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健康：反思新殖民主义

自从新殖民主义产生以来，人们的认识便见仁见智，争议不断。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承认自己奉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一些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直接或间接否认新殖民主义。例如，弗雷德里克·库珀认为亚非国家的独立无非“战后世界的插曲”，进而直接否认新殖民主义。极个别非洲国家学者也认为新殖民主义论过时了。然而，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殖民主义这个术语及随后出现的新殖民主义理论，对于许多亚非国家长期欠发展的根源，做出了极富洞见的阐释。克瓦米·恩克鲁玛1965年出版的《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是关于新殖民主义的经典之作，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非拉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杰克·沃迪斯等学者把恩克鲁玛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推向前进。近年来，一些学者如马克·兰安等对非洲遭受新殖民主义之害，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国内，高岱和张顺洪等学者对新殖民主义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张顺洪等学者从战后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角度，对新殖民主义进行了深刻阐释。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对新殖民主义的概念做出新的界定，并阐释“发展型”新殖民主义。

一、国外学界否定新殖民主义之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声援，殖民帝国再也维持不下去，英法等殖民列强无奈地放弃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但是竭力保持政治影响、扩大经济控制、加强价值渗透、设置话语陷阱，由此，殖民主义转变成新殖民主义。然而，为新殖民主义辩护，否定新殖民主义的声音一直持续不断。

第一，通过个案研究，夸张某些历史细节，以偏概全，间接否定新殖民主义。前川一郎通过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非共同体及其与英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研究，提出“与东非新殖民主义的流行形象相反，英国后殖民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东非新国家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此外，前川一郎突出独立的历史意义，弱化“欧洲中心论”，赋予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以自主权和主动权这种似乎褒扬非洲国家的动人话语否定新殖民主义。

第二，从具体的决策切入，以微观层面似乎平等的外交互动、新独立国家在与西方国家关系上享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掩盖双方关系本质上的不平等。寻找和培植“盟友”，是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策略，也是独立后的肯尼亚与英国关系的特点。然而，在不平等的关系中，较弱的一方可以利用外部势力之间的博弈，做出相对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因此，“英国虽然拥有分配（援助）资源的优势，却很少能够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肯雅塔和他的精英们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并选择何时以及如何与英国人合作”，“肯尼亚人在许多方面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基调和条件”。D.K.菲尔德豪斯提出，没有迹象表明1950—1979年非洲的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因而关于世界贸易框架不平等的简单化描述站不住脚。而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贸易，乃至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新殖民主义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

第三，先消解主权概念，进而否定新殖民主义。2004年，哈里森提出“治理国家”（governance state）概念，主张对“主权”的定义和理解更为弹性，将其视为行为体相互作用的地域性场所，而不是自治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决定性方面：“让我们远离‘外部强加’‘国家独立’‘自决’等限制性关切，这些关切往往会影响对非洲国家与外部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我们不必解决这样一个明显的矛盾：世界银行既通过其条件破坏主权，又通过向各国提供贷款加强主权。”这样，哈里森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主权进行柔软化乃至后结构主义或福柯式界定，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新殖民主义之存在，因为国家主权、民族自决这些核心理念是新殖民主义理论的逻辑前提。

第四，以历史延续性为由，忽视广大亚非拉国家独立的历史意义，从而否定新殖民主义。弗雷德里克·库珀把独立叙述成“战后世界的插曲”，而非洲国家的发展则追溯到战前英法的“福利型殖民主义”：“1940—1973年可以称为发展时代。如前所述，该倡议始于殖民政权，先是英国，然后是法国，试图使饱受冲突困扰的殖民地既有生产力又具合法性”；“从经济角度看，转折点的出现与其说与政治独立有关，还不如说与发展主义国家的崛起有关（1940—1973年）”。以发展为主线论述20世纪中后期非洲国家历史进程，看似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主题，实则从本源上否定新殖民主义。库珀进而直接亮明自己的立场：新殖民主义作为一个概念“过于简单”，无法“精确地说明什么发生了变化，什么没有发生”。新殖民主义的概念没有得到历史证据的充分证实。

