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疗法”惹怒阿根廷民众，极右翼新总统如何被制造出来？
导语
2023年12月20日，数以万计的阿根廷人上街游行，反对新当选总统哈维尔·米莱政府及其倒行逆施的经济改革措施。这些引发众怒的措施包括彻底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进一步推行私有化改革及“休克计划”，大幅消减公共开支等。米莱宣誓就职还不到两周，阿根廷货币比索就贬值54%，包括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内的各个城市粮食和肉类普遍涨价超过50%，这令大量贫困家庭苦不堪言······
如此“前无古人”的政策提案的背后，是阿根廷满目疮痍的各项经济指标。1983年军事独裁垮台后，历届“民主”政府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将阿根廷转变为全球“最自由、最繁荣”的经济体。可二十年不到，阿根廷人几乎失去了一切：大型国有公司以极低的价格被出售给了外国财团；私有化的收益落入腐败官员的腰包；修订后的劳动法剥夺了雇员的所有权利；一个传统上是重要食品出口国的国家，营养不良现象却普遍存在；数百万人失业并陷入贫困。
为更深入地了解阿根廷乃至拉美的政治、经济、历史情况，我们组织了一场观影活动，观看并讨论了阿根廷著名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的纪录片《洗劫回忆录》（2004）。这是一部有深刻批判性和思辨性的纪录片，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不断提升自己透过各种纷繁复杂表象去分析和批判结构、框架性问题的能力。
在观影讨论中，我们关心以下问题：底层人民为何将票投给了右翼的米莱？什么是庇隆主义？阿根廷频繁的政治交替是何原因？为什么像阿根廷这样的农业生产国会出现严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阿根廷几十年来的经济状况和债务危机到底怎么样？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究竟如何影响阿根廷乃至整个拉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下的日常慢性暴力如何摧毁全世界人民的现在和未来？……如果你也关心这些问题，那么这篇文章值得一读。
特邀嘉宾｜魏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西班牙语文学、拉丁美洲文化与思想史研究）；
许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系，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导演简介：费尔南多•索拉纳斯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传奇电影导演、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凭借纪录片《燃火的时刻》（1968）和“走向第三电影”的宣言，成为最受世界电影界认可的拉丁美洲电影人之一。
纪录片简介：在《洗劫回忆录》里，索拉纳斯使用采访和档案材料，扣人心弦地描述了阿根廷国内当时的政治局势，揭露了经济危机和全球化对拉丁美洲的冲击，全面回顾1983年军政府倒台后阿根廷20多年来的种种社会乱象。
一、庇隆主义与阿根廷频繁的政党更迭
魏然
“庇隆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到当代阿根廷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复杂关系。庇隆主义源于胡安·庇隆这个名字，而庇隆（Juan Perón，1895-1974）是20世纪40-50年代阿根廷的总统，他提出了“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口号。这个口号不仅对当时阿根廷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然是理解阿根廷社会的一个重要线索。
庇隆是军人出身，1943年被任命为劳工福利部部长，一度被迫辞职，但1945年10月17日，大批无产阶级工人涌入五月广场，成功地逼迫反对派召回了庇隆。在这一刻，庇隆已经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一呼百应地正式进入了阿根廷的政治中心。这一天即10月17日后来被纪念为“庇隆忠诚日”，并被视为庇隆主义的诞生之日。
在1946年的大选中，庇隆以54%的得票率当选总统并首次执政。然而，1955年，以科尔多瓦和巴伊亚·布兰科为基地的部队发起了推翻庇隆政府的军事行动，迫使庇隆流亡乌拉圭，之后久居西班牙。
1973年，阿根廷总统职位由庇隆的忠实追随者坎波拉接任，此举为庇隆再次掌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久后，坎波拉宣布辞职，阿根廷再次举行大选，结果庇隆成功地重返总统职位。在这个任期内，庇隆的立场逐渐趋向保守，开始寻求与精英阶层的和解，不再倾向劳工大众。然而，庇隆的执政时间并不长久，仅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于1974年7月去世。庇隆去世后，阿根廷进入了一个军政府掌权时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阿方辛成为激进党全国主席，并在1983年12月的大选中获胜，出任阿根廷总统。
