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子光：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

《金融战争》

第三章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

廖子光

本章系《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第二部分“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的前5节内容，原载《亚洲时报》2005年6月24日。

经济不是一个抽象概念。经济是政治制度的物质体现，而政治制度又是代表性别、年龄、宗教、财产、阶级、部门、地区或国家等的集团利益的互动结果。个人利益不是政治学问题。因此，个人主义政治学是一个矛盾的修饰语，由此延伸开来，哈耶克关于个体决定形成市场的观点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无稽之谈。市场是大规模民众和群体本能现象，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对之起不了多大作用。政治的定义基础是权力，权力有多种形式：道德的、知识的、金融的、选举的和军事的。在生产能力过剩的环境中，公司主管总是痛惜定价权的丧失。全球经济是全球地缘政治制度的物质体现，全球宏观经济学是对全球地缘政治制度的理论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的术语反映，并反过来指导着其提出的经济制度的歪曲逻辑。货币、资本、劳动力、债务、利息、利润、就业、市场等用语都被概念化，用以描述贪婪的强权政治创造的人造物质制度的各组成部分。正是资本家对工人的贪欲，迫使他们把工作机会让给了国外的低收入工作者。被假定总是根据自我利益行为的经济人概念是一个明显错误的抽象概念，它建立于如下有缺陷的立论之上：市场参与者总是根据完全和对等的信息行为，并明确地理解其自身行为的意义。随着这些用语在时间推移中的广泛使用，人造制度被粉饰为自然法则的逻辑产物，而不再是贪婪的强权政治的概念化组成部分。

一、关于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神话

世界贸易已迫使所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然而，市场不是经济，它只是经济的一个方面。

当前，市场经济全球化正自我诱导，走向即将来临的市场经济崩溃。在这个时代，重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年）是极具启示意义的。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市场经济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反常情况。其代表作《我们时代的起源：大转型》（1945年）的主题就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市场经济事实上已崩溃。然而，市场经济这种人们熟悉的制度源起于最近，只是到19世纪才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动下得到充分的发展。

当前的市场全球化发生于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也就是说它始于冷战的结束，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电子信息时代和解除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持续衰退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的终结，智慧的人类最终将认识到，市场经济内在的商业周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调节，因此也不可能防止其在本性上不对人类福利造成破坏，人们将被迫为人类发展寻求新的经济安排。收益递减原则将使人们最终抵制市场经济，因为不论经过怎样复杂的管制，市场都将越来越不合时代要求。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到来之前，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种次要角色。即便在可以见到市场运作的地区，市场也只是处于主要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的外围。在很多前工业化经济体中，市场交易一个月只有两次。波兰尼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内，市场需求决定了社会行为，而在那些前工业化的原始经济体中，社会需求决定了市场行为。波兰尼还再次为经济学引入了人类互动的互惠和重新分配概念，它们都是贸易的最初目标。

互惠意味着人们生产和提供他们最擅长的产品和服务，在最大程度的生产和服务中享受着快乐，并与其他人共享这种快乐。他们与擅长于并享受着生产和提供其他产品和服务的其他人是互惠的。每个人都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产品并相互分享这些产品，而不是卖给出价最高者，或更为糟糕地生产他们鄙视的产品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是一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协定。血汗工厂的主张完全是贬低人类尊严和无视人类福祉。由于互惠的存在，就无须层层管理，因为工人们幸福地为了生计奔波，而无须强制性的监管。劳动不是被迫的，工人们也不是为了与其内心向往的职业完全无关的，其所憎恶的工作出卖时间。物价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不同环境中不同买家的购买力或卖者反过来对不同买家的需求而变化。单一价格规则既是非人性和非自然的，也是不灵活和不公平的。所有工人都从其选择的不同谋生手段中找到了各自的成就，而没有受到金钱需求的扭曲。生产和分配的动机并非个人利益，而是个人成就，免受公众轻视和社会排斥，以及免于社会地位和道德声誉的丧失。

虽然上述动机如今在金钱支配下有所扭曲，但它对于金融资本主义下运作的社会仍然至关重要。不过，在一个金钱社会，大家都只关注如何积聚最多的金融财富，从而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福布斯》杂志每年对世界富豪100强的排名清楚说明了这种反常状态。媒体经常就金融之外的话题追逐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富豪的看法，似乎拥有金钱本身就代表着具有智慧。20世纪60年代，财富对美国嬉皮士来说是一种困扰。只是到80年代，贪婪的年代才形成，重商主义普遍受到欢迎。

在2005年6月3日于华盛顿召开的“夺回美国”会议“夺回美国”（Take Back America）会议系美国公民社会组织“美国未来运动”（Campaign for Americas Future）的主要活动之一，自2005年以来，已召开2次。“美国未来运动”组织是美国100多位著名的公民活动人士和政策分析人士共同发起和建立的。其目的是挑战大公司的议程，鼓励美国人讨论新的经济构想和为全体美国人服务的未来。该组织认为，应将工资不断降低和保障日益减少置于全美国辩论的中心，（新）保守主义议程只是使情况更糟，那些认为当前无所作为的人是错误的；全美国人民应为美国的优先目标而战：反对社会保障的私有化，为能源独立、好的就业岗位和可持续的经济争取投资，争取支付得起的医疗、教育等服务。——编译者根据该组织网站（http://wwwourfutureorg/）材料整理上，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的演讲谈到了《经济学家》编辑（也就是所有的企业友人和资本主义及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的结论，即“美国具有钙化为欧洲式阶级社会的风险”。2005年5月13日《华尔街日报》头版的社论总结说，“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变富，或者富人家的孩子沦落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不大。……尽管人们普遍相信美国社会在流动性上仍然高于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认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大陆（或加拿大）的穷人家的孩子比美国穷人的孩子有更多的致富机会。”同月，《纽约时报》连续12天刊登题为“阶级至关紧要”的系列文章，分析认为美国的阶级与金钱紧密相联，“家庭在经济阶梯上不断上下运动是扎根于美国梦内心深处的希望。但这似乎已不像从前那样频繁地发生了。”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心脏地区，自由市场传播平等的神话似乎正面临着挑战。

人们进行贸易是为了弥补当下发展状态的不足。自由贸易不是放任剥削。剥削不是贸易，而是奴役。帝国主义是在国际层面上以体系性高压进行剥削的体制。为了维持体系性高压，冷战结束后的新帝国主义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形式。（失去体系性高压的保护，自由贸易就无法立足。）体系性高压阻碍了自由贸易。反对体系性高压不能与保护主义混为一谈。为了参与自由贸易，贸易者必须有一些东西，并能以之在一个免于体系性高压的市场上进行自愿的贸易。所有自由贸易参与者必须有最基本的定价权，即要求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垄断定价权。贸易品来自于发展这个自我完善的进程。正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公正的先决条件，在市场的定价权上人人平等是自由贸易的先决条件。贸易者需要基本的定价权以确保贸易自由。为了参与自由贸易，工人们也需要劳动价值的定价权。

