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秘密讲话”之谎言大揭底

4Talk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Khrushchev Lied’ CHINESE

格罗弗•福尔：关于《赫鲁晓夫的谎言》一书中译版本的讨论 2014年5月于北京，01版本

赫鲁晓夫的谎言！赫鲁晓夫“秘密讲话”之谎言大揭底

早上好！

十分荣幸能够有如此宝贵机会与大家聚在一起，借此机会我想谈谈关于本人的拙著《赫鲁晓夫的谎言》的中译版本。

这本书的副标题这样描述到：“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5日在第20次党代会上所做的臭名卓著的‘秘密讲话’中，“揭露”斯大林（及贝利亚）每个‘罪行’的证据都证明是错误的”。

这是俄罗斯版本的修订与更新版，于2007年12月由莫斯科Algoritm出版社出版。该书总共印有16500册，并且已基本上全部售出。

在俄罗斯，赫鲁晓夫是位官方的“英雄”，这种情况跟在西方是一样的。俄罗斯的学生都会学习“秘密讲话”相关内容，因为这对苏联（也就是后来的俄罗斯）历史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实际上对于整个世界历史来说这都称得上是一个转折点。但是现在俄罗斯以外很少有人会阅读这篇冗长的讲话，因为里面提及到的人和事他们都从未听说过。

正因为如此，我将会简单地提及到另外一些相比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谈论的人们可能更为熟知的苏联历史上的事件。

十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会做跟我一样的工作。基本上其他所有研究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人（这些人要能够流利地读懂俄文，要有研究能力，要有能够为他们提供图书馆设施以及重要但非常昂贵的通过电脑连线向其他图书馆调借书籍设施的机构，他们还要有兴趣以及动机来完成这项工作）都是反共主义者，他们的研究都有失客观。关于客观性我稍后会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

那些少数能够获得并使用上述设施且又非反共主义者大部分本身就来自苏联或俄罗斯历史研究领域。但是希望在这一领域立足的一个基本要求便是你必须是一名反共主义者。即便有极少数情况对此没有硬性要求，你也必须避开那些令反共主义者不高兴（有时甚至会引起矛盾）的文字。

曾经有两位非常杰出的苏联历史研究者（他们都不是左派人士，但是他们尽量追求客观）告诉我没有学术类的出版商会出版一本对斯大林没有敌意的书目。在西方这俨然就是事实，而且我相信在俄罗斯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让我来换一种说法吧：如果你是来自西方的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或者在历史系教授苏联历史，那么你不会做我现在做的事。就算你做了，你的研究成果也不会在传统的期刊发表，它们会被主流的学术出版商拒之门外，并且很快你将不会再出现在苏联历史研究领域，因为你马上将面临失业！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立场能够与众不同，因为我是英语系的教师。我的学术生活不会在任何形式上依赖我对苏联历史的研究。

我认为这是我的使命，我必须要去完成它。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都认为我所做的事非常重要，不论是像你们一样的左派人士还是反共主义者都认为这件事意义非凡，只是反共主义者并不喜欢我这样的行为罢了。

这项研究就是为什么我会在2005年到2006年间遭到David Horowitz攻击的原因。同时这也是新泽西州最大的报纸（《明星纪事报》）首席保守派专栏作家在2005年写了两篇专栏文章来攻击我的原因。我所任教的大学之所以会收到数十封来自各类反共主义者要求学校解雇我的邮件也正是由于此原因。

许多右派人士不希望有关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被曝光。他们想继续将这段历史妖魔化，将其与希特勒与法西斯相类比，他们还希望继续编织关于这段历史的谎言。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而且他们并不是“被动地”，或者通过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偏见来扭曲历史，而是主动地故意伪造证据、事件来源与杜撰历史。

所以我必须为这段历史正名。这就是今天我想与各位讨论的内容。

关于证据的问题

我相信在座的诸位，我无比尊敬的你们，都知道其实很多人都不太关心证据的问题。大部分人都是只想了解所谓的“答案”与“真相”。他们并不希望深入探讨关于研究的诸多问题，例如： *

