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十月革命的真理永放光芒

十月革命的真理永放光芒

——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周新城

一、十月革命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俄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世界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按照毛泽东的判断，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一起，是二十世纪三个最伟大的历史性事件。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十分巨大。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认为这些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都失败了。正当人们迷惘、彷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的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毛泽东说。是“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指出：“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走俄国人的路，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我们党总结28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实践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

光阴匆匆，转眼十月革命100年过去了。在这100年时间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经历了风风雨雨。其中既有凯歌行进：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也有严重挫折：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1956年由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秘密报告引发的反苏反共浪潮，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发生波匈事件，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三分之一党员退党，另一次更为严重，那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造成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剧变、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样的世纪性悲剧。这100年时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挫折的教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科学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围绕着十月革命及其意义，全世界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垄断资产阶级学者、政治家凭借他们敏感的阶级嗅觉，从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对十月革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他们采取一切手段诬蔑、攻击十月革命，甚至发动十四国武装干涉，企图把社会主义这个新生的社会制度扼杀在摇篮里。他们不惜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诸如编造说十月革命是列宁领了德国皇帝的钱组织的暴动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十月革命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奇怪的倒是国内某些学者对这类谣言特别欣赏，不断加以引用、散布，真不知道他们的立场站到哪儿去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还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我们只想就后一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对中国人民来说，十月革命及其伟大意义，在改革开放时期以前，一直是充分肯定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实际上不相信十月革命道路了。这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接连写了两篇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捍卫了十月革命道路，指出十月革命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要走十月革命道路。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我们捍卫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反对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就是捍卫十月革命道路。这两篇文章稳定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回击了各式各样的反共势力，当时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它们基本上都是否定十月革命的）涌了进来，某些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加上我们忽视了理想信念的教育，一股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思想蔓延开来，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剧变、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有些人（包括一些党员，甚至领导干部）患上了“低潮综合症”，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不大相信社会主义了，也不大相信马克思主义了。经常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十月革命的故乡都抛弃了十月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究竟对不对、灵不灵？在许多人那里，怀疑、否定十月革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言而喻。于是，在舆论界没有人提起十月革命这件事了，也不再纪念十月革命了。翻开近40年的报纸杂志，每到11月7日，再也见不到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好像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个重大事件似的。而反对、攻击十月革命的文章却屡见报刊。这是不正常的。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十月革命呢？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是因为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了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来阐述社会主义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那还只是科学的预见，是一种理想。十月革命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付诸实施，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实际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十月革命道路就是实现科学社主义基本原理的道路，它的本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只要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科学的、正确的，就必然认为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遵循十月革命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实质上就是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十月革命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十月革命道路具体怎么走，需要各国共产党结合本国国情自己去探索，但总的方向、基本道路是不会改变的。暂时的挫折只不过是过眼烟云，遮不住十月革命真理的光辉。时间越久远，十月革命真理的光芒会越灿烂。

二、十月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是早产儿

十月革命前后一直到现在，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激进分子发动的政变，因而注定要失败的，即使一时取得胜利，也不可能持久，早晚要垮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也断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早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提出了“四月提纲”，制订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和策略。当时普列汉诺夫等人就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得到高度发展为理由，指责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布朗基主义”、是“说梦话”，只会以酿成社会灾难而告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他断言，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没有生命力的。列宁、斯大林曾经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并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回答了那些疑问和责难。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又有人提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种种困难的“原罪”，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苏东剧变以后，更有人（例如原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反思剧变的原因时，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超越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这一阶段，忘记了“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这种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早产论”，在我国也沉渣泛起，一度颇为盛行。对此，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如果真是搞早了，那就应该退回去，补资本主义课。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没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就不会有工人阶级，更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的。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只能在封建制度范围内改朝换代，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当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那种性质的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越来越具有了社会的性质，但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因而出现了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生产方式必然起来反对占有方式，客观上要求用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沙皇俄国，尽管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但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机器大工业，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因此，应该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具备了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阶段）是可以跨越的。

否认在经济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发展的国家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生产力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中国的某些人就是用这种错误理论来反对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严厉批判了庸俗生产力论。邓小平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 至于说到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还需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那么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这项任务，而决不是一定要等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针对像普列汉诺夫、苏哈诺夫这样的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由反对十月革命的人，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的改变呢？”