然而，当前市场经济下的贸易成为一种在定价权上战胜贸易伙伴以获得压倒性优势的博弈。例如，不论是作为一个大批量采购的买家，还是作为一个特大规模的零售商，沃尔玛都有巨大的定价权。但它没有用这种压倒性的定价权为工厂及其连锁店里的工人支付最高工资，而是向消费者提供最低廉的价格。沃尔玛的销售额大于世界上许多小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其营业模式却是与发展背道而驰的。低收入和低零售价之间的制衡遵循着螺旋式下滑态势。以压低工资得到低物价的螺旋式下滑一直是贸易解除管制的主要破坏性后果。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增加收入，而不是降低工资，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削减成本。国际贸易不可能取代国内发展甚至国际发展，如果国际贸易是基于贸易双方之间的平等互利而展开的，那么它才会促进国内和国际发展。首要的问题就是增加收入。

国际贸易必须考虑到当地条件，这不是勉为其难的忍受，而是对多样性的尊重。1999年1月22日，日本负责国际事务的前副财长坂木永辅（Eisuke Sakakibar）在东京向外国记者俱乐部作了题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结”该文讲演中文版可见《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8期。——编译者注的讲演，对全球宏观经济正统派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评。他认为，各国的经济制度必须符合已达成协议的国际贸易规章制度，但未必需要吸收他国国内的规章制度，这对美国领导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在一个计算机化的世界中，产量标准化已没有必要，某类定制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也已程序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霸权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上，国内发展必须优先于国际贸易——据称将推进国内发展的外部交易体系。国内发展意味着各国自由选择最符合其历史情况的发展道路，而不必采用美国的发展模式。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和边缘，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都日渐地领先于国内发展。在效率的名义下，经常性做出让步的是生活质量。

这就是法国和荷兰投票反对欧盟宪法，以之抵制美国模式的全球化的原因。英国推迟了投票，以免欧盟宪法再次遭到投票者的拒绝。意大利的内阁部长建议，为了重新获得金融主权，应放弃欧元，恢复独立的货币。欧盟成员国在各国预算和补贴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多样化的国内发展和国家文化，新自由主义贸易越来越被确认为一种障碍，甚至是一种威胁。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全球贸易都已成为剥削弱者以强化强者的工具。在文化上，美国式的全球化正把世界转变为一个充斥不健康的麦当劳快餐、沉闷的沃尔玛连锁店、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和银行自动取款机的乏味的大市场。全球每一个机场都是美国大型百货公司的翻版，看着同样熟悉的品牌，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除了不公平和破坏文化之外，现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长期地将财富从穷人那儿转移到富人手中，就如同在干旱时期从一口干涸的泉井里掘水，是不可持续的，消费者收入停滞不前也无法支撑消费型经济。新自由主义者称，自由贸易为世界上的穷人，不论是核心区的，还是边缘区的，都带来同等好处，该论断完全与事实不符。世界各地的工人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产品，利润都被大洋彼岸看不见的投资者攫取。

二、贸易与货币

货币为贸易提供了便利。主流的货币经济学家把政府发行的货币看作是可随时兑现的主权债务工具，历史上来源于自由银行发行的票据。这一观点只适用于金属货币，金属货币是一种债务凭证，持有人有权要求将之兑换为相应数量的黄金或其他等价物。另一方面，主办国家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不是主权债务工具，而是主权信贷工具，它得到政府接受其作为纳税手段的支持。这种货币观就是人们熟知的国家货币理论。美元是美国的不兑现纸币，持有者有权在任一处美联储银行不多不少地兑换另一种面值的美元。主权政府的债券是以货币标价的主权债务。由于主权政府可以任意发行货币，以不兑现纸币标价的主权债券永远都可以兑现。地方政府的债券是机构债务，不是主权债务，因为地方政府尽管具有有限的征税权，却没有货币发行权，不能发行货币,所以其债券有可能无法兑现。货币发行权是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专有权力。用不兑现纸币购买债券时，交易表现为主权信贷方清销公共债务或公司债务。这种关系是直截了当而又至关重要的。

推动经济的是信贷，而非债务。债务是信贷的镜像反映。即使最精确的镜子也会破坏其镜像的对称性。为什么镜子将一个图像左右颠倒，而不像照相机的镜头那样上下颠倒图像？科学的答案是，镜中的图像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将右变成左，而是将前转变为后。然而，我们往往接受这个异常的被扭曲的镜像是未加任何修饰的真实，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镜中扭曲的映像是一种完美的再现。镜子，挂在墙上的镜子，谁才是最公平的？答案是：你的背后。

货币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和债务是对立不统一的。事实上，信贷和债务是以相反的关系运作的。信贷要求资产净值为正数，而债务无此要求。一个人可以有良好的信用，并不欠任何债务。债务越高，信贷等级就越低。只有理解了信贷，才能理解现代金融经济之后的主要力量，它是由信贷推动的，而受阻于债务。从实践中看，债务扭曲了边际效用的计算，并重组可支配收入。债务把公司股票转变为价格越高、需求越大的吉芬商品（Giffen goods）简称为吉芬品。这是以英国经济学家吉芬（RGiffen）的名字命名的。在1845年的爱尔兰饥荒中，吉芬发现，虽然土豆的价格急剧上升，但当地农民反而增加对土豆的需求量，吉芬品由此得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答案在于，土豆在当时爱尔兰农民的支出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土豆价格的急剧上涨使得人们的处境迅速恶化。为了填饱肚子，人们不得不大大减少肉、奶酪这些相对来说仍然很贵的商品的消费，把省下来的钱花在还算便宜的土豆上。后来，经济学家就把像爱尔兰土豆这样价格上涨反而带来需求量增加的商品称为吉芬商品。现在，吉芬品也延伸为指那些价格下降后反而带来需求量减少的商品。——编译者注，并创造出了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谓的“非理性繁荣”，即经济人走向疯狂。

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建立于不兑现纸币上。如果不兑现纸币不是主权债务，那么金融资本主义的整个概念体系就需要重组，这就如同当人类意识到地球既不是静止的，又不是宇宙的中心时，其世界观发生变化，物理学必须重新书写一样。一方面，需要以资本形成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指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吸收外国资本等途径，筹集到足够的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初始资本。——编译者注为有益于社会的发展融资将被披露为一种残酷的骗局，因为主权信贷可以毫无问题地为有益于社会的融资发展。另一方面，并不必然需要以私人储蓄为国内公共的社会经济发展融资，因为主权信贷的供给也并不必然需要私人储蓄。从而，一国的私人储蓄率与公共金融至多只是间接的关系。通过不断提高工资，以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从而防止生产能力过剩，主权信贷可以为那些失业人口不明的经济体融资。由于依靠私人储蓄的资本形成是收入不平衡的主要制度原因，恰当地运用主权债务将带来经济民主和更健康的发展。

三、主权信贷与失业

在一个依靠主权信贷为发展融资的经济体内，劳动力将长期出现短缺，劳动力价格将持续上升。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劳动力持续短缺，劳工享有基本的、而非垄断性的劳动力定价权，从而能够不断提高工资水平，并减少生产能力过剩。在劳动力短缺形成之前，一个经济体将一直扩张，并将通过生产率提高保持扩张势头，从而维持较小程度的劳动力短缺。失业是经济体运作不佳的明显征兆，必须把它当作经济瘟疫加以预防。

