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从大历史长时段看伟大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

从大历史长时段看伟大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

谭伟东

十月革命在列宁等领导人的预言中都属于偶然的事件（列宁曾因长期流亡海外，以为在他们这一代余生是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出现了，但恰恰这个时候俄罗斯爆发了二月革命，列宁以伟大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果决、卓越领袖才能，创造和“驾驭”历史，果断出手，引导全党和工兵苏维埃运动，将俄罗斯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起义和上升为统治阶级。）。但这一历史大事变的“偶然”，却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变更了人类命运，成就了人世间的伟大的新纪元。伟大的十月革命，远远超出了近代史的西方资本主义三大政治革命，一是1776的美国独立战争，一是1750年后的英国工业革命和之前的所谓光荣革命的（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从政治到产业经济与技术上看，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的全面执政与登上历史舞台，最后一个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十月革命，上承了巴黎公社，下继包括中国革命，东欧及全球的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历史风暴，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洪流，并同时为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实现革命突破，在一国与数国建成社会主义，开启了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社会主义的伟大通途。

十月革命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左右历史与时代，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并且同时成为变更世界格局与人类文明的由少数人统治与压迫，走向多数人治理的人民主权新时代。

十月革命在1991年底被彻底腰斩，不是政治力量对比与政治生态分布问题，不是无产阶级执政与专政经验不足问题，不是历史匆忙和社会文明建构中的生产力，技术经济水平，综合国力等等问题，而是政治背叛，上层统治集团，主要是一小撮邪恶的反革命集团头目的公开叛变。他们不但叛党而且叛国，更是背叛人民大众，并在极权主义的当代世界国家与社会主权模式之下，尤其是在苏联的东欧社会主义的集团，缺乏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免疫力情势下，而被权贵精英寡头政客窃取、垄断和颠覆的。

但是历史已经并将继续永远表明，巴黎公社原则是永恒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永恒的，中国革命一建设的伟大范式和独特智慧文化主张是永恒的。

从逻辑而非时间先后，就历史沃土与伟大实践，而非理论艰辛与抽象，创造的现实革命与建设源泉来看，如果说中国革命的先生是马恩列斯，则中国与世界革命的先生与沃土，却是巴黎公社，特别是十月革命。就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未来社会最高阶理论展望与描绘而言，正是巴黎公社，催生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这在上述意义上，是比《共产党宣言》更加经典和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政纲。而可以与此相媲美的，正是十月革命，才催生了并标志着列宁主义诞生的一系列的列宁、斯大林的马列主义经典文献，和苏联社会主义联邦的一系列伟大建构。

一、巴黎公社后的世界历史高潮和伟大序曲

1870年巴黎公社的生命和存在是短暂的。社员墙倒下的烈士们慷慨悲壮，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梯也尔的反动政府不但无耻之极，无德无才，而且惨无人道，背信弃义，丧尽天良，灭绝人性。

然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德国的资产阶级大文豪赫德尔，歌德，荷尔德林，甚至康德们的狂飙运动，启蒙运动，未能成就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却变成了法国工人阶级之狂飙运动和革命凯歌。

同人类史上的一切所谓乌合之众的暴动、起义不同，同组织有序，奴隶-农民起义有别，巴黎公社不但有着伟大而明确的政治诉求，而且以彻底的民选、民主，彻底埋葬社会公仆变成社会老爷的薪水支付制，和一切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与社会建构尝试，宣告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权与理想国的基本版本之横空出世。

巴黎公社不是拉萨尔主义似的，不是巴枯宁主义似的，更不是蒲鲁东主义似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之花的法国革命之果。

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欧因鲍狄埃的创作的《国际歌》为杰出代表的理论和诗话艺术，宣告了巴黎公社的伟大与永恒。巴黎公社千百万社员的无数无私牺牲奉献和历史性的创造，以远远超出巴黎公社社员强的历史建筑的物理自然寿命，巍然屹立在世界历史大殿大堂之上。

巴黎公社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与影响是具有世界意义和性质的。具有人类解放的永恒价值。因此，其地位与作用也自然远超中国的辛亥革命。但就政治影响和社会改革与文化变迁的直接历史作用而言，巴黎公社同中国辛亥革命一样，都几乎是昙花一现，呈现出巨大的历史短暂性。

