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境中的俄罗斯形象之困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超级大国跌为地区性强国，不复当初的荣光，甚至被视为“羸弱、失败”的国家。进入21世纪，普京执掌的俄罗斯积极塑造国家形象，试图通过此举改善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增强人民对国家前途和民族使命的信心，重振俄罗斯雄风，近年来俄罗斯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举措，诸如强化媒体管理、拓宽传播渠道、设置国际议程、开展“精英政治”活动、聘请国外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等等。

　　但是数年过去，俄罗斯重塑国家形象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以俄罗斯E-世代(E-Generation)公司于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为例，1998—2006年间英国媒体上涉及俄罗斯的500余篇文章中，俄罗斯人的基本形象是“野蛮的”、“狂躁的”、“顺从强权的”，甚至常被指责“行为举止失当”，而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则与“古拉格”、“苏联式的”、“AK 自动步枪”、“寡头”、“腐败”等有关。例如，仅在1998—2006年的《卫报》上，就有453项搜寻结果把“俄罗斯”和“古拉格”联系在一起;而“苏联式的俄罗斯”出现在《卫报》、《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上的频率达70次。

　　英国的情况并不是偶然，在西方主流媒体上诸如“俄国熊要熄灭我们的灯火”、“俄国熊醒来”、“俄罗斯在进行能源讹诈”、“普京的波将金式民主”、“俄罗斯的波将金式自由市场”之类的文章比比皆是。西方智库时常出台研究报告，指责俄罗斯“独裁和不民主”，批评普京“贪权和压制自由”，大肆渲染“俄罗斯威胁”，认为“文明的冲突刚刚拉开帷幕”，表现出西方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极度不信任的心理。2014年，当俄罗斯意图通过索契冬奥会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展示一流大国的形象时，西方反俄情绪大爆发：以“《非传统性关系法》”为导火索，在俄罗斯举办的索契冬奥会遭到西方政治人物、人权组织和媒体的全方位围攻;而在同期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中，双方从对立进入到对抗状态，俄罗斯支持克里米亚的行为被定性为“侵略”，“那正是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的所作所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被西方媒体严重妖魔化。

　　如果说冷战时期苏美两大阵营之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常打“媒体战”、“信息战”，苏联被西方媒体刻意丑化，形成了不佳形象的话，在俄罗斯已经放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民主选举、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理论上西方已不该把俄罗斯视为敌人，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塑造效果为何得不到满意的效果，依然陷入“有罪推定”的困境中?任何国家的形象都具有历史传承性，历史上沙俄落后、野蛮、侵略扩张和苏联专制、集权的负面形象在西方已普遍化和自然化为一种“常识”，加之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仍然存在着“战略互疑”的基本论调以及俄罗斯的国际传播能力明显弱于西方，不能抵御西方舆论中经久不衰的“冷战”主题带来的消极影响等等，造成当今俄罗斯不仅难以重塑国家形象，而且与西方的关系、外交政策及俄罗斯的发展都受到了消极影响。本文试图溯源历史传统，探寻基督教文化和东正教文化之间的差异，分析大俄罗斯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给俄罗斯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再解析俄罗斯政治领域存在的导致负面形象的结构性因素，最后利用社会调查和媒体数据来解读俄罗斯的国际传播难题，进一步探讨俄罗斯形象困境的解决之路。

　　一、文化与传统的差异

　　西方关于俄罗斯的最初印象来自东罗马的文献，在这些记载中，俄罗斯呈现出一个野蛮民族的形象，其中可以看到关于斯拉夫人入境抢劫的记载，例如13世纪下半期，基辅罗斯曾动用大量船只攻打君士坦丁堡，罗斯人的掠夺引起了当地社会的恐慌。12世纪，基辅大公的政权名存实亡，形成了众多独立的公国，西方对他们的了解不多，关于古罗斯的信息主要来自一些投机商人。而且除了大诺夫哥罗德公国之外，其他公国对贸易和对外交流毫无兴趣，所以这一地区对西方而言非常封闭和神秘。金帐汗国时期，双方的交流依然稀少，由于欧洲恐惧和仇视蒙古人，对其统治下的罗斯也投以不信任的眼光。直到16世纪，“惊惶的欧洲，当伊万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17世纪，随着彼得一世打开国门，积极开展与欧洲的交流，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才逐渐在欧洲形成。