新殖民主义论着眼于英法这样的原殖民列强或超级大国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进而阐释发展中国家“欠发展”。与此对应，否定新殖民主义的第五种观点是转移视线，把矛头对准这些国家贪婪的统治精英或严重的治理问题。统治精英腐败论、裙带资本主义、新家长制统治、恩庇主义等名目繁多的各种理论纷纷出笼，把发展中国家的“欠发展”归结于自身的治理问题。新家长制理论把非洲发展“问题”主要归结于精英的文化特性与政治文化。“一种以‘大人物’领导人为中心的非洲政治文化已经出现，他们利用国家机构和经济资源维护腐败的恩庇网络。”2004年，泰勒批评那些坚持西方国家侵犯非洲（国家）主权进而威胁真正的经济进步的非洲主义者（Africanists）：“非洲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为‘西方’自上而下强加的关系。相反，非洲精英本身就是非洲的代理人，可以说是非洲大陆灭亡的主要原因。”

否定新殖民主义的第六种观点——后帝国主义理论，从分析跨国公司入手，认为跨国公司通过所在地原则（doctrine of domicile）促进各国利益融合，从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市场、技术和其他服务。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僚和企业管理者组成的管理者资产阶级（managerial bourgeoisie），上升为统治精英，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给跨国公司提出了历史性挑战，即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促进本国工业化和发展。而新殖民主义论认为，跨国公司把母公司利益置于当地利益之上，加强了公司总部所在的发达国家的统治，因而跨国公司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主体之一，是“变相的帝国主义”。

毋庸讳言，也有一些非洲国家的学者认为新殖民主义论过时了。伊多姆·因亚布里以尖锐的语气写道：“非洲学者什么时候会克制自己，不把我们的问题视为主要来自外部阴谋……令人震惊的是，在恩克鲁玛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我们仍然坚持以一种外部固定的模式来破解我们的困境。我们知道，一些非洲人会坚持认为，非洲的所有政变和反政变幕后都有遥远的欧美势力插手。但既然冷战结束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东非的种族或部落战争和竞选危机归咎于新殖民主义呢？”

新殖民主义真的不存在？林林总总的否定、抨击和反驳新殖民主义论的言说和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是否驳倒了新殖民主义论？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各种新殖民主义论说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事物的现象深入事物的本质，回答“什么是新殖民主义”这个绕不开的重要问题。

二、新殖民主义概念之争

正如否定新殖民主义的理论学说纷繁复杂，主张新殖民主义论的学者也各异其趣、争执不休，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各自界定新殖民主义。因此，有必要简要梳理各家观点，厘清新殖民主义的内涵和外延。

第一，新殖民主义是“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或“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或“商业殖民地”，指的是殖民国家在不进行直接殖民统治或政治控制下的各种经济渗透和文化控制体系。D.K.菲尔德豪斯提出，20世纪50年代新殖民主义这个术语才广泛流行，是指欠发达国家名义上的独立并不必然导致真正的独立，类似于19世纪的“无形帝国”和列宁笔下的波斯、中国、土耳其这样的半殖民地、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等“商业殖民地”。朱利安·戈和迈克尔·曼认为，在殖民主义崩溃后，“无形帝国”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再次)出现。这是西方学术界流行的主流观点，杰姆斯·惠登把1922年英国单方面宣布埃及独立后在埃及的半殖民统治视为新殖民主义。

第二，新殖民主义并非“无形帝国”，而是经济控制和超国家管控。法蒂玛·祖拜里把殖民统治之前或殖民统治期间的间接控制体系归类为“无形帝国”，而把殖民主义之后的经济控制和超国家管控称之为新殖民主义：“新殖民时期出现的经济控制形式包括武器贸易、西方对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援助以及对国家、机构和银行的超国家金融监督等。今天，西方主宰全球经济是新殖民主义的核心。”

第三，新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大同小异。在宇杰看来，冷战结束后，新殖民主义向后殖民主义转化，其主要特征是人权干涉主义、经济制裁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在他看来，新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本质上相同，时间上前后相继。

然而，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后殖民”作为文学评论或文化批评的术语，是指代不清、内涵复杂、相互矛盾的学说。阿利亚·鲁姆巴承认，“后殖民主义”作为有益而重要的研究领域，变得散乱和弥漫，无法令人满意地描述其研究所包含的内容。比如，后殖民始于何时？19世纪初的拉丁美洲，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洲？在哪里发现后殖民（主义）？生活在西方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民族”还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后殖民主义”一词在英文中有post-colonialism和postcolonialism两种写法。post-colonialism表示一个国家获得独立并全面掌握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命运，也就是彻底摆脱殖民羁绊和真正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postcolonialism则是“后殖民研究中”的一个文化概念，“更常用于指该地区首次被殖民时的殖民主义后果”，相当于新殖民主义。

