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子光：从英镑霸权到美元霸权

《金融战争》

第二章从英镑霸权到美元霸权

廖子光

本章系《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第二部分“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的后两节内容，原载《亚洲时报》2006年6月24日。

——大萧条很可能重演

20世纪的历史表明，经济原教旨主义可以造成灾难性的结果。20世纪早期，英镑霸权加剧了对金本位的顽固坚持，这最终导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今，新的一帮原教旨主义者占据显赫要职。

20世纪早期英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全球金融体制中的霸权地位，先是顽固坚持金本位制，后来又利用币价重估和提高关税作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终于导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前的美元霸权既没有黄金支持，又没有经济作后盾，日益只靠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支持，已经导致全球特别是中国向美国持久大量出口，各国国内得不到发展，这些将导致大萧条更严重地重演。

一、金本位制与大萧条

一旦货币失去黄金的支撑，其汇兑价格就必须由政府管理，更具体的说，就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没有任何负责任的政府会自愿让市场规定货币的汇兑价格，就算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不例外。不过，中央银行家倾向于受到金本位的吸引，因为制定不受欢迎的维持货币价值的货币政策是他们吃力不讨好的责任，而金本位可以减轻他们的这种责任。中央银行家们被漫画讽刺为晚会破坏者，他们在晚会就要开始时拿走了大酒杯。

不过，即便是金本位，也是建立在一定量的货币与黄金相挂钩的基础上，是由人们根据当时的基本经济状况制定的。这就必然需要人类的判断。中央银行家不关注经济状况变动下的货币价值水平的适恰性，往往只关心如何维持先前制定的货币与黄金的兑换率，而严重损害了任何与该固定汇率暂时不同步的经济进程。中央银行家很少认识到，固定利率是个问题，动态经济不是问题所在。当货币的汇价下跌时，中央银行家常常有一种个人的挫败感，而当经济由于货币价值过高崩溃时，他们就只是耸耸肩，将此归于金融自然法则。

20世纪20年代，饱受战争创伤后，欧洲回归金本位。这是由大西洋两岸的国际主义中央银行家联合起来推动的，他们将之作为战后经济重建的前提条件。贷方希望确保其贷款收回时的货币价值与贷出时的相同，这与当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债务问题的手法几乎完全一样。纽约联储银行董事长斯特朗及其在摩根财团的前同事与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的中央银行，以及这些国家的一流国际主义私营银行家密切联系在一起。1920年至1944年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与斯特朗私交甚笃，在意识形态上也有共识。有关文件清楚地记载了，他们共同致力于重建欧洲的金本位，以恢复战前“国际金融的正常状态”。诺曼认识到，英国金融霸权的削弱意味着，为了完成可以维持英国战前利益的战后经济重建，欧洲将“需要与我们的美国朋友的积极合作”。

与其他纽约银行家一样，斯特朗也将此视为一个扩大美国参与国际金融的机遇，它使纽约能够通过发展商业票据市场和促使银行家接受英国的金融说法，迈向其觊觎已久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伦敦的历史性优势相抗衡，打破伦敦的长期垄断。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准许联储银行购买商业票据或对之再贴现。这使美国纽约的银行在与伦敦市场展开竞争的国际金融中能够扮演日益关键的角色。

由于1929年的股市崩溃，赫伯特·胡佛在其第二任总统竞选中败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开始批评斯特朗是“欧洲的精神附庸”，谴责斯特朗推动欧洲战后经济恢复的国际主义承诺造成了美国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随后的大萧条，从而剥夺了其再次当选总统的机会。欧洲回到金本位，连同英国坚持的而胡佛称之为“虚构的”1英镑兑换486美元汇率，要求斯特朗通过保持不现实的过低贴现率扩大美国信贷，并操纵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保持美国的低利率，以减轻英镑估价过高的市场压力。胡佛义正词严地把斯特朗的国际主义政策归咎于他所认为的诺曼和欧洲其他银行家，特别是德意志银行的赫尔玛·夏赫特（Hialmar Schacht）和法兰西银行的查尔斯·瑞斯特（Charles Rist）的恶意说服。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历了信贷引起的通货膨胀，这扩大了最终于1929年崩溃的股市泡沫。

