对苏联时期几十年的积累财富席卷一空给美国注血，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沦为了二流国家，扩大了势力范围和全球战略利益。中国的幅员辽阔，中国的人口众多，中国几千年的大国底蕴沉淀，中国几十年和平时期的快速发展，让美国忧虑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会损害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西方国家集团的利益。防止自己被超越的最好办法就是削弱对方，而让中国最快衰落的方式就是实行西方制度，让苏联的分裂和俄罗斯的衰落历史在中国重演。俄罗斯因为实行西方制度经济衰退了二十年至今都没恢复，俄罗斯是资源大国人口小国，靠出卖资源也能养活自己的人民，俄罗斯西化的过程尚且如此痛苦，要是中国遭遇俄罗斯同样的命运，那结果只会被俄罗斯更惨。到时候，中国的民主精英可以移民美国过上幸福生活、接受美国人颁发的勋章，而中国老百姓就要承受比俄罗斯人民更多的痛苦。

五、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只能是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的大众民主制度。

　　关于民主，我认同的民主理念是把民主看成是资源共享的机制，这个资源不只是指政治资源，也要指经济资源。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公平，真正的民主需要公平的分享政治资源，也需要公平的分享经济资源，这个可以分享资源的权利就是民主权利，前者指政治权利，后者指经济权利。而且，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和经济上的民主权利是互为条件的，经济民主权利是政治民主权利的基础，政治民主权利则为实现民主权利提供保障，二者缺一不可，是不可分割的民主权利的两个方面。没有公平的经济民主权利，也就没有公平的政治民主权利。在我看来，真正的民主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首先要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公平的分配方式，公有制才能保障公平分配，财富的公平，为权利的平等奠定了一个基础，贫富悬殊的金钱社会里注定不会权利平等。

　　二、要实行普选制，方式可以是直选，也可以是间接选举，但是必须排斥私人垄断资本对选举的影响和操控。民主离不开选举，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基础，但是只有选举还不算是民主，西方社会几年一次的三分钟选举民主后跟着的就是几年的民主权利真空。所以民主制度需要一整套包括选举、监督、弹劾启动权在内的机制。

　　三、要建立在很正的言论自由，要建立真正的每个人都能发声的言论自由制度，仅仅有媒体自由是不够的，媒体自由不等于言论自由，没有自由的媒体，特别是市场条件下，不服从资本和权力的媒体不可能生存下去。要通过建立和发展普通人可以不依赖其他人就能独立发声的平台，来保障人人都有发表个人观点的途径和通道。

　　四、要建立真正的制衡体系，不只是权力内部要分权和制衡，更重要的是在权力和群众之间的制衡体系，体制内制衡结合体制外制衡，才是真正的制衡。

　　五、民主不只是体现在政治权利领域，也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追求全面的民主，在经济领域，公有制企业内部要实行民主管理，保障普通员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和监督企业经营者的权利。这点与私有制企业老板说了算的专制体制，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