那么，为什么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呢？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不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建立，而社会主义革命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即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外，还需要有其他的主客观条件。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与充分条件区分开来。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出现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但具备这一条件的地方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爆发革命。“革命是政治行为”， 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如果把它的爆发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那么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对任何政治事件的解释就像解一个一次方程式那样简单了。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有革命的形势。列宁总结了俄国20世纪三次革命的基本规律，指出“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但单有这种客观形势还是不够的。革命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并不会自行到来，还需要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去准备和争取。 可见，只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集合点，在既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客观的革命形势和成熟的革命领导力量，多种因素构成一种合力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才得以建立。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比较薄弱的环节才能出现。“薄弱环节”往往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因为旧制度发展得越充分、越成熟、越完善，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越是丰富，统治地位也越是巩固，新制度突破它也就越是困难。

可见，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创举，应该充分肯定。否定十月革命的种种言论是错误的。

三、必须科学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讨论十月革命道路问题，必然联系到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一个结晶。如果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不成功的，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遭到了战略性的失败”，那么必然得出结论：十月革命道路是错误的。

围绕着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种争论达到了高峰，延续至今，尚未停息。这也好理解：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苏联具体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苏联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涉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不是正确、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不是客观必然趋势等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不同的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对这样的原则问题，必然得出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结论。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实质上就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斯大林参与创立，并在斯大林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它有时就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错误时，针对世界上流行的反苏反共浪潮，提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要“三七开”的著名论断，指出苏联的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流，错误是第二位的，是支流。他明确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 应该指出，这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看法，而是政治局一致赞同的观点。现在有人对“三七开”的结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又不加论证，这至少是一种不慎重、不严肃的态度。

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一直坚持这一评价。例如，在苏东剧变以后的1993年7月5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省市委政研室主任会议上说；“前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功大于过”，基本意思仍然是“三七开”。他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才导致苏联的动乱。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的培训班上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明确指出：“苏联模式的形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还多次谈到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危害，指出，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斯大林，一路否下去，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夜之间。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虚无主义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我们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和判断是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是三七开，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反对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毛泽东是怎样得出“三七开”的判断的呢？经过政治局多次讨论，然后在他主持下写作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运用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原则，即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区分为基本经验和具体经验。《再论》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加难于避免。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极其有益的教训。因此，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再论》把苏联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五条，即：一、“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政党”；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五、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再论》指出：“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这些基本经验实际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后来，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把它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用词不大一样，意思是一样的。老实说，我国一些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矛盾所向，正是这些基本原则。

对于那些错误的经验，《再论》并不是简单地加以谴责，而是从总结经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分析了它产生的根源，指出克服错误的办法。《再论》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错误，“不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问题在于，“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前鉴，他们是在探索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出现一些错误也是难免的。转换成我们现在通常用的概念来说，那就是：苏联的基本制度是正确的，但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存在弊病。所犯的错误不是由基本制度产生的，而是在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环节上产生的。因此，克服这些错误，并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只是需要对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而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克服了一个矛盾，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又需要通过改革予以解决。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作出这样的分析，不能不佩服他的睿智和远见。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经验是正确的，具体经验有对有错，综合起来那就是“三七开”了。全盘否定，显然是错误的。

四、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几种错误评价的辨析

围绕着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问题，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有几种看法值得注意。

一种是认为苏联建立的是封建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否定。一位曾经担任过全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领导职务的人说：苏联实行的制度，“如果讲它仍然是社会主义，那么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严厉批判的那种封建的社会主义。这种苏式社会主义自诩有两大基本特征：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这两大特征恰恰集中反映着封建皇权经济。这种封建的社会主义自然是无法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是断无前途的，历史已无情地作了结论。”封建社会主义指的是19世纪30—40年代在西欧产生的、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的社会主义流派。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统治日益巩固，这时被推翻的封建贵族不能再赤裸裸地宣扬封建主义了，于是便装扮成工人群众利益的代表，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散布封建地主可以同工人、劳动者一起共同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形成了封建社会主义。他们是从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立场出发来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是使社会回到封建宗法关系中去，恢复封建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曾辛辣地批判封建社会主义，说它“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他们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主义纹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那么怎么说苏联建立的是“封建社会主义”呢？据说是因为搞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两条是封建社会主义的标志。封建社会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吗？他没有论证。根据常识，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关系是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农民租借土地耕作，向地主交纳地租。公有制则是适应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建立的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根本不需要运用计划经济来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这位专家说的话，连常识都不顾，太不靠谱了，留下了一个笑柄。他在这个问题上，只是扣帽子，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