1958年发现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商业周期内失业与工资引发的通胀之间的系统关系。它代表了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 W H Phillips）注意到，从1861年到1957年，英国的工资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致的反比关系。失业率下降，通胀率就会上升。失业率上升，通胀率就会下降。菲利普斯的问题是，将典型的商业周期内有缺陷的劳动力市场接受为自然法则，并运用有缺陷的体制的重复出现的数据来证明其合理性，使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能够接受失业问题，以掩盖商业周期的不合理性。这就如同观察医院的病人，然后得出结论：医院引起了疾病，减少医院的数量就可以减少病人的数量。该理论是能够以数据证实的，如果只将医院内的病人计算为生病的，而将医院外的病人视为这一系统的“外部性”的话。这正是美国发生的情况，医院病床过多是因为医疗保险经济学的变化所致，而不是因为需要医院治疗的病人数量减少所致。反对非法移民的部分经济学论点就是基于一个遭受生产能力过剩的卫生保健系统已不堪免费病人的重负。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带领一些政府经济学家，把菲利普斯曲线用于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市场经济体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如何权衡取舍。后来，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各自独立地向该理论的基础发起了挑战，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和“长期”有不同的效应。他们认为，受通货膨胀调节的货币工资购买力或实际工资，将不断地调整，以实现劳动力的供求平衡，失业率将停留于实际工资水平，以调节商业周期。他们把这种失业水平叫作“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同与其相关的通货膨胀率是自我循环验证。自然失业率是通货膨胀率达到相关通货膨胀率时的失业水平。相关通货膨胀率是失业水平控制在自然失业率范围内时的通货膨胀程度。

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部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货币是最重要的。但作为一个社会保守派，他离开了已走一半的真理之路，没有进一步讨论公平的货币分配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而货币流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条件。与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理论关系相反，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高通胀率伴随着高失业率，而非低失业率；同弗里德曼的主张相反，90年代，日本的通货紧缩伴随的还是高失业率。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伴随着高失业率，这一事实对菲利普斯曲线和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概念提出了质疑。但主流经济学家继续接受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理论的核心原则，即某种自然失业率的确存在，如果加以维持，就能带来某种稳定的通货膨胀率。他们将之命名为“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美国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这些年来从4%慢慢攀升至6%。

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意味着美国稳健货币的代价是6%的失业率。美国劳工部报告了“好消息”：2005年5月份，美国有760万人或者说51%的劳动力失业，还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范围内。由于低收入者倾向于生育比国家平均水平更多的孩子，美国的失业水平转移到相关家庭，就意味着2000多万儿童的双亲是失业的。这些无辜的不幸者将稳健货币，也就是所谓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制度成本，扛在其双肩上，为美国政府高度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导致贸易赤字和债务直线上升的错误货币政策买单。换言之，如果全世界6%的人口死于饥饿，那么食品的物价就能稳定。不幸的是，这就是维持全球农产品贸易体制的条件。没有任何政府经济学家费心地找出与真正的充分就业率相符的自然通胀率。

当失业才能使货币稳健时，很难看到稳健货币可以怎样导致充分就业。根据明确的范围和原因，失业伤害老百姓，而通货膨胀损害货币。如果货币的存在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在通胀与失业之间选择何者就是显而易见的。世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只不过是萨伊定律的国际化。其运作的前提是充分就业。

四、工资与利润

新古典经济学不允许雇主们像亨利·福特做的那样，胸怀加工资的目标，相反，而是促使雇主们像福特汽车公司等当前的管理层日常所做的那样，尽量把工资压到最低程度。亨利·福特加工资是为了把更多的汽车卖给工人以增加利润，而如今福特汽车公司削减工资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与之同时却加剧了生产能力过剩。后者正是市场资本主义的毒瘤栖身之处：工资不断下降将导致一个生产能力过剩经济体的崩溃。

这就是全球的工资套利为什么具有经济破坏性的原因，除非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世界各地都提高工资，而不是发达国家维持低物价水平。要做到这点，不是以最低的工资来谋求最低的物价，而是以不断提高工资来谋求越来越大的市场。需要重新制定全球贸易的条件，奖励那些旨在全球性地提高工资和福利的公司。为此，这些公司将应用国际协调一致的过渡型政府补贴，而不是为了切断利用工资套利的贸易，运用倒退的保护性关税方式。这将使那些低工资经济体能够开始买得起其生产的产品，并能够从高工资经济体进口更多的产品，从而走向平衡的贸易。

最终，可以确定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随着工资水平趋于平等，工资套利将停止作为全球贸易的驱动力。当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发达经济体的相当时，世界经济将摆脱由有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短缺理论带来的现代生产能力过剩的困境。当在支付最高管理层数以千万计的美元奖金的同时，工资和工人福利却被削减，这并不是对经营管理良好的公平报酬，而是偷窃合法化。经营管理者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应接受奖金：其经营管理战略为其公司带来利润和工资的提高。

五、主权信贷与美元霸权

当一个经济体能够在主权信贷的基础上运转，不受美元霸权的影响时，由于私人投资没有明确的社会补偿性目标和价值，只有私人投资才需要私人储蓄。

储蓄是不充分就业情况下的通货紧缩，因为储蓄减少了日常消费，也就是减少了进行投资以加大未来供给的机会。新的投资带来能力扩大和生产率提高，从而导致新的税收，用于资本形成的储蓄只有一个目标：填平新投资与新税收之间的差距。由于主权信贷的存在，并不必然需要私人储蓄抹平上述融资空缺。在一个通过计划摆脱了商业周期控制的经济体中，不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在未来的衰退时期，也都并不必然需要私人储蓄。

一个因需求不足而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体并不需要储蓄，需求不足又是低工资和高失业率造成的。正如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所指出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只有在充分就业和高工资的条件下才有效。萨伊定律忽视了供求之间关键性的时间差，这对于快速流动而又没有需求监管的现代经济来说很可能是致命因素。储蓄要求支付利息，利生利使金融体系偏向于由过度投资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从而将最终使任何金融体系都难以为继。宗教禁止高利贷，是有其实际原因的。而货币生息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石，这得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支持，该学派认为，货币在短缺时更有价值。从而，总体贫困对于稳健货币来说是必要的。这就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说总是会有穷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国际清算银行（BIS）评估，在2004年底，全球场外交易（OTC，over the counter）利率衍生品的名义价值约为185万亿美元，而其具有的市场风险超过了5万亿美元，这接近美国200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迄今，利率衍生品是标准化金融合约的最大类别，在后者总额250万亿美元的名义价值中占了185万亿。利率衍生品185万亿美元的名义价值是美国未清偿的国库券价值的41倍。这意味着利率波动将以远大于历史上的数据的规模，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自1971年与黄金支持美元相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制瓦解以来，在所有现代国民经济中，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成为法定货币。国家货币理论认为，一国政府发行的作为不兑现硬通货的纸币的通行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政府的征税权。在一国经济中发行货币是政府的意志，货币是为了纳税人缴税而发行的，是为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发放的主权信贷。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就是由政府发行的信贷工具即不兑现纸币来清偿。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后，不欠任何人的债务，只是承诺，接受该货币为纳税手段。

