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英国知识人--冷战中为美国出力的《文汇》杂志

作者：盛韵来源：文汇学人 2015-04-05

　原文载于《文汇学人》2015年3月20日

　　1991年，曾经在英美文化圈名噪一时的人文刊物《文汇》(Encounter)寿终正寝，文坛一片寂静，无人哀悼。当过该刊首任主编，已是耄耋之年的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旧恨未消，冷冷地说：“死得好。”

　　《文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多高眉风光，随之而来的坠落就有多惨。如今人们若还提起它，也只有一句话：那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秘密资助的宣传刊。因为这层幕后关系，英国知识圈几乎与美国同行彻底决裂，无法原谅，也不再信任。“《文汇》丑闻”是高等新闻刻骨之痛，其牵涉范围之广，几乎波及60年代英美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它对英国文化人造成的心理创伤之深，更是难以计量。

　　1953年《文汇》在伦敦创刊，地址位于大英权力中心威斯敏斯特附近的秣市街，其初衷(确切地说是表面上的说法)是跨越大西洋的英美思想联姻，从欧洲西马学派手中抢夺思想高地。创刊之初由英国诗人、前共产党员(后来摈弃共产主义)斯彭德和前托派美国政论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新保守主义之父)携手主政，后者从纽约搬去伦敦监管杂志的政治路线。斯彭德出身牛津文化贵族，少年得志，与诗人艾略特、奥登交往甚密，他在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主编的《地平线》(Horizon)当编辑时也积累了许多文坛人脉。克里斯托则在1945年创刊的纽约犹太知识分子喉舌刊物《评论》(Commentary)当过编辑，锻炼出了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辩论精神。

　　《文汇》在许多方面和《评论》相似，比如深受犹太知识分子如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影响。库斯勒写过反斯大林经典小说《中午的黑暗》，在1950年柏林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组织和成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963年他担任客座主编的那一期《文汇》引发了巨大争议，封面上大标题盛气凌人地质问大不列颠的衰落：“一个国家的自杀?”

　　1950年代的《文汇》是英美知识圈的蜜月期。彼时美国刚刚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力量，欧洲弥漫着反美情绪。但年轻的英国知识分子和作家被朝气蓬勃的美国文化迷住了，美式英语甚至美国口音都成了一时风尚。《文汇》紧紧拥抱了这一潮流，美国学者马库斯·坎利夫、政治记者亨利·费尔利等人都成了撰稿人。1958年，克里斯托搬回纽约，纽约犹太背景的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搬去伦敦接替他的工作，并成为《文汇》历史上任期最久的主编。拉斯基曾在柏林主编过一份反共书评《月刊》(Der Monat)，他一去伦敦就与英国文坛和政界的领军人物打得火热。

　　与此同时，欧洲左翼对《文汇》一直心存戒备，他们将所有在《文汇》上写文章的作者视为美帝的走狗。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共产党员霍布斯鲍姆严词拒绝为之撰稿，尽管编辑不停向他强调刊物的独立性和兼容左右的胸襟。就连与斯彭德交好的E.M.福斯特、艾略特和燕卜荪都婉拒了稿约，艾略特明言正是那份美国“好意”让他感到不自在，燕卜荪甚至在派对上砸了红酒杯。不过很快《文汇》就吸引了全世界读者的关注，它的页面上既有南希·米特福德现身说法写英国贵族，也有沙文主义批评家莱斯利·菲德勒热情吹捧美国保守主义，还能向英国工党暗送秋波。极少有人像霍布斯鲍姆那样坚信《文汇》背后的政治图谋，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诚心实意的开明智性论坛。

　　然而1967年4月27日，真相慢慢浮出水面。《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系列讨论美国知识分子的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CIA资助了许多反共组织比如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及其旗下的报纸和杂志。《文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现在已不是)CIA资金的间接受益者。”这一系列报道引爆了战后高等新闻界的最大丑闻。除了《文汇》之外，受到CIA资助的刊物还有英国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密涅瓦》(Minerva)、《审查》(Censorship)，法国的Preuves，意大利的Tempo Presente，西班牙的Cuadernos(其辐射力不仅限于西班牙本土，波及拉丁美洲国家)，印度的Quest，澳大利亚的Quadrant，甚至乌干达的Transition。

　　《文汇》在知识界影响虽大，但巅峰期发行量仅三万份，不足以自给自足，一直由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资助。该组织在巴黎和日内瓦运作，声称其资金来自于慈善性质的费尔菲尔德基金(Fairfield Foundation)。该基金的脸面人物是以生产人造黄油发家的百万富翁尤利乌斯·弗莱施曼，但实际上CIA才是真正的金主。

