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市蜃楼中的资本主义
海市蜃楼中的资本主义
[美]R.约克 B.克拉克 J.B.福斯特 著 夏 泳 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摘要： 文章围绕气候经济问题，深入评价了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各家经济学观点，认为传统经济学无力应对甚至认清全球生态危机的实质，在发展定位上毫无可持续性。主流经济学通过对未来赋予高的贴现值，否定了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有关碳税应该定在什么水平的争议，并未能抓住气候变化问题的症结；他们提出的“B计划”实质上是唯科学主义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必须像马克思那样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入手，抛弃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积极反对“利润和生产之神”的忠诚信使，即我们时代的显赫经济学家。
供职于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的研究员、物理学家让-菲利普·布沙德（Jean-Philippe Bouchaud）在最近发表于主流科学期刊《自然》上的文章《经济学需要一场科学革命》中语气委婉地问到：“经济学的王牌成就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有的只是预测和防止危机的一再发作的无能。”尽管他的文章集中讨论的是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但他的言论同样可套用到主流经济学处理环境问题的方法上去——例如，原始森林被看作清算时无预期利润的资产，清洁的空气和水在富人随意购买时成了奢侈品。美国的经济学界已经长期被这样的思想家所主导，他们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现状，并因此只根据利用自然界能获得多少的短期利润来确定自然界的价值。这样一来，标准经济学在应对甚或认清全球生态危机上的无能，不仅在范围上而且在深度上，都让人触目惊心。
布沙德敏锐地看到，“自由市场被人假设为无所不能、法力无边，这源于20世纪50和60年代完成的经济学作品，这些作品现在看来更像是反共产主义的宣传，而非差强人意的科学。”支撑美国经济学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使得这份职业远离了现实，造成它无力理解世界面临的许多危机。主流经济学对无止境的GDP增长——“工业增加值”而不是人类幸福、生态系统或诸如此类事物的内在价值的计量标准——的迷恋，以及它在认识经济的生态基础时的错误百出，已经导致它根本就无力认清全球环境恶化的事实。实际上，问题还要严重。传统经济学，就像它所服务的资本主义体系一样，导致了一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哲学，在发展定位上毫无可持续性可言。
海市蜃楼中的经济学家们
传统或古典经济学在考虑生态和社会成本方面固有的无能，在美国或许从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在《科学和社会科学季刊》（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的文章和对话栏目中，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最后的资源》（The Ultimate Resource）一书中，他坚持认为不存在什么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不存在环境方面的约束，从来就不会有长期的资源短缺问题。他声称，如果能任由自由市场无拘无束，它就会保证持续的进步，直到遥远的未来。这些让人生疑的断言以及其他说法，使得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称西蒙为“一位海市蜃楼中的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仍然在忙于搭建海市蜃楼，因为只有在海市蜃楼中环境问题才或者不会真实存在，或者能被资本主义所解决，而资本主义还能提高芸芸众生的生活质量。丹麦统计学家和政治学家比约恩·隆伯格（Bjrn Lomborg）对环保主义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在2001年的《疑神疑鬼的环保主义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一书中，隆伯格认为，疑神疑鬼的、试图阻止气候变化的环保主义者将会让我们付出比任由它发生更多的代价，造成更多的危害。隆伯格的书立刻得到了大众媒体的极力追捧，这些媒体正在寻找一位新的反环保主义斗士。在这部书出版之后不久，环境科学家们在隆伯格的分析和证据中发现了无数的错误（并非所有的错误都属无心之失）。美国科学家拿出了一个由四篇文章组成的栏目对隆伯格提出尖锐的批评。该书由于错误百出因而遭到了科学界的抵制。然而，尽管《疑神疑鬼的环保主义者》遭到了自然科学家的坚决驳斥，但所有这一切似乎只是抬高了隆伯格在媒体企业系统内部的名气。经济学家细读该书及其结论之后，欣然宣布它是“一本最有价值的公共政策著作”，它驱散了“寒气逼人的环境灾难”概念，以及“资本主义具有自我破坏性的信念”。《时代》杂志2004年指定他为世界100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2008年，英国的《卫报》则将他列为“能够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