中央银行体制的运作是基于将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作为主权信贷的观点。中央银行实质上是一国银行系统的最后贷款者，其发放的是主权信贷。这就是中央银行与自由银行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前者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是主权信贷工具，而后者私营发行的硬通货是允许持有人兑换黄金的银行借据。

由于苏联的衰亡，美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立场发生了改变。它现在不再需要争取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民心和民意了。从而，贸易取代了援助。为了同冷战时期的盟友、现在的贸易领域的工业化对手竞争，美国实施了利用第三、第四世界的廉价劳动力和低环境标准的战略，也就是利用美国传统的反劳工的意识形态优势，外包低报酬的工作位子，以之与欧洲和日本有利于劳工的强大社会福利传统展开竞争。与之同时，基于美元霸权，美国推动全球金融解除管制，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它就像一只500磅重的大猩猩把日本和欧洲扔进了垃圾堆，与它们玩一场它们永远都不可能赢的追逐游戏。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游戏中，那些持有可任意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形式的资本的人将轻而易举地成为赢家。

美国上述战略的实施工具是美元，美元作为世界贸易最主要储备货币扮演着特权角色，这就是美元霸权。在美元霸权基础上形成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极大地削弱了从事实业的生产商，而为金融投机者带来巨大利益。美元不仅不是一种中立的汇兑媒介，而且已成为一种比核弹更为致命的经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ED），具有极大的勒索钱财能力，美元的这种力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华盛顿共识无情地付诸实践的。贸易战正是通过各种货币价值的波动展开的。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将其贸易逆差作为其资本项目盈余的诱饵。

贸易不再是全球竞争的有效手段。如今，跨国公司以外国子公司的销售取代出口展开竞争，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这造成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额。为了掩盖这个倾斜的“竞技场”和不公平的货币制度，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统计方法悄悄地取代了国民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一个国家在其自然/政治国界内生产的产量、收入或支出总值。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要素收入”（factor income）——从国外投资或经营中获得的收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这两个技术指标具有了新的含义和关系。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取代国民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标准统计方法。这个悄然的变化具有重大含意，因为90年代是快速全球化的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跨国公司所得归于该公司所属国家，其利润最终将恢复为要素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却将跨国公司利润归于那些工厂、矿山或者金融机构所处的国家，而不管其所有权归属，即使利润和投资可能不会永久滞留该国。账目转移使得许多处于挣扎中的被剥削经济体根据统计数据衡量转而成为新兴都市，同时也促使当地领导者拥护全球经济。在当地精英——被新自由主义媒体称颂为国家英雄的新兴买办阶级成员——的帮助下，位于核心区的富国正在搜刮边缘区的资源，卑鄙地从当地奴隶式低工资中赢利，而富国却称之为从统计数据上看出的边缘区收益。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毛额”，因为它不考虑有形资本的贬值和环境恶化，更不用说人力资源的滥用和贬值了。当国外收益被计算在内时，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变成国民生产总值。日益降低的国民生产总值正显著地破坏具有大规模贸易部门的经济体，它们包括许多被迫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以外国直接投资融资的出口作为唯一的发展方式。

美元霸权下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改变了国际经济的面貌。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就一直与全球商品贸易同步成长，现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净储蓄和主权信贷均未担当此角色。外国直接投资主要以美国自1971年以来就可以任意印发的不兑现纸币美元标价，部分以日元或欧元等美元衍生物标价，这些货币并非真正独立的通货。从而，外国直接投资必然集中于与出口相关的发展部门，其出口品主要流向或售往美国市场，换取美元，再以之提供美元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经济政策从促进贸易转向了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其资本项目盈余提供融资的，再反过来为出口经济体提供用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美元。例如，美国若与欧盟发生牛肉战和香蕉战，那么它就面临大量美国投资滞留欧洲的风险。以美元贬值促进美国出口的建议是误导性的，因为它只会使美国企业在海外从事经营的成本更多，而使外国公司可更廉价地购买美元资产。这样，任何改善贸易平衡的努力都将实际上最终削弱外国直接投资的平衡。这就是“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口号背后的基本逻辑。

在美国，现也日渐扩散到欧洲和亚洲，资本市场正迅速地取代银行，成为储蓄场所和公司融资的资金来源。这种转变伴随着日益加深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被认为将为全球投资者创造富有希望的新机遇。新自由主义者甚至宣称，这些变化有助于消除许多国家面临的迫近的退休金危机。但迄今它只带来了突发的、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如1982年金融危机首先在墨西哥爆发，1992年英国发生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随后又发生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阿根廷危机和土耳其危机。

欧元的引入加快了欧洲金融市场的扩大。对于目前欧盟25个成员国来说，共同的货币使各成员国所需的退休金和保险金无法投资于欧元区国家，作为其地方债务，这一限制使欧洲大量的长期储蓄一直滞留于银行，而成为各成员国国内资产。到2020年，欧洲的公司退休金行业将从35万亿欧元增长到17万亿欧元，因为各成员国政府不得不要求公司和个人将既定的退休金存为储蓄。由于没有外汇交易成本和货币波动的风险，这些储蓄金推动了规模更大、流动性更强的欧洲证券和债券市场的兴起，包括在最近推动了大规模欧元后保债券市场的形成。这些更有活力的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选择，降低了欧元区内的资本成本，从而反过来对银行系统施加了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不过，由于美元霸权，这些资本市场如何与欧洲美元市场相结合还是不确定的。

有趣的是，欧盟竞争委员会拒绝了通用电气公司提议的合并霍尼韦尔国际公司案，其理由是，通用电气公司在飞机引擎市场上占有极高份额，霍尼韦尔公司在航空电子市场上占有极高份额，两者的组合是否让该合并公司在欧洲市场上占据不公平的优势，而可能注定推动新公司从主导一种市场扩大到主导另一种市场。关键问题是通用电气公司以卖方融资实现营销的侵略扩张性，直到现在，该公司凭借其在美国和欧洲商业证券市场的优势，一直享受着独特的利益。其他的区域市场，特别是在亚洲，将无疑更加意识到这种利害关系。

欧洲美元（Eurodollars）是美国境外的美元，不一定发生于欧洲，一般都是税前美元，如果回到美国本土或账户，就又适用于美国税则。欧洲日元和欧洲欧元也是同样的含义。但对于法国普通工人，以法国退休金账户投资于非法国资产的想法既是令人讨厌的，又是不理性的，特别是当投资导致法国的就业保障降低，并危及已成为法国人生活一部分的并得到高度捍卫的每周工作35小时和每年30天的带薪休假时。