如果大家希望了解阿根廷政党，那么以庇隆主义为线索是较为简便的途径。1947年，庇隆将他在1945年竞选总统时创建的劳工党、激进公民联盟革新委员会以及独立党合并为统一革命党。1949年，该党更名为庇隆主义党。1964年，它又更名为正义党。然而，庇隆主义本身是相当复杂的，后期已不完全属于左翼思想，而是左中右兼而有之。
除了支持庇隆主义的正义党，阿根廷还有一个政治联盟名为激进党，其代表人物为阿方辛（Raul Alfonsin，1927-2009，1983-1989年担任阿根廷总统）。由于军政府在马岛战争中失利，他们被迫准备交出政权，他们肯定不支持庇隆主义的归来，所以随后的执政者阿方辛和德拉鲁均来自激进党。
阿根廷政坛随后呈现了庇隆主义政党、激进党以及其他新形成的中右翼或偏向自由主义的政党之间轮流执政的态势。庇隆主义如今已成为阿根廷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洗劫回忆录》快结束时，谈到了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1950-2010）政府上台。这个基什内尔政府就是新的一轮左翼主义政党，或者是中左的政党，影片记录的就是这个时段。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在频繁政治交替之后，基什内尔和夫人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连续执政，他们两人都曾是庇隆主义青年运动的参与者，在六七十年代都被捕过，在军政府时期，他们是人权侵害的抗议者。
在民主化回归之后的80年代中期到整个90年代，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十多年间，政治议题在索拉纳斯的电影里已不再是核心话题。
二、买办、背叛与政治摆荡
2000年初，索拉纳斯作为深度参与庇隆主义的电影人，认识到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性。关注南美电影的朋友们肯定知道索拉纳斯在从事剧情电影创作的十多年中，其作品一直偏向艺术型，例如《探戈：加德尔的放逐》（1985）等影片。然而，在《洗劫回忆录》中，他回归了政治经济分析和社会观察的政治纪录片，索拉纳斯也从这个时候转变为阿根廷政治人物，成为众议院议员。因此，许多人认为《洗劫回忆录》是《燃火时刻》的续篇。
在探讨庇隆主义的问题时，需要留意的是，买办阶层可能存在于庇隆主义的外围，也可能跻身于其内部。在《洗劫回忆录》中，我们看到梅内姆（Carlos Menem，1930-2021，1989-2001年连任两届阿根廷总统）成为了阿方辛的继任者。事实上，梅内姆是庇隆主义内部的一员。因此，当提及梅内姆时，有人会用“背叛”一词。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我们看到梅内姆表现得像个传教士般热情洋溢，他在竞选演说中，声称自己是“为了那些没有食物的餐桌和得不到粮食的孩子”，进行了一系列极具表演性的政治演说，他以这种方式作为对工人的政治承诺和表演。然而，一旦上台，他毫不犹豫地拥抱了柏林墙倒塌后的自由主义政策，坚决推行自由化改革，并将国家资产从原来的国有转为私有制。
在阿根廷的政治体制中，总统的权力实际上是相当大的。影片中也进行了分析，指出众议院无法有效制衡总统的决定。如果总统坚持实现其承诺，推行众多福利政策或有条件地转移支付政策，该政府将展现出明显的左翼倾向。而如果总统希望与国际市场接轨，特别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可能会采取资产拍卖的做法。这是阿根廷国内政治的一种特殊情况。
根据阿根廷政治哲学家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2014）的解析，欧洲国家的总统在传统意义上是被制衡的对象，而议会则是一个基本体现民意的地方。然而，在阿根廷和许多南美国家，情况恰恰相反。这是因为议会的传统结构中，成员代表的是精英阶层的利益，这些利益相对明确。而总统则成为与议会制衡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在历任总统上台后，政治摆荡特别强烈的原因。
联系今天的现实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梅内姆在影片中，是庇隆主义内部背叛的总统角色。经过2000年初的经济危机和动荡，新的政治领袖基什内尔登场。直至今日，基什内尔在阿根廷大众中仍广受欢迎，因为他以诚实著称，赢得了大众的高度认可。
基什内尔逝世后，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成为阿根廷首位民选女总统。在她之后，新自由主义总统、大企业家马克里（Mauricio Macri）上台。随后，阿根廷的政治局势又回到了庇隆主义政府，即费尔南德斯政府。这种政治局势变动在阿根廷政治中是一种常规。
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被描述为政治钟摆，即政策在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然而，仔细观察后发现，向左的摆幅并未增加，基本上是回到以前的社会福利政策，如通过有条件转移支付等手段。此外，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有化回归，如从外国企业收回阿根廷石油或其他核心产业等。