2003年，隆伯格组织了他所谓的“哥本哈根共识”（Copenhagen Consensus）来为世界的主要问题排个次序。事情是通过一系列关于全球急务的报告的写作开始的，写作团体由精挑细选的经济学权威人士组成，最后的问题排序则由八位“专家”来做——他们全部是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据称是唯一专业从事“经济排序”的，也就是说，决定将社会资源放在何处。“哥本哈根共识”的八位经济学家毫无例外地都把气候变化排在世界议程的最底部或者接近最底部，从而支持了隆伯格的立场。
隆伯格2007年的著作《冷静》（Cool It）、《疑神疑鬼的环保主义者的全球变暖指南》（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s Guide to Global Warming）对《京都议定书》以及一切实质性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意图展开了进一步的攻击。对于隆伯格来说，核心的论点是：“所有重要的业内公认的经济模型都同意少量的减排才是合理的。”他尤其依赖于耶鲁经济学家威廉姆·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研究，后者是一位杰出的全球变暖经济学家，反对任何大幅度削减温室气体的提议，倡导缓慢的减排过程，其理由是这样的过程在经济上更加合理。
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不用说，当权的经济学家本性上就容易成为环境问题上的怀疑论者。然而，他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其他终端都必须服从的主导终端的代表，对气候政策有着超大的影响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然和物理科学家对地球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关注，但对社会政策的应对之道很少有直接的影响力。
主流经济学家所受的教育，就是将私人利益拔高为社会唯一的“底线”，哪怕其代价是忽视人类福利和环境这些更大的议题。市场统治一切，甚至自然。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看来，环境不是问题，因为答案是简单而直接的。正如他所说：“生态价值可以在市场中找到它们的自然空间，就像其他所有的消费者需求一样。”
然而，与经济学家截然有别的自然科学家总是将他们的学术立足于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概念，并总是在自然界的某个层面展开他们的研究，这个自然界是他们尤为重视的条件。因此，他们一般不会低估环境问题。
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冲突随着诺德豪斯1993年在顶级自然科学期刊《科学》上发表的文章而公开化了。诺德豪斯估计，2100年因全球变暖趋势延续而导致的世界总产量的损失将是微不足道的（约为2100年GDP的1%）。他的结论显然与自然科学的结论相冲突，因为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那时的前景的预计，这样一种“一切照旧”的趋势将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5.8°C (10.4°F)之多，这在科学家看来绝对是文明和生活本身的一场浩劫。诺德豪斯在他的文章中总结说，稳定排放的意图比不作为还坏。这一结论引起了许多杰出自然科学家的强烈反应（写信给《科学》杂志），他们认为诺德豪斯的分析简直就是荒唐。
诺德豪斯随后通过征询许多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科学家的意见、请求他们做出自己最好的估计来捍卫他自己的观点。他的征询结果1994年发表于《美国科学家》杂志。他选择征询的经济学家都同意他所说的气候变化对经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自然科学家则视这种结果为潜在的浩劫。一位物理学家回应说，在当前的趋势下文明完全毁灭的机率为10%——同样的看法今日很可能更加通行了。诺德豪斯发现，那些对经济最了解的人都属乐观主义者。斯坦福生物学家、气候科学家（也是隆伯格和诺德豪斯最主要的批判者）斯蒂芬·施耐德（Stephen Schneider）反驳说，那些对环境最了解的人都忧心忡忡。