一手来源资料与二手来源资料之间的区别； *

如何寻找一手来源证据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此类证据； *

如何研究与分析证据； *

如何由证据得出正确的结论。

人们常常这样向我讲：

“我认为尽管关于研究、证据之类的问题很重要，但相比较事实来说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尤其是对于我们团队而言，因为毕竟我们只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不是学术组织。”

每当我听到人们讲出诸如此类的言语的时候，我必定会进行强烈的反对。“事实”怎能脱离“研究”和“证据”而单独存在呢？！正是通过研究与证据我们才能知道哪些是“事实”而哪些不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

正是通过隐瞒证据赫鲁晓夫才能够使自己的谎言在50多年的时间里都没被拆穿。赫鲁晓夫为冷战时期所有的反共主义者（不论其是像Roy Medvedev这样的来自苏联内部的反共主义者，还是像Robert Conquest这样的来自西方世界的反共主义者）提供做事手段。赫鲁晓夫时代的对事实的歪曲到今天仍然成为关于苏联历史的“主流”声音。

我想我应该要简单地告诉你们一些关于我自己的情况以及我究竟是何许人也。我的第一个专业研究领域其实是对中世纪的研究。之前我接受过培训，培训怎样深入地进行历史研究，例如，需要运用各种语言而不仅仅只是英语的一手来源资料，不要依赖“理论知识”和“公认为正确的看法”，不要相信“权威部门”的看法，而是要自己亲自审核每一项参考、每一个脚注。

下面简单谈谈客观性吧。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客观性其实是对自我的一种不信任。人们可以通过自我训练（训练怎样意识到、表达清楚以及质疑自己的观点）来学会客观。人们应该要不自觉地质疑那些仿佛能确认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偏见与偏好的证据。对于那些能够反驳自己偏见的证据，人们必须学会去做大量的参考阅读、做深入彻底的研究、以及回过头去仔细考虑再三斟酌。

这是非常基本的东西，人人都知道这些东西。客观性跟学习一门外语一样，实则是一项实践活动。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与反复的练习，人们就可以变得“客观”。

而且，如果你想要了解事情真相的话，你就必须要学会客观。马克主义者就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写到“无产阶级除了桎梏与枷锁外已经一无所有”。我想他们的意思是我们没有不可侵犯之物，因此我们能够接受一切批判性的审视。我们想要抛弃所有的幻想与谎言。只有“真理才会让我们自由”（如果“我们”反对所有人对人的剥削，如果“我们”是国际工人阶级）。

马克思最喜欢的一句口号就是“怀疑一切”——尤其是要怀疑你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与偏见。如果你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你就必须怀疑一切。

此外，这也是每部侦探小说里每一位资产阶级侦探都清楚的道理。正如福尔摩斯曾经说过：永远不要急于下结论。在你自顾假设之前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要随时准备放弃一切不能解释既定事实的假设。

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没有试着从一开始就去发现事情的真相，那么在以后的路上你是不会偶遇真相的。即便你有所发现，那也不会是真相，不可能是真相！

这是我一直以来为之努力的事情。然而对于将斯大林以及苏联妖魔化的人（也就是那些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反共“专家”）而言，没有人曾尝试着要客观。当然他们也就不可能发现事情的真相，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发掘真相。他们只是想写一些“带脚注的宣传资料”。他们的著作也的确只是一些带脚注的宣传。

* * * * *

在我1965年至1969年的读研期间，我曾经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曾几何时有人告诉我不应该支持越南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是由胡志明领导的。而胡志明又是斯大林培养出来的，“别忘了斯大林杀害了数百万无辜的人民！”

我深深记住了这句话。这也是使得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去拜读Robert Conquest的《大恐怖时期》的原因，当时我读的还是最先发表的第一个版本。我被自己所读到的内容深深震撼到了。

因为我曾是学俄国文学的，所以我能够读懂俄语。这样我就仔细研究了Robert Conquest的每一本书。对于他的每一本书，我都查阅了超过一千个脚注。很明显没有其他人做过类似的工作！没有人！

