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黑与乌克兰：不是同一回事
2014/2/20
东欧国家乌克兰于2013年11月爆发反政府示威运动持续至今，愈演愈烈还因冲突造成多人死伤。位于欧洲大陆东南部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于2014年2月初爆发群众示威浪潮。有人将这两个国家的示威运动扯在一起，是有失妥当的。尽管两个都是欧洲国家，两国曾经都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内被所谓“社会主义”政权管治过，现在两国都发生群众反政府示威浪潮，这两国的示威运动也许有着共同的社会经济成因，但是，波黑和乌克兰两国的群众抗争运动，是完全两回事。
波黑人民的示威抗争，很明确地提出了工人阶级斗争的议程；乌克兰的“欧洲广场”示威却很遗憾地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不满社会现况及抗议贪腐政权的群众被动员起来去支持统治阶级中亲欧派的诉求（向欧盟投怀送抱）。
波黑人民的示威抗争，是该国罕有的不再具有任何“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抗争，该国来自不同族群的人民联合起来抗议统治精英窃取社会财富，争取社会正义，而且还建立让民众高度参与讨论的人民大会；至于乌克兰的示威，则是充斥着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且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乌克兰民众仍然在示威事件中被分裂为说乌克兰语的亲欧派及说俄语的亲俄派。
最近波黑人民的示威浪潮，首先在该国东北部波斯尼亚克族穆斯林为主的图兹拉爆发，群众上街抗议的导因是政府将国营公司私有化后倒闭，要求给被裁退工人赔偿未支付的工资及退休金，同时也抗议政府放任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失业和贫穷问题。示威迅速蔓延到其它城市，包括首都萨拉热窝、黑塞哥维那地区最主要城市莫斯塔尔、西北部城市比哈奇等，至于经济上相对比较富裕的波黑境内独立的政治实体—塞族共和国，尽管没有大规模示威抗争，但是其最大城市巴尼亚卢卡还是出现抗议活动。波黑人民不再因“民族”问题而纠缠，而是为了民生、阶级问题而联合起来。当波黑人民吹起阶级斗争的号角，他们也在敲响着民族主义的丧钟。
波黑示威群众的诉求包括要求各级政府官员辞职下台，因为这些政府高官兼政客贪腐不堪，而且还一直玩弄族群分化的手段去维持压榨人民的政治经济制度。
波黑当权被嵌入民族主义情绪对人民分而治之的政治体制，源自于1995年欧美势力所推动的《岱顿协定》。该协定尽管结束了波斯尼亚战争，但是却巩固了分化波黑人民的民族主义建制，波黑成为各族统治精英根据各自划分出来的“封地”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式管治。发动战争的塞族民族主义者赢得了他们所要的，一个在波黑国内经过种族清洗后几乎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塞族共和国”，由沾满血腥味的塞尔维亚民主党控制，被划入塞族共和国领土内的地方，包括曾于1995年7月发生波斯尼亚克穆斯林惨遭塞族共和国军屠杀事件夺走逾8000条人命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也许塞族民族主义统治精英的唯一“遗憾”是无法跟塞尔维亚统一。克罗地亚族精英则没塞族精英好运，既无法在波黑土地上划出一块领土跟克罗地亚合并，还必须跟波斯尼亚克族分享一个“联邦”。《岱顿协定》最大的输家—波斯尼亚克族，除了必须将一半的国土割让给塞族共和国，还必须跟克罗地亚族共享剩下一半的领土，波斯尼亚克族精英所持有的最大政治资本，是波斯尼亚克族在人口上的优势。波黑的民族问题就是在这样被国际强权支配的“分赃”下纠缠不休。
2014年2月爆发的波黑示威浪潮，迫使一些州政府首长辞职。波黑国内除了各级本土官员，还有一个凌驾在联邦政府之上的非民选的“驻波黑国际高级代表”。这个“高级”代表是由包括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强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委任，拥有极大的权力，包括辞退民选官员的权力。这样的高级代表，其实就是国际强国在波黑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代理。现任驻波黑国际高级代表瓦伦丁.伊兹科（Valentin Izko）在波黑爆发人民反政府示威后，甚至恫言说若示威活动升级，会考虑出动欧盟军队到波黑（做什么？）。