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概括说来是；、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恰恰是《共产党宣言》里讲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把这一套基本制度说成是封建社会主义，主张彻底否定它，从理论上讲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不言自明。

还有一种看法是从指导思想上说的。中央党校一位教授撰文提出“苏马非马”。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指导思想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列宁斯大林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他傲慢地宣布，他的任务就是正本清源，批判被列宁斯大林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寻找“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错了，当然实践也就错了。说“苏马非马”，这就从根本上把十月革命道路给否了。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这个发展，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面临的新的形势，分析新的情况，得出新的结论。列宁斯大林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俄国具体情况出发，领导俄国人民发动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果事事都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现成答案，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情况提出的具体意见去办事，那是无法领导十月革命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本里没有十月革命的现成答案。所谓“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反映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当时具体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如果认为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叫“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要坚持马克思当年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必须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那不正是典型的教条主义了嘛！我们党历史上的王明就这样干过，为此我们吃过不少苦头，难道我们忘了吗？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这是我们党延安整风时从建党二十多年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结论。把结合新的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新的结论，说成是“非马”，这就完全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那是会葬送革命事业的。从理论上讲，这等于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一发展，具体结论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不一样，就是“非马”。这正是本本主义的表现。

“苏马非马”论者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是被列宁斯大林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指导思想是错误的。要由他来寻找“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进而更换指导思想。这种说法，首先是违反党章的，党章上写着，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什么“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其次，从理论上讲，他怎么也解释不了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是怎么得来的。一个政党一开始就奉行错误的指导思想，怎么能够指引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呢？再次，这种说法否定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主张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换成“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彻底否定了党的历史，而且将会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引导到邪路上去的。要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否掉了，等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刨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能存在吗？

显然，说“苏马非马”，理论上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实践上会导致严重后果。

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更多的是通过列举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弊病，犯的错误来论证的。经常有人喜欢讲“苏联真相”，挖掘一些档案材料，专门揭露负面材料，并把它们往“制度”上引，于是得出结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这种观点是需要认真分析的。

首先，必须甄别材料的真实性。在苏联问题上编造的谎言实在太多了，据美国学者格雷弗揭露，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就是由61个谎言组成的。最荒唐的莫过于苏联肃反冤杀的人数了，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有一个惊人的数字，叫做“五千万冤魂”。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编出来的。在30年代初，苏联全部人口才1.6亿，如果冤杀了5000万人的话，那3个多人中就有1人被杀，这能做得到吗？如果真是杀了5000万，苏联战前人口也就只能有1.1亿了。可是战争爆发前夜的苏联人口是1.9亿人，这多出的8000万—9000万人是哪儿来的呢？可见，所谓5000万冤魂纯属虚构。散布这个谎言的人，只要能攻击社会主义，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其实，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在1921年至1954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判处25年以下劳改和监禁的2，369，220人，判处流放和驱逐出境的765，180人。 至于其中错杀的人数，没有公布。我们党对苏联的肃反工作，曾经有一个总的评论，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苏联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其次，必须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作全面的分析，从整体上进行评价。碎片化、非本质的材料，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由此推论出正确的结论。列宁曾经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因此他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时间长达近70年（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83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戈尔巴乔夫上台意味着开始了另一个时期，即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又是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外交、党建各个领域，要找一些弊病、失误的材料，一点也不困难。问题在于怎么从总体上评价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些弊病、失误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谈到从整体上评价，有两个基本事实不能忽视。一个基本事实是：沙俄原来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1913年（沙俄经济最好的一年）工业总产值（按苏联疆域计算）只占美国的6.9%，英国的22%，在世界排名第五位。经过近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到80年代初，苏联工业总产值达到美国的80%。而且这一成就是在这样恶劣环境下取得的：两次世界大战，苏联本土都是主要战场，经济遭到战争的极大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工业总产值下降36%，第二次世界大战下降22%。而美国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战争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成就连以反共著称的丘吉尔也不得不佩服，他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赞扬斯大林接手的是马拉犁的落后的农业国，离开的时候却留下了一个拥有原子弹的超级大国。1991年11月在苏联濒临解体的时候，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一次讲演中说：“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她不会故意吹捧苏联吧。她认为，对西方构成威胁的，不是苏联的军事，而是苏联的经济。 尽管苏联经济工作存在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吸取教训，但从总体上说，所谓“苏联经济没搞好”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1941年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进攻苏联，苏联正是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体人民，奋力抗争，在战争初期完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顶住了法西德国的疯狂进攻，最终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如果像某些人的描述，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陷于恐怖之中，人心惶惶，国内矛盾重重，那么，怎么能够战胜法西斯呢？