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0年巴黎公社，欧洲历史风云和世界文明变动，仅仅经历了20余年。从拿破仑承继和转折的法国大革命而言，欧洲的资产阶级全面登上历史舞台，从而相应的欧洲与世界现代大产业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储备而言，巴黎公社的结局与历史命运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无论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美学思想，还是马克思，黑格尔乃至于列宁、斯大林的马列主义，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对农民，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态，特别是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并波及和互渗到民族矛盾、社会与家族矛盾，阶级与路线斗争等等，都或多或少带有具有欧洲中心主义或者巨大体现，或者是某些影子。从而，对国家与革命，历史与文化，社会与文明的演进与变革中，形成了不切实际的，过度理论片面性的世界革命说和过度生产力和经济历史主义的倾向的误导与解读。

这在马克思晚年所遇到的卡夫丁峡谷和俄罗斯革命等问题上，在一国数国独立建设社会主义，面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之上，都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不经意中，其可能又为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的出现，似乎预留了不该有的空间。当然，修正主义以否定暴力革命，走向告别革命，否定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与路线，复兴少数人统治，完成精英专政，权贵当道，杰出人士与富豪治理，财富权力-身份金字塔之旧制度与社会复兴，有修正主义自身和当时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其本身并非来自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创造和历史与地理文化局限性。

巴黎公社后的世界与人类，面临的是究竟是走向多数人统治还是少数人专政的历史性抉择。这个问题在中国，自从阶级社会以降，礼乐刑政的制礼作乐后，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转变成“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之后，面对着每一次的大一统政治经济文化建构，面对着国家兼并，战乱和乱治循环，面对着每每的改朝换代，更面对着中国数千年以来的成千上万次的征伐、战争、奴隶-隶奴-农民起义，社会震荡、造反，并起自于西周姬姓私家王朝，经春秋战国割据分裂，到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第五或第六次统一中国）后，一切易姓换家的改朝换代，尤显突出与重要。

金观涛们的中国封建超稳定结构论，尽管是无视全球与国际比较史的科学理性分析，刻意凸显中国封建化的历史长时段和固化性，无论就奴隶、封建、资本主义断代，还是各自起源，历史演进，这种所谓理论都是属于无根之谈，但其无意中涉及到的中国大一统政治经济文化的合道性，合法性问题本身，却是始终存在的。

不管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们如何雄才大略，无论汉文帝、宣帝、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唐明皇等等，似乎更多位的类似两位马太后，长孙皇后、徐皇后等等的品行德行何等令人肃然起敬，中国政治大周期，决定着经济与社会主题，中国历史上，阶级社会以降的每一次大的历史进步，始终未能突破家天下这一本质上少数人统治专政，大众多数人终极受奴役的历史宿命和人世间悲剧。

这被欧洲思想史描述和定义成东方专制主义，更被黑格尔描绘成东方一个人的自由，希腊罗马一部分人自由，现代欧洲特别是日耳曼体系的所有人的自由的人类文明起源与传承的自由故事之宏大叙事。毫无疑问，这完全是黑格尔虚构出来的法哲学与世界与历史哲学脉动。东方，中国的专制主义，比之西方、欧洲是更弱而非更强。东方中国的礼乐教化与法家王政，比之西方欧洲，是更多的法制规范和伦道公正，而非个人独裁与独断专行。

但问题的要害和关键，依旧恰恰在于是多数人统治还是少数人的阶级特权专政。问题还在于西欧是落后的晚近的，同中国、东方的发展，呈现历史性的大错位，而非西方理性主义地事后包装。黑格尔以自己的卓越才智和同时的东方无知，虚构了这一历史，更误导了整个人类，但就如同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不能把黑格尔当成一只死狗来打。

巴黎公社后，中国鸦片战争以降的悲惨历史命运，西方由资本主义演进到帝国主义，把原始资本积累的血腥与穷凶极恶，放置到了工业化和所谓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交易革命基础之上，对全球、整个人类，从而从新大陆转向亚洲大陆的全面征服与奴役，就把少数人剥削、压迫、专制，演变成了民族、种族、文化与地缘政治的历史性的大屠杀，大征服，大奴役，出现了列宁笔下的“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的人类巅峰的苛政与暴政奴役和超级剥削。而其旗帜与幌子，却是文明进步与正义下的所谓启蒙、解放与自由。