在过去的十年里，阿根廷政治向右翼摆动的幅度逐渐增大，表现出更加激烈的态度。这一变化从梅内姆政府内部的叛卖，到马克里对国际市场的拥抱和接受国际借款的政府，再到最新当选的米莱，其竞选口号是：焚毁央行，断绝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并压缩所有社会福利政策。这种极端的立场表明，阿根廷正朝着右翼自由主义的步伐逐渐加速。
在这个局面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阿根廷国内的部分友人对此感到有些迷茫和无措。在选举结果揭晓之前，他们曾寄希望于另一位庇隆主义的候选人马萨。马萨曾造访过中国社科院，我也在京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他展现出的形象基本上是温和的中左派，其言行也与传统庇隆主义颇为接近。然而，传统的庇隆主义在当代受到了许多批评，因此马萨在这一轮选举中并未能像米莱那样获得大量的支持。
三、哪些群体支持新总统米莱？
米莱的支持者中包括过去十年中经济状况未能改善的中层业主、企业家等群体。此外，根据阿根廷专家的分析，米莱的支持者中有很多年轻人。在现场集会中，经常可以听到年轻人支持他的声音。
一位专家惊诧地指出，底层人民将票投给了右翼的米莱。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因为传统的左翼庇隆主义政治领袖在经济方面表现不佳，其诸多措施被认为收效甚微。而在疫情期间，这种情况愈发凸显。底层人民的态度是，他们已没什么可失去，因此愿意寻找更为激进的候选人，以期更彻底地推翻现有的政治结构。
克里斯蒂娜时期起，庇隆主义的执政者们都是身居政坛的所谓政治家们，或者用更通俗的词汇来描述，即为政客。他们作为职业的工会领袖，或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其中不乏学界人士，这些均是传统政治圈中的代表人物。然而，米莱以及上一轮执政的马克里并非如此。马克里政府中有的部长曾是可口可乐公司驻阿根廷的总裁，以及壳牌石油等跨国财团高管，均是与国际资本紧密捆绑的实业家们。在马克里上一轮右翼政府执政时期，这些实业家们通过旋转门踏入了政治领域。
今天的米莱就更是这样，他在竞选成功之后宣称：只要你有才能，都可以到我们政府来，意思就是他想打破原先执政集团的这种传统政治家的框架。对于那些对传统政治格局感到不满的人们来说，米莱的言论无疑是一种鼓舞和惩罚传统政治家的信号。
这种情况与特朗普时期具有一定可比性，正如查韦斯较早时期介入委内瑞拉政坛的情形。当时，委内瑞拉政坛的左翼执政者表现不佳，查韦斯作为一个原本在部队系统中被视为非常正直的人，与过去的官僚系统没有过多牵连，因此，群众在1990年代末选择了他进入委内瑞拉政治舞台。这一选择也带有惩罚的意味，即跳出原有的执政者圈子，让一个外来者管理国家，甚至进行一些创造性破坏。
因此，我今天要与大家探讨的是，在这次竞选中，米莱以及其他分析家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概念。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在这次被米莱集中地提出，并伴随着这样的表述，显然与以往的阿根廷自由主义右翼，特别是非庇隆主义的右翼不同。通常，他们会宣称遵守市场规则，尊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的结构调整等。然而，米莱在竞选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破坏性是非常强烈的。阿根廷过去的社会分配机制或基本保障体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新一轮的剥夺程度将比《洗劫回忆录》中呈现的会更为激烈。
在新的政治格局形成之后，新一代的阿根廷电影人或左翼观察者必然要关注这一新的形势。我们可以观察他们如何从全球结构中更好地理解右翼激进化过程，这是一个较为棘手和关键的问题。
四、动荡的经济
许准
我借几张图表讲解一下阿根廷过去几十年经济上的重要变化以及常用的一些概念。
这张图是阿根廷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率。大家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周期，有时增长快，有时增长慢。阿根廷的周期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它会有一段时间的增长，然后伴随着一段时间的衰退，然后再一段时间增长，再衰退，再增长。一方面这是国内政治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阿根廷在世界资本主义中的地位。我们说阿根廷是外围经济、半外围经济，就是说，它的经济不完全由本国所定，而是随国际资本主义的动荡而动荡。
阿根廷有一个笑话，说阿根廷的名人，比如梅西、马拉多纳（阿根廷足球运动员，和梅西一样，都曾和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签订职业合同）、弗兰西斯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1936年出生于阿根廷，天主教第266任教皇）、切·格瓦拉（古巴革命领导者，出生于阿根廷）、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1942年出生于阿根廷，世界著名指挥家），只有离开阿根廷才能成功。潜台词是说，阿根廷就是个烂地方，在这儿成不了材。
