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垄断金融资本的时代

垄断金融资本的时代

J．B．福斯特

余治国(yuweiyuwei)译

美刊《每月评论》2010年2月号发表了J．B．福斯特题为《垄断金融资本的时代》一文。该文是福斯特参加越南首府河内市胡志明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于2009年12月15日举办的“今日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研讨会”上关于“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讨论组的提交论文。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3年前，即2006年12月，我为《每月评论》写过一篇《垄断金融资本》的文章（中文译文见《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3期）。当时有个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1966年出版《垄断资本》的40周年纪念活动。“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40周年纪念中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我写到，“资本主义变化了吗?其演进是在他们所描述的垄断阶段内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已超越了垄断阶段呢?当然，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最明显的事实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变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很明显，资本主义体制还未找到一种解决其推动力即资本积累问题的前进方式。《垄断资本》中所描述的资本停滞现象更趋恶化：新的腐蚀性的症状形成了，而那些潜在的弊病还在蔓延和深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体制找到了复制自身的新方式，并且资本在这种停滞中通过金融资本的爆炸式增长或斯威齐所称的‘金融资本的胜利’(《每月评论》杂志1994年6月号)获得了反常的兴盛。我暂且称这种体制的新混合阶段为‘垄断金融资本’。”

本文继续讨论停滞性增长（或停滞）和金融化的“二重性”，这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目前阶段的特征。我总结了以下两种可能：第一，金融和经济危机主要以“全球债务崩溃和信用紧缩”的形式爆发；第二，垄断金融资本中经济停滞与经济金融化的共生关系继续存在。我将说明，实际上，我们在过去两年所经历的事情总结如下：这是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并且，通过抵消经济停滞的正规方式的金融化手段，资本主义制度努力地进行自我纠正。随后，我将尝试概括出这个论证的逻辑过程，特别要指出的是我的观点来源于巴兰、斯威奇和哈瑞·马格道夫，我还将概述出这与我们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困境有怎样的关系。

一、资本主义垄断阶段

在《垄断资本》中，巴兰和斯威齐介绍了由美国所体现出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少数巨头，即垄断（或寡头）公司主导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生产集中与集聚的结果。这个体制的核心特质是剩余（价值）的上升趋势。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区域倾向于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价值），这种现象之所以可能出现主要在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长，成熟性的垄断产业中真正的价格竞争已经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主要制约不再是生产经济剩余，而是吸收剩余，换而言之，有效需求将长期不足。

在通常的资本主义支出的分析中，剩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被吸收：一资本主义消费，二资本主义投资。资本主义消费增长将遇到资本本身的内在积累动力的阻碍（“积累！积累！这便是摩西和先知！”），然而，如果所预期的新增投资的回报较低，企业通常会回避投资。这种预期会被工业产能利用率的现有水平所影响，闲置厂房和设备的存在阻碍了达到更高产能的商业投资。并且，由于资本具有获取更多剩余的倾向往往使得实际工资增长率要低于生产率的增长（即工人受到更多的剥削），基于工资的社会消费相对于社会生产力必然长期不振。这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净投资的萎缩。因此，在垄断资本条件下，长期的增长停滞趋势的特点是非常大的甚至还在不断扩大的失业缺口。所以，换而言之，由于劳动力和资本品的利用不足，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停滞或缓慢增长的根本性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停滞不应该和消费产品或技术的停滞相混淆。事实上，生产技术的持续发展是资本主义（包括其垄断阶段）的普遍特征，但这只提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潜力，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过度积累倾向。在对整个经济与地理都有影响的条件下，像大规模蒸汽机，铁路和汽车等划时代的技术革新的出现，会产生与现有的收入制约因素无关的对新增投资的巨大需求。只有这种情况，才能将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低迷中拯救出来。然而，巴兰和斯威齐认为，那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尚未出现。

的确，垄断资本已经充分证明，在许多情况下，产生新的消费产品高峰的创新的结果并不是为了满足真正的消费需要，而是人为制造的需求。但是，尽管有所谓虚构的“创造性毁灭”和浪费性商品的迅速扩散，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可否市场饱和的长期趋势。

