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劲松：哈美者的粉饰与美国的贫困

　　最近，我看一本名为《五分一毛——聚焦美国福利改革之弊》的书。该书可以说是美国学者埃里伦奇关于美国服务业劳动者工作、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是中信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翻译本。该书揭露了资本主义之弊。而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福利改革，则更充分地表现了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削压榨，更充分表现了资本主义之弊。该书封面后边的出版说明讲，“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及作家将目光聚集在华尔街的亿万富翁和硅谷里迅速崛起的新富阶层时，`贫困"在这个富庶的国度里似乎无迹可寻。”这说明，美国资产阶级媒体掩盖事实真相，它们也是力图通过描绘资本主义的所谓盛世景象来掩盖资本主义剝削，掩盖这剝削必然产生的贫困。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哈美者一样，充当美国资产阶级媒体赞颂声的传声筒，赞颂美国资本主义，掩盖美国的贫困、腐败等问题，并要中国更全面、更深入地走美国资本主义道路。按他们的意思，只有走美国的道路，就能解决我国贫穷、腐败等问题。

　　据该书介绍，其作者芭芭拉·埃伦里奇为美国“职业作家与专职撰稿人，为《时代周刊》、《哈泼斯》”等“全球极富影响力的刊物撰写文章”。埃里伦奇作为美国“最高层的20%”的人，想认识“最底层的20%”的人的工作、生活状况(《五分一毛》第182页)，为此进行底层劳动者工作、生活的体验和调查。这种体验和调查是在2000年夏结束的(《五分一毛》第182页)。即她从事低层劳动者状况调查的时间，正是在1990年代末克林顿任总统的第二任时期。

　　民主党人克林顿这8年总统任期里，延续了共和党人里根任总统时开始的大规模向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攻，削减社会福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民主、共和两党本质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所以政策大同小异)。削减社会福利的所谓“理由”是：贫穷是你自己的错，不应由社会来负担;削减社会福利既基于前述理由，还宣扬，削减社会福利将使懒惰的穷人努力寻找工作，通过就业摆脱贫穷。这“理由”里，资产阶级剥削是劳动者贫穷的根源被掩盖了。这“理由”还要劳动者安心接受剥削以及剥削带来的贫困，不要反抗(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错”)。而遍及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者则不相信这“理由”，他们喊出是1%的人造成99%的人的贫穷。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贫穷是自己的错，是那1%的人剥削压迫造成。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者揭示了美国1%的人与99%的人的利益对立(本质上是美国资产阶级与美国劳动人民的对立)，而我国的哈美者不敢揭示美国1%的人造成99%的人的贫穷这种利益对立，因为它们也揭示这种对立，则他们关于美国国穷民富的谎言就不攻自破。

　　英国学者托尼·金赛拉和芬恩坦·奥图勒合著的《美国在崩溃》，对美国削减社会福利的“理由”也批驳道，这“是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美国式的残酷逻辑：如果人们生活贫穷，那么一定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华盛顿的保守党传统基金会的梅丽萨·帕杜，在评论那些已经用尽终生福利保障——那些失业的人们时，称赞了克林顿时代的福利改革：‘那些受到经济萧条冲击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不参加工作的人也就不会有更多的收入。因此要加倍鼓励人们去寻找工作。’贫穷是穷人自己的错。社会上的普遍民众，他们必须承担他们的行为和懒惰带来的后果”(《美国在崩溃》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托尼·金赛拉和芬恩坦·奥图勒认为削减社会福利的所谓“理由”：贫穷是你自己的错，不应由社会来负担，体现出“美国式的残酷逻辑”。这“残酷逻辑”既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谈论人权时的虚伪，又掩盖了资产阶级拥有的财富和用于社会保障的缴费与财政收入，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事实。资产阶级削减社会福利目的使劳动者生活水平更低，从而饥不择食地接受资产阶级只给更低工资、更差工作条的劳动合同，从而使资产阶级能榨取更多的利润。

　　克林顿任总统8年的大部分时间，是美国经济经的所谓高速增长期(其实也就是经济平均增速远不到5%的几年)的时间。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经济增速一直低于日本、欧洲，而在90年代，由于日本、欧洲的经济增速大大下降，美国经济增速第一次超越日本、欧洲的经济增速。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和媒体那几年也极力讴歌美国经济已进入能摆脱经济周期影响的新时期，并纷纷对该时期的美国经济贴上“新经济”、“知识经济”等漂亮的招牌(那些年，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哈美者也鹦鹉学舌的在我国念着这些对美国经济的赞美词)。但关于美国经济已摆脱经济周期的断言，以及“新经济”、“知识经济”等漂亮字眼，都不能阻挡美国在2000年滑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当然，资产阶级学者和媒体用“互联网泡沫破裂”、“IT泡沫破裂"等掩盖经济危机本质的称谓，来表述那场经济危机。