阿根廷历史上曾经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政治家，当过阿根廷央行行长。大家学习拉美的经济、历史会接触到这个人，叫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1901～1986），他最早提出“中心”、“外围”等用于描述拉美经济发展的概念。1950年，他给联合国写了一个小册子，现在读也很有意思。他说，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特指美国）来说，国家经济由本国投资决定。但是，对于阿根廷这样的外围国家来说，决定它的不是投资，而是出口，其经济命脉攥在其他国家手中。
在普雷维什那个时代，阿根廷经济还可以，但他已经见微知著，一叶知秋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是进口大国，阿根廷只要安心生产牛肉，出口英国就可以了。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从英国变成美国之后，阿根廷发现，美国也大量生产牛肉、小麦、玉米，传统模式难以为继。所以普雷维什就说，我们必须要建设新的产业。
1960年到1975年，阿根廷实现了相对比较稳定的增长。
1974年庇隆重新上台之后，政策开始变化，他去世之后，伊莎贝拉，庇隆的第二位夫人接任总统，她在政治上不太成熟，被人当枪使，军方控制了阿根廷政府。阿根廷经历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段，从1975、1976年一直到1989、1990年。这个时期，应该说是新自由主义第一阶段，推行私有化、市场化，经济形势随之恶化。虽然后有阿方辛上台，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阿根廷经济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挽救。到了1989、1990年，阿根廷经济已经非常猛烈地崩盘了。
五、激进的货币政策
许准
梅内姆时期是新自由主义第二阶段。他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实行了“一比索换一美元”的美元化政策，建立了货币局（currency board），“盯住”一种货币，政府在银行里面多少美元，就严格按照一比一的方式发行多少货币。比中国曾经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极端得多，因为中国再怎么样也是小范围波动的。
这个货币制度的意义在于稳定国际资本的信心，因为这无异于宣称我不具有货币主权，我有多少美元就发多少钱，不会超发货币，不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等等。所以，这是很极端的一种稳定国际资本信心的货币操作。
这种制度的好处是经济稳定，而且迅速提升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阿根廷、巴西这些拉美国家的上中产在七八十年代流行环游欧洲，其条件就是汇率变化。因此这一制度对于大资本、小资产阶级都很有吸引力。从1990年到1996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了一段时间。但是它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这种一比一兑换美元的制度，提高了阿根廷产品价格，使得制造业丧失竞争力，使国家丧失通过汇率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能力。所以在这个时期，阿根廷的制造业基本上被完全毁掉了，经济丧失了基础。另一方面，失业率大幅度提升，老百姓生活凄惨。
到2001年，阿根廷又面临危急时刻，债台高筑，难以偿清。国际资本、国内资本恐慌情绪蔓延，政治领袖如走马灯一般换了一批。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新政府的改良措施取消一比一兑换美元的制度，让比索贬值，恢复了制造业竞争力。加之借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东风，对原材料、农产品的需求大增，于是2002年之后，阿根廷经济出现增长态势。2003年基什内尔当选总统，其夫人克里斯蒂娜于2007-2015年连任两届总统，基本上延续了比较进步的经济政策。
这个图表是阿根廷的历史物价。可以很明显看到军事政变之后，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了大幅的通货膨胀。一般主流媒体将通货膨胀归因为阿根廷政府爱发钱，爱搞福利项目。但从数据来看，通货膨胀恰恰是在削减支出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时期产生的。
六、粮食短缺与农村阶级关系
许准