以世界上最大的债权经济体日本为例，它持有8000多亿美元的储备。过去两年里，日本中央银行（BOJ）从货币市场上用日元购买了3000多亿美元，以尽力稳定日元持续对美元升值的汇价。现在，日本央行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继续徒劳地购买美元，制止日元的升值；要么卖掉美元，尝试以美元储备补偿日元损失。日本官方承诺其美元储备不会投向其他货币而多元化，以免刺激货币市场，但很多对冲基金预期日本将很快做出选择。

现在，即便日本央行每天卖掉40亿美元，照此速度也要近200个交易日才能卖完其美元储备。抛售美元的最初两天后，剩下没卖的7920亿美元储蓄的市场价值将比抛售前下跌20%。因此，日本央行将净损失1600亿日元。如果日本央行继续抛售美元兑换日元，每天将有4000亿日元从日元货币供应市场中流回日本央行，以美元兑换欧元的情况也一样。这将推动美元对日元或欧元的汇价进一步下跌，这样，日本剩下的美元储备价值也将进一步下跌，更不用提其日元货币供应中的急剧缩水了，这将推动日本经济陷入更深重的衰退。

如果日本央行出售美元换取黄金，会发生两种情况。一种可能情况是，没有足够的卖家，因为按照目前的金价，无人有那么多黄金吸收巨额美元。相反，当金价上涨时，黄金市场就会冻结，而不能进行任何交易。黄金持有人将无须出售黄金；他们可以从基于名义价值的黄金衍生品获利。美元面临的相反的市场效应也将压制黄金交易。日本购买黄金两天时间后，每个人都会手持黄金，等待更高的金价。根本找不到任何市场销售者。近年来，中央银行一直租出黄金，其部分原因就是为黄金市场提供流动性。

可能发生的第二种情况是，以货币衡量，黄金的价格将扶摇直上，而引起黄金的急剧通货紧缩。截止到2005年6月1日，美国国家债务达到7787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的黄金储备大约261亿盎司。以美国持有的黄金清偿其国家债务，金价就需要达到每盎司29835美元。在此价位上，1盎司黄金能买一辆车。不过，2005年6月4日，黄金的市场价格是每盎司42350美元。1980年，黄金价格达到最高峰时每盎司850美元，1999年最低谷时每盎司252美元，当时石油每桶售价低于10美元。当每盎司黄金30000美元时，各国政府将不得不从事非法的黄金交易，如同1930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所做的，我们又回到了第一种情形。一国政府可以轻易地宣布国内的黄金贸易非法，但不能轻易宣布世界市场上的本国货币交易非法。可以不费力地得出结论：不论谁建议实施长期持有黄金的战略，他都不会进入上流社会阶级。

重债穷国需要减免债务，以摆脱事实上的金融奴役。一些非洲国家政府花在债务清偿上的钱高于其花在卫生保健上的三倍。英国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当前市场价格总额达43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可以出售其中约12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为债务减免融资。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黄金的决定具有否决权。从而，美国国会掌握着生杀大权。然而，美国矿业游说集团一直反对投票表决。2005年1月，美国西部采矿州的12位参议员在一封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售黄金的信上联合签名，并称，抛售黄金将下挫金价。3月，众议院30位议员也在一封内容类似的信上联合签名。甚至在黄金议案还未被提交辩论之前，美国国家矿业协会和纽蒙特矿业公司、巴瑞克黄金公司等金矿开采公司的游说者就劝说美国国会领导层，国会不要通过该议案。

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称，黄金衍生品占据了世界商品衍生品市场的26%，而黄金只占该年度世界商品生产价值的1%，即与黄金对应的衍生品是与包括石油在内的其他商品对应衍生品的26倍。小布什政府起初显然不愿介入国会内的斗争，可是，从2005年4月开始表示坚决反对黄金抛售。但美国总统小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6月7日宣布，美国和英国就要达成协议，为一些穷国免除所有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基金的债务，以之表示八国集团关于债务减免的讨论已经有所进步。

2005年6月15日，《华尔街日报》前编辑裘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对同一天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企业专栏标题“复兴对外援助的骗局”，发表网络评论文章“页边备忘录”。万尼斯基写道：

这不是援救非洲穷人或拉美农民，而是援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第二个圈套是，为了得到债务减免，穷国必须将其在“基础设施工程”债务清偿方面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直接帮助其贫苦的民众购买饮用水，修筑下水道，等等，而这些都将由富裕国家的合同商来进行打造……接下来是什么呢？世界上最糟糕的经济学家之一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正负责联合国计划，从西方纳税人募取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以作为该计划的第二条腿。我记得，他想要以后每年有250亿美元，他还狂热地支持总是为那些诈骗者挤几滴鳄鱼泪的《纽约时报》。也许你还记得，正是杰弗里·萨克斯支持《纽约时报》，说服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苏联应用“休克疗法”从共产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结果造成俄罗斯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人民陷入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从未经历过的贫困。

如果不爆发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元不可能短期内对其他主要货币涨涨跌跌达到20%以上。不过，在2000年到2002年的市场危机中，美元的购买力在美国的资产市场提高了近40%。而相对于2002年至2005年的房地产价格，美元贬值了60%以上。根据格林斯潘的计算，美联储可以多印发8万亿美元，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问题不在于发行货币。问题在于8万亿美元投向何处。如果投向银行业，那么为了维持正常运作，美联储今后每年都要多印3万亿美元。如果8万亿美元以就业充分和高工资的形式投向实体经济，美国将有非常良好的经济，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偏执地反对亚洲或欧盟。但是，只要全球工资套利还发挥作用，美国的工资就不可能提高。这是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它致使格林斯潘2005年5月5日说，他担心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将日益加大，从而削弱美国和世界经济经受冲击的能力。不过，如果美国的民主是有效的，而且自由贸易是以牺牲投票大众的代价造福于精英分子的，保护主义就将是不可阻止的。

六、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错误与危害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自由化，货币主义货币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支柱之一。货币主义货币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应不受一国的政治干预，它发行货币必须有黄金或美元储备作支撑。实际上，一国的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是主权信贷而不是债务，因此它应该受制于一国的最高政治权力机关，并为一国经济的有计划可持续发展融资，而不必受制于美元储备，就像美国历史上和现在所做的一样。一国货币价值的真正保障是该国国家政权存在并前景良好，而不是黄金或美元储备。货币主义本质上是用美元霸权剥夺他国金融主权，从而摧毁他国自主独立发展的能力，以使他国发展服从于美国的需要。

（一）不兑现纸币是主权信贷

金钱正如权力：使用之或丧失之。未使用的（不流通的）货币是死财富。不流通的不兑现纸币不是财富，而只是放在保险箱里的印制过的纸张而已。像货币一样不使用的黄金也只不过是闪闪发光的金属，只能用做婚礼或生日晚会上的装饰性礼物。货币对经济的用处取决于它的流通，就如同血液循环为有机体带来氧气和养分。货币经济学家将货币流通速度叫作周转率。一个经济体越是充满活力，其货币周转率就越高。如同大多数代表性指称，货币是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在语义学上，描述性声明就是自我确认。例如，“我是国王”是一个声明，意味着说话人是国王，即便其王国只有他一个子民。赋予该宣言意义的是接受这则宣言的其他人数量。如果在某一地域范围内有足够多的人接受这一王权宣言，宣称人就成为该地域范围的国王，而不仅仅是一家之主。如果有货币发行者宣称货币是信贷，那么它就是信贷；如果他宣称货币是债务，那么它就是债务。但是，该宣言的社会有效性取决于其他人的认可。