　　以上是我介绍的1990年代美国福利改革实质和埃论里奇进行底层劳动者状况调查的时间背景。而在2000年危机到来前的“经济高涨”期，美国劳动大众是否从资产阶级媒体极力宣扬的经济繁荣中获得好处，劳动者是否因为参加工作而消除了贫穷等问题，埃伦里奇想得出其结论。对此她通过担任几个月的美国底层劳动者的工作，与其他底层劳动者接触来进行调查。

　　为此，埃伦里奇“隐瞒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和生物学博士的学历，化身为一位离婚无子女的中年家庭主妇”，到三个州去当了3个月的“餐厅女招待、宾馆女工、清洁工、疗养院护理和超市服务员”等底层劳动者。《五分一毛》就是她当底层劳动者时，她与她的同事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的记述和调查。而调查的情况是，底层劳动者根本未能分享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物质财富增长成果，劳动并未消除贫困。调查揭示的这种情况批驳着我国常见的一种谬论。这种谬论总宣称说，贫困或贫富悬殊是经济发展不够造成的，只有发展经济才能解决贫困和贫富悬殊问题。这种谬论是企图掩盖事实真相，掩盖资本主义人剝削人的生产关系，才是贫困和贫富悬殊的根源的真相。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消灭贫困和贫富悬殊。

　　埃伦里奇在《五分一毛》的引言开头部分有一段可称为对全书总结的讲述：“这个故事讲的并不是视死如归的秘密探险。我做的事别人也能保得到，无非就是找工作、做工作、拿微薄的薪水谋生。事实上，成百万上千万的美国人每天都在浮夸和恐慌中过着这样的生活”。这话表现美国存在有上千万靠微薄薪水艰难生活的贫穷者，劳动并未消除贫困。另外即使按美国官方缩小的失业统计数据(因为美官方失业数据有一系列限定，诸如参加登记，一直在找工作或参加就业培训等等限定。如你失业后不去登记，或你对找工作失去信心而不再去找工作或培训等等，官方失业数据中就没有你。即认为你不再失业，似乎你就已经就业了。虽然实际上你还失业)，美国还有几百万无薪水的失业者，那么美国的贫穷者将是更多。所以《五分一毛》封面的背后写着，该书“让全世界的人看到隐藏在繁华都市和摩天大楼之间的美国真相”。让人看到什么“美国真相”，看到美国富裕后的美国贫穷的真相，即看到美国贫富悬殊的真相。

　　而我国的哈美者在热衷揭露中国的贫富悬殊同时，还热衷宣扬美国人的富裕，却又掩盖美国的贫困。即哈美者掩盖美国的贫富悬殊，否认美国的贫富悬殊。似乎只有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会产生贫富悬殊，而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会产生贫富悬殊似的。实际上，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会产生剝削，从而都会产生贫困，产生贫富悬殊。我国哈美者的哈美性，决定了它们不会如埃伦里奇那样揭露许多美国人“拿微薄的薪水谋生。事实上，成百万上千万的美国人每天都在浮夸和恐慌中过着这样的生活”。哈美者也否认连微薄薪水也没有的美国失业者的贫困。哈美者常用美元与人民币间的比值，以及夸大美国贫困者的年收入来说事，说什么将美国贫困者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币来衡量，他们在中国已是高收入者，过着中国高收入者的生活。一句话，哈美者说，美国的所谓贫困者，能过着中国高收入者的生活，因此美国没有贫穷。哈美者想通过这种脱离具体实际的通过汇率比值进行的数学计算，来回避美国的贫穷问题。

　　《纽约时报》称埃伦里奇“以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和毫不掩饰的生动笔触，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亚马逊网站则讲，埃伦里奇“使美国社会中‘隐性’的贫困阶层浮出水面”。而我国的哈美者则相反，他们企图通过汇率比值进行的数学计算来粉饰“美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将美国贫困阶层压在水面之下，使之不能显露。哈美者要粉饰美国，说什么中国对国民不好，是国富民穷;而美国对国民好，是国穷民富。哈美者首先掩盖社会中存在的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存在，将不同阶级的人们都归于国民。哈美者它们绝不会谈及美国的剝削，因为，它们如提及美国的剝削，承认美国有剝削，它们否认美国存在的贫穷的说法就站不住脚。

　　虽然哈美者否认、掩盖美国的剝削，但美国劳动者却有被剝削的体会。埃伦里奇在书中写道，埃伦里奇体验底层生活时的同事“盖尔悔恨地告诉我，她几年前就发誓再也不在公司干了。"他们让你不得清闲，时刻不得安宁。你不断地付出，付出，再付出，而他们只知道一味地剝削你"”(《五分一毛》第12页)资本家“只知道一味地剝削你”，而工人只能一直受剝削，埃伦里奇说：“就我所知，同事们的贫困——我说的是事实——根源于长时间所受的剝削”(《五分一毛》第94页)。工人被剥削，这就是哈美者力图掩盖而掩盖不了的美国工人的亲身感受和美国现实。