《垄断资本》出版于战后的经济“黄金时代”，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似乎离经济停滞很遥远。这是主流经济学家（不是最后一次）宣告经济周期结束的时代。但巴兰和斯威齐坚持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原因，在于为了抵消经济停滞而采取的大量偏离正常经济发展过程的特殊经济刺激。其中有些经济刺激是暂时的，另一些刺激或多或少都永久化了。他们指出，随着FIRE（金融，保险，房地产）的增长，巨大的销售努力已渗透到生产过程本身。以冷战或朝鲜和越南热战的形式，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通过吸收未利用的产能推动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比之下，作为美国GDP的一部分的政府民用支出也已经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以来的“外星界限”（美国系列电影，主要表现超出科学界限的超自然现象——译者注），从而限制了经济刺激的作用。 (在过去40年直到今天，政府民用支出和投资占GDP的百分比一直保持在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水平。) 这整个分析指出，具有各种抵消停滞措施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来看难以避免陷入停滞。

二、经济停滞和金融爆炸

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停滞现象，而是滞胀（即经济不景气加上通货膨胀）。主流的解释是，通胀才是真正的元凶，因此以下措施便成为对各种赤字进行经济调整的主要策略：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哈耶克时代代替了凯恩斯时代。美联储主席保尔·沃尔克在1970年代的利率冲击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危机，那可是整个紧缩政策的一部分。美国进行了一个新一波的军费开支增加和帝国主义干涉，同时还削减工人阶级的收入，把穷人的收入再分配到富人头上。这在国际上则表现为以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全球结构调整为杠杆，从而迎来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

斯威齐和马格道夫（前者于1969年成为《每月评论》编辑）仍继续主张在此期间的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倾向，生产和实际经济增长的弱点被财政大幅度的增加所掩盖。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他们出版了《繁荣的终结》（1977），《停滞和金融爆炸》(1987)和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重点探讨的是基于日益显示出结构性衰退迹象的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上层建筑的膨胀。“抵消停滞倾向的力量”， 他们在《停滞和金融爆炸》一书中观察到，“从1960年代开始到1970年代中期严重的衰退之后，没有什么比增长更重要，但增长也更少地被经济分析者所理解，国家债务结构（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底层‘实际’经济缓慢扩张的步伐。结果，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而脆弱的金融上层建筑承受着日益威胁到整个经济稳定的压力和张力。”

马格道夫和斯威齐所研究出的信用债务系统投机性增长的趋向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愈演愈烈。美国经济的私人债务从1970年占GDP的110%增加到2007年的293%。(债务总额，包括由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券，从1970年占GDP的150%上升到2007年的346%。) 金融不稳定性在周期性的信贷紧缩中表现得愈加明显。《每月评论》认为，债务增长就像吸毒成瘾，这是因为要获得相同的刺激作用必须要用越来越多的药物。在1970年代，美国GDP增长每投入一美元新债务就可以获得约60美分的GDP。到2000年初，这一比例已下降到每投入一美元新债务才可以获得约20美分的GDP。

在过去40年（1970-2010年），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尽管在亚洲一些地区在快速增长——已经经历了长期地增长减速。美国经济增长率 (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已经在慢慢地衰减了：1970年代经济增长率低于1960，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1970年代又要低一些，2000-2009年比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还要低。非住宅净投资从1965-1966 年占GDP的4.8%下降到2005-2006年的2.6%。非农劳动力的实际小时工资率在1972年达到顶峰，到2006年，回落到1967年的水平。此外，工资和薪金支出从1970年占GDP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6%。相似的停滞的普遍趋势也影响了欧洲和日本。