在美联储系统内部，20年代中期，斯特朗的低利率政策也引起一些地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美国中西部和农业区，它们普遍认可胡佛后来的批判性分析。整个20世纪20年代，两任美联储主席阿道夫·C米勒（Adolph C Miller，一位专业经济学家）和查尔斯·S哈姆林（Charles S Hamlin）永远都无法接受，他们会相信斯特朗为了国际考量牺牲国内利益。

胡佛断言的公平性还有待商榷，但白宫和美联储在优先选择上存在分歧这一事实已无须争论，正如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往往未必有利于一国经济。这在当前又得到证实：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崩溃，而各国中央银行都出于机构团结的意识，本能地支持该体系。如今，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香港、上海等地方金融中心都正在竞争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为此，它们必须遵循要求民族国家经济付出一定代价的国际金融体系规则。民族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对抗，正如30年代胡佛与斯特朗的对抗所阐明的，也正危及欧盟的进一步一体化。保护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后是如下主张：国际主义金融力量未将国内发展作为其优先目标。

政府控制对外贷款的问题也使主导美联储的斯特朗与时任商务部长的胡佛发生直接冲突。胡佛认为，美国政府应有权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批准对外贷款，而美国贷款的收益应用于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斯特朗反对诸如此类的所有限制，认为它们是自由贸易和国际金融中不受欢迎的政府干预，是起反作用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应该允许，而且应该鼓励企业去世界上最便宜的地方采购，包括购买基金，这是当前自由贸易者仍然喋喋不休批评的限制。当然，单一价格法则被扩大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商品，甚至包括货币价格，也就是根据汇率变动调整的利率，使那些争论学术化。唯一不适用单一价格法则的商品是劳动力。这个例外使贸易比较优势理论成为空谈。

1927年7月和8月，斯特朗不顾市场投机和通货膨胀均不断增加的不祥数据，推动美联储将贴现率从4%下调至3%，再次缓解英镑估价过高带来的市场压力。1927年7月，英国、美国、法国和德意志魏玛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家在美国长岛开会，讨论增加英国的黄金储备和稳定欧洲货币局势的办法。斯特朗降低了贴现率，用黄金从英格兰银行购买了1200万英镑，这些都是那次会议直接达成的。与会的法国银行家查尔斯·瑞斯特汇报说，斯特朗表示，美国主管部门将降低贴现率，这“对证券交易无足挂齿”。斯特朗通过美联储推动了贴现率的降低，而不顾米勒和代表中西部银行家、来自芝加哥储备银行的美联储董事詹姆士·麦克道格尔（James McDougal）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般不认同纽约国际主义者的优先关切。

跨国投资银行拉扎德公司（Lazard Freres）纽约分部股东弗兰克·奥斯舒尔（Frank Altschul）告诉法兰西银行行长埃米尔·摩里亚（Emile Moreau），“斯特朗先生认为降低贴现率合情合理的原因并没有引起他人的重视，美国所有人都认为，斯特朗先生想要通过支持英镑，帮助诺曼先生”。斯特朗个人档案中的其他书信揭示出，他优先考虑的是国际货币形势，而不是美国的出口需求，这与他的公开观点迥异。斯特朗写信给诺曼，将美国贴现率降低描写成“我们重建经济的年度贡献”，诺曼称赞他处理事务是“精到的”。1927年，美联储放松银根，但已过热的实体经济无法吸收进一步的投资，货币无法流入实体经济，被迫流入投机性金融市场，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溃。斯特朗逝世于股市崩溃前一年的1928年10月，没有亲眼目睹其国际主义政策的破坏性后果带来的痛苦。

