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市场化改革与苏联解体

 重启柯西金的“鸟笼经济”模式

　　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起点在经济改革，当“加速战略”无法攻克高度发育并充分成熟的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时，戈氏才转而以政治改革为主导，将之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我们通常会因此失去或降低对苏联最后几年经济改革的关注。事实上，经济议程设置一直是苏联晚期最具穿透性的政治力量，将戈尔巴乔夫改革划分为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可能会误读整个历史进程。

　　1985年，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很快启动了改革进程，起点就是“加速战略”，目标则是重启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议程。《新世界》首先刊登了谢柳宁的一篇文章，针对的是1983年以来苏联的“经济实验”。这是继柯西金改革夭折之后第一篇重提“完善经济体制”的战斗檄文。作者在文中重返了1965年前的政治现场，要求回归到柯西金改革前经济学家的讨论中去，呼吁重新解读苏联经济学界中市场派或者说商品派的改革建议，而实际指向的明显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合理性”。

　　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本身，而不是直到1986年开始推行的“公开性”，就已经激活了死水一潭的苏联经济学界。1985年即应运而生的第一批有关经济改革的政论文章很快成了苏联社会思想的路标，并引导了当时的社情民意。此后人人对改革心向往之，注意力的焦点被投放到反官僚主义领域，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某些思想被正名，指令性工具对经济发展调节作用的效率被重新质疑，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被反复提起。这一时期，作为“60年代人”的经济学家终于获得了公开讨论学术观点的话语权，“按经济规律自我运作”是其核心理念，并自然而然地成了“指令经济”的反义词。

　　到1987年，经济理论问题的争论和政治议程的契合越来越密切。早在1985年4月即被戈氏提出的“改革”(perestroika)思想在这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正式走进了苏联的社会生活。戈尔巴乔夫明确要求“将经济学提升到理论解释应有的高度”，以克服保守主义、经济思维惯性、经济发展中不断增长的危机风险等不良现象。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一份关于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命令中，也将摈弃教条主义等放到了重要位置，要求刊物展开大辩论，以“丰富马列主义”。由此，“经济新思维”的号召被直接转化为一种对经济学的“政治订货”，就苏联历史以及“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展开公开讨论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共产党人》杂志随后利用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契机刊登了一组引领新潮流的文章。

　　有趣的是，这场由戈尔巴乔夫本人倡导的、经过苏共中央认可的历史问题，尤其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问题的讨论很快就失去了控制，从1987年到1990年，对官方史书写中的很多定论进行历史翻案风行一时。“公开性”未能引导精英和大众讨论现实问题，而迅速滑入到否定历史的轨道上去。

　　新的历史风潮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历史认知的政治化。历史学的学科要求被降低，而更多是从外部，根据政治行情的变化进行研究。换言之，历史在这种语境下已经演化为决定当前和未来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砝码。应该注意到，对于苏联时期和此前的俄国史的解读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导致苏联社会明显呈现出分裂化、极端化、对立化的特征。其二，历史学家本身在这场翻案风中所起的作用与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评论家相比黯然失色。书报检查制度的放宽催生了《新世界》、《十月》等杂志和《星火》等周刊作为“民主媒体”的嬗递。一大批奉行激进经济改革理念的学人和记者一跃为时代的宠儿。

　　神话布哈林及“新经济政策”

　　柯西金改革已经不能成为戈尔巴乔夫新政的思想动力了，讨论就这样一步步重返到苏联早期和沙俄时期的经济思想场域。斯大林模式成为了第一个被批倒、批臭的靶子。1987-1989年间苏联知识界对历史真相的揭露大多指向了“斯大林主义”。这一时期，关于集体化等问题的理论禁区已经被排除，索尔仁尼琴等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陆续被刊发并广为流传，西方“苏维埃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译介，这一切都为苏联社会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模式提供了足够的知识准备。

　　苏联国内的期刊上出现了大批文章，指责斯大林主政之后的各项措施。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被阻断的反思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所有人都倾向于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理解苏联当下的困境，才能为之找到一条解决之道并进而基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重建起强大的新苏联。

　　此时的苏联知识界尚未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完全决裂，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正本清源，将斯大林赋予的“伪社会主义”思想病灶从苏联患病的肌体上切除。围绕这个问题，实际上产生了三派观点：第一种是斯大林模式的卫道士;第二种承认斯大林带来的残酷后果，但强调有其历史合理性;第三种则认为斯大林实施的实际上是“战时社会主义”，因而使苏联从上世纪20年代末期起失去了用“更文明”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机遇。

