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社会主义的思维破除金融危机的迷思

作者：周新城来源：江南app网址 2013-05-02

周新城：中国模式下的金融业要和实体经济相配套

人民网记者秦华

2009年03月10日来源：人民网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从房地产的信贷危机发展到一般的信用危机，从投资银行的破产蔓延到商业银行的破产，从虚拟经济危机扩展到实体经济危机，从美国迅速地影响到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牵连。在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分析中国的经济形势指出：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经济增长下滑过快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矛盾；在部署2009年主要任务时,报告认为今年的政府工作,要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主线。

　　在中国和世界共同面对的金融危机面前，如何找到危机爆发的根源，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如何认识金融危机、应对危机，反思社会制度和金融危机的关系等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需要去厘清我们的思维。为此，人民网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理论家周新城，请他谈一下社会主义中国应如何认识危机，以及两会后的中国如何应对危机这些问题。

　　在谈到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这一问题是，周新城首先强调，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鼓吹新自由主义是站不住脚的，西方经济运行机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但从总体来说，显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那么美妙，问题极多，我们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来考虑自己的改革问题，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必须解放思想，当前迫切需要从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以及西方经济运行的具体做法那种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

　　周新城表示，应对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是要摆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金融业服从于、服务于物质生产和流通的需要，而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去发展金融业。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虚拟资本的前身借贷资本的形成与再生产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借贷资本本身是不会创造财富的，它从属于职能资本，通过为职能资本的运动服务，从而节省流通费用，间接地增加社会财富。但在它独立出来以后就会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它具备了增殖自己价值的能力，仿佛货币天然就能够生出更多的货币，这就形成了“钱能生钱”的资本拜物教。

　　周新城认为如果从这种观念出发，资本就会脱离实体经济的运动，不去创造物质财富，而在资本市场上自我运转，不断“创造”出名目繁多的衍生工具，通过投机获得高额利润。这就形成泡沫。当虚拟经济的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不能不破灭的时候，金融危机就爆发了，一连串金融机构破产，进而就会影响到实体经济，导致经济危机。从经济现象上看美国这场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也许最典型的例子是冰岛了，这个人口不过32万的小国，做着“金融大国”的美梦，放弃了捕鱼业这个支柱性的实体经济，凭借狂热的投机欲望，从海外大量借贷，大力发展金融业，一时间银行的规模迅速扩大，好像遍地黄金似的，虚拟经济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时至今日，泡沫破灭，冰岛就面临全国性破产的风险。这是个沉痛的教训。

　　周新城认为，吸取这些国家的教训，中国经济想要有一个良性循环，必须按照实体经济运转的需要来发展金融业，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协调。警惕金融业不顾实体经济的需要，必须加强监管，对于有可能形成泡沫的行业如房地产业要适当加以限制。对运用和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必须慎重。要看到，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虚拟经济终究是空中楼阁，不会带来任何一点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必须把发展经济的注意力放在实体经济上，只有扎扎实实地的实体经济才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基石，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才能最终规避金融危机。

　　周新城进一步强调，与此相应，我们在政策上、体制上和舆论宣传上，不能鼓励投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机行为是很难避免的，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进行运转。我们不能鼓励以至奖励投机，而要提倡劳动致富，引导人们勤恳、诚实劳动，创造社会财富，而不要把希望寄托于不劳而获、一夜暴富上。大量的人力、物力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转而投入投机行为，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浪费，而且会由于泡沫的破灭而导致危机的。

　　周新城还认为有一点需要明确。我国的商业银行是国有的或国家控股的社会主义银行，在性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有根本区别的。我国的商业银行，一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必须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只顾自身的利益甚至只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而损害人民的利益。在金融体制改革时，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两方面的要求，不能偏废。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我国金融业完全可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要用社会主义的思维破除金融危机的迷思

　　周新城说，世界上许多包括中国的学者为资本主义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出谋划策，仿佛只要采取他们的主张，资本主义就可以安然无恙。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从资本主义是永恒的社会制度、“历史到此终结”的观点出发，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只要纠正一些偏差就可以避免。

　　周新城表示，现在经济学界和社会上流行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认为金融危机是对经济缺乏信心引起的；

　　第二种是金融危机爆发根源于华尔街不合理的金融创新；

　　第三种是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能够解决当前的金融危机。

　　周新城指出，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缺乏信心是造成危机的原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克服危机。这要区分两种情况。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危机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这种外部因素波及到的，必须树立摆脱暂时经济困难的信心；但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与有没有信心没有关系。

　　周新城谈到，说危机是由缺乏信心造成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庸俗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就持有这样的看法。他在《信用循环与商业恐慌之来源》中说：“商业恐慌的病根，并非钱袋问题，乃是心境问题。”但是信心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丧失的呢？据他说，在复苏阶段，资本家的心情普遍乐观，于是引起了过分投机，而投机过分必然遭到失败，这就引起了普遍悲观，因而爆发了危机。正是周期性经济活动中的高涨与衰退决定了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的产生与消失，而不是相反。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心情的沮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深危机，但从根本上说心情沮丧只不过是当时市场混乱和利润低落的反映，是危机所造成的心理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把人们心理的变化当作危机的原因，把增强信心当作克服危机的根本措施，从理论上讲是倒因为果，是唯心主义的表现；从实践上讲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因为它掩盖了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这一真相。

　　周新城表示，针对第二种观点说危机是华尔街的贪婪、腐败的本性引起的决策失误导致的，这些人应该对金融海啸负责。毫无疑问，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决策者为了追逐最大限度利润，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兴风作浪，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华尔街的决策者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仅仅是个人品质的反映，而是资本本性的表现。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是没有界限的，越多越好，其信条是“哪怕死后洪水滔天”，也在所不惜。要他们改变这种本性是做不到的，希望他们从此改恶从善、放弃贪婪，那是缘木求鱼。要根除经济危机这样的痼疾，唯一的办法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周新城谈到，对于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许多人寄希望于通过国家干预来克服危机。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做法。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曾交替使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往往是在繁荣时期就采用放任市场自发地发挥作用的自由主义政策，在危机时期就采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没有能够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能拯救资本主义。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大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曾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普遍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许多人以为找到了防止和克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方。但是实践表明，这一药方并不灵验，进入70年代，又普遍出现滞胀现象，无法解决，因而不得不放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时至今日，危机爆发，又想拾起凯恩斯主义这一破产了的工具来对付危机。这一套并没有多大用处，最多只是缓和一下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某些政策的失误（像某些学者所说那样），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周新城进一步分析到，面对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许多人正在思考出路何在。在欧洲，人们的目光转向马克思，《资本论》重新成为畅销书。有分析人士指出，“眼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化为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它是否走到了尽头？”“认为资本主义开始衰落的人不在少数”。人们得出结论：“只有马克思才对资本主义有透彻的看法”。显然，唯一的出路是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从根本上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