学术界仍在继续争论斯特朗的努力是否是在牺牲美国国内经济的情况下，促进了欧洲经济重建，尤其是他是否将美国的货币政策从属于国际主义需求。1930年，美国经济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支配全球经济。然而，对于如下观点，人们几乎没有异议：欧洲中央银行的总体货币战略一直受到其企盼恢复金本位的误导。批评人士指出，斯特朗、诺曼和其他国际主义银行家的承诺虽然雄心勃勃，但受到误导，他们推动了英镑、马克及其他主要欧洲货币以兑换黄金的过高平价恢复金本位制，从而被迫不惜任何代价加以维持，甚至对通货紧缩漠不关心，其后果是阻碍了战后欧洲经济的恢复。斯特朗及其中央银行家同事不仅以货币政策促成了大萧条，而且其持续地盯住黄金政策充当了经济的紧身衣，严重地阻止了政府采取任何扩张主义的反周期措施。

固定的金本位制和中央银行家不惜任何代价捍卫本国货币与黄金可兑换性的决定，完全限制了他们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时可采用的政策选择。这一情形适用于20世纪90年代基于不兑现美元纸币的固定汇率制，它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直到2005年还有待全面恢复。1927年，斯特朗无条件地支持金本位，其目标是逐渐树立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国美国日益崛起的金融优势，却恶化了新生的国际金融问题。

二、美元霸权与大萧条的预演：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

美元霸权以类似的方式对当今的全球经济造成同样的破坏。正如国际金本位制本身是促成和加剧1929年股灾之后紧随而至的大萧条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战前支持金本位的环境已不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建立的、基于黄金支撑美元的固定汇率制瓦解了，还依然将不兑现美元纸币作为贸易和金融的主要储备货币，这会引起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结构的全面崩溃，带来同样的灾难性后果。不可兑换的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只能依靠地缘政治因素支撑其价值，这推动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军国主义和好战的单边主义。在当今的美元霸权下，就如同在1930年的金本位下一样，贸易战是通过比传统关税加减更关键的货币估价展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际主义的特征和局限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际主义和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都十分相似。胡佛猛烈地抨击斯特朗不计后果地将国际金融体系的利益放在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内发展需求之前。斯特朗真挚地相信，他对欧洲货币稳定的支持就是最好地促进美国的利益，如同冷战后新自由主义者真挚地相信，他们推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就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幸的是，真挚并不是杜绝谬误的疫苗。

斯特朗毫不妥协地指出，汇率波动，特别是当美元的汇价高于其他货币的时，将使美国出口商难以为其商品确定有竞争性的价格。如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后来许多次所做的那样，斯特朗还强调，美国有必要通过向欧洲放贷，实施宽松的债务政策，并慷慨地接受欧洲进口，防止黄金涌入美国，从而导致国内通货膨胀。他从不质疑德国马克和英国英镑兑换黄金的平价，只是接受了，恢复英镑对黄金的战前汇率，要求英国实行通货紧缩，和美国努力运用美元的低利率来减轻英镑的市场压力。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一样，斯特朗错误地认为弱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之对比，90年代的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正确地认识到，强势美元支持美元霸权，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当然，美元也会出现选择性贬值，但是，美元不论是过高估价，还是过低估价，其结果都将是全球经济衰退。20世纪90年代的美元霸权就曾推动日本和德国进入长期的经济衰退。

2005年，美国的立场仍然是，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在21世纪强势美元要求甚至更强势的中国人民币。正如斯特朗看到了强势英镑需要以英国的通货紧缩来补偿，从而换取英国/欧洲持续地向美国出口这一胡萝卜一样，布什和格林斯潘现也想要人民币坚挺，以中国的通货紧缩来阻止反对中国出口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19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这标志着日本经济因货币导致的通货紧缩，陷入螺旋式下滑。另一项事实上的“广场协议”迫使欧元升值，使欧洲经济陷入停滞。一项事实上针对中国的新“广场协议”也会将中国经济打入长期的通货紧缩。当前，中国的通货紧缩将导致中国银行系统的崩溃，国际清算银行的管制体制已压弯了中国银行系统，将国家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变成大量的不良贷款。中国银行系统的崩溃将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可怕后果，因为富有活力的中国经济是现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唯一发动机。