我发现Robert Conquest根本就没有来源批判。我所指的“来源批判”是“对于在一个特定的来源里引用的证据是否客观还是仅仅只是谣言或伪造”进行查证，Robert Conquest从来就没做过这项工作。

Robert Conquest的脚注根本就不能支撑他的反斯大林的结论！他会引用任何对斯大林有敌意的资料，根本不管资料是否可靠。

最终我决定就所谓的“大恐怖时期”写点什么东西。尽管花费了很长时间，但好在1988年我终于发表了“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老故事的新发现：对于一些文件的重新审视。”在此期间，我学习了苏联新派年轻历史学家的研究，这其中包括Arch Getty、Robert Thurston等人。

在科学研究历史的时代，Arch Getty（新派创始人之一）的《大清洗的起源》引起了真正的轰动。在书中，Arch Getty成功的反驳了大量曾被人们认为是事实的谎言，这其中就包括“上个世纪30年代的萧条是由斯大林提前预谋的”。

Arch Getty非常不走运，因为他的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恰逢 “改革”时期。在那个年代，在“公开政策”与“开放”的掩盖下，只有冷战分子的作品才会被出版，而且还都是大规模刊印。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上文提及到的其他新派历史学家身上。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也有很多鼓舞人心的例子。2008年乌克兰一家俄语互联网杂志发表了西弗吉尼亚大学Mark Tauger教授的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Tauger教授的作品完全否定了由纳粹分子煽动的谣传，即1932年至1933年间的“乌克兰大饥荒”是由苏联领导人刻意导致的“人为大饥荒”。

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

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讲话。它彻底改变了苏联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它成为“反斯大林主义”这个政治概念的支柱之一，同时也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十次党代会的范式”的基本来源。

简而言之，任何对苏联历史感兴趣的人都不会忽视如此重要的文件。

当我在构思这项工作的时候，我并未怀揣多大的目标。我只是想将“被揭露的真相”与已经公开的史料放在一起（这些史料的公开要感谢对于前苏联档案馆一些文件的解密）。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诸多学者已经能够获得更多新的资料来源，这样或许他们就能对赫鲁晓夫讲话中的陈述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了。

此时，一个奇怪的结论开始出现。对于在报告中确认的所有“被揭露的真相”，竟没有一项是真实的。没有一项是真实的！

当然，赫鲁晓夫的其中一些谎言是更早就为人所知的，比如他曾荒谬地说道斯大林“计划在全球发动军事行动”。但是他的整篇讲话都是此类所谓的“被揭露的真相”——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不是“为斯大林辩护”

我没有在为斯大林或者其他任何人进行“辩护”。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和学者，我只看事实和证据。我同意Yuri Zhukov的以下论述：

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我反对为斯大林平反，因为总体而言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平反。对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都不应该平反——但是我们必须揭露真相，说出真相。（Zhukov，《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11月21日）

我也不希望提出，如果斯大林遂其心愿，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重重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所以我选择研究看似“发现”了斯大林与贝利亚罪状的报告。我分离出来其中61项“被揭露的真相”（或者叫做非难的断言）并参照史料一一研究了这些“真相”。最终的结论就是所谓的在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里“被揭露的真相”没有一项是真实的。这绝对不是“维护”斯大林的问题。因为在“秘密讲话”里“被揭露”的断言没有一项能经得起证据的推敲。

考虑到在《赫鲁晓夫的谎言》一书中所呈现的证据，要想再透过“秘密讲话”这面扭曲的镜子来看待苏联历史已经不太可能了。

重要意义

俄罗斯历史学家Yuri Zhukov对档案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随着改革的开始，人们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是“公开性”……先前对研究人员关闭的克里姆林宫档案馆被清算。其馆藏资料开始搬迁到各种公共档案馆。该过程虽然开始，却没有完成。1996年，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宣传或解释的情况下，最为重要和关键的资料再次被列为机密，藏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很快，此次秘密行动的原因变得明朗，它让两个老掉牙的谬见之一得以再现。