至此，从制度-经济-社会，到人性-结构-组织，直至最后的对人类精神价值主体与载体的文化与文明的导向，就走向了最荒唐、最无耻、最虚伪的最高最后阶段。强权真理，血腥暴力，无尽奴役，残酷压迫与剥削，被纳入到自由契约，自愿贸易，自由迁徙，自主创业，自由经营，或自营自由竞争的西方理性主义文明框架和历史叙说之下。

于是，原本欧洲旧大陆阶级矛盾与冲突，新旧大陆及欧洲美洲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欧洲白人文明同东方外的世界文明的斗争与冲突，就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同整个人类的所谓全球化下的是“保留球籍，还是被开除起球籍”，是理性顺从，法制接纳，还是另起炉灶，以其欺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复辟旧的少数人之阶层-阶级统治，还是还人类大多数的朗朗乾坤的历史分水岭和大抉择。

巴黎公社后的世界格局和人类运命，就是如此将西方化、工业化、现代化，同人类政治、社会、历史最终解放的双重任务，呈现在世人面前。

十月革命和美国方式，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道路、路线、价值取向和发展未来。

二、列宁主义的伟大故乡和马克思主义的壮丽日出

巴黎公社当然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一国际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巴黎公社的历史辉煌，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但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第一次的壮丽日出，是苏联十月革命。苏联-俄罗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的诞生地，伟大故乡，是值得世人永远景仰和深度开发的。

毛泽东毕生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一定意义上的斯大林，称作先生并且自比和公开承认自己和中国为学生。这是政治诚实、科学诚实、个人生活诚实三大诚实的光辉典范。先生在于启迪和教育。先生并非永远优越于、高于学生。卓越的学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中华教学相长的伟大理论教化。其自询荀子时代的诸子百家以降就是如此的基本见地。但先生学生的历史定位，是历史和科学的客观真实。容不得半点虚假和装神弄鬼。中华史上的赵高、王莽，甚至就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似的，西汉宣帝、元帝和东汉的章帝等们的《白虎通》等的意识形态神话与宣传态美化，都是无济于事的，更况切侏儒、矮子们的贪天之功为己有，胡作非为，专横跋扈呢？

十月革命，列宁主义，人类新纪元，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一体化的人类史上的伟大壮举。

列宁是卓越的政治家、革命家，伟大的理论家，战略家。他以天才的智慧的创造力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创新的文化功底，大大完备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化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新阶段。

就哲学而言，列宁的彻底的一元化唯物主义和对立统一为辨证法灵魂之理论统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了前进。就政治经济学而言，列宁以《帝国主义论》，尤其是国家政治经济不平衡性，帝国主义的世界市场，原材料之争夺，从而帝国主义的战争与掠夺，靠剪息票与垄断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寄生性、腐朽性，建构起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最后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科学社会主义而言，列宁以《国家与革命》，《怎么办》和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系列的著述，描画和建构起了从一国数国和高级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新文明。其中，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官僚主义，扼杀特权，防治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汪洋大海等等，构成了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的杰出贡献。

列宁主义同十月革命是理论与实践的人世间最伟大的孪生兄弟。同这一世间最伟大的经世作品，可以比肩的仅仅只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同中国二十八年的革命和二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当然由于历史惯性，特别是毛泽东无数伟大预见，伟大的全面演习，整个中国方式与道路，就最本质的制度建构，历史社会结构框架，精神思想文化脉动，特别是最根本的政治审美，政治伦理，政治道化，即道统、政统、法统，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历史格局，依旧处于毛泽东时代。这表明同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相媲美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这对孪生兄弟，其影响、意义和历史发展空间可能更大。毕竟，从苏联到俄罗斯，不但已经完全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而且，国体、政体、政权、意识形态，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形态，均已经彻底步上了资本主义。

列宁主义被解构，是从反斯大林主义，特别是过度政治纠偏的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开始的。但对列宁主义的修正，却是在打着列宁主义旗号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时期的，即从理论到实践上的社会帝国主义，就已经埋下了种子，特别是制造了广泛的深厚的社会土壤。勃列日涅夫麾下的第涅河帮，尽管从主义、形式和旗帜上，依然遵奉列宁主义，但其理论、政统路线、政策、方略上都彻底地背叛了列宁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与人类解放学说，把苏联政权和国际战略变成了腐朽与庸俗，没有灵魂与价值主张，只有功利算计，在世上称王称霸的社会帝国主义强盗逻辑和霸道行径。其实际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污染，要比赤裸裸的简单粗暴的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政客及其把戏，还要恶劣千万倍。