诺曼送给斯特朗一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23年发表的《币制改革论》（Tract on Monetary Reform），斯特朗评论称，“他（凯恩斯）的某些结论毫无根据，极其缺乏美国事务和联邦储备体系的知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凯恩斯倡导通过赤字财政进行需求管理，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在战后经济重建上，欧洲的重大错误是力图通过回到金本位重建与过去一样的好景，而对于新的未来没有什么远见。由有钱阶级组成的民主政府从没落的君主政体继承了权力，它并没有充分理解作为统治者的君主消失的含义，有钱阶级试图维持的民主政府下的金融体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欧洲国家政治选举权的扩大使政府和中央银行家更难以抵制选举的压力：增加社会支出，满足提供低利率的充分流动性的需求，以及高度地容忍适度通货膨胀，以减少失业，而不管这些国家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结构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虽然美联储称其是政治独立的，但它自其成立之日以来就从未超脱于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在去世前不久，斯特朗还是欣慰地信奉，欧洲的重建实际上已完成，其国际主义政策已成功地维护了世界和平。他死后不到十年，整个世界又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在1929年，美元仍然是由黄金支撑的。美国政府规定1美元兑换2322格令“格令”（grains），又译“谷”，系英美制最小重量单位，1格令等于00648克，原为小麦谷粒的平均重量。——编译者注黄金，也就是2067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当股票价格的增长高于实际经济增长时，美元就有效地贬值。价格涨了，购买同量的股票需要更多的美元。但金价还是稳定在2067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从而，黄金贬值，美元高估，买卖的公众一窝蜂地购买黄金，将现金注入经济，这进一步助长了股票交易。金矿业股票的价格上涨了600%。但由于金本位，美联储在不能重新估价美元与黄金的汇价的情况下，不可能印发超过其持有黄金比例的美元。货币数量理论正好迎合了金融泡沫，因为股价上涨了，而货币数量保持不变，其演变是极端的。由于金本位，总有一天，会发生某人不先卖出，就无货币买进的情况。当卖出开始后，债务泡沫就会爆破，恐慌也就随之来临。当股市崩盘时，恐慌性抛售将迅速席卷大多数购买股票而不购买黄金的投资者。由于金价固定，黄金不会因总体的通货紧缩而价格下跌，黄金持有者与股票持有者相比，表现得特别好。

斯特朗没有考虑到，在1925年英镑恢复与黄金的可兑换性之后，当美联储降低贴现率，以缓解英镑估价过高的市场压力时，世界经济将不再扩大，因为与黄金挂钩的货币没有任何弹性，留给美国经济一个没有任何收益增长支持的金融泡沫。英国控制的金本位证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紧身衣，而不同于90年代末基于强势德国马克的带来通货紧缩的《马约》“一致标准”。在柯立芝—胡佛时代，诺曼和斯特朗鼓励以投机消除黄金引起的通货紧缩。

美联储的融通性货币政策（accommodative monetary policy，又译调节性货币政策）造成了美国的泡沫经济，与1987年以来格林斯潘的泡沫经济类似。但有两点差别：1930年，美元是由黄金支撑的，而1987年它只是一种不能兑换黄金的货币；1930年，世界货币体系建立在英镑霸权的基础上，而当今它建立在美元霸权的基础上。1929年秋，华尔街泡沫正接近其不可持续的顶峰时，它给人一种美国经济欣欣向荣的错觉，于是诺曼大幅度地降低英国的银行利率，试图刺激英国经济的同步发展。短期利率下调给英国的跨国银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它们持有大量以高利率借来的长期基金，现只能放出低利率的短期贷款。它们不得不从纽约遣返英国的热钱，以弥合破坏性的利率鸿沟，却让纽约的投资者身处困境，同时无法借助于利率杠杆。这是热钱蔓延的第一个案例，而1997年打击亚洲银行的是反向的流动：亚洲的银行借来低利率的短期贷款，再放出高利率的长期贷款。当由于本地货币汇率下调，利率上升时，借款人拖欠债务，信贷制度于是崩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重创所有亚洲经济体。1997年7月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崩溃引起香港、新加坡等具有高流动性的强健市场的崩溃，当时投资者在流动市场上抛售，以筹措资金挽救他们在非流动性市场的地位，这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误地诊断为只是稍纵即逝的暴风雨，随着流动性的暂时转移，它就会风平浪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重错误的建议，投资者抛弃良币，追逐劣币，既打击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又无法解决泰国问题。