三、资本主义金融化

到80年代末（1987年股市崩溃之后），并一直到90年代后期，斯威齐都认为，金融化是一种高级垄断资本主义或多或少的永久趋势。这是滞涨主义者观点的另一面。他在1997年写道：“在起始于1974-1975年经济衰退资本主义近期的历史中三个最重要的基本趋势是：（1）总经济增长率的减缓；（2）垄断（或寡头垄断）的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3）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他认为，全球化这第四个基本趋势是一个更长、更复杂和多元化的现象，反映了帝国主义扩张和返回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起点的现象。）

资本主义金融化能被定义为资本主义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转变。斯威齐观察到，金融危机和不稳定性已经成为经济周期顶峰的一个部分。但是，怎样解释金融化扩张的长期趋势？现在颠倒了历史经验的设法不依赖于快速增长却依赖于缓慢增长的金融投机是可能的吗？

显然，面临着投资机会的缩减，公司和获得剩余的财富投资者竭尽全力企图通过资产组合的投机来维持和扩张货币资本。不太明显的是它能提供一个似乎无限的外来和不透明的金融工具：所有种类的远期，期权和衍生品。但是，数十年来那样一种“赌场经济”的延续虽然由于保持游戏继续的最后贷款人即央行的干涉而被信用紧缩所打断，但资本主义经济并未发生质的变化。

在斯威齐对《垄断资本》进行25年回顾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既定传统中，我们（已经）把资本积累当成对实际资本存量的实质上的增加值。但是，事实上，这仅仅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一个方面。资本积累也可以是金融资本存量的增加值。当然，这两个方面有相关性，但这个相关性的本质起码可以说是存在疑问的。”尽管如此，相关性很多方面的问题的已经表现越来越明显：通过FIRE行业和各种财富效应（财富效应可以把资产升值转化为新的需求）所创造的就业，金融化能帮助提升停滞的经济。金融化无法改变生产停滞的根本问题，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恶化了它。相对于实际经济的金融增长还意味着可能破灭的金融泡沫的出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时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流动性和资本。央行越能有效地防止金融系统崩溃，就为将来创造更大的危机。如果金融泡沫膨胀到足够大，它就会压垮央行和国库，在这种情况下，严重的债务紧缩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经济权力在从公司董事会转移到金融机构和市场，这会通过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以复杂的方式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金融日趋重要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这不仅在于金融公司的扩张还在金融分支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活动的增长，以至于金融和非金融公司之间的界限尽管意义重大，但却日趋模糊。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金融化是长期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新力量，并且在整个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时代都是 确定的组成部分。金融化日趋和政府债务相互联系在一起，金融化转变了赤字的作用，尤其是美国这个全球金融化的中心。由于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停滞趋势，资本主义经济除了继续金融化过程以外，别无他法。

四、金融大危机和第二次收缩

我和哈瑞·马格道夫、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一起在《每月评论》2002年11月刊发表的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到，基于一般模型，不动产/房产泡沫的膨胀是一个潜在的导致美国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紧接着我们又在第二年春天一篇题为《复苏是什么》的文章中声称：“房产泡沫可能直到破灭都会继续膨胀。”由于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关键，我在2006年5月的《每月评论》上写了“家庭债务泡沫”（《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11月），该文指出不可持续的房产抵押贷款（以巨大的负担压在工人头上），还指出泡沫有可能破灭而影响到整个经济。再后面的一篇文章是弗雷德·马格道夫发表于《每月评论》2006年11月刊的“债务和投机爆炸”。因此，尽管在2007年夏末首次爆发的危机的某些具体方面让我们感到惊讶，但就危机的一般性发展来说，我们并不感到惊讶。

就像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思·罗戈夫在《时代不同了：八世纪的金融闹剧》一书中指出的：“金融危机很少在真空中发生。很多时候，一场金融危机仅仅在一个真实冲击减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后才真正开始。因此，金融危机是一种放大机制而不是触发机制。”所以，他们称之为“第二次收缩”（1930年代大萧条是首次收缩）的概念以我们分析的逻辑来说可以被解释由停滞力量引起金融泡沫破灭，泡沫破灭则是一种放大机制。