　　彼得一世改革是改变国家形象最初的尝试，也是俄国向西方学习的开端，俄国的历史发展在彼得之后努力沿着西方方向前进。为了跻身“文明的西方”，俄国人从伊凡三世娶拜占庭皇帝侄女索菲亚一事上寻找到证据，认为伊凡三世是理所应当的罗马帝国继承人，以显示自己与欧洲文明同出一源。但欧洲对此并不认同，俄罗斯对欧洲的向往始终与后者对其的排斥和轻视相生相伴。17世纪的俄罗斯，在政治上实行沙皇专制制度，经济上实行封建农奴制度，国家形象在欧洲人眼中，是一种封闭、落后和不文明的状态，而此时的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已经开始了最初的工业文明，其富国强兵的技术和优雅舒适的生活方式使俄罗斯相形见绌。法国驻俄大使居斯廷在《1839年的俄罗斯》一书里谈道：“这是一个西方和东方的混合体……政府至今仍不理解自由的优越性”，“没有一个外国人可以不受阻挠和安全地在这个国家旅行”。广为流传的“波将金农庄”一词正是居斯廷首创，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目录册上的帝国：如果只是扫一眼标题，一切都很美好。但你再仔细看看各章……整个国家在本质上都是用外交手段掩饰的假象。”居斯廷的观点对西方社会影响很大，他笔下的野蛮、粗俗和专制统治此后成了俄罗斯难以摆脱的负面形象。

　　19世纪，俄罗斯的国力空前壮大，以丰富的自然资源、总面积1 700多万平方千米的辽阔国土雄踞欧亚两洲。沙皇俄国虽善于开疆拓土，却不擅长在西方扩张其文化影响力，西方仍对俄保持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讥讽俄罗斯“有着北极熊式的憨厚和野蛮”，即使满怀善意，也可能会让人窒息在它的“熊抱”中。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一度成为神圣同盟的领袖，欧洲的主宰，但在欧洲政治舞台上，俄罗斯的形象却是并不能引起人们美好感受的“欧洲宪兵”。“在打败拿破仑后，俄罗斯旋即被西方国家从欧洲排挤出去。在整个19世纪，莫斯科在西方国家眼中不过是保守和反动势力的桥头堡。”

　　十月革命后，苏联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实力快速增长，展现着与西方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的形象。但70多年后，苏联解体，“融入欧洲文明大家庭”的论调在俄罗斯重现，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观点得到加强。尽管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人坚称“从文明角度而言，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欧洲文明的国家”，西方对俄罗斯的成见依然没有改变。在西方人眼中，俄罗斯的历史就是缺乏道义的侵略史、扩张史、野蛮史。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所掌控的俄罗斯都给西方人以“野性十足，阳刚过剩，教化不足”的印象。西方主流话语中有关俄罗斯“野蛮落后”的描述比比皆是，如“可以教训他们，他们刚从树上爬下来。我们得给他们梳梳毛，因为他们自己不会做，再刮刮胡子，洗洗干净”之类的言论直到21世纪还在西方传播。为了成为西方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俄罗斯在解体之初常有牺牲国家利益迎合西方的举动，但最终不仅没有换得西方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反而受到西方的排挤和藐视，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俄罗斯形象的评价可谓尖刻：“他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多年来，俄罗斯孜孜以求融入欧洲，却始终没被对方接纳，原因在于西方始终坚持着一套符合自身利益的“文明标准”。在欧洲国家看来，“国际社会”不是一个囊括一切的社会，国家体系也不包括每个国家，它只是欧洲的国际社会。它以基督教国际社会为开端，然后发展为欧洲世界，最后发展为文明国家世界。长期以来，欧美国家的文明等级论早已潜移默化，“那些符合一个特定社会的文明标准的国家被纳入‘文明’成员的圈子，而那些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国家则被排除在外，被视为‘不文明’的甚至可能是‘未开化的’”。