1997年7月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造成香港、新加坡等充满活力的流动性市场上的大量抛售，到10月份甚至影响到华尔街。但泰国的物价下跌并不是由于国内的潜在买家手里没钱。问题是，泰国股价是以本国货币衡量的，当泰铢盯住美元的汇率开始瓦解后，以外汇衡量，泰国股价迅速下跌。这样，随着泰铢自由落体式地快速贬值，以本国货币作为收入的泰国公司股票，包括已签订以本国货币支付的健康的出口公司股票，都逻辑上自然地崩盘了，而根据本国货币衡量，那些以硬通货作为收入的公司股票其实升值了。投资者不愿变现资产，以免遭受损失，就设法不抛售，其结果是追加保证金在期货市场上，交易者需按期货合约价格的一定比率交纳少量资金作为履行期货合约的财力担保，这种资金就是期货保证金。初始保证金是交易者新开仓时所需交纳的资金。它是根据交易额和保证金比率确定的。而交易者在持仓过程中，会因市场行情的不断变化而产生浮动盈亏（结算价与成交价之差），因而保证金账户中实际可用来弥补亏损和提供担保的资金就随时发生增减。浮动盈利将增加保证金账户余额，浮动亏损将减少保证金账户余额。保证金账户中必须维持的最低余额叫维持保证金。当保证金账面余额低于维持保证金时，交易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补充保证金，否则在下一交易日，交易所或代理机构有权实施强行平仓。这部分需要新补充的保证金就称“追加保证金”（margin calls）。——编译者注。投资者持续追加保证金的动机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明，该组织称，危机只是暂时的，援助即刻就到，也就几个月，问题就会解决。但口头承诺的援助从未兑现过。兑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附有条件”的计划，将处于困境的亚洲经济体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该计划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外国债权人。“暂时的”金融危机被制造成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

其间，地缘政治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在初期就决定，泰国危机是亚洲的一个小问题，并告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亚洲办法解决问题，但不能让日本当头。香港捐出了10亿美元，基于对鲁宾的泰国问题将被控制在泰国境内（毕竟，冷战时期，泰国是美国的忠实盟友）这一说辞的盲目信任，中国也捐献了10亿美元。1997年12月，韩国爆发危机。鲁宾又认为，这是亚洲的另一个暂时性问题。韩国中央银行吐血抛售美元储备，设法支持盯住美元、估价过高的韩元，到了12月底，仅剩几天时间，其美元储备就难以为继。鲁宾还是坚持他的道德风险立场，直到其财政部助手星期天早上告诉他，巴西人手中持有许多韩国债券。如果韩国不履行还债义务，巴西的经济就会崩溃，而美国的银行也会遭受重创。直到那时，鲁宾才让花旗银行下一个周二在韩国制定一个重组计划，并与美联储沟通，允许美国的银行将韩国的短期债务转化为不用付息的长期债务，这样，那笔债务就不是不良资产，从而，使美国的银行免于遭受必要的资本注入使利润下滑的负面影响。

三、大萧条可能更严重地重演

1931年9月，由于英国无法履行黄金支付的义务，并随后将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作为开展新的国际贸易战的国家战略，加重并延长了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英国的政策包括蓄意应用当时世界上惟一的货币体制——英镑霸权，将之作为国际贸易战中的国家货币武器，导致世界贸易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为了应对英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等正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不同的货币集团。这些国家很快就意识到，它们必须发动战争，以得到石油和其他维持其经济不断扩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因为已经崩溃的世界贸易在此时已不再能提供这些。