确实，传统经济学家往往预期2100年的全球变暖经济成本只有很小的百分点，并因此很难说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即使气候变化已危及地球上大多数“高级”物种和人类文明本身，引起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的损失。
经济学模型在考虑气候变化的人文和生态成本方面的无能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人类悲剧（更别提自然灾害）有一种谨慎开化的无动于衷，几乎可以定义为“人对人的非人性”。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瑞典银行经济学诺贝尔纪念奖得主，隆伯格“哥本哈根共识”的八位专家之一，就因这样的主张而闻名于世，即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将会不成比例地落在全球南方的穷国头上，全球北方的富国到底该花多少资源用于减缓气候趋势是值得商榷的。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计划者们。20世纪70年代初，他们提议在亚马逊河上建造一座大坝，而他们那时认为：“假如洪水淹没了几个自以为处在高位的没有撤离的部落，或者摧毁了几个森林物种，有谁会在意呢？”同样，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奥巴马高级经济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说法是：“向低收入国家倾销大量的有毒废弃物，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没有错误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直面这一问题。”他为这种主张找到的理由是：“对有害健康的污染物的成本的测量，取决于从上升了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中放弃的收益。由此看来，既定量的有害健康的污染物应该在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处理，而这些国家将是低收入国家。”
未来的贴现
诺德豪斯——他如今位列全球变暖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一——在他2008年的著作《均衡问题：全球变暖政策的选择权衡》（A Question of Balance: Weighing the Options on Global Warming Policies）中，提出了一种对抗温室气体排放的慢行战略（go-it-slow strategy）。诺德豪斯在其中表明了尽管他资历很深，但仍然被曾经令其他主流经济学家脑残的意识形态所困扰。本质上，这种意识形态简单说来就是这样的信仰：资本主义在资源利用的问题上拿出了最高效的答案，实际上在世界问题上也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均衡问题》对如何论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拿出了一份相当标准的经济论证，尽管它也受惠于诺德豪斯本人的独特分析和对模型技术的娴熟运用。他承认全球气候变化确实是个问题，而且是由人类造成的。他主张有必要慢慢地摆脱造成碳排放的能源资源。然而，他的方法最关键的失败在于，它赋予了自然环境和人类幸福以价值，却用的是根本不足以达此目的的标准经济学尺度，而且它未能适当地包含这种可能性，即生态崩溃可以彻底摧毁经济的基础，并事实上摧毁我们所知的世界的基础。这些主流经济学共有的失败，在他为估算到底应向减少碳排放投入多大的精力而提出的贴现方法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简单地说，他主张我们在短期内应该只投入适度的精力去减少碳排放，之后再慢慢增加，因为他偏爱高的贴现率。
贴现问题基本上是有关我们如何确定相对于现在的未来的价值的——概而言之就是给这类变量加上一个数。“贴现率”可以被认为是按照复利去反方向计算。“复利测量的是今日的投资未来值多少，而贴现率测量的是未来的收益今日值多少。”贴现率的计算以两个道德问题为基础。第一个，我们如何给与当代人相对的后代人的福利确定一个价值（时间贴现率）。正如诺德豪斯所说：“零贴现率意味着无限未来的所有后代人都被视为同一的，正的贴现率意味着后代人的福利与前一代人相比减少了，或者‘打折’了。”给定贴现率为10%，50年后影响到人类的一场灾难其“现值”将小于未来成本的1%。另一个道德问题是，该如何将富裕的后代人与当代人放在一起考虑，以及将成本从当代人转移给后代人是否合适。如果我们假定无限未来将一直保持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就更有可能逃避现在为解决问题进行投资，因为我们认为后代人将比我们更加富裕，更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哪怕问题变得极度糟糕。