每个人都能发行货币，但只有主权国家政府才能为所有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发行法定货币，由于法律的强制力，法定货币在该主权国家范围内可以通行。私营货币发行者必须以黄金或对未来服务的承诺等价值实体支撑其货币。接受私营货币的其他人为该货币提供了某种价值，他们接受了私营货币，而不是其他有类似价值的物品。因此，私营货币发行者付给了私营货币持有者一种可在以后买回相应价值物品的信贷工具。

当一国根据国家货币理论的原则发行不兑现纸币时，其货币背后的价值实体是纳税义务的履行。因而，一国实际上发行了一种被称为（不兑现）货币的信贷工具，它可用来履行纳税义务。国家发行不兑现纸币，不是向任何人借债，而是为其经济发放纳税信贷。

即便发行方不是主权政府，没有征税权，认为货币就是所谓的债务，接受货币的人也是预期作为债权人得到其所有应得的。当在后来的交易中使用这种货币时，支出者放弃了其债权人的权利，从第三方购买了相同价值的物品，而将发行者的“债务”转移至第三方。因而，不论宣称货币是什么，其功能都是交易过程中的信贷工具。一人付钱给另一人，也就是付出债权，受方是接受债务，除非这笔钱的价值即刻得到实现。以货币还债时，货币也充当着信贷工具。如果不兑现纸币不是主权信贷的话，那么政府就不可能以它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回购作为主权债务的政府债券。

一旦货币易手，就出现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否则就没有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代表价值，而不是内在地具有价值。若以一头母牛换另一头母牛，这是以物易物，但若以货币买母牛，买方放弃了货币（价值工具），而卖方放弃了母牛（价值实体）。卖方在母牛交易中得到了货币，成为新的债权人。买方以其债权人身份交换到了母牛所有权。在这项交易中，货币是信贷工具，而不是债务工具。

发行私人货币后，其得到通行的唯一办法是，基于发行者的强大信贷能力，该货币可以兑换为相应的价值实体。私人货币发行者是价值实体的管理人，而非债务人。所有这些是合乎逻辑的，根本无所谓到底有多少主流货币经济学家说货币是债务。

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预言：“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人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和与它们相勾结的公司，将首先通过通胀，再通过紧缩，剥夺美国人的所有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大陆……货币的发行权应从银行手中取回，交还给其归属的美国国会和人民。”这是一个反对中央银行“政治独立”的界定性声明。该警告也适用于世界各国人民。

1840年通过的《独立国库法》，建立了公共基金联邦存储处，不再将钱存入国家级、州级或私营银行，从而使美国联邦政府不用介入美国银行系统。根据《独立国库法》，银行券将逐渐停止作为美国政府收支工具；到1843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只接受硬通货。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领导的辉格党，反对独立国库，但也不支持私营银行制度。他们致力于重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废止的国民银行。在1840年选举中赢得美国国会多数席位之后，辉格党于1841年8月13日成功地废止了《独立国库法》，尽管他们未能赢得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对其国民银行提议的支持。在1844年选举之后，民主党重新掌权，并在1846年领导通过了与1840年法案近乎相同的新的《独立国库法》。这项立法实质上没有任何变动地保留下来，直到1913年美国通过了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联邦储备法案》。

当美国内战在1861年爆发时，新上任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发现独立国库是空的，必须暂停以黄金支付，他呼吁国家特许的私营银行发放贷款，为动员和装备联邦军队所需的补给融资，却劳而无功。那时，29个州特许的1600家银行共发行7000种面貌各异投入流通的银行券。林肯立刻推动美国国会于1862年通过《法定货币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储备或硬通货作基础时发行政府纸币，该纸币被称作绿背纸币（Greenback），与以硬通货支撑的私人银行券保持平价，同时承诺“一经要求”即根据该纸币的面值兑现其他等价券。当时设想绿背纸币将通过纳税逐渐地收回，正如1866年的《筹资法案》所详细说明的，从而使政府能够以有序的无息方式收回这些绿背纸币。

然而，在战争的最艰难时期，当北方联盟的胜利被打上问号时，1美元绿背纸币只有39美分金币的市场价格。绿背纸币价值的下跌与北方联盟的生存前景有关，而与硬通货基础的丧失无关，其硬通货基础本来就不存在。在战争后，美国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例中宣布《法定货币法案》是合乎宪法的，美国国会颁布法令，当时未收回的绿背纸币将保留作为国家通货的永久组成部分。无可置疑，这些绿背纸币帮助林肯挽救了联邦。林肯写道：“我们终于造就了它，赋予了这个共和国的人民他们曾有的最大福祉——以他们自己的纸币清偿其债务。”新自由主义货币学家从未向世界各国政府讲授那一课的重要性。

政府征税不是为其运作融资，而是为其作为主权信贷工具的不兑现纸币提供价值。正如一些财政保守派所提议的，如果政府愿意的话，它完全可以通过公共服务使用费为其运作融资。政府从不需要向其民众借债。政府发行政府债券是为了稳定债务市场，而不是因为它需要钱。从技术上说，政府从不需要借债。它发放不兑现纸币作为纳税凭证，以之清偿一切债务。因此，当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说政府不制造货币，只有私营部门才制造时，他只是装腔作势地喊政治口号，而没有清楚地理解货币和信贷的本质特征。正如美联储理事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最近在关于通货紧缩的演讲中所警告的，不兑现纸币是只有政府才能自由地和不受限地制造的。只有主权政府才能制造作为主权信贷的不兑现纸币。

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债权或债务，其命名取决于（偿还）义务的流动。（偿还）义务从资产方流向负债方称为债权，反之，则称为债务。债权人就是资产大于负债的人，其资产包括其有权收回的债务人负债。主权债务只是一个虚假的游戏，它使得以不兑现纸币标价的私人货币债务可以交易。

代表人民的国家拥有一国内未让与私营部门的所有资产。不论这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道理都是一样的。因此，国家资产是一个国家减去私营部门财富后所剩的所有财富和根据主权权利对私营部门所享有的一切其他权利。私有化通常使国有财产减少，但同时可能增加纳税收入。只要主权国家存在，其债权只是相对于国家财富才是有限的。如果主权信贷被用来增加国家财富，那么，只要国家财富的增长与主权信贷同步，主权信贷就是无限的。即使一国的一切有形资产都被让与私营部门，该国借助于其存在，也仍然能够要求享有宪政体制所规定的对部分私营部门资产的权利。这包括国家的征税权、收归国有权、充公权、征用权和垄断业批准和废除权，以及最重要的发行法定货币权。这些都是主权的内在权利。