对英国和美国来说，速战速决正是推动本国经济走出衰退所必需的。没有人预料到“二战”将造成那么大的破坏。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迫使英国和法国9月3日对德宣战，但整个冬天，英法军队都滞留在马其诺防线后面，满足于它们对德国的海路封锁。这段怠惰的“虚假战争”历时7个月，直到1940年4月9日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德军攻陷卢森堡，并入侵荷兰和比利时。5月13日，德军从侧翼包抄马其诺防线，德国装甲师直奔英吉利海峡，切断了退往佛兰得斯的道路，在敦刻尔克包围了英国远征军22万人和法军12万人。从5月26号到6月4号，被包围的盟军不得不依靠民用小型飞机撤退。6月22日，法国投降。如果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失败的话，那就不得不如同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乞求和平了，战争将以德国控制欧洲的方式结束。英国如果无法成为美军基地的话，美军也不可能在欧洲登陆。如果不是两线作战，德国就有可能战胜苏联，兴起为霸权国。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第一次炉边谈话式的广播演讲中，他告诉惊慌失措的民众，“人的自信比黄金更重要”。3月9日，美国参议院迅速通过了《紧急银行法》，赋予美国财长如下权力：强制国内每个人和每家公司放弃黄金，接受兑换来的纸币。第二天，3月10日星期五，罗斯福发布6073号行政命令，禁止民众向海外出售黄金，禁止银行以黄金代替美元作为支付手段。4月5日，罗斯福发布征收民众黄金的6102号行政命令，要求全国民众将黄金和金券上交联邦储备银行，兑换为纸币。每人可以保留价值100美元的黄金，一旦超过均属违法。黄金成为美国法律限制的物品。私自持有黄金，罚款最高达1万美元，判刑最高达10年。1934年1月31日，罗斯福发布另一项行政命令，1美元在原先兑换23.22格令黄金的基础上贬值59.06%，1美元降到只值13.71格令黄金，也就是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该汇率一直持续到1971年。

20世纪20年代，短视的政府货币政策是导致市场崩溃的主要因素，但随后的大萧条是由世界贸易的崩溃造成的。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决策者认为，商业是社会的目标，就如同当今的决策者信奉文明的目标是自由贸易。从而，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非建设性的投机，而是认为市场知道该如何自我调整而且冒险者应自食其果。该观点的缺陷在于，投机后果的承担者主要不是专业投机者，而是无辜的民众，这些民众还不能理解自己正受到操纵并可能买高卖低。经济建立在投机基础上，但风险不均衡地主要由不知内情的老百姓承担。

投机获得的国家财富也不是均衡地分配的。相反，大多数钱都掌握在极少数富人手中，他们很快地离开风险，维持住了利润。他们将钱用于储蓄或投资，而不是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而，不久就出现了供大于求。有些人从中获益，但大多数人没有。物价比收入上涨得更快，人们只有借债才能负担生活所需，而他们还对魔法般地摆脱债务满怀希望，将其可支配收入都投向摸不着头脑的投机。农民、工人和上班族根本就没有从中受益。虚假繁荣背后的不平衡使经济难以复苏，因为收入集中于那些无需花钱的人手中。当前的形势极为相似。1929年股灾发生后，美国国会试图通过实行高关税来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此举保护了美国的工业，却伤害了美国的农业。国际贸易陷入停滞状态，既因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因为贸易金融的冻结。

这次，世界贸易也会崩溃，高关税将再次成为其结果而不是原因。即将发生的世界贸易崩溃将是美国过度利用美元霸权优势的产物，如同英国在1930年对英镑霸权所做的那样。美元不应是主要贸易货币，因为它既没有黄金支撑，又没有美国的财政和货币纪律的支持。人们想买的大多数东西都不再是美国制造的，因此美元已成为一种非自然的贸易货币。世界贸易体系将走向崩溃是因为虽然美国有巨额贸易逆差，但在美元经济体之外并没有全球性的货币循环。所有国家的货币只在美元的货币供应量范围内流通，这哄抬了美国经济，为美国的全球化魔爪(更不用提军事冒险主义了)和国内吃喝玩乐提供了融资，挤干了全球经济的其他所有经济体，剥夺了非美元经济体独立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必要购买力。这次，世界贸易走向崩溃不是因为限制贸易的关税，那些只不过是暂时让人分心的小事，而是因为美元霸权造成的购买力在全球的分配不公。

当前，美元霸权切断了货币向所有非美元经济体的再流通，迫使贸易盈余不断增多的所有出口国虽然收获大量外汇，但却根本不能用于国内发展，从而陷入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al Taylor Coleridge)描写的古代水手那样的地位：“水，水，到处都是，可一滴都不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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