高岱对后殖民主义的定义是：“对前殖民地时期该地区文化价值的重新思考与认识。”他认为，后殖民主义的主要旨趣，是清除殖民统治对这些国家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与高岱相反，盛宁认为，后殖民主义“关注的是西方文化内部的问题”：“后殖民文化批评说到底仍是西方文化内部的一种自我扬弃和整合，所谓‘后殖民’，不是指获得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对前宗主国文化的批判，而是宗主国培养出的一部分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置身其中的学术营垒中的反戈一击。”显然，中国学者对于在西方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有着截然相反的认识，他们认为，把后殖民主义概念引入新殖民主义研究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把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混为一谈更不合适。

第四，恩克鲁玛对新殖民主义的经典定义。恩克鲁玛对非洲人民充满深厚的感情，对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的认识，对非洲的独立与发展极富洞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在它控制下的国家从理论上说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际主权的一切外表。实际上，它的经济制度，从而它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新殖民主义者的手段是巧妙而且多种多样的。他们不仅在经济领域内进行活动，而且也在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进行活动”。恩克鲁玛的论述在国际上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66年3月在哈瓦那举行的第一届亚非拉人民团结会议通过的关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决议，强调新殖民主义的全面性：“为了保证其统治，帝国主义竭力摧毁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和精神价值，并建立起一套统治机器，其中包括服从其政策的国家武装部队、军事基地和镇压机构，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顾问、秘密军事条约，以及（帝国主义的）地区和国际战争联盟。它鼓励并实施政变和政治暗杀，以确保傀儡政府；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它诉诸所谓的进步联盟、粮食换和平计划和其他类似形式，同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加强其经济主导地位。”

杰克·沃迪斯全面阐述了新殖民主义政治武器——参与即将独立的国家宪法起草、殖民宗主国公民继续占据“独立”后的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的关键职务，新殖民主义经济政策，意识形态渗透和集体新殖民主义。他还洞悉新殖民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保护帝国主义经济利益，从而实现帝国主义政治和战略目标的本质：“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避免工人和农民上台执政的危险。一旦避免了这种危险，帝国主义者就寻求一种妥协，这种妥协将部分满足人民的民族愿望，同时保护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并帮助他们实现一般的政治和战略目标。”

第五，高岱提出，新殖民主义主要是一种统治手段或统治制度，虽然他同意新殖民主义是指名义上获得独立之后，经济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这种状况，但是他反对恩克鲁玛关于新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观点，也不同意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新殖民主义产生于19世纪初”的看法。“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把新殖民主义当作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也不能够把1945年以后的殖民主义进程看成是‘新殖民主义时期’。”他还认为，新殖民主义“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它影响的主要地区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

第六，新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延续和变种，是垄断资本主义对外关系的一种体现和二战后世界格局中的一种体系。张顺洪等学者认为，新殖民主义是由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他们对新殖民主义的界定是：“新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强国，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在不进行直接殖民统治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干涉与掠夺的政策及其活动。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对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继续进行控制、干涉、掠夺与剥削，保持新生国家对原宗主国的依附性，维持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旧的世界秩序。”笔者认为，新殖民主义是指二战后世界格局下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独立”、经济上依附，遭到价值渗透和话语陷阱，陷入“欠发展”状态。

三、二战后新殖民主义之种种表现

正如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扩张与变种，新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延续和变种。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枷锁，殖民列强在殖民地建立起直接、全面的政治统治。由于殖民地人民的武装斗争造成维持殖民统治代价太大，或者“主动撤退”更有利于维护殖民列强的经济利益和战略目标，于是列强进行殖民撤退或“非殖民化”，殖民主义转变成新殖民主义。在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下，新殖民主义表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

（一）新殖民主义政治与“虚幻的主权”

在无奈的殖民“撤退”和向新殖民主义转变中，殖民列强为了牢牢地控制即将诞生的新生“独立”国家，不顾地理、民族、自然资源、经济构成和发展需要，人为地将之分割成众多小国，使之极难生存与独立发展。非洲深受其害，恩克鲁玛痛心地指出：“新殖民主义是以这样一个原则为基础的:把从前联合在一起的大块殖民地分割成许多难以生存的小国。这些小国没有独立发展的能力,在国防方面乃至国内安全方面,都要依靠以前的帝国国家。它们的经济体系和财政体系，像在殖民地时代一样，都是同从前的殖民统治国的经济和财政体系联结起来的。”

除了分而治之、造成小国林立这种传统伎俩，西方列强深知，必须在新生国家寻找和培植自己的“盟友”，以维护其非正式的政治控制。正如杰克·沃迪斯指出：“如果旧的殖民统治制度实质上是外部帝国主义和地方前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联盟，那么新殖民主义通常代表一种新的联盟，一种外部帝国主义和地方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这里我们以肯尼亚为例，具体说明西方列强是如何通过安置代理人，控制原殖民地国家政治的。