波黑示威群众的诉求，有着激进的政治意义。《图兹拉州工人与市民宣言》中要求将被私有化的工厂“归还给工人”，重新召唤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激进思想遗产—工人自治的工厂，以及追求社会平等的政治理念。
各地波黑示威群众占领政府办公楼，成立了“人民大会”（Plenum），让民众参与在讨论制定诉求的决策中。波黑各地的“人民大会”，跟占领运动的“大会”（General assembly）有点类似，都是参与型民主的实验。参与型民主是激进的民主模式，在历史上有过很多的例子。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俄国革命（1905年及1917年）时期的“苏维埃”（Soviet）、1918年德国革命时的“工人议会”（(Rte）、1972年智利在萨尔瓦多执政时的“工业带”（cordón Industrial）、1978-79年伊朗革命时的“协商议会”（Shura），还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中诞生的“社区议会”（consejo comunale）等。这些都是世界各地统治阶级最不愿意看到的激进民主模式。
如果近年有那些地方的社会抗争跟波黑相似，那肯定就是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人民的反紧缩抗争，好些欧美国家曾风起云涌一时的占领运动，世界多个国家工人争取改善工资待遇的罢工抗争，这些都是当前全球反抗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乌克兰的示威还不属于这反资本主义抗争的一部分，不能跟波黑的示威运动相提并论，除非示威行动出现左转政治趋势，不然在没有实际政治经济替代选择及法西斯主义的骑劫下，其前景非常灰暗。
2014/2/20
天寒地冻乌克兰的街头烽烟再起……
2014年2月18日，乌克兰首府基辅2万名反政府示威者游行前往乌克兰国会，并跟警方爆发激烈冲突。警方用真枪实弹、橡胶子弹、催泪弹及闪光弹攻击示威者。至少26人在冲突中丧生，当中包括10名警员，上千人受伤。这是自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爆发声势浩大反政府示威浪潮以来最血腥的一天。警方还对在基辅独立广场（Maidan Nezalezhnosti）上的示威者营地进行清场。基辅独立广场上的示威群众跟警方僵持对峙。
乌克兰民众于2013年11月21日当政府中止跟欧盟谈判联合协议时走上街头抗议，并占据了基辅独立广场。当警方于2013年11月30日使用暴力对占领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者进行清偿，激起了更多人加入示威抗议行列，要求跟欧盟签署联合协议的诉求已经不是终点，示威运动提出总统辞职及解散政府提早大选的诉求。乌克兰总理米克拉.阿扎罗夫（Mykola Azarov）于2014年1月28日辞职，但无法平息示威。
乌克兰正面对自2004年“橙色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乌克兰首府基辅及多个城市，尤其是西部地区，反政府示威者占据政府部门和市政建筑。在东部地区，也就是乌克兰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支持者的根据地，地方政府将它们自己的办事处封锁起来阻止示威者侵占。示威者筑起街垒跟警方展开对抗。
就在差不多十年前，也就是2004年11月，乌克兰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浪潮，抗议当时乌克兰总统大选出现舞弊，被称为“橙色革命”，亲欧派政客维克多.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当上总统，当时的总理亚努科维奇被迫辞职，亲俄派失势。不过，亚努科维奇于2010年总统大选中胜出，亲俄派重掌政权。如今，乌克兰街头再次涌现示威浪潮，亚努科维奇事隔十年再次成为抗议对象。
最新一波示威的导火线，是乌克兰政府于2013年11月21日中止跟欧盟签署《乌克兰—欧洲联盟联合协议》（Ukraine–European Union Association Agreement）。该政治与自由贸易原本定于2013年11月尾在立陶宛举行的欧盟峰会上签订。示威的聚焦点是基辅独立广场，因此西方主流媒体将这次示威浪潮称为“欧洲广场”（Euromaidan）。欧盟和美国的政客，还有跟他们互相配合的西方媒体，将这场示威形容为亲欧派的“民主斗士”反对亲苏派亚努科维奇政权的斗争。但是，乌克兰政府中止跟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议只是引爆示威浪潮的导火线，难道走上街头示威的乌克兰民众真的都是完完全全支持跟欧盟的“自由贸易”吗？这场示威浪潮的爆发，反映着乌克兰国内所存在着的深重社会矛盾，贫困、生活负担加重、政府贪腐滥权、警察暴力等才是问题根源，只是乌克兰的示威抗争被存在已久的族群矛盾、统治阶级中所谓亲欧派和亲俄派为各自政治经济利益角力等因素所牵引着，无法突出社会抗争中的阶级矛盾因素，加上极右势力趁机介入，让整个抗争面对着沦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洗牌、普罗民众在厮杀结束后仍无法找到出路的窘境。