从一长制、专家治厂，干部与技术人员决定一切，明显的特权特供，走向制度化、文化性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阶级，尽管起点在于斯大林时期的政策，但斯大林时代的阶级、阶层矛盾与国家官僚主义，都还是可控的。斯大林的路线、方针和头脑，即其个人工作与生活作风，总体上都还是无产阶级方式的。

而从赫鲁晓夫的思想意识错乱，工作作风武断专制，蛮横无理，从意识形态源头上，注入虚伪、人道主义等等，走向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化堕落，任人唯亲，官僚主义政客阶层垄断国家，从公器到公产，从特供到资源平台，问题已经成山成堆。但苏联垮台与崩溃，依旧不是效率上、速度上、技术上，或者经济成就上与层面上的。尽管其中有僵化和错误，但成就与社会福利及其平等方面，苏联依旧远远高于和好于西方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农轻重比例失衡，是工业化、全球化、重工业战略战线过长，一般物资生活的供应相对短缺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属于战略设计和比例规划问题。同经济机制，市场还是中央计划，并没有本质上的必然联系。

市场经济，在应对短缺，资源比例失衡，社会成本巨大和过度产销和重大的社会资源浪费上，即盲目性、灾难性，往往被其风险推后，危机的货币、金融表象和其他的滞后和错觉所极大掩盖。市场经济在合成谬误的宏观意义上，是基本上非理性的，从而是无序的。这一点被主流经济学所刻意回避和从无数的经济表象和庞大的数理模式求解和计量，换算体系游戏变换中，货币金融之债务契约的假象与逻辑推演所遮蔽。

列宁的政治同经济相比，在任何情况下都更重要更优先，是一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发现。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但同列宁心有灵犀一点通，而且以其宏大的开阔的世界史地知识背景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把每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先行，提到了理论与历史高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制度变迁，意识形态和国家等前宪政，和宪政建构本身，因此，政治永远比后宪政的契约化、法律化下的一般性经营和经济运作，要重要得多得多。因为其界定和规范、调节的是游戏规则本身，是对游戏角色，游戏裁判，游戏诉讼的框架决断等等更为重大的核心框架的界定与规范。因此，政治第一，政治优先，政治主导，才是辩证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毛主义同时，永远反对教条主义，口头政治家，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事求是，在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和条件下，完成革命与建设，但这却不是要把政治挂帅搁置在一边，一切从单纯的生产力，简单继承技术条件与水平，以落后的甚至反动的社会历史遗留，自私自利的经济本位主义和经济福利条件，和一切的物质刺激为原则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作为历史借口和复辟依据。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学理、思想、体系、架构，不但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师，真正经济理性与思想的无端曲解和肆意强奸。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大家的绝大部分是“无意”的庸俗化，则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歪理邪说则是有意而为之。

当然，如果从阶级矛盾与斗争，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发展根本学说来看，各种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政治经济文化主张与政策，必然地以各自的时代的代理人，形成本时代、国度、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则古今中外的思想精神运动和学术思想发展规律，都是一样的。鲁迅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已经把这种自觉自愿，同具体是从哪家主人那里领赏，是否归顺与从属于哪一具体的资本家，则无关宏旨这样的阶级属性与地位，作了最透彻的说明与诠释。

十月革命，从制度、文化、社会、体制、政权、历史，并理论与实践，战略与政策的一体化和统一中，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文明的历史新纪元。

十月革命的道路，将巴黎公社永恒的原则，转变为伟大的苏联七十多年的社会历史现实，创造了一个开启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直接示范了中国革命道路和建设无边的现实存在。

十月革命引致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历史变迁，不仅直接改变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日日耳曼欧洲文明发展历史轨迹，并以后续社会主义阵营的之存在，从1929-33年世界大危机时期的人类文明新典范，到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苏联卫国战争和苏联红军铁流滚滚，到包括援建中国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等在内的整个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工业化大推进，计划经济的效率、福利，在速度与人均社会指标上的伟大创造，成为人类经济、社会与文明史上，无比壮丽的伟大奇迹。

十月革命彻底改写了巴黎公社以降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世界历史，使无产阶级专政，从理想国变成了现实国家、政权与社会。

伟大的十月革命万岁！伟大的列宁主义万岁！英明的苏联统帅大元帅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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