正如环境经济学家弗兰克·阿克曼（Frank Ackerman）写到的，贴现率的麻烦是：“它实际上是一种选择，跨越许多世代的公共政策决定的合适的贴现率，是不能从今日的私人市场决定中或者从经济理论中推算出来的。低的贴现率给未来的生活和生活条件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在伦理上有必要拥有一个等于或接近于0的贴现率，以便尊重我们的后代并创造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实际上，可持续性概念说的正是为后代人保护环境。
经济增长理论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在20世纪40年代认为，以“纯时间偏好” （眼光短浅、除了消费不知道有何物的偏好）为基础的未来贴现是“贪婪的一种文雅表达方式”。高的贴现率倾向于鼓励把钱花在有短期收益、长期成本的政策或项目上，而不是有高的预付成本和长的回报率的政策或项目。它因此鼓励对气候变化之类的迫在眉睫的灾难采取“坐等式”和“慢行式”方法，而不是展开强大的干预行动。
和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一样，诺德豪斯也通过支持高贴现率而将低值赋予了与当代人相对的后代人的福利，并假设了后代人将会比当代人更加富裕，而无视其中存在的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他反对在减缓气候变化上进行大的直接的投资。
诺德豪斯尤其对反驳《气候变化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的主张感兴趣，这是一份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泰恩（Nicholas Stern）为英国政府所写的报告，现在的通行叫法为《斯泰恩评论》（The Stern Review）。该报告提倡旨在减少碳排放的直接而大量的投资。在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看来离经叛道的斯泰恩认为，将低值赋予后代人的福利，并将我们造成的问题的成本强加给我们的后代，在道德上是不可饶恕的。诺德豪斯的未来贴现率大概是每年6%，而斯泰恩为1.4%。这意味着在斯泰恩看来从现在开始往后一个世纪的1万亿美元今天值2470亿美元，而在诺德豪斯看来只值25亿美元。正因乎此，斯泰恩提倡向每吨碳课征300美元的税收，并在本世纪结束前将其提高至近1000美元。隆伯格将《斯泰恩评论》定性为“制造恐慌的”、“激进的报告”。
不谙世故的经济学家
认识到诺德豪斯与斯泰恩之间的差别基本上是一种道德的而非技术的差别，是很重要的。他们的主要不同之处，不是对气候变化背后的科学的看法不同，而是在将负担转移给后代人是否合适问题上的价值前提不同。这暴露出了体现在传统古典经济学当中的意识形态的真面目，这种经济学往往将自身打扮成运用了客观的甚至自然主义的方法来建构经济模型。然而，透过所有的公式和技术行话，我们看到主导性的经济范式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它赞赏短期的资本积累，同时贬低当前的其他一切以及未来的所有一切。
同样的盲目性事实上在诺德豪斯那里和斯泰恩那里都有，尽管程度有所不同。诺德豪斯用经济学术语提出的所谓的“最优路径”的建议，目的是减缓碳排放的增长。在他的“气候政策变速箱”（climate policy ramp）里，减排开始慢，之后加大了马力，但最终（即在下一个世纪）还是会导致大气层的碳浓度接近700ppm。那时将出现全球平均气温在工业化之前的水平上上升近6°C (10.8°F)的可能性。
《斯泰恩评论》尽管被隆伯格定性为一份“激进的”、“制造恐慌的”报告，但它本身的目标也只是将大气中的碳浓度稳定在480ppm的水平，这一水平——即使永远不会达到诺德豪斯近700ppm的峰值（超过900ppm碳当量）——必定是灾难性的。为什么将如此之高的大气碳浓度定为目标呢？
答案由《斯泰恩评论》本身清楚地给出了。该报告认为，过去的经验表明，工业国家年均削减碳排放一旦多于1%，就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或者，正如《斯泰恩评论》本身所说：“很难保证排放削减每年快于1%，除非出现经济衰退。”这样一来，大气中的碳目标就不由维持全球环境、保护物种、确保人类文明可持续所必需的东西来决定，而由保持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充满活力需要什么所决定。
导致萨默斯在他1992年的世界银行备忘录中做出前述结论的出发点，事实上和支撑诺德豪斯、斯泰恩的分析的东西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人的生命事实上只有在每个人都对用钱衡量的经济有贡献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假如全球变暖增加了孟加拉国的死亡率（显然这是很可能的），这件事反映在经济模型上就只是孟加拉人的死亡伤害了经济。由于孟加拉国十分贫穷，诺德豪斯和斯泰恩所用的那类经济模型就会估算出防止那里的死亡是不值当的，因为这些损失在计量时可以忽略不计。按照贴现分析，诺德豪斯将会比斯泰恩走得更远，且如果这些人是在未来数10年之后死的，诺德豪斯将会给他们的生命赋予一个更小的值。当然，这种经济学意识形态并非只限于人的生命，地球上的所有千千万万个物种都只能按照它们对GDP的贡献来计值。因此，对人的生命以及其他生物的生命的内在价值的伦理考虑在标准的经济模型中是完全看不见的。人口死亡率的上升、灭绝率的加速，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只有在它们破坏“底线”的时候才会成为问题。其他方面的伦理考虑也是看不见的，例如整个自然界。