也许支持乌克兰跟欧盟建立紧密贸易关系甚至加入欧盟的人，认为欧盟会为乌克兰带来经济发展，从而改善民众的生活素质。尽管乌克兰的人口在欧洲排名第6（约4500万人），其国土面积是俄罗斯之后全欧洲最大，但该国目前是欧洲第三穷的国家，人均收入只有约7600美元。欧盟要跟乌克兰签署联合协议，据说是要鼓励乌克兰接纳欧盟所推崇的“民主与正义”的价值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跟乌克兰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通过跟乌克兰建立紧密的自由市场经济合作去拯救千疮百孔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及资本财团的钱袋（乌克兰的民生就慢慢等吧！）。
乌克兰政府之所以会拖延跟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一是受到区域霸权俄罗斯的压力，包括对从乌克兰进口的商品制定新的关税条例；另一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IMF）致函乌克兰政府，提出乌克兰为其贷款再融资的新条件，包括提高燃料与供暖收费率高达40%、冻结最低工资、削减财政预算开销、降低能源补贴、逐步取消农业和其它领域在增值税上的豁免。在如此苛刻的紧缩配套下，任何稍微还有理智的政府都不会贸贸然接受。乌克兰自发生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就陷入经济衰退的困境，失业率从原本的3%飙升到9%，平民百姓的生活日益艰困。也许是经济问题困扰多时，很多乌克兰人民相信靠拢欧盟会改善他们的困境。毕竟欧盟跟俄罗斯比较，看起来好像富裕得多，而社会氛围又好像比较自由民主，期待跟欧盟进行自由贸易而产生的“涓滴效应”可以解救他们的生活困境。
地域语言族群矛盾
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一直面对内部的族群矛盾，民族问题纠缠不清，善于操弄狭隘民族主义的政客更是乐于在这问题上大肆发挥。乌克兰国内母语主要是乌克兰语的乌克兰族跟母语为俄语的俄罗斯族之间，一直存在着纠结不断的族群矛盾，而该国政治也因这两大群体的矛盾而撕裂。无论是橙色革命，还是“欧洲广场”示威，主要动员的民众是来自乌克兰西部和中部的说乌克兰语的人。亲欧派阵营主要是说乌克兰语的人，而亲俄派则是说俄语的人为主。乌克兰选举中的投票倾向也根据族群和语言出现分化，亲欧派政党的支持主要来自西部和中部，而亚努科维奇领导的亲俄派地区党则在南部和东部拥有巩固的票源。
尽管乌克兰族占了乌克兰人口的大多数，但是乌克兰国内却有近40%人口是俄语作为母语（包括乌克兰族人），乌克兰语和俄语同属东斯拉夫语支。另外有5%人的母语是其它少数族群的语言，如白俄罗斯语、卢森尼亚语、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等。乌克兰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中部地区，而说俄罗斯语的人则主要分布在南部和东部地区。两个地区和群体的人，在历史文化上有着差异。乌克兰的重工业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得益于跟俄罗斯工业的紧密关系。
乌克兰社会上语言和族群的政治分化，一直是乌克兰国内政治精英和国际强权势力利用来争夺政治经济利益的妙方。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强国势力支持所谓的亲欧派，并不是真的要为乌克兰带来什么民主自由，改善乌克兰人民生活更不是它们所关心的，因为欧美势力不过是要将乌克兰变成封堵俄罗斯势力扩张的堡垒。同样的，俄罗斯也不断确保乌克兰在其影响势力范围内，作为恢复昔日帝国风采的跳板，保障俄罗斯资本统治集团的利益。
主要获得来自西部和中部地区民众支持的2004年“橙色革命”，将亲俄派的亚努科维奇推翻，促成亲西方或亲欧派政权的上台，但是亚努科维奇于2010年总统大选中重掌国家政治实权。被视为亲俄派的亚努科维奇于2010年重新上台后，在跟国际强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上采取了“务实”的做法，他再次上台后首先造访布鲁塞尔，保证乌克兰会继续参与在北约东扩之中；然后他又到访莫斯科，向俄罗斯承诺会恢复两国之前的密切关系。不过，亚努科维奇上任总统之初，对跟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较感兴趣，所以拒绝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关税同盟”。当乌克兰跟欧盟快要签订联合协议时，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贸易战，迫使乌克兰拖延跟欧盟签约。俄罗斯后来跟乌克兰签订一揽子合作协议，如低价出售天然气给乌克兰、给予乌克兰经济援助等，但无法平息乌克兰境内的反政府情绪，因为这些示威者本来就敌视俄罗斯。