　　斯彭德当了14年编辑，也被骗了14年。后来公开的往来信件显示，每次在提及资金来源问题时，他都被欺骗了。克里斯托也说自己全不知情，晚年甚至威胁要起诉任何声称他知情的人诽谤罪。嫌疑最大的是拉斯基，后来的深度报道普遍认为他是CIA安插的间谍，尽管从未得到证实。

　　被蒙蔽多年的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和他曾效力的人文刊物《文汇》

　　《纽约时报》爆料之时，斯彭德已在美国教书，只担任《文汇》的特约编辑。他的主编位置不久前由文学评论界的领军人物弗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接替。科莫德一样对CIA的资助毫不知情，也一直被拉斯基蒙蔽到最后一刻。媒体对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在文化界的渗透紧追不舍，被欺骗的大编辑愤然与刊物断绝关系，《文汇》此后由拉斯基一人主编，苟延残喘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被解散，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使命早已完成。

　　梅尔文·拉斯基自然是知情的关键人物。他是俄国犹太移民，留着铲形胡须，1930年代在纽约城市大学接受了雄辩和诡辩的教育，当时激进的政治生态影响了克里斯托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早在去伦敦编辑《文汇》之前，拉斯基已经是老练的冷战斗士。二战中他在美国部队中战斗，战争结束时，他在柏林参与各种各样的作家大会，发表反苏联暴政的演讲，游说美国军方高官出资办报，旨在“激励”那些生活在东欧共产党政权下的作家。1950年他与阿瑟·库斯勒一起在柏林动员知识分子进行反苏极权聚会，后来成为实体组织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

　　正是在这段时间，拉斯基遇到了同是犹太知识分子、语言学家的迈克尔·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立刻结为挚交。乔塞尔森在二战中曾为美国情报机构效力，CIA成立之初即被招募。1917年出生于爱沙尼亚的乔塞尔森，一家人因布尔什维克革命被迫流亡海外。在柏林读完大学后，他在巴黎的一间美国百货店工作，直到当上经理。当纳粹阴影笼罩欧洲时，他再度被迫流亡来到美国，1942年入籍。乔塞尔森既是文化人也是CIA间谍，他在CIA的文化冷战大计划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复杂路径向各种反共政治文化刊物秘密注资，他注定要背上雷蒙·阿隆所言的“白色谎言”之重负。据坊间传说，1940年代末的某天，乔塞尔森和拉斯基在柏林看到一火车流亡者被送去古拉格，于是这两个俄国犹太人决定不惜代价“拯救西方文明”。

　　乔塞尔森和拉斯基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拉拢了一批认为共产主义是“失败之神”的欧美知识分子名流，包括意大利作家斯隆、乔洛蒙蒂，瑞士作家鲁治蒙，白俄企业家尼古拉·纳博科夫(小说家纳博科夫的堂兄弟，后来担任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秘书长)，美国知识分子西德尼·胡克、德怀特·麦克唐纳德、詹姆斯·伯纳姆等等，英国情报官马尔肯·马格里奇视苏联为不共戴天之敌，落力为代表大会洗钱。CIA的暗钱经过几轮操作，变成富翁的慈善基金注入了《文汇》之类的新生刊物。

　　当时英伦相当有影响的周刊《新政治家》由社会主义者金斯利·马丁主编，倾向于为苏联辩解，对美国毫无敬意，在知识界竟然很受欢迎，几乎人手一份，这让拉斯基及其同伴忍无可忍。拉斯基认为《新政治家》无法区分“自由社会”和“奴隶社会”，《文汇》的诞生必须纠正这种政治无能。

　　然而知识分子圈向来高眉世故，尤其是美国知识界当时普遍有反麦卡锡主义情绪，任何标语口号式的写作都会招致奚落和反感。于是《文汇》小心翼翼地选取了中间偏左的自由派立场，这样最有机会赢得非共产主义左派知识分子的青睐;在英国本土则亲近工党。克里斯托在任期间，花了许多时间与工党中亲美的政要、社会民主派交好，并获得了巨大回报。正是在《文汇》上，工党思想巨子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发表了《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年)中的重要观点，声称英国的未来是现代化和美国化，英国需要清除的是旧社会阶级偏见的流毒，而不是资本主义。1964年工党赢得大选组阁时，有多位内阁成员是《文汇》的撰稿人，都是亲美派。要不是休·盖茨克尔于1963年暴毙，《文汇》会有一位撰稿人成为英国首相。

　　克里斯托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章，嘲弄英国上流社会的古板和墨守传统。但尽管如此，乔塞尔森还是不满意克里斯托的工作，认为《文汇》没有达到与《新政治家》竞技的目的，没有阻止反美情绪的增长。直到拉斯基接替了克里斯托的位置，乔塞尔森才算真正放心。