Zhukov所谓的两个谬见指的是“小人斯大林”和“伟大领袖斯大林”。这两个谬见中只有第一个谬见为西方和反共产主义史学读者所熟悉。

Arch Getty把冷战期间所做的历史研究称为“宣传产物”——对于这些“研究”，批评或试图逐一纠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必须从头来过。我同意Arch Getty的说法，但是我想补充一点：这种具有倾向性和充满政治色彩的不实“研究”至今仍在产生。

对于苏联历史的重新发现远远超出了对赫鲁晓夫“秘密讲话”的批判。关于斯大林时期传递出来的任何“常识”和专家知识都是完全错误的。

每次我在报告本人研究的时候都会告诉听众：“关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你们所了解到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整个苏联的历史都需要被重新改写。

在这里我将列举几个苏联历史上被严重扭曲的事件的例子。在另一次报告中我将会讨论更多这方面的例子。

集体化。集体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复发性农作物歉收与饥荒问题。1932年至1933年以前的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平均每两三年就会经历一场饥荒。多亏了集体化，这种情况在1932年至1933年间就结束了（除了1946年至1947年的那场大饥荒，而那次饥荒是由于战争的毁灭性与恶劣的气候所引起的）。

集体化也使欧洲摆脱了纳粹主义的残害。如若不是集体化，那么快速工业化与现代红军都是不可能的。纳粹会占领苏联，并使其在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上都转而反对之前的盟友。

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以及精力来研究上个世纪30年代反对派的阴谋问题。就这个问题，我和我的莫斯科同事Vladimir Bobrov发表了很多文章。而且我们还会就此发表更多的文章。在莫斯科审判中指控的反对派阴谋是的的确确存在的。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人确实有罪（至少对于他们已经供认不讳的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有许多情况（比如说布哈林），他们的罪状比供认的要多。

列夫•托洛茨基确实曾与德国和日本勾结过。同样地，关于托洛茨基的档案显示他曾经在自己上个世纪30年代的作品里一次又一次的撒谎。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档案馆都有存档文件表明托洛茨基与他的儿子莱昂•谢多夫曾经讨论过对杜威委员会要撒什么样的谎，在他们的作品里又要撒什么样的谎。

三十多年来，人们一直知道托洛茨基对于苏联历史撒了谎，不仅如此，在莫斯科审判中（在审判中，他被指控了多项罪状）他也撒了谎。然而，这些发现在几乎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与反共主义者公开发表的研究里都被忽视了。之后我会就这个主题写一本书。

所谓的“大恐怖时期”是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头目叶若夫故意造成的。叶若夫杀害了几十万苏联民众，目的是散播对苏联政府的不满情绪以及为德国和/或日本的侵略敞开大门。

军事阴谋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1939年苏联并未入侵波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没有瓜分波兰，更别提欧洲了。该条约使得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

纳粹宣扬苏联人在卡廷森林杀害了14,000（又说为22,000或多少多少）波兰战俘，事实上这些都是他们捏造的。大量的证据表明所谓的“确凿的证据”文件都是伪造的。1940年4月和5月波兰战俘被转移出了他们所在的三个战俘集中营，但是他们却没有被送去处以死刑。

关于这个令人着迷的历史问题（问题的证据仍处在搜集发现阶段）的唯一英文信息来源就是我的网页。而且对于我在前文中提及到的所有问题我都有相关的文章（一些篇幅稍短，另一些稍长）和更全面的文档。

对于斯大林最著名的指控之一就是他于1934年12月1日谋杀了谢尔盖·基洛夫。

刚好一年前（2013年6月1日）我写的关于基洛夫谋杀案的一书在美国出版了。在书的最开始我详细剖析了关于这个主题最近他人所著的一本书，该书是由Matthew Lenoe教授所著，于2010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研究考量了Lenoe教授从未考虑过的所有证据（要么是他否认了，要么是完全忽略掉了），他甚至从未告诉过他的读者这些证据的存在。

毫无疑问，Lenoe教授错了。时至今日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1929年12月与尼古拉耶夫一同被指控和处决的人实际上都是有罪的。不仅如此，我们同样有大量证据表明在莫斯科审判中的三名被告同样也都是有罪的。对于这些罪状，他们只供认了一些，至于另外的一些，他们则予以了否认，不过后来都被一一曝光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所谓的“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中那些被指控的军人身上。我们同样也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他们的罪行。在这个领域的所有权威都坚持断言他们是无辜的。但是证据会让真相大白。我和我的同事弗拉基米尔在这个问题上也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工作。