统治阶级的争端—动员人民去厮杀
当天乌克兰的示威抗争，尽管有着人民生活艰困的社会经济成因，但是却被乌克兰统治阶级中不同派系的势力用来进行政治洗牌、重组既得利益关系，就像2004年“橙色革命”那样，推翻了一个寡头统治，由另一个派系的寡头势力掌权。乌克拉当前的国家社会现实，就是一小撮富豪和政治精英。控制了该国大部分的经济财富及政治决策。至于毗邻乌克兰的俄罗斯老大哥，以及对乌克兰“潜在市场”虎视眈眈的欧盟和美国等势力，都想借助对乌克兰国内统治阶级其中一个派系的支持，去扶持一个能够维护它们在东欧地区的地域政治与战略经济利益。
亲俄派势力代表着跟俄国密切关系中获利的经济寡头集团，而亲欧派则代表着另一组寡头势力。举个例子，目前因滥权罪名而被监禁的保守派政党“全乌克兰祖国联盟”领袖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在正式参政前是个为牟利不择手段的“成功”企业家，她设立的天然气公司曾经控制乌克兰经济的五分之一，她曾经转售盗采天然气与躲避交易税，还有个“天然气公主”的称号，是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经济寡头之一。季莫申科领导的“全乌克兰祖国联盟”，是参与“欧洲广场”反政府示威的最大政党。季莫申科曾经是2004年“橙色革命”的领袖之一，她出任总理时，其政府奉行亲欧洲资本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附上一层温和的民粹主义色彩。
在亲欧派政客主导的“欧洲广场”示威主要诉求—在经济上向欧盟靠拢，其实只是统治阶级里头其中一派势力的议程，它们因无法在跟俄罗斯的合作中增加任何利益（亲俄派寡头集团垄断跟俄罗斯来往的经济），所以希望跟欧盟的自由贸易协议可以让它们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中扩大本身的利益。不管是亲俄派寡头集团，还是亲欧派寡头集团，普罗人民的生计、生活、福利和基本权益都不是它们所关心的，欧盟和俄罗斯也是如此，它们的目的只是要“为最富有的人谋取最大的利润”！
支持亲欧派加强跟欧盟关系的乌克兰人民，如果认真参照希腊人民在欧盟底下的命运，也许会在贸然签订什么联合协议的问题上有所保留。又或者“欧洲广场”上有这么多人动员起来，当众没有多少人真的理会跟欧盟的自由贸易到底是什么或会带来什么，他们就是要以直接行动去对抗一个贪腐的政府这么简单而已。
无论是向欧盟靠拢，还是继续屈膝在俄罗斯的霸权下，都不可能让乌克兰人民走上民主和社会繁荣之路。在欠缺真正左翼选择下，加上极右派势力的迅速膨胀，乌克兰人民争取民主与社会正义的未来抗争将是极度艰巨与险峻。
民族主义及极右派抬头
“欧洲广场”反政府运动现场一片旗海，蓝黄色的乌克兰旗到处可见，让这场示威抗争充斥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不过，这不是争取民族独立或民族解放，也不是反抗殖民或像加泰罗尼亚那样争取民族自决的政治抗争。乌克兰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它有着自己的资本家阶级，乌克兰人民也不是因为他们是乌克兰人而在自己的国家内被另一个民族所压迫。这里的民族主义，是在扮演着反动的角色，协助统治阶级加强乌克兰国内工人阶级和底层人民之间的分化。
目前在为“欧洲广场”示威运动推波助澜的有组织政治势力，除了季莫申科领导的“全乌克兰祖国联盟”，还有就是前职业拳击手维塔利.克利钦科（Vitaly Klitschko）领导的“乌克拉改革民主联盟”（UDAR），及奥列格.加尼伯克（Oleh Tyahnybok）所领导的“全乌克兰‘自由’联盟”（Svoboda）。这三股势力都是“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右翼政党，有温和的，也有极端强硬的。