毫无疑问，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过许多错误，制度上也存在许多弊病。罗列起来，可以说出一大堆。怎么看待这些失误和弊病？这些失误和弊端并不是由基本制度产生的，而是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层次上的问题，是具体工作中出现的，因而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是支流。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怎么在实际生活中付诸实施，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既然是探索，就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正如列宁指出的：“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样对待这些错误呢？列宁强烈地批评了那种“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人，说他们是“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 读了列宁这句话，真不知道那些揪住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在探索中出现的缺点，来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作何感想！

决定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错误（这是难免的），而是怎么对待这些错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前实际相结合，制定一条正确的路线，完全可以克服错误，消除弊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如果在困难面前，丧失了理想信念，背弃十月革命道路，那就必然走上邪路，葬送社会主义事业。把70年代末的中国与80年代初的苏联，以及两国后来的发展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70—80年代之交的中国与苏联，都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困难，相对来说，中国的问题更多一些。但由于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坚持十月革命道路，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改革开放，在苏东剧变的严峻形势下，社会主义红旗依然飘扬在世界东方，而且经济快速发展、政局稳定、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并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社会制度就迅速由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遭到断崖式的崩溃，国力迅速下降，出现了政局动荡、社会治安恶化、人民生活急剧恶化的严重局面。同样是面临各种矛盾和困难，两条路线，导致两种结果。这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五、苏联演变是背弃了十月革命道路的结果

有人是用苏东剧变来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他们说，连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都抛弃了十月革命道路，足见十月革命道路是错误的，不应该坚持、也坚持不下去的。这涉及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苏联演变的原因是什么？是十月革命道路错了，还是背弃十月革命道路的结果？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但关键是哪一种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也就是只要出现这个因素，苏联就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说苏联演变是多种因素（其中有外因，也有内因，有党内的因素，也有党外的因素，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因素）综合起作用造成的，这一点大家没有分歧，但说到哪个因素是决定性的，那分歧就很大。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看法。一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坚持这种模式，就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另一种看法是，戈尔巴乔夫倡导和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是决定性因素，谁搞民主社会主义，它就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上面已经说了很多，概括起来说，第一，它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就本质层次来说，它是正确的，而且具有普遍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然本质上是正确的制度，怎么会成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呢？这是说不通的；第二，它确实存在一些弊病，但这是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层次上产生的，通过改革是可以解决的。这些弊病只是证明改革的必要性，不能说明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必然性。我国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根本原因，我们党的领导人有过十分清晰的判断。1991年12月，苏联政局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就指出：“苏联东欧国家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内因，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

1993年8月，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尘埃已经落地，他在使节会议上又讲：“东欧演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

1998年12月，他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指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是高的，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

2001年4月2日，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垮台，最后苏联也解体了。除了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和西方国际长期进行“西化”、“分化”战略这个原因外，关键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危机时刻党内在政治上发生重大分歧，导致政治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1991年5月，我去苏联访问见到戈尔巴乔夫，我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他笑起来了。他的意思是现在什么时代了，你还说这一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是难逃历史责任的。由于苏共放弃了上述对社会主义制度来说生死攸关的东西，苏联就被葬送了。”