主权国家发行作为法定货币的纸币，也就是发行一种包括课税在内的主权权利支撑的货币工具。主权国家从不欠国内债务，除非其明确和自愿地表示如此。一国为了避免征税或提高税收而借债，这是政治权宜之计，而不是经济上的必然需要。当一国出售以其货币标价的政府债券而借债时，它是从金融系统中撤回其先前发行的主权信贷。当一国借进外国货币时，它放弃了其主权信贷特权，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通的债务人，因为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发行外国货币。

政府债券可以充当私营部门信贷的吸收器。由于美元霸权，美国的政府债券享有最高的信用等级，在国际债务市场中位于信用风险金字塔的顶端。美元霸权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即作为一种不兑现纸币的美元担当着国际金融建筑international finance architecture,实际上就是中文所说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不过，作者在英语原文里更多地强调建筑物的平衡、匀称、稳定和优美，并体现于下文，为了保持上下文的一致而采用直译。——译者注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不过，建筑是一种道德善意义上的美学艺术，是有利于人类的，而当前的国际金融建筑在此方面具有明显的缺陷。美元霸权是应被唾弃的，这不仅因为美元窃取了其不应有的地位，而且因为它对世界共同体的影响无任何道德善行可言，它破坏了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主权国家以主权信贷为国内经济发展融资的能力，并迫使这些国家以出口挣得美元储备，维持本国货币的交换价值。

主权政府法令发行的货币是主权专有权利的产物，而债务不是。任何人只要具有一定的可接受信用等级，都可以借贷，但只有主权政府才能发行作为法定货币的纸币。每个公民均有纳税的义务。主权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也就是发行其公民用于纳税的信用证书。只有在主权国家的授权和许可下，私人发行的货币才能存在，它与主权政府发行的货币的不同点在于，私人发行的货币是发行者的借条，即发行者需偿还持有人相应的等价物。

但是，主权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不是政府借条，因为该货币是由持有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潜在借条支撑的。主权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是法律支持的用于结算一切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在美国境内，任何人拒绝接受美元，都是违反美国法律。债务结算的工具是信贷工具。以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买空政府债券，是政府向其经济发放更多信贷的方法之一。从逻辑上看，在一个经济体中，货币供给不是政府债务，因为如果增加货币供给意味着增加国家债务的话，那么放松银根将使该经济体收缩信贷。经验事实证明了相反的情况：放松银根增加了信贷供给。因此，如果主权政府发行的货币扩大了信贷，那么就证明主权政府发行的货币就是一种信贷工具。

（二）信贷与货币创造

经济学者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正确地指出，发放信贷就是发行货币。他没有说负债就是发行货币。只有具备良好信用的实体才能发放信贷或发行货币。债务人不能发行货币，否则他们就无须借债。然而，只有债务人的存在，才能产生债权人。因此，对于发行货币而言，既需要债权人，又需要债务人。但只有债权人才能发行货币，债务人接受这样的货币，而使自己处于负债地位。

信贷的发放制造了其对立面债务，但债务不是货币，而信贷却是。债务只是对货币的否定，是一种金融反物质。物理学者理解物质与和反物质之间的关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物质源于能量集中的理论，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提出能量产生物质的同时也产生反物质的思想。物质与反物质的碰撞产生湮灭，使物质和反物质恢复为纯粹的能量。信贷和债务也是如此，它们是密切相连但又是对立的。它们是由金融能量以不同形式产生出来的物质（信贷）和反物质（债务）。信贷和债务的碰撞也将产生湮灭，使它们结合的结果恢复为不能为人类福利所用的纯粹的金融能量。债务清偿了，金融主动也就终止了。

国家的差别在于其征税权，征税权使国家无须以其他任何有价资产支持不兑现纸币的发行。国家是作为主权信贷者发行不兑现纸币的。那些持有不兑现纸币未将之交换为等价物的人是负债于国家；因为税收往往并非只建立在收入基础上，纳税人是国家的债务人是因其公民身份所致，即便没有收入的人也一样。国家以不兑现纸币的形式提供转移支付后，就减轻了转移支付接受人的税赋债务，或是把其他人的免税权转移给了转移支付接受人，使其因持有不兑现纸币成为该经济体的债权人。这样，不兑现纸币持有人就有资格从该经济体中认领商品和服务。对于政府办公楼等不销售的物品，至少从理论上说，货币毫无用处。以不兑现纸币认领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就是众所周知的购买待售商品。

以不兑现纸币买牛和以私人借据买牛是不同的。以不兑现纸币完成的交易是彻底的。交易成功后，双方都没有任何其他义务。而以借据进行交易的话，买方要么最终以货币取消借据（债务），要么归还牛。考察主权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的正确方法是，它不是主权债务，而是取消纳税义务的主权信贷产品。当政府以不兑现纸币（主权信贷）买回主权债券（债务）时，它不是像庞氏骗局那样为还老债借新债。

货币债务可用货币偿还。主权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后，并未成为债务人。不兑现纸币持有者是主权信贷持有者，而不是如许多货币经济学者所错误认为的国家债权人。不兑现纸币只授权其持有人从政府那里换来相同数额的货币。美元作为美联储票据，只授权其持有人在联邦储备银行兑换成另一种面额的纸币。不兑现纸币持有人是作为国家代理人行为的，其享有该工具背后的国家的信用和完全信任，还可以之纳税。不兑现纸币就像通行证，授权其持有人得到发放主权信贷的国家的保护。它是国家主权内在具有的金融权力的凭证。

美国的不兑现纸币是由美联储，而不是普通银行发行的。在美元上面，也不出现“银行”一词。偿还期为零的货币（ZMM）从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时的5500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5月30日的663万亿美元，不过，它们不是联邦政府的债务，而是联邦政府为其经济发放的信贷，该信贷既可接受为纳税支付手段，又可作为一切公共和私人债务得以清偿的法定货币。主权信贷赋予美国经济以内在的实力。人们可以自由地确定美元价值或购买力的市场价格，但在美国境内，拒绝接受以美元结算债务是违法的。如果用不兑现纸币购买国家债券（债务），那么货币只不过是主权信贷工具。如果不兑现纸币是主权债务，那就无须出售政府债券换来不兑现纸币。一国政府出售政府债券换来其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其实就是从该国经济中撤离政府信贷。如果政府消费了这笔钱，那么货币供给保持不变。但如果政府的支出少于税收，而带来财政盈余，那么货币供给收缩，而经济增长放慢。这就是比尔·克林顿政府财政盈余的效应，它导致了2000年的经济衰退。失控的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而财政盈余将导致衰退。眼睛盯着财政盈余的保守派根本不懂货币经济学。

欧洲美元是指美国境外的不兑换美元，不需要向美国缴税的人接受欧洲美元是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而不是因为它们是美国政府的借条。每个人都接受美元，是因为它可以购买石油等所有关键商品。当美联储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资金时，它不是发行主权债务，而是扩大主权信贷，也就是美国政府将征收更多的税。但如果政府信贷的扩大促进了经济发展，那么税收的增加并不用改变税率。美元霸权使美元，也只有美元免于国家货币理论的外汇影响。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库券，也就是发行主权债务。从而，在美元霸权下，美国是根据国家货币理论原则既可以发行政府信贷，又能从中受益的唯一国家。