UDAR是跟欧洲人民党有联系的保守右派政党，主张欧洲一体化，该党在2012年国会选举中赢得40个议席，排在亲俄派地区党（187席）和祖国党（102席）之后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至于Svoboda，则是具有新法西斯特征的极右派政党。该党在2012年国会选举中赢得38席，成为议会第四大党，并跟祖国党和UDAR组成反对党联盟。Svoboda的选票来源集中在乌克兰西部地区。Svoboda的崛起跟希腊的“金色黎明”一样，借助国内社会矛盾加剧而煽动极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去笼络无法看到政治出路的民众支持它们。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经济混乱局面，为新法西斯主义思想提供了滋长的沃土。乌克兰新法西斯主义者采取了两种斗争策略，一个就是通过选举扩大影响力的策略（当初德国纳粹党也是靠选举上台的），另一个则只建立准军事组织或街头战斗组织的策略。Svoboda作为乌克兰新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政治组织，于1990年代初追随法国民族阵线的做法，在表面上通过重新包装“清洗”该党的极端政治形象，并开始跟法西斯式准军事团体疏远（但仍然维持非正式联系）。在2004年之前，Svoboda的标志是一个乌克兰化的“卐”纳粹符号，，原名为“社会民族党”，为了淡化其“新纳粹”色彩，改用了现在的党名及看起来较温和的竖起三根手指为标志。
Svoboda借助“欧洲广场”示威运动的持续作为其发挥政治影响的平台，并成为其它法西斯主义团体混进示威群众的庇护伞。其中混入示威群众里头制造暴力事端的极端主义组织，包括了乌克兰足球流氓组织，还有“乌克兰国民大会—乌克兰民族自卫队”（UNA-UNSO）--一个恶名昭彰准军事纳粹组织。
在“欧洲广场”示威活动中可以看到一半红色一半黑色的旗帜，无政府主义者看到这面旗帜不要觉得兴奋，因为这跟无政府组织没有任何关系。这面红黑旗跟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所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革命派”（OUN-B）有关联，OUN-B是上个世纪中的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军事组织，曾跟纳粹合作对抗苏联，其武装成员曾接受纳粹的训练，班杰拉仍然是乌克兰国内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被极右派捧为“民族英雄”。
新法西斯主义者在大多数激烈示威行动中，以他们“勇武斗争”的方式在示威中起了领导作用。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的头盔战士，站在跟警方冲突的最前线，因为他们拥有准军事训练的基础及街头战斗的实战经验。Svoboda及其它法西斯组织现在能有利用它们在街头战斗中的“勇武”形象，吸纳更多热血青年加入，为乌克兰未来政治趋势敲响了可怕的警号。
乌克兰左翼？
历史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是革命失败的结果。乌克兰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而且还愈来愈壮大的情况，是左翼政治真空的结果。
在上个世纪，乌克兰一直都处在斯大林主义苏联的控制范围，斯大林主义的支配基本上摧毁了大部分人民对左翼政治的信念。当苏联解体后，各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内都是右翼政治当道、民族主义肆虐，左翼政治不是处于边缘就是绝迹。斯大林主义给前苏联国家留下的遗产，就是很多人失去了对“社会主义”政治替代选择的想象。
在2012年大选中赢得32个议席的乌克兰共产党，前身是苏联共产党乌克兰支部。苏共乌克兰支部在苏联解体后被禁，乌克兰共产党于1993年解禁成立。这个乌共仍然无法摆脱苏联时期的斯大林主义思想，仍然对以前苏联“念念不忘”，其支持主要来自南部地区的说俄语社群。这个目前由佩特罗.西蒙年科（Petro Symonenko）领导的苏共，其政治纲领却不是为了加强乌克兰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并为普罗人民的利益奋斗，而是以维护俄罗斯的地域政治利益为优先。
乌共反对跟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并不是因为其坚决反对压榨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要保障俄罗斯的经济利益。乌共甚至主张乌克兰应该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联盟。乌共仍然以莫斯科马首是瞻且积极亲俄的政治主张，无疑为右翼势力提供了更多有用的弹药，那就是右翼势力可以概括性地指控左翼为了保障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愿意放弃乌克兰独立成为卖国贼。
当然，还有一些非“传统”左翼还是投身在“欧洲广场”的斗争中，但影响力还是很小，而且还遭到极右派暴徒的攻击。左翼或向往民主与社会正义的进步力量，不可能在这场涉及统治阶级政治洗牌的社会抗争中独善其身，因为没有更进步的政治选择，极右派势力将会愈来愈嚣张，对乌克兰的民主与社会改革祸害无穷。