1952—1956年，茅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因此，考虑到在肯尼亚维持殖民统治代价太高，英国决定从内部瓦解肯尼亚独立运动。从一开始，英国殖民当局就参与起草肯尼亚宪法，管控肯尼亚独立进程，确保“独立”后的肯尼亚仍留在英国势力范围内，并维护英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为此，英国不惜启用关在大牢里的“燃烧之矛”、坚持独立斗争的乔漠·肯雅塔。本来，英国殖民当局诬称肯雅塔幕后支持茅茅起义，1953年把他打入大牢。时任总督帕特里克·雷尼森极为仇视他，称他为“死亡与黑暗的领袖”。然而，英国情报机构对肯雅塔进行了细致的评估，认定他“远离了激进的政治家”，与英国人达成了默契，可以与英国人合作。所以，英国首相吉姆·卡拉汉在1958年前往肯尼亚，与尚在狱中的肯雅塔会面。正是在英国的精心诱导下，肯雅塔从“一位受过共产主义训练的革命者和非洲野蛮行为的倡导者（advocate of African savagery）”，转变为在西方受到“爱戴和尊敬”的“伟大政治家”。肯雅塔虽然通过谈判“驱逐了”英国殖民主义，但这个目标实现后，他又“采用英国总督（治理肯尼亚）的方式”。肯尼亚特权阶层兴起，殖民政府合作者的儿女在肯雅塔政府中担任关键职务，而茅茅起义的老兵在政治和经济上备受排挤。英国通过所谓的援助，诱使肯尼亚抛弃免费分配土地计划，大力鼓励外国资本的投资，以致于他的非洲社会主义与“欧洲任何保守派领导人都希望实现的更为原始的资本主义”大同小异。

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专政机关，因此军事条约、联盟和基地成为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武器。在殖民撤退的过程中，殖民者利用自身的有利政治地位，与将要独立的殖民地签署军事条约和协定，间接控制后者的军队。这些条约和协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关于共同防御、军事基地和驻军、协助管理和培训新生国家的军队三个方面的条约与协定”。名义上是“共同防御”，其实是允许英、美等国在对方国家继续拥有军事基地和驻军，并通过军事援助、武器提供和军官培训等手段，继续控制后者的军队。英国派遣军事人员“协助”独立国家的武装力量配备员额、管理与训练的协定，大多在独立前后签订，实际上这些国家独立条约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瓦解独立的“地雷”，目的在于控制“独立”国家的军队。比如，1957年独立的加纳，直到1960年其军队仍由英国军官指挥。这些条约与协定，有利于维护原宗主国或美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和各种利益。各种军事基地的存在，使英国等殖民国家继续控制国际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有利于它们在需要时断然采取军事行动，粗暴进行武装干涉。据统计，仅在1945—1970年英国就进行了三十多次不同规模的军事干涉。法国同样不惜采取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1960—2005年以安全需要为借口，在其前非洲殖民地发动了46次军事行动。

正是由于新殖民主义政治枷锁牢牢地套在“独立”国家的脖子上，有的学者开始感到“独立是一种幻觉：非洲的新国家是‘新殖民地’，政治上享有主权，但在经济上依附，文化上顺从”。殖民宗主国的“非殖民化政策……尚未实现，这可能有效地适用于非洲后殖民时期的任何时刻，包括现在”。的确，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瓦解民族独立，蚕食国家主权，渲染发展中国家面临或者完全融入全球化、或者遭到边缘化的选择。被边缘化的幽灵如此猖獗，甚至连进步的非洲学者都认为“非洲可能正在从‘失去发展的几十年’的地区，逐渐成为世界上被遗忘的大陆”。非洲领导人被告知，“要么全球化，要么灭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强力推行以结构调整为核心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不但毁灭了这些国家经济独立与快速发展的机遇，而且打着“善治”“发展”的旗帜，直接干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决策，架空这些国家的主权：“决策是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已从非洲国家手中夺走。”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治理”的名义，“越来越被操纵以获取政治优势”，世界银行“从注重管理领导力转向偷偷摸摸地全面重塑非洲国家”。

（二）新殖民主义经济与“资金链遏制”

资本的本能即增值，资本主义的不变法则和不竭动力，就是资本不断扩张、赚取高额利润，所以经济目标和经济渗透成为新殖民主义的主要方面。为了继续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之继续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西方国家及其跨国组织不遗余力，精心编织起一张扼制发展中国家资金链的网络，因为资金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首要因素。