　　西方认为，基督教和东正教之间天然就有一道分界线。当西方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时，俄国抛出了“东正教、国民性、专制制度”的“三位一体”;当“人民主权”的观念在西方深入人心时，沙皇专制在俄国却成为冷酷的现实。俄罗斯与西方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别很明显，正如亨廷顿所言，俄罗斯文明与西欧文明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

　　因此，俄罗斯要克服历史惯性的消极影响，在西方社会塑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任务非常艰巨。历史上关于沙俄的那种愚昧、落后、野蛮的形象一旦形成，在西方不断传播和丰富，就逐渐普遍化和自然化为一种“常识”，并作为一种符号话语体系全面地左右着西方社会中的俄罗斯形象，同时也影响着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及对俄政策，为俄罗斯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二、俄式民族主义

　　与西方的歧视和偏见同时存在的是俄罗斯民族优越论。俄国人认为处于自己东方和南部各国落后，并且鄙夷他们，但在面对比他们发达的西方国家时，也不甘示弱，强调自身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宣称“民族优势思想”，认定自己作为历史前景的拥有者和体现者，将替代其他民族。

　　俄罗斯人这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莫斯科自认是继罗马和拜占庭之后东正教唯一的保卫者，即“第三罗马”，因而形成了俄罗斯民族特殊的历史使命感和救世主义理念，坚信俄罗斯民族是上帝优选的民族，天生具有独特的命运，它融合了东西方的优势，注定承担拯救人类的使命，是人类的救世主。俄罗斯著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俄罗斯人的使命是拯救欧洲和全世界。”俄国作家恰达耶夫说：“有一些民族注定要教给世界一些伟大的道理，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历史的悖论在于，与俄罗斯的民族优越感并存的，还有一种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这导致了大俄罗斯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西欧民族主义最大的不同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源于独特的民族心理和宗教文化，有着深厚的国家基础，它完全为整合帝国和对外扩张服务。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不只是在思想领域挑战西方文明的权威地位，还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中，发展成为一种融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为一体的进攻型民族主义。在15世纪80年代前，俄罗斯基本上还是一个被侵略和被征服的国家和民族，但从16世纪中期开始，新崛起的莫斯科公国开始逐步向外扩张，首先是向东越过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直抵太平洋，18世纪下半叶，则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西部和南部，先后控制了波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等地。19世纪，沙皇吞并了中亚大片土地。短短几百年的俄罗斯历史几乎9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进行征服和扩张。俄罗斯的民族优越感和救世意识为大规模对外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而领土扩张的成功反过来印证了这一理念，俄罗斯的民族信心因此不断增强，扩张野心愈发膨胀。

　　苏联时期，俄罗斯民族主义一度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制，但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苏联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增强，大俄罗斯主义和帝国思想不断升温，发展成为全球霸权主义。苏联解体后，原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的丧失极大地伤害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感情，激发了一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一些共产党人、欧亚主义者、权威主义者也都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旗号。_____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宣传：打败波兰侵略者的11月4日代替了十月革命纪念日成了民族团结日;5月9日的反法西斯胜利日成了俄罗斯最大、最隆重的节日。莫斯科俯首山胜利广场上由罗斯勇士、帝俄士兵和红军战士共同组成的雕像更是一种象征，表明民族主义在俄罗斯民族中得到了世代传承。俄罗斯这种进攻型民族主义的影响已渗透到民众的意识深处，成为一种典型的民族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以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声称要恢复“俄罗斯的战略边界和历史上形成的地缘政治空间”，“恢复俄罗斯同其地缘政治使命相符合的世界超级大国的作用”。这些言论刺激了国际社会，唤起欧洲关于一个野心膨胀的沙俄的记忆。历史上，俄国的扩张多次影响到中欧国家的利益。例如，1831年俄国镇压波兰起义后，企图进一步动武，借着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把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统一在俄罗斯的旗号下，此举引起奥地利和德国各阶层的普遍惊慌，导致了欧洲一波“仇俄”情绪的爆发。泛斯拉夫主义因此受到欧洲社会的强烈抵制，也加深了欧洲对俄罗斯的好战、侵略和扩张的印象。另外，俄罗斯近年来极端民族主义活动愈演愈烈，频频发生“光头党”等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加重了外国人在俄罗斯的不安全感，严重影响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和投资环境。民族主义本是一种唤醒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抗击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建立民族国家的有力武器，但是，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如果民族主义成为俄罗斯强势政治集团的工具，成为对外侵略扩张和抵御外来压力的思想武器，势必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感，损害俄罗斯的国际形象。