乌克兰人民面对的经济困境、对贪腐政权的不满、抗议当权者暴力镇压，是很多人参与在声势浩大的推动力；但只是这些并不足以让这场抗议运动变成一场促成人民自我解放的革命。就算是有着占领广场和建筑、筑起街垒跟警察对抗等激进的斗争手段，也不能就此断言这是激进的革命。如果没有左翼或阶级政治对政治腐败、民怨、经济问题等作出回应并提出替代选择，运动将被带往完全不是普罗人民所要的方向。除了要对抗一个寡头精英支配的政权（无论是亲俄派还是亲欧派），还要面对极右翼势力在缺乏激进政治替代选择下的崛起，这是乌克兰人民在接下来日子最艰巨也最险峻的挑战。
2014/2/19
一个阶级斗争的幽灵正在波黑徘徊……也宣告着民族主义步向死亡。
2014年2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爆发群众示威浪潮，抗议窃取社会财产的政治精英之统治，争取社会正义及改善生活素质。示威席卷该国多个城市，并且还蔓延到邻国黑山共和国。
一个世纪前，1914年6月28日，当时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在萨拉热窝（Sarajevo）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为当时欧洲列强之间争权夺利的紧张局势点燃导火线，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百年前的萨拉热窝是奥匈帝国波黑省首府，奥匈帝国于俄土战争后1878年柏林会议（简单的说就是欧洲强国的分赃大会）上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接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行政权，并于1908年完全并入奥匈帝国统治版图，激起了当地塞尔维亚人的不满，加上欧洲强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角力，加深了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内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矛盾。一战结束后，波黑于1918年被并入当时新成立的南斯拉夫王国，萨拉热窝成为南斯拉夫王国德里纳河省的首府。包括萨拉热窝在内的波黑地区于1941年被纳粹德国侵占，波黑被划入轴心国势力扶持成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傀儡政权版图内。萨拉热窝的抵抗运动由共产党人瓦尔特.佩里奇（Valter Peri）所领导，瓦尔特于1945年4月6日解放萨拉热窝的最后战役中阵亡。二战结束后，萨拉热窝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底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1991年因国内民族矛盾升级及市场自由化造成的经济崩溃而开始解体，波黑于1992年2月在境内塞尔维亚人抵制下举行独立公投，大多数波黑穆斯林和当地克罗地亚支持独立，波黑境内塞尔维亚族人在（由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支持下以武力方式寻求加入塞尔维亚，旋即于1992年4月爆发波斯尼亚战争。萨拉热窝被南斯拉夫军队和塞族共和国军队包围，陷入长达近4年都市包围战，死伤惨重。波斯尼亚战争于1995年在美国推动的《岱顿协定》下结束，该协议保障了波黑境内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及波斯尼亚克族（穆斯林）三大族群的民族资本寡头集团在波斯尼亚的利益，并让波黑实现“和平”后在西方资本庇护下给三大民族寡头政治精英划出各自的“封地”。
刺杀斐迪南大公一百年后，萨拉热窝从纳粹占领中解放近70年后，波黑战争结束近20年后，萨拉热窝于2014年再度点燃“战火”—阶级斗争的战火。
2014年的图兹拉—波黑的西迪布济德？
位于波黑东北部该国第三大城市图兹拉（Tuzla）于2014年2月4日最先爆发群众示威。大批前国营公司员工，连同工人、学生及其他市民走上街头，要求裁员赔偿并呼吁政府介入解决工人失业的问题。示威者与警方在图兹拉地方政府办事处附近发生冲突。示威者不满政府对国营公司被私有化后纷纷倒闭的情况坐视不理，私有化国营公司的关闭导致很多人失业。
图兹拉在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执政时期，发展成为当时南斯拉夫的主要工业与文化中心。尽管这里以波斯尼亚克族人为主，但也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期多元族群交融相处传统的活生生实例。