资金链扼制的第一个方面，是各式各样的“官方”援助。从财政援助到项目援助，从经济援助到军事援助，从双边援助到多边援助，直至世界银行的发展援助，种类繁多，但是数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些援助成了“吊在发展中国家脖子上的磨盘石”。援助名义上由无偿援助（赠款）和低息优惠贷款组成，西方将之称为“高尚的人道主义事业”，但是大量的援助款项用于援助国派出的援助人员的高额薪金和各种津贴，以及被迫高价采购援助国商品和技术。很多援助项目或者半途而废，或者经济回报率低，或者不能出口创汇。结果，看似优惠的低息贷款，实际上成了高利贷，恩克鲁玛早就洞烛其奸，称之为“循环贷款”，长此以往，变成受援国沉重的外债负担；同时，助长受援国的依赖心理，无限延长其依附地位。例如，埃及先是接受苏联的巨额援助，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援开始滚滚而来，一些埃及人似乎形成了依赖外援的惰性心理，埃及政界和学界精英十分担心“（依赖）外援惯性”对埃及的消极影响。

与援助密切关联的外债陷阱，是资金链扼制的第二个方面。通过放债控制落后国家和地区，是殖民渗透屡试不爽的手法。埃及执政者伊斯梅尔（1863—1879年在位）向欧洲大举借债，1876年无奈地宣布财政破产，被迫接受英法对埃及财政的“双重监督”，使埃及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恩克鲁玛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指出，高利率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许多发展中国家深深地陷入外债陷阱而不能自拔。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外债余额，从1979年的1554.6亿美元，猛增到1992年的4508.75亿美元。1982—199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月还本付息10亿美元。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债务存量反而增加了一倍多。

许多发展中国家债台高筑，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用资本输出特别是高利率贷款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重盘剥，是新殖民主义从资金流遏制发展中国家最得心应手的“合法套路”。1980年，第三世界国家债务余额为4233亿美元，1980—1986年连本带息偿还了6580亿美元。可是，到1986年底这些国家的外债余额不减反增，达到11200亿美元。1970—2002年，非洲获得了5400亿美元的贷款，期间偿还了约5500亿美元，但仍有2950亿美元的未偿债务存量。这是因为举借的新外债，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偿还旧债。高利率是外债余额剧增的主要因素，浮动利率超过10%。结果，资金倒流，从穷国回流到富国：以从新贷款中扣除偿还的资本和利息后的数字计算，1983年资本倒流14亿美元，1988年达400亿美元，1990年为430亿美元。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所不在的跨国公司既是资金链扼制的第三个方面，也是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殖民主义主体。二战以来蓬勃发展的跨国公司，是最重要的资本输出主体。规模庞大、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的控制和垄断，仍维系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一定程度的经济依附，其中包括生产、技术依附、进口依附和出口受控制等等”。这些跨国公司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利用发展中国家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急迫需求，利用其在跨国经营和控制上下游产业的优势地位，压低农产品和原材料等大宗货物价格，提高制成品售价，获取超额利润，而且有效维持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分工，剥削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20世纪70年代后期第三世界国家近80%的出口农产品受到跨国公司的控制。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于抑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因而不是新殖民主义的主体。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发展援助、紧急贷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或促进了发展，但是最终成为资金链扼制的第四个方面。从根本上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产物，旨在维持西方主导下的现存国际经济格局。恩克鲁玛斥之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新殖民主义的另一种圈套就是人所共知的通过一些国际组织而进行的‘多边援助’；这些国际组织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以及国际开发协会等等。”拉延·哈尔谢也认为，它们是“多边帝国主义的工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了好几种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作为工具，促进帝国主义统治”。

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条件，是资金链扼制的第五个方面。研究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盈余主要通过不平等贸易，即大宗原材料或农产品与制成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国际贸易剪刀差，转移到西方发达国家。非洲出口商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不利贸易条件是令人震惊的。仅在1986年至1990年，非洲就因价格因素损失了50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尽管其出口额增加了7.5%。以1980年（=100）为基准，1981—1985年的平均贸易条件为75.5，1986—1990年进一步下降到只有53.7。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测算，如果没有贸易条件恶化造成的损失，199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将高出50%。

