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难民潮:人道主义背后的宫心计

作者: 傅正 来源:破土网 2015-09-11

欧洲难民潮:人道主义背后的宫心计

  9月2日早上六点,3岁的叙利亚库尔德族小男孩爱兰·科迪(Aylan Kurdi)终于漂到了他的目的地,那是土耳其度假胜地博德鲁姆(Bodrum),“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故乡。小爱兰的照片着实揪住了全欧洲人民的心,从这个角度看,他死得其所——他的生命引发的人道主义忧虑至少使得欧洲“民主政府”被迫在难民问题上做出妥协。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和评论充斥了各大媒体。然而,这样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吸收了难民之后呢?又该怎么处置难民?

  记得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曾提醒人们:

  无论雅典的城邦民主还是大英帝国,国家领土上的全部居民并不享有政治平等。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四亿居民中,有三亿以上的人不是英国公民。说到英国的民主、“普”选或投票权和“普遍”平等,英国民主制度下的这好几亿人,有如雅典民主制下的奴隶,毫无疑问是受到忽视的。现代帝国主义创造出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许多新的统治形式,其扩张程度有如民主在祖国内部的扩张。各殖民地、摄政体制、托管地、干涉性条约和类似的依附形式,使民主国家今天能够统治异质的人口,不必把他们变成公民,使他们既依附于一个民主国家,同时又被这个国家拒之门外。这就是“殖民地从公法上说是外国,从国际法上说是国内”这种漂亮说辞的政治和宪法含义。

  公民和臣民的差别,在民主雅典表现为公民和自由民的差别,在大英帝国表现为宗主国公民和殖民地人民的差别。在今天,“国内法上说是国外,国际法上说是国内”又体现在公民和难民的差别上!在这段话中,施米特暗示了,所谓的“自由民主”并不只是普世价值,它更是一种现代治理技术,一种通过掌握公民身份,通过调节公民与其他臣民之间界线的统治技术。

  “难民”这个身份,本身就意味着没有固定的政治身份,没有公民权利的保障,任何时候都可能被驱逐出境!换句话说,难民是可以被任意驱逐而不用经过必要司法程序的“赤裸生命”!政府只要通过掌握决定“他们之中,谁可以晋身为公民,谁会被驱逐”的权力,就可以实现对他们的统治。

  我生在国企,从小眼见耳听,知道在一个国有企事业单位,开除一个正式职工需要多么繁琐的组织程序,竟至于竟至于领导对不少刺头无可奈何。而协议工或临时工呢?只要干得不好就立马滚蛋走人。一个“正式职工”的诱饵或一条“被开除”的威胁,就可以让他们俯首听命。直到今天,大幅扩大临时工的比例仍是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手段。至于富士康们,其竞争效率的根源恰恰在于把所有员工都变成临时工,都变成不受保护、可以任意开除的“赤裸生命”。

  企业如此,国家亦然。如果没有墨西哥偷渡者,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靠什么发财?ISIS给欧洲送来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不用享受或很少享受公民所享有的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随时都有可能被驱逐”这一风险又迫使他们不得不玩命工作,对任何剥削和压迫都逆来顺受。欧洲各国政府完全可以转变思维方式,利用难民处于法律灰色地带这一事实,通过劳务输入的方式,将其变为自己的经济强心剂。

  是的,欧洲面临了两种选择:一、圈块地把难民养起来,但这样的花费高到令人无法忍受;二、通过劳务合同,把难民变为廉价劳动力。第二种前景同样令政客们感到恐惧。廉价的难民势必会抢走公民的饭碗,其结果要么迫使高贵的公民降低的身份,要么迫使公民们通过自己的政治特权逼迫政府限制难民。只要欧洲政府选择了第二种方案,那么不管哪种结果都会激化难民与公民之间的经济矛盾,这种矛盾会以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经济增长带来的“阵痛”。

  通过这种两难处境,我们不难发现,但欧洲政客虚伪的人道主义说辞背后,隐藏的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功利算计。然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一经动员,就往往不再受到政客的摆弄。汉代皇帝可以通过“天副人数”坐实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天人之道一经产生,就完全可以成为人民反抗无道之君的革命旗帜。同理,欧洲政客可以通过人道主义掩饰自己的功利算计,但这种人道主义一旦被动员,尤其是一旦被难民接受,就会转化为他们“无权利者的权利”。它孕育了一个新的反抗主体的可能性,一种不受欧洲政治体制归化的真正民主的力量。几十年前,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旗帜,不就是欧洲人的民主意识形态提供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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