金融大危机本身能被看成某种回到实际经济停滞趋势基本面的金融利润的“回归平均值”，这造成数万亿美元的损失。这便成了“金融化危机”的打击，而金融化恰恰是抵消生产停滞的主要手段。在2007年9月至2009年3月的18个月中，全球50万亿美元资产蒸发，其中包括7万亿美元的美国股市财富和6万亿美元的美国房产财富。2009年3月初，经通货膨胀调整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经“回落到1966年水平”，以至于又回到了40多年前巴兰和斯威齐发表《垄断资本》的那个年代。

2008年末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引起金融系统彻底崩溃的恐慌，在这之后的一年多出现了逆转，我们看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驱动性的资产价格复苏”的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策略已经从直接的数十万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演变为更协调一致的努力。把金融化恢复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原动力，这在历史上真地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然而，这却带来了明显的危险。.2009年11月上旬，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警告说：“自3月以来主要资产的价格已同步反弹到顶点以上。”，这不过创造出包括“新美国资产泡沫”的“高杠杆的全球资产泡沫之母”。11月晚些时候，美联储委员会主席伯南克谨慎地回应了华尔街所关心的问题，华尔街担心金融驱动的复苏会构成对了巨大的即将破灭的资产泡沫的威胁。他（以一种不否认的否认态度）简单陈述道：“虽然这很难说，但对我来说还是很明显的……目前在美国金融体系存在巨大的失调现象。”《华尔街日报》给出“伯南克：美国现在没有明显的资产泡沫”这样的标题来报道这件事。

2009年底显而易见的华尔街恐慌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混乱的金融市场高速膨胀到完全脱离了实际经济。引起恐慌的并不是其他因素，而是泡沫膨胀得太快太大，这可能导致泡沫迅速崩裂而带来毁灭性后果。

英格兰银行金融维稳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预兆性地谈到“死亡循环”。 他估计，在目前的危机中美国和英国给银行的援助几乎达到两国GDP的四分之三。他认为，这项庞大的对金融机构的政府援助是在鼓励基金经理们去冒更高的投机风险，这是在把现在的危机推迟到以后发生，而以后将会更大的危机。

就像奥巴马首席经济学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在2009年3月所观察到的：“泡沫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经济动荡和混乱不仅会影响到推动泡沫过度膨胀的那些人还会影响到无辜者。即使泡沫可以持续膨胀，也并不表示经济是健康的。在2000-2007年这么一个稳固的经济总量增长的时期，典型的在职劳动者家庭的收入下降了近2000美元。中产阶级收入的下降正如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暴涨一样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必定是资产价格上涨，另一个原因必定是金融部门利润的爆炸性上涨，金融部门利润占2006年所有公司利润的40%。”

萨默斯在发表这个陈述时深知，垄断金融资本实在没有其他的途径，基于金融救援的资产价格膨胀刺激经济复苏所带来的则只有危险。因此，他试图向他的听众宣布：“确保我们不会把一个可持续的资产膨胀转变为又一次的痛苦的衰退，这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奥巴马政府的正式立场是另一次金融崩溃可通过实施新的金融管制而得到避免。事实上，这是不承认经济停滞和金融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也不承认经济增长与金融政治力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长期来看，金融化经济的有效管制是不可能的事情，原因正如20年前哈瑞·马格道夫所解释的：“债务投机泡沫膨胀得越厉害，政府管制就变得更具有威胁性，否则泡沫就会崩裂。央行行长和其他官员不仅要限制干预（除拯救濒临破产的大银行和大公司外），他们还不得不进一步放松管制以缓解压力以防止潜在的过度化金融的崩溃。”此外，国际资本市场的增长限制了国家金融管制的力量，迫使国家力量让位给金融市场的力量。因此，尽管新管制可能会到位，但新管制最终必定不能构成有效约束。