从任何理性的角度看来，也就是说，从任何并未受到资本积累的狭隘经济目标的全面支配的角度看来，上述观点显然是全然非理性的，假如不是病态的话。一个社会，倘若视抽象增值的获取高于一切，在前进的道路上践踏自然，无穷尽地索取进一步的积累，它必定是一个非理性的社会。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主流经济学从来不是一门唯物主义的科学。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前分析认知模式”（preanalytic vision）中，看不到唯物主义的自然概念。主流经济学活在对物理学生物圈退化的几乎完全无知的状态中。它将这个世界简单地看作一股无穷无尽的、不断扩大的经济关系“循环流”。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如此毅然决然地不谙世故。尼古拉斯·乔治库斯－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这位生态经济学家解释说，社会财富和经济利益的持续推动，提高了加诸自然头上的生态需求，扩大了环境恶化的范围。他突出强调了这样一种错误，即伪称经济可以独立于生态。其他人，如赫尔曼·戴利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也推进了这种生态经济学的观念。然而，这些生态经济学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重大的政策决定和学术影响力都与他们无缘。
资本的洪流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自己忙活的是经济增长的科学。然而，尽管经济增长似乎就是社会的目的和满足人类需要的途径，但经济增长无止境的假设绝对是幼稚的。如戴利所说：“一种总是增长的经济在生物物理学上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假设的海市蜃楼特征在下面这一事实的映照下就更是清楚了，这一事实就是：经济基础和自然环境本身是和解了的（compromised）。
马克思并没有忽视这种社会—生态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人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界提供了让生命成为可能的物质和能量。在资本家关注交换价值和短期收益时，马克思解释说，地球是一切物质财富的最终源泉，有必要为“人类的世世代代”维护好它。为了无止境地追求资本而“征服自然”，这需要不断地探索自然界，打破自然循环和过程，破坏生态系统，造成一种新陈代谢的断裂。恩格斯警告说，这样的人类行为“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并在自然条件中引起了没有预料到的变化，从而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
今天，二氧化碳正在以加速度被添加到大气里面，其速度远快于自然系统吸收的速度。从2000年到2006年，根据约瑟夫·卡纳德尔（Josep G. Canadell）及其同事们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文章所说，排放增长率随着全球经济增长而上升，其碳强度变得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世界各国在新世纪之初的每单位经济活动的碳排放量比过去要大。同时，鉴于诸如森林砍伐之类的环境退化，吸收二氧化碳的自然吸收汇能力下降了。这进一步推动大气中的碳累积量比预期更迅猛地上升。资本的洪流既过度利用了资源开发，也过度利用了环境的废弃物吸收汇，破坏了它们的运行能力和提供可改善人类生活的自然服务的能力。
有许多好的理由去认为过去一百年里推崇的模式和进程——例如经济增长——在下一个百年不应再受推崇，这一点也许正是当前的经济危机需要我们予以关注的。为将成本从现在转移到未来进行辩护，必须立足于这一假设，即后代人将比当代人更富裕，但这一假设是十分可疑的。在关系到经济和生态时，未来是高度不确定的，尽管当前的趋势清楚地指向灾难。如果全球气候变化——更别提我们面临的其他许多相互关联的环境问题了——有某些比科学家预料的更具灾难性的后果，那经济增长就不只是受阻了，而是整个经济都将受到破坏，更别提我们所依赖的自然条件了。因此，后代人也许会比当代人更贫穷，甚至会更没有能力解决我们现在造成的问题。
此外，日益狂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全身心关注的事情，主要就是反映个人利益、构成GDP的私人物品，而集体物品和全球公共产品相比之下就贬值多了。因此，这种做法助长了世界资源的经济泡沫化，从更深远的角度看是无以为继的。
由于上述所有原因，当前的经济学秩序容易误测地球和人类福利。就生态、经济和世界稳定而言，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都变成了一种失灵的制度。很难说它可以提供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商品，而在其无拘无束地获利的过程中，它正在破坏人类和地球的长期前景。