　　美国底层劳动者受剝削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他们工资很低，使他们“只能靠微薄的薪水谋生”，难以实现基本的生活支付(而我国的哈美者硬要说美国最底层劳动者的收入，也能实现我国高收入者一样的生活支付)。埃伦里奇在这三个月里在多个企业里工作，但她的时薪都远低于10美元。即使在知名的跨国公司——沃尔玛超市工作，埃伦里奇的时薪也仅7美元。对此埃伦里奇讲，“我无法忍受每小时7美元的收入，她(埃伦里奇在沃尔玛的一位同事——笔者注)是如何做的?答案是她和成年的女儿在一起生活，女儿也工作，还有一个事实是她已工作两年了，所以薪水也升到每小时7·75美元”(《五分一毛》第153页)。可以看到，即使在沃尔玛工作两年，时薪也仅7·75美元。埃伦尼奇与沃尔玛同事谈到沃尔玛“糟糕透顶的工资水平”这个“痛苦的主题”时，沃尔玛员工玛兰尼说：“他们(指的是管理层)说要有奉献精神，但他们没有给出我们奉献的任何理由”(《五分一毛》第157页)。资方总要求劳动者对企业(实质是对资本家)要有职业道德、奉献精神，而资本家对劳动者则是尽显贪婪，加紧剥削，给出“糟糕透顶的工资水平”。对此，“1998年阿肯色州参议员杰伊·布拉德福抨击沃尔玛给员工的薪水太低，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州福利救济”(《五分一毛》第150页)。但是，我国的哈美者，回避美国底层劳动者“糟糕透顶的工资水平”，甚至不如资产阶级参议员有时还谈下一些资本家“给员工的薪水太低，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州福利救济”的事实。哈美者总是夸奖美国的工资水平，它们硬说美国底层劳动者的“糟糕透顶的工资水平”相当于中国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并由此宣扬美国国穷民富。请问，资本家“给员工的薪水太低，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州福利救济”，这样的员工是民富表现?

　　在多个企业里工作，时薪都远低于10美元，这不是仅埃伦里奇的个别现象，也不仅是沃尔玛这个企业的特有现象。她所待的多个企业中与她经常接触的同事里，时薪几乎全在10美元以下的，对时薪达到10美元的一个同事，埃伦里奇讲，他“是我们中最富裕的一个”。

　　如你认为埃伦里奇在几个企业的同事的情况还是个别性，那“福利改革将使大约400万妇女进入劳动市场，每小时六七美元的工资让她们如何维持生计?”意味着这已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涉及至少数百万人的问题。如你认为只是新进入劳动市场的数百万人，才有六七美元的时薪使人难以“维持生计"。那么埃伦里奇“所在的小镇上人们的普遍工资为每小时6至7美元，房租至少要400美元”(《五分一毛》引言)则说明，在某些地方，六七美元的低时薪具有普遍性。

　　《五分一毛》表现的是10多年前的事情,那么最近几年美国工人所受剥削是否有所减轻,生活状况是否有所好转呢?回答是否定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一直在继续，实质是资产阶级不停地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攻。2011至2012年遍及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劳动者对资本剥削加剧的抗争表现。

　　其他消息也证实了美国广大劳动者饱受美国资产阶级剥削，工资低廉的状况。据媒体报道，“美国沃尔玛百货公司一些员工及其支持者2012年11月23日，即“黑色星期五”购物日在全国多家沃尔玛连锁店外示威，抗议这家全球最大零售商剥削员工。……作为美国雇用人数最多的私营企业，沃尔玛在美员工中大约130万人没有参加工会，这些员工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一些人说，沃尔玛平均时薪只有8.81美元”。“沃尔玛平均时薪只有8.81美元”，如按每周40小时，每年50周共2000小时计算，不加班，美国沃尔玛员工平均年薪仅1万7千多美元。

　　而2012年圣诞节前的“12月12日晚间消息，据外电报道，在麦当劳[微博]快餐店工作长达二十年的普通员工约翰逊时薪只有8.25美元”。2012年，圣诞节“童谣所提及的数十种商品，几乎所有商品都涨价，且涨幅都不低。……唯一对涨价免疫的是4个挤奶女工的价格，因为她们拿的是最低工资，依然和去年相同，保持在7.25美元不变。”从外电报道我们可以看见，即使距埃伦里奇调查10多年的现在，美国服务业的普通员工和农牧业工人的工资仍很低。而且即便是按多数美国民众认为被缩小的官方物价上涨率，这10多年里，美国的物价上涨率也多在2·5%左右波动。在这10多年里，美国消费物价上涨累计应达到30%多(有名的亲美学者陈志武，在2013年3月22日南方周末上的名为《“越过越穷”不只是幻觉》上承认，“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物价同期累计涨36%”)。因此，沃尔玛、麦当劳现在8美元多的时薪，如考虑到这10多年的物价上涨状况，甚至远不如埃伦里奇调查时7美元的时薪。也就是说，这10多年里，美国服务业员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工资购买力下降了。而且沃尔玛、麦当劳这些美国服务业员工的平均年工资就是1万8千美元以下(如不加班的话)。