　　列宁及其在晚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被神话，并固化为一种斯大林模式的对立面。1921年的政治口号“从余粮收集制到粮食税”被重新解构。按照列宁本人的说法，这一政策实质在于引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此时却被解读为是放弃国家对经济行为体的行政干预的号召，意味着税收、贷款等经济杠杆开始协调经济行为。“新经济政策”不再被视为一种暂时行为，而被视为一种谨慎的、建设性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苏联经济建设的科学立场。

　　将“新经济政策”树立为典范，驱使着当时的学术共同体开始重新捡起康德拉季耶夫、恰扬诺夫、马卡罗夫等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而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则被视为经由市场建设社会主义的替代性方案。

　　公共知识界的讨论很快延伸并给予了戈尔巴乔夫等政治精英巨大压力。到1989年苏共中央委员会三月全会时，戈尔巴乔夫开始承认斯大林时期实施的以集体化为核心的农业政策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他批评道，对生产者经济行为的监管、决策流程的集中化以及严格的计划管理导致了公有制蜕化为国有制。此时，经济改革的讨论已经深入到如何管理产权的问题，各种承担国有资产的方案慢慢浮现。戈尔巴乔夫的方案跟经济界的讨论同步，他开始强调要回到列宁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要借助租赁的方式回到新经济政策的正确轨道上来。

　　批判集体化，“沙皇范”与主张“商品经济”

　　与官方话语略有不同的是，知识界的讨论已经促成了一个可以被称为“民主反对派”的团体的成长。他们逐渐感觉到并开始主张，不是要“多一些社会主义”，问题可能出在体制在资源配置的无效性。1988年，谢柳宁在《新世界》的第一期发表了一篇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文章，此时他已经不再将“新经济政策”作为社会主义的样板，而是视为在私有产权基础上成功推行的“商品经济”方案。

　　产权作为一个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背景的问题由此被提上“经济新思维”的研究议程，并在其后深深影响了苏联经济、政治改革议程的设置。越来越多的评论文章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强制劳动不可能解放生产力，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被隐喻到这些论证中，即拥有产权则拥有公民自由，也就自然会带来有效的经济。

　　俄罗斯帝国时代政治家斯托雷平就这样重新进入了研究者和公众的视野。斯托雷平改革中获得部分土地资源的自耕农被视为最早的租赁者而被赋予了积极进取等正面含义。苏联时期的集体农庄被比附为沙俄时期落后的村社。由此，斯托雷平改革具有了正向意义，斯大林模式则被视为历史的倒退。1989年时甚至有学者用“农业古拉格”来形容苏联农业体制，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集体化不仅是将官方史论述中所谓的一小撮富农消灭殆尽，更关键的是斩除了农民有产者这样一个阶层，消灭了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

　　俄罗斯当时也利用了这种讨论并与戈尔巴乔夫等保持了距离。时任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政府总理的西拉耶夫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呼吁他们注意集体化和斯托雷平改革之间的关联性。西拉耶夫强调，1906年的1月9日斯托雷平的改革法律赋予了农民退出村社、获得个人产权的权力。

　　1990年秋，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红轮》的发表也引发了人们对斯托雷平改革的重新思考。当年10月份的《经济问题》连续发表了三篇有关斯托雷平改革的论文。转眼之间，一直被视为大反派的斯托雷平变成了具有正面意义的大改革家，“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和国务活动家”。

　　农业问题的讨论到这个时候已经变调了，很多与经典社会主义论述不同的反社会主义思潮已经不可遏止地流行开来。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问题被列入讨论议题，而其基础自然而然是私有制和政治上的民主体制。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主线：本来不是苏联经济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问题、农民问题，经由集体化问题的论争变成了具有意识形态动员能力的主打命题，背后的实质已经触及苏联最后两年的经济和政治议程——不是谋求“修复社会主义”，而是进入“纯粹的市场”;苏联体制不是暂时脱离正常的发展轨道，而是根本走上了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从1989年底开始，苏联公共领域已形成了一个压倒性的共识：只有过渡到市场经济才能解决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才能消除整个体制的危机。整个1990年，各种各样的反危机方案陆续出台，其前提都肯定了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不同的是对市场及过渡方式的理解。这一年，争论的焦点在于是要“社会主义市场”还是“自由市场”?