　　三、战略互疑和“冷战”思维的延续

　　俄罗斯究竟该在与西方的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盟友还是敌人?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冷战”失败者还是随时会卷土重来的竞争者和挑战者?

　　在影响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各种因素中，以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为内容的政治形象是当今俄罗斯对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导致其负面形象产生的主要来源。西方学者认为，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具有强调专制而非民主、渴望有一个强硬领导人的特征。俄罗斯与美国在社会层次上是截然不同的国家，这就决定双方的冲突必然发生。即使俄罗斯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构架，西方仍坚持认为俄罗斯的民主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权民主”根本不是真正的西式民主，普京实行的中央集权管理方式和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严重背离西方的价值理念。在西方眼中，俄罗斯是个一有机会就会野心膨胀、称霸世界的国家，疆域、军事实力、经济潜力、历史、文化心理等因素决定了其有足够的理由挑战西方世界的领袖地位。美国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内格罗蓬特在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写道：“在国内外取得的经济政治成就有助于增强俄罗斯的信心，使克里姆林宫有能力扩大国防开支，也有能力实现那些与西方利益相抵触的政治目标。”西方认为普京借助巨额的石油外汇收入，正在谋求“恢复苏联”，而这将构成对西方世界的严重挑战，使西方失去“冷战”后获得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红利”。由此可见，西方与俄罗斯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短时间内难以调和，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西方的观念里，民主国家在贸易和外交上成为可靠伙伴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执行同美国利益一致的对外政策和防御政策的可能性也较大，而俄罗斯的民主属性被否定后，西方必然将苏联的复活视为潜在的威胁，自然也就导致对俄罗斯的遏制政策。“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圣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基辛格的话道出了西方对俄罗斯难以消除的戒心。

　　2009年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俄罗斯人感叹，西方在欧洲乃至国际上又筑起一堵“无形的墙”，而且这堵墙的界限大幅度东移，几乎包围了俄罗斯。20多年过去了，苏联虽然消亡，但冷战思维、冷战代表人物的影响仍在，他们又掀起了所谓“新冷战”、“后冷战”的风潮。近年来，面对俄罗斯、中国等国的复兴与崛起，西方保守主义色彩浓厚的智库纷纷发表言论，认为这是对西方自由世界的“最大挑战”。2004年，布热津斯基在接受俄《新闻时报》采访时直言：“俄罗斯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特别是政治形象大大恶化。叶利钦时期，美国人认为虽然俄罗斯的步伐不稳健，但走的方向是正确的;现在虽然步伐稳健了，但方向却错了。”

　　2007年9月4日，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卡根在《泰晤士报》发表题为《世界分裂，民主被围攻》的文章，提出“世界重归意识形态之争”的观点。卡根认为，现在不是一个观念和意识形态趋同的时代，而是观念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时代。俄罗斯不仅从尚未完成的自由主义转向了专制主义，还意图与美国争夺霸主地位。卡根号召在联合国之外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联盟，加强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民主国家的合作，以对抗像俄罗斯这样的专制国家建立新的国际组织。