资金链扼制的第六个方面，是西方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控制和美元霸权。美国以其超强的经济实力，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从而奠定了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法定”地位。虽然1971年尼克松政府停止了美元兑换黄金义务，随后国际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但是，美元霸权一直持续到今天。长期以来美国通过美元发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全世界“征收铸币税”，剥削发展中国家。外汇魔咒成为套在许多中小国家头上的紧箍咒，阿里·马兹鲁伊一语道破天机，更道出了非洲人民的悲哀：“一种新的符咒迷住了（非洲），野心受到鼓动，贪婪被唤起，利欲熏心。这一新符咒名叫外汇，获取可兑换货币变成了国际权力的形式。”阿德巴约·阿德德吉也痛心疾首地指出：“‘外汇’这个妖魔一直在困扰着南方国家的经济。”

（三）新殖民主义文化与价值渗透

历史和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家园。当年殖民侵略者以传教士为先锋，以改造亚洲、拉美和非洲人民的宗教信仰为先导，从价值层面进行深度渗透。殖民者心怀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以持续不断的白人优越感，居高临下地歧视和教训亚非拉人民。殖民宗主国竭力在各殖民地推广本国语言，成功地进行西化教育。而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更是联络感情的纽带、传承民族精神的载体。语言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文化取向。英语和法语在非洲的教学、普及和推广，是殖民者在非洲留下的最为沉重的遗产，其负面影响极为深远。不少非洲人和亚洲人到欧洲游历考察、留学、工作，西方逐渐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藐视本土文明、缺乏文化自信、心仪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所谓新精英阶层。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第一批领导者，大多早年在欧洲接受教育，或有在欧洲工作的经历，在语言、教育乃至政治取向上深受西方熏染，价值观上大多西化了。长期以来，西方反复宣传，亚非拉国家需要“西方知识”，离不开“外国资本”，更不应当对外国企业实行国有化，他们应当发挥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立足于农业和旅游业，而不是工业。持之以恒地反复传播这些信息，最终成功“洗脑”。而且，西方经济学家推出一代又一代的“科学理论”进行论证。与之呼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各种“权威”报告，在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并非殖民大国，但二战以来在价值渗透上得心应手。美国虽然拥有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等殖民地，且在“西进运动”中杀戮印第安人、夺占其土地，并发动美墨战争抢占大片墨西哥领土，却在战后高举“反殖民主义”大旗，渲染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反殖传统。美国声称美国不觊觎他国领土，没有帝国野心。原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2000年说：“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帝国。我国可能是唯一有机会（建立帝国）而拒绝之的大国。”在美苏冷战、争霸世界的数十年中，美国渲染共产主义威胁、把社会主义国家妖魔化为极权和专制国家，在世界抢占话语高地，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进行价值渗透。冷战结束后，当反殖和反共不再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的时候，民主、人权、消解发展中国家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的“保护的责任”等，成为进行价值渗透的新话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民主化浪潮蔚然成风。

总之，英国和法国这样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利用其语言、知识、殖民统治时期的“在场”和殖民撤退后的人脉优势；美国战后则后发制人，高举反殖、反共、民主、人权、发展的旗帜，以西方国家自身的发展优势和知识控制为后盾，推行新殖民主义文化，成功地进行价值渗透。随着形势的变化，其新殖民主义策略顺势而变，这就是“发展型”新殖民主义。

四、“发展型”新殖民主义及其话语陷阱

二战以来，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和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西方国家以其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推出各种经济理论，阐述发展路径，抢占话语高地，深挖话语陷阱。与此同时，西方强国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发生变化，“发展型”新殖民主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笼，在21世纪进一步发展。

所谓“发展型”新殖民主义，就是西方强国以“发展”为幌子，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国际金融机构或国际组织“客观中立”的权威，向亟需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输出新自由主义和“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以促进发展、可持续发展和扶贫的名义，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大致而言，植根于“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始于1970年，以其破坏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臭名昭著，到21世纪初寿终正寝。此后，西方强国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修订，推出“后华盛顿共识”。2009年4月，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死亡和“后华盛顿共识”的诞生：“旧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结束。今天，我们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即我们共同采取全球行动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恢复增长和就业，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重建对我们金融体系的信心，并防止类似危机再次发生。”所谓“后华盛顿共识”，尽管仍然把私有资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话语体系“升级”，高呼减贫扶贫，呼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为旗手推动的新自由主义，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私有资本的利益为宗旨，以反对共产主义和打击社会主义为目标，但在话语体系与学术论说上迂回曲折，把“发展”作为口头禅，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推销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西方国家的官方“援助”和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私有资本密切配合，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的国际机构成为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工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价值中立、政治超脱的发展机构姿态出现，在推广其改革方案和发展议题时表面上“去政治化”，只讲“治理”不谈政治；高谈“善治”，从能力建设、官员与专家培训、权力下放和问责制入手，一步一步地深度介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因而从一开始就是“政治项目”。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的国家主权“虚幻化”，经济衰颓低迷不振，“失去的十年”甚至“失去的20年”不断见诸报端，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