如果我们无法依靠传统经济学去扭转金融市场这个一般来说处于经济学专业核心领域的危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依靠它去扭转生态危机这个理解起来需要完全没有涵盖生态教育内容的自然环境知识的领域呢？这样一种意识也和体现在公认经济学当中的资本主义视野不相容。埃利希注意到，“许多经济学家都完全忽视了物理因素和生物因素施加在经济体系之上的约束”，而且他们未能“认识到经济体系是完全地、不可逆转地嵌入环境当中的”，除此没有别的形式。由于这些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说大多数生态学家视增长导向的经济体系和助推这种体系的经济学家为人类今日面临的最大威胁，并无不当。”而且，“从市场机制完全排除了关心资源在长期逐步减少的必要性这种观念中，可以看出经济学和环境现实之间的分离”。
B计划：技术上的海市蜃楼
公认的经济学明显无力为环境问题拿出一个契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解决方案，这种困境最近催生出了一个试图通过技术扩散的高招来启动一项“绿色革命”但又不致改变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从而保存这个体系的“B计划”。这个计划往往表现为一种适合于新熊彼特主义的划时代的环境性质的创新“投资策略”，它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经济和生态转危为安，同时又可以重建美国这个帝国。传统经济学家臆断说，今日的资源问题将会推动明天的价格上涨，而这种高价格将会推动新技术的发明。环境唯科学主义者的新兴大军则声称，新的创新将会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类创新早已等着我们去发展——只要市场创建起来、国家的帮助到位。弗雷德·克鲁普（Fred Krupp）和米里亚姆·霍恩（Mi|riam Horn）将这个问题描绘成在绿色技术上打算勇夺第一的国家与可以拯救世界的市场之间的一场赛跑。他们写道：“问题不再仅仅是如何防止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而是哪个国家能够制造——并出口——21世纪的绿色技术。”这些分析倾向于追捧技术和市场的奇迹，同时将物理学、生态学、资本积累的矛盾、社会关系等问题一概抛诸脑后。他们臆断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能源效率（以及其他技术定位）的问题，却没有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效率的提高通常会导致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生态系统中的裂痕加深），而这种扩大是在无视一切环境收益的情况下轻松实现的（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的“杰文斯悖论”）。
和当权派经济学家一样（他们本来也是站在同一条阵线的），唯科学主义者承诺解决所有问题并同时保持社会关系原封不动。最具野心的方案包括大量对抗气候变化的地球工程建议，其目标往往是提高地球的反照率（反射率）。这些建议涉及的方案如：用飞得很高的航空器、舰炮或巨型气球将反光材料带入高平流层，从而将阳光反射回去。甚至还有这样的建议，即创造一种能够“自动漂浮”和“自动定位”、可以移动到地球两极上空大气层的“设计师微粒”（designer particles），来为极地提供“遮阳伞”。此类唯科学主义者活在一个以为技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海市蜃楼中，这个海市蜃楼就连“魔法师的弟子”也没听说过。所有这一切设计出来，为的就是扩大对地球的征服，而不是与这颗行星和平相处。
生态革命
如果现代生态革命有一个明确的起点，这个起点就可以追溯至蕾切尔·卡逊（Rachels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卡逊坚持主张有必要培养一种对于世界和生物的新的“惊奇感”。然而，这还不够，就像她靠自己的行动——只是沉思生命——想要表明的，还有必要维护生命，这意味着需要积极反对“利润和生产之神”及其忠诚的信使，我们时代的显赫经济学家。
（原文标题为：“Capitalism in Wonderland”，in Monthly Review，May 2009；经作者授权发表，限于篇幅，本文略有删节，并删除了原文的注释；作者Richard York系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Brett Clark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J.B.Foster系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译者单位：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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