　　苹果公司世界有名，但近年我国网媒不断有苹果代工厂是血汗工厂的报道。而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看，苹果公司本身就是血汗公司，苹果公司剥削下，美国的许多苹果商店店员难以支付生活成本，并且通常买不起他们销售的苹果产品。我记得小时候曾学过表述旧社会劳动者的民谣，大意是：建房的无房住，纺织的无衣穿(现在资本主义下，建房的劳动者照样在城里无房住)。而美国也有类似例子，并且还出现在苹果公司的许多员工身上。

　　2012年7月有不少网媒报道，“最近，关于苹果公司的血泪控诉似乎越来越多，其中最热门的一个就是《纽约时报》引起来的。这家美国知名的媒体似乎在为苹果店员喊冤，认为就他们创造的收入而言，他们得到的收入太低了。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纽约时报》提及，在苹果公司4.3万名员工中，有3万多名员工是苹果商店店员，他们每年平均为公司创收47万美元，但年薪只有2.5万美元左右。不过，就数字本身来说，苹果店员的收入还不错。苹果员工的薪水在服务业中处于中上水平”。这报道表明，美国经济中就业人员最多的产业——服务业(它的所谓增加值超过美国GDP的70%，它的员工数占美国员工总数的绝大多数)，其员工年薪多半不能超过2.5万美元。

　　哈美者曾宣扬，美国商品销售额中，50%是人工成本;中国商品销售额中, 仅10%是人工成本。哈美者要以这谎言为论据宣扬：美国资产阶级将销售收入的一半给了员工，而中国仅将销售收入的1/10给了员工。但“在苹果公司4.3万名员工中，有3万多名员工是苹果商店店员，他们每年平均为公司创收47万美元，但年薪只有2.5万美元左右”，即苹果公司仅将销售收入的5%多一点做为工资支付给销售员工，也揭穿了哈美者散布的这谎言。因为即使公司还为苹果店员支付一些保险费用，并计入给公司其他员工的工资、保险类支出，也远不及哈美者宣扬的将销售收入的一半给了员工的谎言。《五分一毛》所讲，员工“你不断地付出，付出，再付出，而他们只知道一味地剝削你"”，也批驳着哈美者散布的美国资产阶级对员工慷慨的谎言。其实，各国资产阶级都力求尽可能的剝削劳动大众，在劳动者身上榨取尽量多的血汗。不管是中国资产阶级，还是美国资产阶级，其剝削压榨的本性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

　　“约旦·高森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塞勒姆市(Salem)苹果零售店的销售人员，去年在其销售业绩最好的三个月里，高森共售出了总额为75万美元的计算机和其他产品。对于这样的表现，高森本可以开一瓶香槟酒来庆祝，但前提是他要能承担得起。高森说：“我每小时挣11.25美元(如按每周40个小时,一年50周计算,一年2000小时工作则拿2万2千5百美元收入,还不能达到2.5万美元,还需加班才能拿到2.5万美元。而从“销售业绩最好的三个月里，高森共售出了总额为75万美元的计算机和其他产品”看，高森需加班才能做到年薪2.5万美元,苹果公司仅将销售收入中低的可怜部分给他——笔者注)。我想，这太棒了，因为我本人就是个果粉，零售店的表现真是不错。但我同时也在想另一个问题，如果将公司挣的钱和自己挣的钱相比，我感觉挺难受。”

　　“根据旧金山一名苹果员工克里·摩尔的说法，一些员工此前表示，苹果支付的小时工资难以满足大城市地区的生活成本，而苹果零售店通常都位于这些大城市中。摩尔表示：“很明显人们认为这是主要问题。由于低工资，我们通常买不起我们出售的科技产品。””当这两年美国苹果公司成为全球最高市值，利润最高的公司时，美国大多数苹果员工却并未因此而受益，还身处工资难以满足生活成本并买不起他们出售的苹果产品的贫困状况。

　　我国许多劳动者曾抱怨自已的工资达不到统计局发布的平均工资，称自已的工资“被增长”。而美国劳动大众的工资也被哈美者增长。2010年，一个留美学生曾就常见的、宣扬美国美好的7种误导撰文。该文讲，“误导一：收入：美国人均工资四，五千美金一个月”。“美国人均工资四，五千美金一个月” 就是哈美者的哈美宣传之一。“苹果员工的薪水在服务业中处于中上水平”的2.5万美元年薪，也达不到哈美者宣扬的美国职工人均月薪的一半。