新自由主义摧毁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第一个时期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1960—1980年，116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1%，但在1980—2000年的增长率下降到1.4%。全球性两极分化加剧，富国愈富，穷国愈穷。2004年，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为1270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306美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OECD)富裕成员国高达29624美元。最不发达国家的人民食不果腹，资本主义强国和国际垄断资本愈益强大。“在世界上100个最大的经济体中，有50个是公司，1991年世界十大公司的总销售额超过了世界上100个最小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通用汽车公司1992年的销售收入（133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泊尔、孟加拉国、扎伊尔、乌干达、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

这种极不公正的“发展”结果，遭到包括西方在内有良知的学者的批评，更激起了发展中国家学者的抨击。“华盛顿共识”行不通，新自由主义难以为继，怎么办？在世界人民愈益高涨的批判声浪中,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修修补补，推出“后华盛顿共识”。这一轮新殖民主义操作更具迷惑性，高喊“可持续发展”，声称更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高呼扶贫减贫。这里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台前后西方的操作为例，说明新殖民主义者是如何利用联合国，设置话语陷阱，推行新殖民主义的。

联合国在“2000—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结束之前，酝酿、推出了“2015—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下简称“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描绘了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发展中国家持续、稳健发展的美好梦想。例如，第八个目标涉及体面的工作与经济发展；第九个目标涉及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国际垄断资本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利华公司参与了2015年后议程的一部分，它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平台的建设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联合利华及其首席执行官保罗·波尔曼相当突出……他是联合国高级别小组（HLP）、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SDSN)领导委员会和全球契约(the Global Compact)董事会的成员……联合利华是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其副主席是保罗·波尔曼）和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这两个商业协会参与了2015年后议程。”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经合组织以回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式，为私有部门的发展摇旗呐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现在正在达成共识……新模式的关键特征是，国家与私有部门角色的变化。人们越来越认为，财富的增加和就业的创造，主要是让国家作为积极有利的（商务）环境的营造者参与进来。”经合组织于1995年发表的《私有部门发展：援助者指南》中的这句话，赤裸裸地为私有资本鸣锣开道：“我们正在加大力度，刺激发展中国家的私有部门，并加强美国私有企业在我们的援助计划中的作用。”

那么，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旗号之下，西方大力倡导的私有部门发展倡议（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PSD）和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得怎么样？受当地人民欢迎吗？粮食安全与营养新联盟计划（New Alliance for Food and Nutrition, NAFSN，以下简称“新联盟”）是由英国国际发展部、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联手私有资本共同发起的“援助”倡议。“新联盟”实际上只是把过去的农业项目整合到一起，将现有的各种项目包装成“新联盟”，唯一的创新是把国际垄断资本引进该计划。西方宣传，“新联盟”将在非洲国家内打造“农业走廊”或“主要农作物加工区”，大片土地将用于发展农事企业，从而解决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当地小农场主的利益受到伤害，村民们被迫从所谓的闲置土地迁走，有关国家甚至动用国家安全部队来保障外国公司的权利，以致于引起了对非洲新一轮瓜分潮的担忧。可见，所谓的“粮食安全与营养保障”，无论听起来多么动人，无非“发展型”新殖民主义的遮羞布而已。

毋庸讳言，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缓解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发展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是利用世界银行援助最多、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而且，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机构的地位逐渐提高，决策权重逐渐增大，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大国的主导地位。联合国更非西方机构和新殖民主义的主体。但是，研究表明，西方国家利用自身在这些机构中的主导地位或决策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使之成为其推行“发展型”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正如法蒂玛·祖拜里指出：“尽管这些机构本身可能不是新殖民主义强权，但它们实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有利于其背后的强国，并加强新殖民主义秩序。这种秩序要求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保持对高度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依附。”

更严重的是，西方强国及国际垄断资本公开或幕后进行操纵，利用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样公认的话语体系，把话语陷阱挖得越来越深，迷惑性越来越强，真假莫辨。既然是联合国推出的以造福发展中国家人民为主旨的计划，全盘否定、直接驳斥似乎不妥。这是因为，不仅计划的出台符合联合国的程序，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多赞成，而且，在出台的过程中，西方的学术论述、报刊媒体的反复报道和各种议论，使之愈来愈响亮，越来越“深入人心”。唯有进行深入研究、细致辨识，并从重要项目的具体运作中揭示其中国际垄断资本的操控尤其是项目实施的具体危害，才能由表及里，洞悉“发展型”新殖民主义以动人的话语（如“可持续发展”“公私伙伴关系”“粮食安全”）扼制、破坏亟需资金和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本质。