　　“社会主义市场派”的理论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的趋同理论。发端于西方、结合市场经济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理念在苏联部分精英当中开始获得了较大市场。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萨哈罗夫就已经将体制趋同理论介绍到苏联知识界。阿巴尔金、沙塔林等人此时对此也欣赏有加。“社会主义市场”在这种语境下被视为“用两条腿走路”，而不是仅靠计划或市场“一条腿走路”的最佳方案。而且，“社会主义市场”还和“民主化”的政治议程结合在一起，即一方面有政治多元化和对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另一方面则是产权形式的多样化和企业自由经营。这当然是一种极为精妙的制度变迁路径设计。

　　但“社会主义市场派”的观点遭到了自由派的强力抵制和反抗，在承认了市场和私人产权重要性的前提下，前者很快败下阵来。同样是谢柳宁，1988年他在撰文时还承认国有企业是苏联经济的主体，但一年后他已经开始强调国有产业只会导致无效率，真正民主化的经济基础必须是私有产权。哈耶克的理论开始被一些苏联政论家和经济学家频繁引用。“社会主义市场”很快被攻击为只是一种“逆喻”，就像生和死不能同时集中在一个肌体上一样，必须将之放弃并尽快向正常的市场过渡，不能附带任何“主义”。

　　这一时期，作为苏共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被攻击为根本不具“科学性”。1990年就是在将经济学以及整个社会“去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度过的。不仅是精英阶层，整个社会话语都已经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向——“不自由，毋宁死”、“回归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走上人类发展的主干道”、“融入国际社会”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具影响力。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形成。

　　经济学家与政治的联姻

　　与1988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改革主导模式的“新思维”相比，1990年在苏联晚期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一年苏共最终决定实施向市场过渡的经济战略。这一关键转向跟当时公共领域内的经济改革议程的讨论有紧密联系。其时，从政论家到经济学家，从历史学家到苏共高层，都深深卷入其中，怎样解决苏联经济的危急处境最终被交还给经济学家，在“科学”的口号下政治精英顺从了专业人士。而此前，苏联各界的知识语境仍然是讨论如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到了1989至1990年，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已无法解决苏联的经济危机一步步变成了主流意见。也正是从这一刻起，苏共中央、苏联社会的分裂日益扩大并最终左右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崩溃。

　　从1990到1991年，“计划”已经被充满狂热激情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抛诸脑后，核心词只有“市场”这样的单一选项。不同的是向“市场”过渡之中的指数设定：以怎样的速度，国家的作用如何，中央和地方关系该怎么处置等等。

　　这一时期还是经济学家大量涌入政治生活的阶段，或者是参加重要岗位的选举，或者是直接进入俄罗斯和苏联政府就职。政治和科学在经济议题的主导下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其代表人物包括不同代际、不同背景、不同理念的三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亚夫林斯基和盖达尔。在权力话语和经济话语趋于重合时，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智识和作为政治人物身份的经济学家本身就出现了二元性。此时此际，可能正如俄国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所说，即便不是总是，科学分析行为也经常同时会变成社会理想的宣传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晚期的经济议程已经无可避免地被“意识形态化”了。

　　彻底倒向新自由主义

　　学术的讨论就这样直接演化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阿巴尔金受苏联政府委托担当召集人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的理念并制定出相应的经济改革纲领，于1990年5月提交当局讨论。该纲领的显著特色是主张渐进式的改革，计划在2000年前逐步将市场经济元素融入苏联经济体系，第一步则是借助行政措施稳定财政收支。

　　这种被苏联政府看中的首选战略方案——计划-市场经济，或者说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被激进派认为过于保守，只能导致赤字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影子经济的进一步扩张，不仅不能解决苏联当时的经济困境，而且很可能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

　　亚夫林斯基和他的支持者在阿巴尔金代表官方草拟经济改革方案之际也制定了一个被称为“五百天计划”的平行的反危机方案。它很快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9月11日批准。这一方案实际上更多只具有象征意义，并未发挥实际作用，但团结起了强大的反对力量，意味着党内的激进改革派开始和戈尔巴乔夫彻底分裂。

　　此时，苏联权力中心的合法性已经变成了不同经济改革方案的角逐，哪一种经济改革可能看起来更有效变成了重要的评判指标。经济争端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而触及更为敏感的中央和地方权力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困境和政治危机的笼罩之下，苏联晚期的戈尔巴乔夫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被知识界和强大的民意力量所绑架，“市场”以及与之依附的“民主”一步步地从最初的学术话语转化为一种政治理念，并最终左右了经济议程的设置和政治改革的进程。戈尔巴乔夫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非理性的力量最终左右了苏联人的“革命”热情，苏联最终的解体也就难以避免了。

　　问题在于，这种结果给上个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自由派当初在攻击社会主义市场派时经常使用的“幻想”一词最终在自己的身上被落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俄罗斯以“回归西方文明大家庭”始，但又以“坚持自身文明的主体性”告终;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改革始，以市场经济框架内的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传统干预终;以放弃部分主权始，以强化“主权民主”终;以强调全球认同始，以回归民族认同终。“命运的嘲弄”这部苏联喜剧电影的片名刚好契合了转型头十年俄罗斯的历史命运。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副主任 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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