　　2012年7月曾被多个网站登载的《张尚斌：中产阶级是怎么消亡的》，首先引用了查尔斯·弗格森的《食肉民族》所写：“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美国已经成了无良金融寡头的天下，美国的机会、教育和上流梦现在基本局限于人层顶端的百分之几。联邦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由富人决定的，由金融部门，并通过强势行业(虽然有时严重管理不善)来实施，如电信、医疗、汽车和能源。这些政策由这些利益团体的走狗来实施，所以纳税人得越来越多地为美国的政党、学术界和游说业的领导体制买单。”然后张尚斌引用数据写道，“在2007年-2010年，美国中等家庭的收入下降了7.7%，该数据采集自18个月前，但从那时起美国人收入没有丝毫恢复迹象。早在2001年，美国中等家庭年收入为48900美元，而2010年比十年前还低6.3%。该数据经过了劳工统计局(BLS)给出的通胀数据的调整，然而一般人都知道，官方的数据是非常不可信的，真实的家庭收入中位数自2001年以来可能实际下降超过20%。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所谓的产业升级一直都伴随着蓝领工作的消亡。而几十年来蓝领的真实工资沿袭了曲折向下的走势。可悲的是，一般人并不知晓由美联储引致的通胀对他们生活水平的破坏，因为他们觉得其名义工资高于1973年。……自2000年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

　　《张尚斌：中产阶级是怎么消亡的》揭露了在资产阶级剥削下，10年来，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篮领工人和高校毕业生实际收入的全面下降。而我国的哈美者不会象查尔斯·弗格森和张尚斌那样去揭露下美国资产阶级的剝削，不会去揭露美国劳动大众实际收入的全面下降。哈美者只会唱美国的赞歌。

　　美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剝削下，美国工人工资很低，但工人有些工作还不被公司老板记入工作时间而遭到加重的剥削。“工作日的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在办公室里整理脏乱的瓶瓶罐罐，然后把这些瓶罐清冼干净，装上干净的液体，这些都不算在工作时间之内，得不到报酬”。(《五分一毛》第87页)

　　工人被剥削的表现还在于工人加班时，资方常常不支付加班费。埃伦里奇在沃尔玛当售货员时，“有人告诉我，沃尔玛从来不支付加班费”。她还引用资料讲，“沃尔玛员工状告其在西弗吉尼亚、新墨西哥、俄勒冈和科罗拉多四州不支付加班费……而拒绝加班的工人则会‘受到写检讨、降级、削减工作安排或降低工资的威胁’”(《五分一毛》第156页)。

　　前述哈美者除夸大美国普通劳动者收入外，还用汇率来掩盖贫困。你说每小时6至7美元是低工资，生活贫困。哈美者他会说，20世纪末时1美元值8元多人民币，则时薪7美元合近60元人民币，按日工作8小时算，日薪56美元合400多元人民币，每周工作5天，一个月工作21天多算，月薪近1万元人民币。哈美者由此说，美国的低工资者有20世纪末的中国高工资者才有的高收入，能象中国高工资者那样购买和支付。由此，哈美者根本不谈美国有贫困。

　　苹果店员的工资在“服务业中处于中上水平”，他“可以开一瓶香槟酒来庆祝，但前提是他要能承担得起”。而我国高工资者有过不能承担一瓶香槟酒的顾虑?一些苹果“员工此前表示，苹果支付的小时工资难以满足大城市地区的生活成本，……由于低工资，我们通常买不起我们出售的科技产品。””哈美者可以汇率关系来讲苹果店员的2.5万美元年薪相当于我国15万多元人民币，能象我国高收入者一样支付和生活。如真是这样，苹果员工会感叹其“工资难以满足大城市地区的生活成本，……我们通常买不起我们出售的科技产品”吗?

　　不仅大城市地区的生活成本高，美国小城镇的生活成本也不低。埃伦里奇“所在的小镇上人们的普遍工资为每小时6至7美元，房租至少要400美元”(《五分一毛》引言)，说明房租一个月“至少”要用去3千多元人民币(1990年代末一美元值8元多人民币)。仅美国小镇最低房租花费，就要使这约1万元人民币月薪用去1/3。而且，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这种月租400美元的“低价房”，是很不容易租到。

　　哈美派常讲美国的住房价格低，哈美派是想说美国普通民众实现住房权的成本低，美国普通民众能实现住房权。例如，亲美网站凯迪上有一贴子讲，“据调查，全美3700万穷人(年收入5-7千美元以下)46%有房(54%独立式,36.4%公寓,9.6%拖车)，73%有车(30%逾两辆);99%有冰箱,65 %有洗衣机,97%有彩电;……儿童营养摄入与中产儿童一样”。