南斯拉夫解体及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波黑政府于2000年开始将原本的国营公司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私有化国营公司的转售合约是要私人商家注资并为这些公司赚钱，但是新的公司老板却将公司资产变卖、停止发薪给工人，还申请破产，导致原本国营公司内的员工从此失去生计。尽管波黑官方的失业率数字是27.5%，但是估计至少有另外20%的人民从事所谓的“灰色经济”活动，因此实际失业率已达将近50%。波黑工人的平均月薪只有420欧元，该国人民5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活在贫穷线下，在波黑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库”。
图兹拉的示威活动，迅速蔓延到波黑境内多个城镇，包括位于波黑中部的第四大城市泽尼察（Zenica）、黑塞哥维那地区的最主要城市莫斯塔尔（Mostar）、西北部城市比哈奇（Biha）、中部城市亚伊采（Jajce）、塞族人为主的普里耶多尔（Prijedor）等，当然少不了波黑首都兼最大城市—萨拉热窝。尽管示威抗争暂时缓和下来，但是这个曾遭战争蹂躏的波黑国土上，仍然弥漫着浓厚的社会抗争火药味。
每每波黑和巴尔干地区发生严重政治事件，人们往往会牵扯到该地区的“民族仇恨”。现在波黑境内爆发示威浪潮，就有阴谋论者认为这是塞尔维亚政府在幕后主使人民上街示威推翻波斯尼亚族主导的政府。在此之前的20年来，波黑和其它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的群众示威，大多以种族或宗教议题动员为主，这些国家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大都能动员不少群众去仇恨少数族群、排斥同性恋等，而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精英们继续在普罗人民生活困苦的环境中坐享荣华富贵。
首先爆发示威浪潮的图兹拉，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城市，莫斯塔尔是克罗地亚族人聚居的城市。波黑人民这次走上街头不是因为国际媒体乐此不疲炒作多年的什么民族仇恨，而是普罗人民生活贫困与拮据的最实实在在问题。大规模失业、贫穷问题悬而未决（但富人却从各种亲商政策中日益富有）、私有化、贪腐、裙带主义以及执法单位粗暴对待人民，是引发人民展开街头抗争的主因。
图兹拉的示威浪潮蔓延到波黑各地，令人联想起2010年突尼斯城市西迪布济德（Sidi Bouzid）。西迪布济德是突尼斯2010年12月爆发人民起义的“发源地”，当时因失业在街上摆档卖蔬果的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为抗议警察部门粗暴执法引火自焚，点燃了突尼斯人民革命的药引，还掀起了“阿拉伯之春”的序幕。阿拉伯之春席卷多个国家，但是因为革命的关键问题—民主及社会经济正义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发生曾人民起义推翻暴政的阿拉伯国家人民还是有很长的抗争路要走，不然就是像叙利亚那样因美俄等强国及它们的代理干预而战祸没完没了，至于得到资本强国支撑的全球硕果仅存的封建专制国家政权则继续高枕无忧。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被意欲巩固全球资本统治的势力骑劫或干扰，教派之间的冲突、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模糊了这场革命浪潮背后的资本危机与阶级矛盾之成因，而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再次冒起及盲目爱国主义思想（如在埃及）的泛滥，是这场革命目前走向低潮的见证。无论如何，阿拉伯之春释放出来的争取民主、改善民生、捍卫人类尊严及追求社会正义的人民抗争力量，还是不容否定及忽视，也对未来阿拉伯世界以及全球各地的社会抗争起着一定的历史作用。
挑战资本主义的社会抗争：重新召唤阶级政治的激进思想遗产
说回波黑，当波黑民众上街示威时，政府以逮捕、催泪瓦斯等残暴手段镇压，和平抗议行动很快演变成暴力冲突，愤怒的民众冲击并占据政府办事处。成千上万示威者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波黑国内来自各大政党的各级政府官员辞职，因为这些政客在过去近20年来不断窃取社会财产。