* * * *

我举出这些例子只是想表明一直以来关于苏联的“权威”历史实际是多么的荒诞。这段历史不仅仅只是对于走资派的反共主义者来说是“权威”，对于几乎所有的左派人士来说也都是这样的。

在苏联，那些能够首先得到提升的政治力量（这些力量在苏联社会的市场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但是之后他们的所得还是会大规模地回到极富剥削性的资本主义手中）恰恰就是那些将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时期妖魔化的人。他们还会赞助能够宣扬这个版本历史的一些研究或是宣传活动，当然这个版本的历史不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其它地方俨然都已经成为了主流。

苏联的史学研究仍然是以宣传为主

从一开始，苏联的史学研究一直都是以宣传为主。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中宣传就占主导地位了。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资金从前苏联的档案馆里获取文件并对他们进行分析研究（这些文件都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被允许发表的）。我将自己的研究锁定在那些研究斯大林时期的文件里，在这段时期的文件里，我又主要集中精力研究上个世纪30年代的那部分。

我还研究了大量的二手来源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俄罗斯以及西方研究这个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些专家发表的。

关于苏联历史所有非常著名的一些言论和有控制性的影响都来自反共主义空想家，他们只知道滥用史学，目的就是使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时期妖魔化。

这不仅仅只是政治偏见的问题（尽管这其中的的确确存在很多的政治偏见）。在研究苏联历史的历史学家的著作里有太多故意捏造的事实（这些都是能够被证明的赤裸裸的谎言）。

我刚刚针对这其中最糟糕但最有名的著作写了一本书。这部著作便是耶鲁大学一位研究东欧历史的全职教授Timothy Snyder所写的《血染之地——希特勒与斯大林统治下的欧洲》。Timothy Snyder教授的著作在全世界范围受到了大力推崇，该书被翻译成了26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但是这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在这本书里，Timothy Snyder针对苏联、斯大林以及支持苏联的各方力量所做的所有指控没有一项是真实的。全部都是谎言！

我的书不久前已经在美国发表了。

再次说说关于证据的事情

在我所教授的每个班里，我都会找时间问学生：“在所有语言中最激进的词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得到了许多很常见的答案，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然后我会告诉他们：“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当然是很好的代表激进的词。但是若要说最激进的词，我会给出与你们不一样的答案，那就是证据。”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求拿出证据，那么很快你就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说到寻求证据，恐怕没有比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历史更有效了。谎言随处可见，当你开始探索证据的时候，事情就会变得特别有意思了。

常常有人对我说：“福尔教授，我认为您的论据不够有说服力。”而我通常都会这样回答他们：“所谓说服力不过是一种宣传形式或者说一种公关。”说服力其实取决于你想说服的人的心态。

厄普顿·辛克莱曾经写到：“当一个人的薪资要求他对一件事保持糊涂时，你想要让他将事情弄明白犹如登天！”

当一个人心底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想法时，任何证据（无论证据看上去多么好多么具有说服力）都说服不了他们。

同样地，如果对于一个人来说以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证据有可能让他们发现自己曾经最珍视的一些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想法是错误的话，那么他们基本上不会（就算不是绝对不会）去客观地看待证据了。他内心的平静，朋友对他的追随，甚至是他的工作，（在高度反共的国家）甚至还包括他的个人安全都取决于他对这所谓的“常识”（实际上就是“谬见”）的信仰与崇拜。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进行很多研究的时候，参照的都是二手学术资料来源的著作里的脚注，我会核实这些脚注里所引用的一手资料来源是否真的能为实事求是的主张或是表述提供证据。通常我发现他们所引用的证据都不能证明既定事实。

冷战——赫鲁晓夫范式一直是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的盛行看法。在此报告的研究结果可能促使我们“扫清道路”和“从头来过”。最终显现的真相还将对认识世界以改变世界和建立具有社会和经济正义的无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工程产生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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