　　但是《五分一毛》揭示的情况是，埃伦里奇在服务业体验生活时的同事，多未领取免费食品(即经济状况较领取免费食品者要好些)，其收入高于哈美者所说的“全美3700万穷人”的“年收入5-7千美元以下”。但这些同事都没有自已的住房子，甚至无能力单独租房，只能与人合租房，住父母家或以车当房。埃伦里奇写道：“听同事们讲述自已的生存环境对我来说不是件难事，因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住房问题都是他们生活中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星期后，我汇集了如下调查结果：盖尔住在市区一家很有名气的廉价旅馆，与人合租，租金每周250美元。……克劳德，海地厨师，和他的女朋友以及另外两个没有关系的人同住一套两居室公寓……安妮特，一个刚满20岁的服务员，有6个月身孕，被男友抛弃，现在与做邮局职员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玛丽安娜，早餐服务员，她和男朋友住在一间单人拖车活动房中，租金每周170美元。比利，每小时10美元的薪水，是我们中最富有的(因为埃伦里奇和其他同事的时薪都低于10美元——笔者注)他住在自已的拖车里，每月只用交400美元的停车费(以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一个月比利也只有未交税收入1700美元左右。即住车里，每个月的停车费也达工资的近25%——笔者注)另一位白人厨师，安迪，住在他自已搁浅的船上，根据他的描述，他的船最长不超过20英尺。……另一位服务员，蒂娜，和她的丈夫住在天天旅馆，一间房每晚60美元。因为他们没有车，从天天旅馆步行就可到我们工作的家庭餐馆。……一直以来我都被琼不计其数而且颇有品位的穿着所蒙骗了。事实上，她住在一辆有蓬货车中，晚上停靠在购物中心后面，洗澡得到蒂娜住的那家汽车旅馆。衣服全是从旧货店淘的。”(《五分一毛》第15、16页)埃伦里奇的同亊们根本沒达到哈美者所说的“全美3700万穷人(年收入5-7千美元以下)46%有房”的住房水平。

　　前面说埃伦里奇平时居住的小镇最低的房租是400美元的话，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租不到这种低租房的。埃伦里奇引用《科德角时报》2000年的报道讲，“房租的飙升使得工人阶层只能以汽车旅馆为家。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在冬天月租为880美元，但是一到旅游季节就会涨到1440美元。《科德角时报》描述了一个四口之家挤在一个房间里生活的情形：在微波炉里做饭，然后就在床上用餐”(《五分一毛》第41页)。这就是哈美者称按汇率算相当于中国高收入人群(能支付月租金1440美元，即月租金1万多元人民币住房的人，肯定符合我国哈美者的高收入人群的标准)过的“高收入生活”?这是哈美者所称“国穷民富”的“民富”生活?这是用了月租金1万多元人民币住了一个房间，“然后就在床上用餐”高收入者的“民富”生活?

　　埃伦里奇体验底层劳动者生活时，根据时薪7美元状况，曾计划选一月租尽量不超过600美元的房子，以使自己“有400或500美元的结余来支付伙食费和煤气费”(《五分一毛》第2页)。后来她“选择了一家月租500美元，走两车道公路到基韦斯特的工作地仅有30英里的地方居住……房子全是旧汽车改装而成的”(《五分一毛》第3页)。她在距工作地点30英里(约合50公里)车程的地方选房，也选到的是月租500美元的“全是旧汽车改装而成的”房子。

　　在沃尔玛上班时，埃伦里奇曾问平价旅馆租房，回答是，“无房可租，但是那儿倒是有19美元一晚的宿舍床位可住” (《五分一毛》第145页)。即没有一整间房租给你，但你在一房间中多个床位上住一个床是可以的，但每晚19美元。对“繁荣”期房租飞涨使贫困者租不起房的问题，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安德鲁·科莫说：“经济发展势头越强劲，房租上涨的压力也就越大”。对此，埃伦里奇说，“我从来就没有真正找到过一间公寓或负担得起的汽车旅馆”，“原来我是繁荣的牺牲品”(《五分一毛》第147、148页)。即劳动者不能从繁荣中分得好处，反而因物价、房租等上涨而成为“繁荣的牺牲品”。她的一同事租“住在一间单人拖车活动房中，租金每周170美元”，合月租700美元以上。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能租到月租400美元的房子。许多美国人其月租远超400美元，也只能租住旧车改装房或拖车活动房。这些收入按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后，会被哈美者称为相当于中国高收入者的美国底层劳动者，真的过着如中国高收入者的生活吗?事实证明，那不过是哈美者散布的谎言而已。