　　尽管卡根几年前提出的“新冷战”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但2014年2月，卡根的夫人维多利亚•纽兰，即美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却因一段电话录音，差点拉开了美俄之间新一轮冷战的大幕。纽兰在与美驻乌大使皮亚特的通话中，暴露了美国支持基辅街头抗议者，助推乌克兰危机，借此打压俄罗斯的野心。乌克兰前途命运之争，折射出俄罗斯与西方的结构性冲突。纽兰的电话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联系到美俄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剑拔弩张、斯诺登事件中的软性对抗以及西方国家联合抵制索契冬奥会等事件，“新冷战”迅速成为学者与媒体用来定义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热词。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学者亚历山大•拉尔认为，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文明冲突”将愈演愈烈。“约100年前，共产党人在俄掌权后，曾不遗余力地向西方输出无产阶级革命。列宁笃信，这场革命是公正的，势必会将人类从漫长的被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如今，西方同样认为自己有权向全球输出自由主义革命。西方也深信，民主与人权是通行价值观，倘若需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以换取自由。”关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是否会“冷战”再起，2013年10月俄罗斯的一次民调显示，45%的受访者认为“冷战”正在进行中，35%的人认为“冷战”场景会上演。俄罗斯前外交部部长伊万诺夫指出，“虽然冷战已告结束，俄罗斯不再是华盛顿在世界上的竞争者，但对俄罗斯和美国的很多人来说，对抗依然是两国关系的常态，世界非黑即白”，“产生对抗的心理、习惯、个人原因、官僚机制等还在起作用”。持“爱国主义”立场的俄罗斯精英认为，无论谁当总统，美国的统治集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对俄罗斯持敌视的态度，“仇俄”是深入到美国政治精英血脉的元素。俄“自由派”则认为俄罗斯对美俄关系的恶化也有责任，克里姆林宫仍坚持着关于“敌对的外部环境”的传统思维，没有做好准备开启与美国的真正对话。

　　由于俄美之间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在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上，尤其在对俄罗斯的评论上，无论“冷战”、“新冷战”还是“后冷战”学者，虽然他们的研究和报道有细节或观点的差别，但逻辑却高度一致，其本质也都一脉相承。这些学者根深蒂固的“仇俄”、“反俄”思想影响着公共舆论。他们作为社会精英，能释放出很大的能量，其活动从书籍、专业期刊延伸到大众传媒，借助媒体强有力的听觉和视觉效果，引起西方民众对俄罗斯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他们的专家地位也影响着受众对俄罗斯的看法，对俄国家形象的塑造很不利。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猜疑和不信任感一直未能减弱，社会舆论频频出现“妖魔化俄罗斯”的潮流与此有很大关系。

　　四、形象“他塑”——俄罗斯的国际传播困境

　　在西方社会，大众传媒被称为“第四权力”，不仅对政府和公众产生重要影响，还积极主动地介入各种国际事务，影响着国际事务及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冷战时期，媒体在两大阵营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双方动用了一切传播工具向敌对一方进行挑战和攻击，当时国际传播的主要内容是意识形态斗争和制度较量，冷战结束后，国家形象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斗争内容。由于各国的国际形象主要依靠媒体进行传播，国家形象的“传播”过程就是国家被媒体描述、传输和解读的过程，因此，一国是否能在国际媒体中占有传播优势，关系到这个国家是否能在国际社会中塑造自身需要的形象。媒体能塑造和美化国家形象，同样也能破坏和丑化国家形象。拥有强大的媒体传播能力的西方国家也就拥有了塑造本国和他国形象的权力。据有关学者的观点，目前西方国家媒体至少控制着全球75%以上的电视节目和65%以上的广播节目。美联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四大通讯社垄断世界新闻流通，影响世界的英文报纸，全部在西方国家。与之相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报刊电视等大众传媒由于资金的原因很快便成了新生财团和寡头“圈地”的对象。俄罗斯媒体在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过程中步履维艰，并时时陷入无序状态。俄罗斯不仅逐渐失去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甚至在独联体国家的影响也迅速衰落。俄罗斯媒体既没有当年塔斯社那样的能对全世界国际舆论起作用的实力，也缺乏类似新兴的半岛电视台的国际影响力。据报道，美国的国际问题报道能力约是俄罗斯的7.2倍，显然，仅仅从技术层面，俄罗斯就无力抗拒西方媒体的攻势。在西方话语和舆论框架中，俄罗斯的国家形象被“严重他塑”，在国际传播和国际话语格局中俄罗斯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2006年，俄罗斯学者对西方主要媒体进行调查，从媒体记者对俄态度、社会舆论对俄态度、专家对俄态度、是否与俄立场相近、对俄罗斯历史上的和当代英雄的评价等方面进行测评，深入分析研究媒体对俄罗斯所持的态度。此项调查根据一套评分系统打分，得分越高，说明对俄态度越友善，得分越低，则越反感。结果显示，在23家西方媒体中，带有比较明显的“仇俄”色彩的媒体达17家，《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高居榜首，对俄罗斯抱有好感的只是一些影响力较弱的媒体，如《多伦多星报》、《保守派之声》、《苏格兰人报》等。调查情况详见表1。