过去一年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恢复速度反映了如前所述的权力从非金融企业董事会转移到金融机构和市场，即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转移也是与日俱增。1990年10家最大的美国金融机构占美国金融业总资产的10%，到2008年，则上升到60%以上。同样的现象是，全球最大的10家银行在2009年占全球银行业资产的70%，而2006年才占59%。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高级经济官员都和华尔街有直接联系的这一事实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美国经济正表现出经济复苏的迹象，然而就像首席金融分析师大卫·罗森伯格所形容的一样，这是“魔术师般的复苏”。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利润总增长额的80%来自于金融部门（只占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第三季度与第四季度一样，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毛利增加值都下降了。消费支出仍然没有提高，投资也很薄弱。在这个公认的“复苏”中的利润增加主要是因为弱势美元（这提高了源于国外的收入），停滞的或下降的单位劳动成本（反映了失业率在两位数水平的这一事实），低税率、低利息（由于国家干预）等非工资成本的下降的结果。

五、资本积累的新阶段？

在这篇文章的开始，我所提到的问题是：资本主义金融进入一个新阶段了吗？在2006的那篇《垄断金融资本》的文章中，我提到把垄断金融资本当做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阶段”。如果我们把把资本主义阶段——或者说，19世纪竞争性资本主义和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看做为动态阶段，在这些阶段中，经济转型创造出提高资本积累的新方式的基础，那么，垄断金融资本阶段似乎并不需要单独划分出来。相反，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区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同时，资本积累日趋依赖于金融投机来维持微弱的增长。在目前阶段，我们能看到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核心区生产的衰退，是这些社会的资本积累逐渐成熟的结果。因此，停滞与金融化变成一种陷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化已经提升了财富与权力，在金融垄断资本时代，金融化创造出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事实。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区的资本积累以许多种方式来抵消其历史限制以得到提升，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局面。

我们今天面临的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运作的最复杂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垄断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全球化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围金融化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呢？这包含这样一个问题，即亚洲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重大意义，不仅要关注东南亚国家，尤其要关注中国和印度。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区的停滞与金融化与低工资外围区出口拉动工业化的新兴开放体有结构性关系。同时，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整个时代与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有紧密联系。这个时代还设法在不发达经济体创造出新的“金融结构”，这引起了欠发达国家的新的金融依赖性。甚至，尽管中国和印度有巨大的经济进步，但却仍然不能突破外汇和金融控制的帝国主义体系，这让两国往往是被动地应对首先由美国、欧洲和日本“铁三角”所决定的各种倡议。虽然新兴经济体现在是巨量美元的债权人，但是，美国经济是其无法控制的，美国仍然会继续决定一切，加强他们对外部出口的依赖，从而使得这些国家产生的经济剩余从外部渠道（和安全的离岸金融避风港）转移出来。亚洲地区金融化也在快速增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世界银行最近也关注到亚洲地区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问题，尤其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越南的不动产”。

根据萨米尔·阿明的观点，目前金融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寡头”，而金融寡头构成了资本主义寡头的核心，“铁三角”国家和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所谓的国际经济组织（诸如世界银行和IMF）的权力则支持了这些金融寡头。这个体系能够允许边缘地区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但却仍然企图通过外汇、金融、技术、通信、战略性自然资源和军事力量的垄断来维持对边缘区的支配权。

日益恶化的金融危机和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显示出整个体系已经病入膏肓。现实情况是，美国的霸权即垄断金融资本帝国的地缘政治的关键所在，正处于危机之中。将整个世界经济组织起来的核心——美元霸权，在越南战争期间由于美元的巨额海外出口第一次遭到了质疑，这迫使尼克松将美元与黄金脱钩。现在的美元看起来似乎在恢复它的长期下降趋势，这可能导致在某个时候全球崩溃的到来。

当然，所有这些正将我们引向何方，这是很难说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不能与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和环境的有效转型相分离。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我们目前正处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向其他制度过渡的转型阶段。事实上，行星生态危机表明，资本主义文明可能正引起地球历史中的整个人类世时代的最终危机。这个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宣告资本主义的灭亡。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方向，整个人类文明也会陪葬。

在这个新的投机时代，一切固态的东西都在空气中融化。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困难和危险的时代，我们的所有希望现在必须依赖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策略的进展。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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