货币和公债是相互此消彼长的工具。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可以不兑换的美元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制定美联储基金利率目标，达到控制货币供应量。美联储基金利率是美国银行相互之间隔夜拆借的利率。同样，它也是一种市场利率，可以通过汇率影响全球所有货币的市场利率。政府公债持有者可以根据票面价值随时兑换美元，但美元持有者只能在美联储兑换其他数额的美元。美元持有者既可在财政部购买新的政府公债，又可在债券市场购买发行的政府公债，而不是在美联储。美联储不发行债务，只发行不兑现纸币形式的贷款。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代表财政部买卖政府有价证券的。美联储增加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增加国家债务，而是增加了经济中的主权信贷。这就是放松银根为什么不是赤字财政的原因。

七、货币与通货膨胀

据说，战争的婚生子是革命，战争的私生子是通胀。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为了给参战融资，美国的国债增加了27倍，从10亿美元提高到270亿美元。战争不仅没有使美国破产，还大力推动美国进入世界主要经济和金融强国的行列。国债结果成了一种祝福，因为政府有价证券作为动荡的信贷市场的稳定器，是不可缺少的。

通货膨胀完全是另一码事。一直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物价每年上涨15%，但经济还是突飞猛进。作为回应，美联储提高了贴现率，从4%提高到7%，并保持了18个月之久，以力求控制通货膨胀。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和其他存储机构从当地联邦储备银行的借贷机构（贴现窗口）贷款所支付的利息。结果是1921年有506家银行倒闭。通货紧缩如同一场剧烈的风暴突袭美国经济，商品价格从1920年的顶峰下降了50%，将农民大规模地推入破产。商务活动下跌了1/3；制造业产量下降了42%；失业率增加5倍，达到119%，失业数新增400万人。美国经济急刹车似地停滞不前。在美联储看来，物价下跌是目标，而不是问题；失业对于恢复美国工业的健康生产、摆脱工资推动的通胀是必要的。中央银行家解释说，良药总是苦口的。

在这一点上，技术程序不经意地赋予纽约联储银行对华盛顿美联储的巨大影响力，前者同国际银行的利益密切相连，而后者的构成代表着更为平衡的国家利益。最初，美联储没有应用买卖政府有价证券的公开市场操作来制定利率政策，以之作为一种管理货币供给的方式。美联储不能简单地印发钞票，购买政府债券，加大货币供给，因为美元建立在黄金基础上，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数量相对固定。银行系统的货币是完全通过当地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窗口发放注入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不买卖政府公债，而是接受贸易“实物票据”，当这些票据被清偿时，也就取消了银行系统的货币，从而货币供给能够根据维持金本位的“实物票据”论自我调节。地区联储银行购买政府债券不是为了调节货币供给，而是为了提高其各自的营业利润，它们才将闲置资金投放于有息且高度安全的政府债券，当今的机构资金管理者还是沿用这一方法。

那时，银行业经济学家不理解，当地区联储银行独立购买政府债券时，其总体效应将导致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向银行系统注入“高能”货币，商业银行可以根据部分储备原则（partial reserve principle），通过循环贷款成倍地发放更多资金。政府出售债券时将发生相反的情况。美联储进行公开市场交易时，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将相应地上涨或下跌。当地区联储银行行动不一致时，信贷市场就会紊乱或崩溃，因为在公开市场交易中，某家地区联储银行卖出政府债券的同时，另一家地区联储银行可能在买进。

纽约联储银行第一任董事长本杰明·斯特郎（Benjamin Strong）看到了问题所在，并说服其他11家地区联储银行，允许纽约联储银行以协调的方式处理它们的所有交易。地区联储银行组建了由纽约联储银行管理的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其目的是追求整个银行系统的利润最大化。该委员会受到纽约联储银行的支配，后者与大资本中央银行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进而与国际金融市场密切相连。美联储批准了上述安排，却没有充分理解其含义：美联储已落入纽约国际银行家的过度影响之下。对美国来说，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开端。1929年，美联储扮演的角色暴露了其致命的缺陷，它引起了股市崩溃却无力应对。

美联储降低贴现率最终消除了1920~1921年的美国经济衰退，美国经济随后进入繁荣的20年代。繁荣的20年代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泡沫，过去之后，将美国经济的部分产业及其从业人员留在贫困状态。由于产品价格上不去，农民依然是牺牲品；只有工作很长时间的工厂工人，才能共享20年代的繁荣，并从银行的放松银根中大举债务。由于繁荣时期的高失业率，美国工会失去了30%的会员。20年代的繁荣完全是由股市投机繁荣的财富效应推动的，到20年代末面临的是1929年股市崩溃，美国和全世界就此陷入大萧条。历史数据显示，美国经济1927年已经过热时，纽约联储银行董事长斯特朗依靠地区联储银行降低贴现率，美联储丧失了最后一个阻止1929年股市崩溃的机会。一些历史学家称，斯特朗这么做是为了实现其国际主义构想，甚至甘冒牺牲国家利益的风险。这是美国国会至今仍争论不休的一大问题。与格林斯潘一样，斯特朗认为，更可取的是通过增加流动性，处理好股市崩溃后的危机管理，而不是过早地以紧缩银根的预防措施挤干泡沫。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要求在大的泡沫里不断地挤干小泡沫。

20年代信贷放松的投机性繁荣吸引了许多人借钱购买股票，并把炒高的股价作为新的抵押，借来更多的钱以购买更多的股票。经纪人的贷款从1928年中期的500万美元增加到1929年9月的85亿美元。1929年，纽约证交所上市的846家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为897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4倍。以现在的标准衡量，1929年的股价实际上被技术性地低估了。2004年，纽约证交所上市的2750家公司的全球市场资本总额超过了18万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174万亿美元的153倍。

2001年1月14日，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空前的新高11723点，尽管早在1996年12月6日，当道琼斯工业指数位于6381点时，格林斯潘就警告说出“非理性繁荣”。从1982年8月12日777的低点开始，道琼斯工业指数开始了其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大牛市，只是在1987年10月19日所谓的黑色星期一被突发的令人战栗的股灾短暂地打断，下降了226%，跌至1739点。也就是从8月21日的2760最高点，在不到两个月里下降了1021点。但是，格林斯潘的放松银根政策将道琼斯指数在13年里抬高到11723点，增长了674%。1929年，道琼斯指数的最高点是9月4号的386点。1929年10月22日，《纽约时报》以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所言“股票价格不高”为标题，进行报道。两天之后，股市大跌，到了11月底，纽约证交所股票指数下降30%。直到1954年11月，股指才恢复1929年9月3日的水平。最糟糕的情形发生于1932年1月，股指下跌至4056点，下降了89%。费雪将其结论建立在收益报表良好、几乎没有产业纠纷、研发和其他无形资本具有高额投资的基础之上。虽然还未得到理论和相关数据的证实，但事实是股市的繁荣基于借贷和错误的乐观主义。事后，许多经济学家得出结论，1929年的股价高估了30%。但是，股灾来临后，过高的股指在不到三年里就下跌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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