　　底层劳动者生活的支出不仅是房租。租房后，单身劳动者还需“有400或500美元的结余来支付伙食费和煤气费”。

　　哈美者总说美国家庭即使身陷贫困线时，其收入相比我国也相当丰盛。而“按照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1998年，全职‘个人家政服务人员’每周平均收入为223美元，比当时一个三口之家的的贫困线收入水平低23美元”(《五分一毛》第47页)。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既说明许多“全职‘个人家政服务人员’”工资很微薄(按一年50周工作时间算，年薪仅1万1千美元多一点)，另外也说明，当时一个三口之家的的贫困线收入不过周收入为246美元，月收入刚1千美元多一点。而月收入如刚好高于三口之家的的贫困线收入的三口之家，其月收入刚1千美元多一点合人民币的确不少(这也是哈美者硬说美国贫困线收入也达到我国高收入者收入的“依据”)，不过不说支付“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在冬天月租为880美元”不可能，即使租住月租500美元的“全是旧汽车改装而成的”房子也不可能。因为租房后，单身劳动者还需“有400或500美元的结余来支付伙食费和煤气费”，而三口之家支付伙食费和煤气费的费用应高得多。因此即使租住月租500美元的“全是旧汽车改装而成的”房子，刚过贫困线收入的三口之家也无足够“结余来支付伙食费和煤气费”。更不用说他们生活还需要支付穿着、交通、医疗、教育、通讯等等方面费用。

　　每月花了几百美元却住在各种车辆改装的“房”或“家”中，但严格讲，这种“房”或“家”既不成为“房”，也不能称为“家”。住在这种“房”或“家”中的人应称为无家可归者。埃伦理奇讲述了她的一个无家可归女同事在车上居住的情况。“她在她的车里生活了好几个月，小便只能用塑料的便瓶，晚上看书只能点着蜡烛。但是夏天就不行了，天气太热，不得不把车窗打开，但是这样一来蚊子什么的就全都可以进来了”(《五分一毛》第7页)。而从《五分一毛》可以看到，美国服务业的劳动者，有不少就是每月花费好几百美元住在这种“房”或“家”中的无家可归者。“在有工作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住在汽车或货车中，我还没有找到相关统计数据。但是根据1997年无家可归者联盟的报告——《无家可归的误区和真相》，大约有1/5的无家可归者(统计范围为全美29个城市)都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五分一毛》第16页)。哈美者硬说按汇率计算，美国低收入者也能过我国高收入者的生活。但对不少美国低收入者还无家可归，而我国高收入者不可能无家可归一事，哈美者却避而不谈。

　　当然，哈美者会说2008年经济危机(资产阶级掩盖经济过剩危机的实质，将其称为次贷危机)以后，美国房价下跌了。似乎美国劳动者更易买房，更易实现有自己的住房。但实际情况是，2008年经济危机后，每年都有大量劳动者家庭不能还贷而被赶出其贷款买的住房。“数百万家庭在次贷危机中失去住房”，这就是美国劳动者的状况。

　　埃伦里奇在书接近结束时写道，美国社会普遍传说“贫穷是失业造成的”(这种说法是掩盖贫穷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真相和实质)。埃伦里奇对此说，“我一生不断听到`辛勤工作"是成功的秘密：`努力使人进步"或`我们今天的成就源于辛勤参力的工作"等，都听厌了。……你可以努力工作，甚至比你想象的还要努力，但你仍会发现自己仍会堕入贫穷和债务的深渊，且比以往堕入得更深”(《五分一毛》第186、187页)。因此在资本家剝削的情况下，即使你努力工作，你仍会陷入贫困。即使在美国资产阶级豢养的学者和我国哈美学者大肆吹嘘的克林顿任职时的“高速增长期”，也是这样(这证明，在资本主义下，用发展来消除贫困，是十足的谎言)。不少美国劳动者无家可归或住在车上，都是他们努力工作，但仍陷入贫困的表现。美国参议员讲，沃尔玛“给员工的薪水太低，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州福利救济”。著名跨国公司的在职员工“不得不求助于州福利救济”才能生存，这揭破我国哈美者吹嘘的美国的穷人也能象中国高收入者一样支付和生活的谎言。

　　埃伦里奇生活体验和对同事的调查证明：底层劳动者根本未能分享所谓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物质财富增长成果，发展并未消除贫困，劳动并未消除贫困。即便是克林顿时期关于贫困状况的官方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战后美国劳工运动的特点分析》写道，“社会不公还可以从美国的社会贫困状况方面表现出来。据美国官方统计，1970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是2542万，1980年增加到2972.2万，1990年达到3358.5万，1996年上升为3930万，贫困者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70年的12.6%上升到1996年的15.1%。[3]1996年，约有1360万名儿童饥饿或营养不良(而前述的凯迪网站的哈美贴子，硬说美国穷人的“儿童营养摄入与中产儿童一样”——笔者注)。每年有390万学生辍学，有500万美国人是文盲，9000万人被视为实际文盲。1999年，靠女性工资养家的家庭的贫困率是19%。1999年至2000年，17.1%或12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98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12%的儿童没有享受到正常的医疗照顾。高收入家庭中儿童的这一比例也有5%。1999年，享受不到健康保险的儿童达1000万，占所有儿童的比例14%。西班牙裔儿童的比例是27%，黑人儿童的比例是18%。1999年，11.8%的儿童因其家庭收入处在联邦贫困线以下，而不得不忍受饥饿。收入高于贫困线家庭的儿童这一比例有1.9%。1999年，抚养儿童的低收入家庭面临着严重的住房费用负担(一般房租占其工资的一半以上)。这样的家庭数目从1987年的140万增加到1999年的180万。[4]”