　　斯蒂芬·斯彭德此时满足于在国际作家会议中穿梭，时常去他天真相信的天使投资人弗莱施曼的豪华游艇上度假。不少明眼人都看出来斯彭德不过是《文汇》的装饰，包括斯彭德的老友、精明的以赛亚·伯林就曾告诉别人，斯彭德的角色是为刊物招徕“体面有脸”的英国知识精英。

　　身为主编的斯彭德没有话事权，从克里斯托回美国之后的情况便能看出。斯彭德心目中接替克里斯托的理想人物是纽约“黄蜂”德怀特·麦克唐纳德，他已经在杂志当了一两年特约编辑，而且有极度“恋英癖”。而在真正的幕后金主眼里，麦克唐纳德虽然亲英，但他对祖国有点太严厉了，竟然打算在《文汇》上刊发一篇将美国描绘成充满拜金狂和神经病的地狱的谤文。结果，斯彭德的人事提议落空，麦克唐纳德的谤文也未能发表，乔塞尔森安排拉斯基接替克里斯托，斯彭德除了被动接受别无其他选择。

　　乔塞尔森平日要监控全球的重要刊物，尤其是CIA秘密资助的那些。对他来说，《文汇》是一张王牌，因为英语的普及程度使之可以面对最广的读者，要比法国、意大利那些杂志重要得多。如何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知识圈进行劝导，施加微妙的影响，要与《新政治家》平起平坐，抵消其反美偏见，又绝不能冒犯那些将《新政治家》视为圣经的读者尤其是印度作家，这其中的分寸感和平衡能力是多么难控制，简直堪比走钢索的杂技演员。

　　然而随着《文汇》声誉越来越高，乔塞尔森也越来越担心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与CIA的关系一旦被揭露会成为负面累赘。1964年《纽约时报》开始调查私人基金会的税务问题，结果发现有些基金会是CIA的资金管道。从那时起，乔塞尔森的当务之急是重组代表大会，以面对随时可能曝光的丑闻。令他绝望的是，这些做法在1950年代尚能被人理解为善意的谎言或是必要之恶，但1960年代的舆论环境已非昔比。60年代西方对苏联的威胁已不那么重视，倒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干预引起了全世界的道德反感。乔塞尔森考虑让福特基金会单独资助代表大会，让英国报业巨子塞西尔·金(Cecil King)出面收购《文汇》。

　　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时，乔塞尔森为了避免惹人怀疑，不得不默许了阿瑟·施莱辛格、理查德·洛温塔尔等人发表质疑越战的文章。不过可怕的对手还是出现了。以反反共(anti-anti-communist)姿态著称的左翼大神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于1963年发表了一篇攻击《文汇》的致命檄文，精准地分析了该刊的策略——尽管表面上骄傲声称自己的独立身份，但其发表的文章往往对苏联落力曝光，而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则尽量弱化处理。《文汇》巧妙地利用了一批有名望有原则的作家的影响力，然后夹带那些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二流作家的文章，好像他们也得到了名作家的背书似的。1966年奥布莱恩在纽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用特洛伊木马比喻美国人偷偷打入了英国知识圈。奥布莱恩的评论成了一枚重磅炸弹，令乔塞尔森阵营一片大乱。他派出了拉斯基的同事格伦韦·里斯(Goronwy Rees)出来应战，这位里斯曾是叛逃苏联的剑桥间谍盖伊·伯吉斯的朋友，自己似乎也为苏联方面工作过，但后来变成了激进的冷战斗士。里斯在《文汇》的定期专栏里说奥布莱恩的评论不值得被认真对待，然后各种人身攻击冷嘲热讽。奥布莱恩读到后，决定以诽谤罪把《文汇》告上法庭。很快他就被警告，《文汇》拥有一份他在非洲当外交官时的黑材料，如果不撤销起诉就公之于众。奥布莱恩没有退缩，决定去都柏林法庭起诉，这样受伦敦影响的几率较小。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1967年3月，一份旧金山的揭黑小报刊发了CIA秘密行动的调查报告，很快《周六晚邮报》又刊发了前CIA特工托马斯·布莱登的爆炸性回忆录。这两篇报道都印证了《文汇》和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由CIA资助的事实。4月的《纽约时报》系列报道更是将丑闻推向了巅峰。信用扫地的拉斯基与奥布莱恩求得庭外和解，在杂志上刊登了道歉声明。此时终于得知真相的斯彭德和科莫德对美国同事大发雷霆，在编辑部掀起了一场内战。科莫德冲进新老板塞西尔·金在《每日镜报》的办公室，说除非让拉斯基滚蛋不然刊物没脸继续。金可没有科莫德那么高的道德标准，他觉得拉斯基更有编辑天分。科莫德和斯彭德在《泰晤士报》上公开谴责欺骗行为，一批英国知识精英也跟着与《文汇》划清界限。以赛亚·伯林虽然与两边都是朋友，但也公开表示，乔塞尔森和拉斯基隐瞒了《文汇》与CIA的关系，“陷体面人于不义”。