目前波黑爆发的群众示威浪潮，是该国难得不受狭隘民族主义思维影响的阶级斗争。波黑国内不分族群的工人，为改善生活及争取社会正义而联合起来，挑战着塞族、克罗地亚族和波斯尼亚克族民族主义政客利用族群政治割裂波黑人民的资产阶级统治权威。示威群众的诉求，也重新召唤了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激进思想遗产—工人自治的工厂及社会平等。这些激进的思想遗产在南斯拉夫解体时被埋葬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泛滥之中。
图兹拉工人的示威行动迫使图兹拉州首长辞职，示威者成立的“人民大会”，绝望与愤怒的普通人民参与改善他们生活的政治决策中，示威抗争不再只是呼喊口号，而是身体力行地实践参与式民主。图兹拉人民大会于2014年2月7日发表了《图兹拉州工人与市民宣言》，宣言中要求将被私有化的工厂“归还给工人”。参与式民主与工人重夺生产资料，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挑战。
波黑人民最近一波示威浪潮最难能可贵的是，“民族主义”政治论述在示威群众的诉求中绝迹，为波黑甚至是巴尔干社会政治注入了一股新的气息。当前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1080年代“改革开放”让资本主义迅速复辟的产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地新兴资产阶级利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去强化它们的政治影响力，撕裂前南斯拉夫多元民族的工人阶级。波黑是个完完全全多元族群的共和国，混杂了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穆斯林波斯尼亚克族、（跨族混血或不愿被族群标识的）南斯拉夫族等多个族群，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占大多数，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前南斯拉夫解体“产生”的国家内拥有某个族群占人口大多数有着不同的地方。波黑境内工人阶级占多数的城市中，来自不同族群的工人在同一家工厂上班、在同一幢公寓内居住，这是前南斯拉夫多元族群共存的缩影，要在波黑境内制造另一个“塞尔维亚国”或“克罗地亚国”，是需要大规模的“种族清洗”（美国推动的《岱顿协定》就是在波黑境内进行种族清洗的地区建立“塞族共和国”），如此的多元族群紧密关联的情况也对打破新兴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所玩弄的“民族矛盾”迷思有着一定的社会条件。当然，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毒害多年的情况下，完全克服民族分化打造新的阶级政治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办到的。
图兹拉、萨拉热窝、普里耶多尔、莫斯塔尔、比哈奇等城市示威民众成立的“人民大会”，纷纷发布各地的工人与市民宣言，参与型民主已在街头抗争的爆发中萌芽，加上波黑示威民众要求改善民生、社会福利、社会正义的激进诉求，波黑人民不仅仅呼应了近年来西班牙、希腊等欧洲国家人民的抗争，也正把欧洲社会抗争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冲击新自由主义领衔的资本主义体制。
正如斯洛文尼亚籍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iek）写道：“波斯尼亚起义印证了人们不能通过强加自由主义议程去克服民族激情，将示威者聚集在一起的是对正义的激进诉求。”
当年点燃战火祸害无穷的民族主义资本寡头精英，在实现“和平”后不仅赢得他们所要的地区族群划分，但是也控制了他们族群领土内的所有财富。波黑国内的民族资本精英和国际资本实力，为了让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复辟，开展大刀阔斧的私营化计划，变卖社会资产让资本精英自肥，代价是普罗人民活在贫困当中。波黑的社会抗争为该国及欧洲人民提供了两个选择：一是维持现状—继续由诚信破产的政客主导政治决策、资本财团在福利国制度的废墟上尽一切所能地牟利、普罗人民在紧缩政策攻势下日益贫困、全副武装的警察被动员去保卫资本精英的利益免受愤怒普罗人民的“威胁”；还是激进社会改革的未来—不满现状且意欲争取改善生活状况的人民，克服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诸如民族主义、宗教等实际上分而治之的意识形态，用参与型民主去争取社会正义与平等。
当波黑人民不再为“民族身份”自相残杀，而是为了社会经济平等动员起来之时，阶级斗争在这片土地上再次吹起了号角，也敲响了民族主义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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