他得出结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这一系列讲话，把苏联向资本主演变的决定性原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苏联演变不能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苏联演变正是背弃十月革命道路导致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怎样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呢？这就涉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了。他一上台就到处讲改革，俨然是以改革家自居。改革，谁能够反对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前发展。不改革，社会主义就停滞了、僵化了，那样的社会是没有出路的。所以邓小平说，不改革，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苏联当时提出改革，是正确的，也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笼统地讲改革，谁也不会反对。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对的，关键是按照什么样路线进行改革。邓小平在讲不改革是死路一条的同时，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也是死路一条。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葬送在戈尔巴乔夫的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改革手里的。

那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怎么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呢？这里只能简单地说一下。首先他完全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攻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这是他的改革的前提。他提出，苏联社会主义的根本弊病是存在“三垄断”：政治上，共产党领导，党对政权的霸占，排除了其他政党通过竞争掌握政权的可能，这是政治垄断；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消灭私有制，排除了公民选择其他所有制的权利，这是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指导思想一元化，排除了人们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权利，这是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导致了各个领域出现异化现象，政治上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导致人与政治、与政权的异化；经济上公有制的统治，导致人与财产、与所有制的异化；思想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改革的任务就是克服垄断，消除异化。在理论上，他的改革就是要彻底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他是怎样进行改革的呢？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他的改革，第一，在政治上，放弃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凭选票轮流执政。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实行多党制，接着修改宪法，删除第六条（即规定共产领导地位的那一条），当时我们党中央就向全党发出通知，断定苏联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路。第二，经济上，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开始时笼统地主张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紧接着就提出对国有经济实行非国有化，很快就提出全面私有化，彻底消灭公有制经济，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第三，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实际上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作指导思想。这一套改革主张付诸实施，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瓦解，很快资本主义制度就复辟了。

很明显，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苏联的演变，不是十月革命道路错了，而是抛弃、否定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恶果。它从反面证明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道路（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和“源头”。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连社会主义都不是了，还谈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在这一根本层次上，并没有中国特色，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第二，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面上，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只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这一层次上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主要问题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具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等）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在本质层次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一样的，走的都是十月革命道路）与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在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层次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

从社会制度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本质上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经常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例如，有人在我们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件并没有原则意义的事情上大做文章，提出这一改动意味着我们“不再满足于有中国特色了”，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种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而与任何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了。一位著名科学社会主义专家则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与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并列），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同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关系；还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彻底否定人类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崭新的社会主义，他们说，改革就是“去苏联化”、“非毛化”，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他们完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渊源。种种说法，不一而足。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割裂开来。这等于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这样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还能活下去呢？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这个根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塞进去的大杂烩了，变成西方常攻击说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了。这种情况，我们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七、十月革命道路的实现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但是它是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实现的，因而其实现过程是曲折的，不可能一帆风顺地直线发展。

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都是客观的，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是它们的共性。但是两者的实现过程却有着原则的不同。自然规律是依靠自然界自身的力量实现的，不需要人们实践活动的参与，因而其实现过程一般是不会发生曲折的。社会发展规律则不一样，它是人们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合力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它必须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由于人们的利益不同，他们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向往往也会发生差异。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利益的差异表现为阶级利益的差异。阶级利益的差异使得不同阶级对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期望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因而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向也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因此，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规律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由于各种客观的、主观的因素的影响，阶级力量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不是直线的，必然会发生曲折。社会历史发展充满了前进、倒退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等等复杂现象，原因就在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历史的发展出现曲折和反复也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但是，不管出现多大曲折和反复，由社会规律所决定的总的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它将在漫长、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最终得到实现。

在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或者说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决不是几年、几十年就可以完成的，而且这一过程充满着矛盾、斗争和反复。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就经历了上百年时间，其间交织着进步与反动、前进与复辟，多次反复，资本主义制度才最终确立下起来。走十月革命道路，确立和发展与以往所有的剥削制度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发生曲折甚至出现旧制度的复辟，更是难以避免的。在世界范围内，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但是，无论斗争是多么长期和复杂，人类社会终将按照自己的规律去发展，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任何力量所不能阻挡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虽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它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跌入低潮，但它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而只是表明这一规律实现过程的曲折性。邓小平针对苏东剧变以后人们思想上出现的疑惑，明确提出：“我相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展望未来，我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十月革命真理的光芒始终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