　　除了文化策略遭遇重创之外，美国的整体外交政策因越战被抨击的体无完肤。《新政治家》趁热打铁刊发了美国记者安德鲁·科普坎德的文章《CIA：巨大的腐蚀剂》。乔塞尔森珍视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也背上了恶名，他得出结论，该事业已无前途，辞去了领导职务。不久他得了中风，接下来的几年中健康每况愈下。灰心丧气的乔塞尔森去日内瓦养病，并且对自己效忠的国度产生了怀疑。水门事件发生后，他给尼古拉·纳博科夫的信中写道：“看看你我当年选择的社会现在变成了什么鬼样子。”

　　1978年乔塞尔森去世，葬礼来宾寥寥。一位CIA官员问他的遗孀想怎样安排接受荣誉勋章的仪式，她径自走开了。雷蒙·阿隆等老朋友发来了诚意悼文，但没有报刊以任何形式刊登他去世的消息。只有《文汇》发表了乔塞尔森去世前写的俄国元帅巴克莱·德·托利的传记节选，拉斯基在作者介绍一栏写了一句话：“这是一位男子汉。”

　　拉斯基以无比的韧性挺过了1967年的信誉危机，虽然被伦敦知识圈彻底排斥在外，他依然主编《文汇》直至1991年停刊(科莫德称之为“半死不活”，斯彭德再也没看过它一眼)。这期间刊物更换过许多赞助人，也雇用过不少听话的英国编辑，它的声誉虽跌至谷底，但内容却很少沉闷无聊。它依旧坚持不懈地揭露苏联的“邪恶”，热情吹捧里根和撒切尔这样的冷战将领。冷战结束后《文汇》终于因为失去资助而停刊，成为它一向追捧的自由市场的牺牲品。最后两期杂志全是昔日战友撰稿人庆祝本刊为苏联崩溃所作的贡献。《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当时的主编费迪南·芒特说：“拉斯基是一位先知，只不过在他生活的国度里毫无荣誉可言。”奥布莱恩则说他是“冷战老千”。

　　美国文艺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是拉斯基的拥趸，他在研究《文汇》这一案例时下的判语是：水土不服(ill-met)。意志刚强的犹太人和优柔寡断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之间的结合注定不会完满。斯坦纳兴致勃勃地回忆了盛怒的科莫德冲进塞西尔·金的办公室讨说法时却被金反呛了一口：“难道你的钱就比别人要香?”当时科莫德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教授的讲席是小报巨头诺斯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捐助的，而金恰好又是诺斯克利夫的外甥。他当时甚至威胁了斯彭德和科莫德：“我拥有180份报纸，可别惹火我。”

　　被蒙蔽多年的斯彭德更是怨念难消，《文汇》停刊后他接受采访时说：“最让人没法接受的是，你发现自己的名字被用来欺骗公众，那处境看上去就是一帮骗子和蠢货在一起，骗子说他们之所以要保守一个可怕的秘密是为了不伤蠢货的感情。”

　　斯彭德离开《文汇》后，左思右想觉得唯一的报复方式是创办一份与之叫板的刊物，卡尔·米勒、奥登、伯林、约翰·格罗斯都很支持这个想法，他们接洽了迈克尔·阿斯特、罗斯柴尔德夫人、艾伦·莱恩等巨贾，商讨资助事宜。当时预估的启动资金是五万英镑，发行量三万份，单价五先令。《纽约书评》的罗伯特·西尔弗斯和杰森·爱泼斯坦都表示支持。他们在伯林的美国寓所里起草了新闻稿和计划书，不过短期内并没有付诸实施。多年后，卡尔·米勒在西尔弗斯的支持下创办的《伦敦书评》正是这一想法的体现(从这点上看，不难理解它多年来对美国和以色列说客满满的恶意)。

　　如今冷战早已结束多年，当时西方共同的敌人苏联也早已解体。然而英国文人今天提起《文汇》，那道受骗的伤口仍在隐隐作痛。英国政客对美国亦步亦趋，而英国知识圈尤其是左翼则对美国恨之入骨，不论是作家还是电影导演，只要一有机会便对美国文化冷嘲热讽或是激烈抨击其内政外交，文艺作品中也时常出现诡诈的犹太知识分子形象。《文汇》也许为美国赢得文化冷战出过力，但也制造了永远不会宽恕美国的敌人——曾在热恋中被背叛的英国知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