结语

深化对新殖民主义的认识，就要高度重视当年殖民统治在语言教育、文化渗透和培植“合作者”上造成的深远影响。一方面，以西方在科技、工业方面的先发优势为后盾的学术优势和话语霸权，在二战以来的数十年中产生滚雪球效应。曲解和消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公私伙伴关系的出笼，这样的话语游戏越来越多，真真假假，难以辨识。另一方面，西方政客、媒体和学界的一些人士，不顾基本的历史常识，蛊惑一些非洲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或异见人士，反咬一口，诬称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这种挑拨中非关系的阴谋，注定失败。这种颠倒黑白的话语霸权，必须驳斥。

中国或中国的公司、企业不是奉行新殖民主义的主体。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横向扩张的产物和变种，新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在二战后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变种，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是殖民侵略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而且是资本主义的竞争者。因此，妄称中国搞新殖民主义，有违基本的历史史实，更违背了最基本的历史逻辑：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主体与客体，是可以随意转换的吗？前文的论述清楚地证实，新殖民主义的主体与殖民主义的主体基本一致，即殖民列强→战后资本主义强国美英法等，金融资本→国际垄断资本（西方跨国公司）。二战以来，奉行新殖民主义的主体，实际上还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但是，这些跨国机构的产生、决策与活动，具有双重性，显然有别于西方跨国公司和资本主义强国。从历史延续性和最基本的逻辑看，无论如何，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的主体，新殖民主义无关中国。

恰恰相反，中国不仅是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主力，而且自古以来爱好和平，没有殖民侵略、强占他国领土的传统。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核，可以归纳为“群”“仁”“义”“德”。所谓“群”，就是人的合群性存在、社会性存在，人天然地与其他人和平友好地生活在在一起。人性善，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儒家提倡的“仁”的本旨。中华文明以“仁”为本，反过来强化中国社会中“群”的价值。为政以仁，岂可以强凌弱，抢占他国，夺人土地。“义”者，公平正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国提出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义利相兼，以义为先，这是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使然，绝非如西方那样空喊口号，设置话语陷阱。“德”是“仁”的外化，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就是相互理解、患难与共、共同发展、文明互鉴。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虽然中国是东亚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但从来不以强凌弱，不霸凌比自己弱小的周边国家，绝不搞殖民主义。中国没有资本扩张与无限贪婪的传统，讲究中庸，适可而止。否则，无法解释郑和率领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远达东非，却没有留下任何殖民地，也没有留下商业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在亚洲和非洲海岸夺占的贸易据点式殖民地。

中国与其他亚非拉国家同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都是西方主导下二战后世界的穷苦国家，同病相怜，相互扶助。在援助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中，周恩来总理说：我们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需要帮助的人却解囊帮助别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朋友两胁插刀”。在世界银行、苏联和西方国家都在坦赞铁路的建设上阻挠的时候，中国不仅毫不犹豫地慷慨允诺援建这条铁路，而且愿意充当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手中的棋子”，以便迫使新殖民主义国家以更优惠的条件提供“援助”，建设坦赞铁路。周恩来总理说：“如果中国同意修建（坦赞铁路），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样尼雷尔总统和卡翁达总统手中就掌握了一张王牌，他们就可以在西方国家提出附加条件或漫天要价时，打出中国这张牌；也可以在西方国家虽然应允却又故意刁难、拖延时间时，打出中国这种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政治游戏。”周恩来总理这番肺腑之言，正是中国仁义传统的赓续，指责这样的仁义国度搞新殖民主义，匪夷所思！

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启动以来，中非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引起了西方的嫉妒和恐慌，乃裹胁世界舆论，大搞话语霸权，把新殖民主义这顶帽子扣到中国头上，以便转移世界人民对它们自己搞新殖民主义的注意力。谎言就是谎言，这种伎俩最终会破产，但是西方偷换概念，利用话语霸权夸大中非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则需要细致辨析。经济运行自有其规律，中非双方要深入调研，遇事相互商量，切实解决中非经贸合作中的困难与问题，以互利共赢的鲜活事实，驳斥“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谬论。更重要的是，中国和非洲互为发展机遇，非洲是共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唯有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曙光初现。“一带一路”是通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战胜新殖民主义的强大武器。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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