　　因此不难理解，在目前的传播格局下，如果西方把俄罗斯视为对手或未来的敌人，完全可以利用传播优势，按自己的利益和标准以及按自己的“话语”制定游戏规则，阻挠自己的竞争者塑造正面形象，从而获得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萨义德曾用马克思的话来描述东方和西方的不平等关系，这话也依然适用于俄罗斯。大众传媒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行为者利用意识形态来掩盖其行为是政治的基本特性，体现国际话语权的西方主流媒体系统依然承袭着偏见。法国著名作家莫里斯•德吕翁曾说：“在法国乃至西方的新闻报道里，存在着一种针对俄罗斯的情感痼疾。”为了自身的政治战略需要，西方社会经常有意强化俄罗斯“欺负弱小邻国”、“能源讹诈”的形象而忽视俄罗斯本身的安全需求，这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认识，使俄罗斯难以改善带有攻击性的“威胁”形象。

　　目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正处于一个低谷期，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在乌克兰危机中达到一个高峰，国际上普遍担心，这种对峙的状态很可能给世界带来危险。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认为，乌克兰的局势发展“事出有因”，一个词折射出这个问题背后的复杂历史经纬和利害冲突。的确，西方人眼中的俄罗斯形象是经历了数百年历史形成的。西方根据自身需求的根本价值体系来规划世界秩序，塑造俄罗斯形象。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对俄罗斯形象的描述和评价中存在一种普遍而顽固的核心思想，即西方始终不认可俄罗斯的发展模式和价值体系，认为俄罗斯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朋友和伙伴。在西方人眼中，曾经的沙俄帝国以及当今的俄罗斯在精神上是不文明的，在政治上是专制的，与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诸如理性、平等、自由、民主、进步等不相符。这是长期困扰俄罗斯形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在西方传媒中，一个日益强大、政治独裁专制、意识形态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俄罗斯的形象经常出现，也已经被广大受众所接受。俄国作为恶魔的化身给西方的通俗文化提供了无数灵感，比如在《007》系列电影中，苏联是最常见的来自反面的邪恶力量。西方需要俄罗斯的“敌人”形象，来表达其对俄罗斯不信任、恐惧和仇视的情感。

　　俄罗斯想根本扭转这种状况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国家制度“改弦易辙”、“改朝换代”也无济于事。殷鉴不远，在20世纪90年代，就算俄罗斯全盘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甘心做个“好孩子”，只要国力稍有复苏，很快又变成或又被视为西方的威胁。所以，俄罗斯威胁论和苏联威胁论一样，都源于俄罗斯与西方在战略利益上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制度性差异是刚性的，是战略性的，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由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文化传统影响至深，其不可能牺牲自身利益来迎合西方，因此俄罗斯在西方的形象困境会是一种长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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