　　埃伦里奇作为美国“最高层的20%”的人，表述了底层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状况后，在全书的最后两段写道，她对底层劳动者有“负罪感”和“羞愧感”，“羞愧于我们自已对他人低报酬劳动的‘依赖’”。埃伦里奇由于认识到职工因为资本家剝削而贫穷，所以不同意称某些大资本家为慈善家。她写道，底层劳动者“被称赞为‘有工作的穷人’，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慈善家。她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这样他人的孩子才有人照看;她们住在劣等的房子里，这样他人住的房子才能金碧辉煌，应有尽有……‘有工作的穷人’中的每一员对其他群体的人来说都是匿名的捐赠人，无名的恩人。用我在餐馆里的同事盖尔的话说‘你不断地付出，付出……’”(《五分一毛》第 187页)。

　　前述埃伦尼奇曾经的同事盖尔悔恨地说，“她几年前就发誓再也不在公司干了。"他们让你不得清闲，时刻不得安宁。你不断地付出，付出，再付出，而他们只知道一味地剝削你"”。盖尔这话既说明你努力工作，你仍会陷入贫困的根源是被资本剥削，还说明，为了生存，美国工人不得不在不愿意的公司、工作环境下工作并被资本一直剝削。劳动者很不自由。

　　哈美者热衷宣扬美国人自由，似乎贫富悬殊下各种人有一样的自由。但事实证明这种说法的虚伪。埃伦里奇在书的结语中就讲到在劳动资本日常关系中，劳动没有自由，资本才有自由。“那些没有工会合同的低工资工人(在美国，由于资本对工会的进攻，甚至参加工会可能被解雇，绝大多数工人都未参加工会，当然就没有由工会与资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笔者注)，他们绝大多数都`随意愿"工作(指的是随雇主的意愿)，或无须任何理由就会被解雇。据美国劳工联合会估计，每年因参加工会运动而被炒掉的工人达1万名(这表现出美国“自由、民主”的虚伪性，也表现出资产阶级对工会运动的进攻，也表现出那些硬说美国有参加工会和参加工会罢工的自由的无知——笔者注)，……如果低工资工人的表现往往不合乎经济学(我理解是，按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说，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因此低工资工人应该向有较高工资的行业或企业流动，使自己的工资提高。而他们不流动，仍待在低工资企业，似乎就“不合乎经济学”。这从其后作者批驳美国自由的谎言中可看出——笔者注)，也就是资本主义民主下的自由工作者的行为，那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方既不自由，也不民主。当你走进低薪工作场所，还有许多中等薪水的工作场所，你必须先在进门时抑制自已的公民自由，把美国及其应当维护的一切原则抛诸脑后”(《五分一毛》第178、179页)。即把美国冠冕堂皇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原则抛弃，换成以老板的意愿为意愿的原则。例如，老板们是反对工会的，你违反老板意愿而参加工会以在工资、劳动条件等方面主张自己权利，你就将被老板解雇。“沃尔玛员工状告其在西弗吉尼亚、新墨西哥、俄勒冈和科罗拉多四州不支付加班费……而拒绝加班的工人则会‘受到写检讨、降级、削减工作安排或降低工资的威胁’”。这也可看出，资方有不支付加班费的自由，而劳动者没有拒绝不支付加班费的加班的自由。如果劳动者想行使这一自由，资方就要对其进行威胁。

　　许多情况下，被剝削被压迫者是没有自由的。工人因为被剝削而贫困，工人们被剝削并贫困而不自由这种状况，是人剝削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和劳动者间的阶级关系(阶级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人格化)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所转移的，也不是哈美者企图掩盖而掩盖的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奢谈自由、民主、人权是格外的虚伪。

　　资本的自由必然使劳动者不自由，必然侵犯劳动者权利。例如劳动者上卫生间的权利也受到侵犯。《五分一毛》第26页讲到劳动者工作时小便也只能偷着去，其他同事“会竭力为她掩护，不让管理人员发现”时注释道，美国“直到1998年4月，联邦政府没有明文规定工人有上厕所的权利。见《在禁止方便的地方方便：休息时间和上班时间小便的权利》，康乃尔大学，1997年”。许多劳动者工作时上卫生间的自由、权利也沒有，康乃尔大学甚至专门以《在禁止方便的地方方便：休息时间和上班时间小便的权利》这样的论文来讨论此亊，而哈美者则硬要称美国充满自由、民主、人权。

　　因此可以说，哈美者只知粉饰美国，它们根本不敢揭露美国阶级对立，不敢揭露资产阶级对美国广大劳动者的剝削压迫，不敢揭露因为阶级剥削而产生的美国贫富悬殊和劳动者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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