拉美经济中，通货膨胀很常见，它反映了拉美国家普遍的阶级关系。因为在工业化进程中，产品的价格取决于相应集团的要价能力。阿根廷农业资本力量强大，历史悠久。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的利润，老百姓就获取不了充足的粮食。我们中国每年人均供应400多斤粮食，印度是300多斤，阿根廷只有200多斤。
大家想想看，阿根廷是一个农业大国，生产那么多粮食，为什么老百姓每年只能分到200多斤粮食？阿根廷的粮食生产不可谓不多，但半数以上都是出口。主要是向中国出口大豆、玉米（并非归罪于中国，哪怕中国不买，他也会卖给别人）。如果政府能把出口的东西拦截下来，就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解决饥饿问题。但哪怕是基什内尔夫妇一共三届总统，威望不小，也做不到这一点。
在2000年代，他们试图给出口施加控制。2008年，国际粮食价格高涨，克里斯蒂娜非常强硬地说，要搞新的出口税，增加对国内粮食大生产者的控制。大的农业集团联合起来，去法院走程序，然后克里斯蒂娜政府被迫退缩。因为新的出口税违反了私有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它说，阿根廷法律规定，税率如果超过30%，就算是没收，相当于战时共产主义。
阿根廷历届稍微有追求的政府，都会尝试改革土地政策。但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土地改革。我刚刚提到的农业出口税，只能算是一种温和的粮食控制，离统购统销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即便如此，也难以落实。农地还是主要被国内大资本占据，外资有，但比例不高。
哪怕是克里斯蒂娜这个有明显改良倾向的政府，还是斗不过国内大土地所有者。于是，粮食短缺、价格上涨，进一步影响其他产品，随之而来，工资要涨，其他物价也要涨，然后又带动粮食涨，我们将其称为“结构性的失衡”。究其根源，是因为没有理顺农村的阶级关系。
1991年超级大通胀，实行美元化政策之后，物价下降，回到庇隆早期的程度。但这一政策造成经济衰退。克里斯蒂娜政府物价控制得还不错，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2003-2010年间担任巴西总统，2023年再次当选为巴西总统）一起偿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欠款。
此外，他们作为民选政府，拒绝承认、偿还军事独裁政府的债务。这就引发了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按理说，一个主权国家欠私人老板的钱，与这些私人老板所属国家并无关系。但在帝国主义时代，美国给本国大老板撑腰，美国的国内法庭甚至可以审判外国政府，决定一个主权国家是否应该还钱，这非常荒唐。作为阿根廷债主的美国大资本家在纽约的地方法庭起诉阿根廷政府，美国的法院宣判阿根廷输了。阿根廷抗议，拒绝接受。但是纽约地方法官说，我们美国控制了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如果拒不还款，那么阿根廷的资本就无法流动。此外，他们还规定阿根廷必须先归还相应的债务。
基什内尔政府一直在抗议这件事情，败选下台时，依然没有放弃。实际上，基什内尔政府不是没钱还债，而是从原则、立场出发，认定自己不应偿还军事独裁政府的债务，因此丧失了所谓国际资本市场的进入权。马克里上台之后，迅速偿清相应债务，重新获得国际资本市场的进入权，这成为马克里政府的所谓“巨大政绩”，各路头面人物纷纷庆贺。
马克里下台之后，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2019-2023年期间就任阿根廷总统）当选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任副总理。他们拒绝归还马克里政府的债务，因为他们主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当一个国家政治不稳，或明显没有还债能力的时候，就不应该给它贷款了。克里斯蒂娜以此为依据，反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他们在阿根廷明显没有还债的能力的时候借债，是趁人之危。所以，这种钱我们不还。
主流媒体喜欢说阿根廷欠了很多债，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多。在梅内姆政府时期，也就是纪录片拍摄时，阿根廷出现了一次大规模金融危机，那时阿根廷的外债是其经济总量的150%。基什内尔政府继承了这个烂摊子，到了克里斯蒂娜（第二届基什内尔政府）的时候，阿根廷的外债只占经济总量的10-20%，任期结束时，债务全部还清。成就巨大，非常厉害！
但是马克里政府重新大搞国际贸易，大规模举债，又把债务弄得不可收拾了，达到经济总量的60-70%。目前即将要下台的费尔南德斯政府花了很大力气消化掉这些债务，目前债务降到了经济总量的40%左右，从国际上看，这并不高。
总体上，从1980年代一直到2000年，阿根廷的基尼系数增长得很快，克里斯蒂娜政府执政后又出现了明显下降，马克里政府时期，基尼系数的下降趋势重新停滞。可见，阿根廷的社会经济的变化跟阿根廷国内政治、经济、帝国主义干涉都密切相关。
七、新自由主义下的日常慢性暴力
张泠
我谈一下看《洗劫回忆录》印象比较深的几点，跟我们中国的现实结合，探讨一下我们怎么想象未来，不仅是中国人的未来，还包括全世界受苦人的未来。
这部纪录片片名的英文翻译是Social Genocide，意为“社会大屠杀”或者“社会灭绝”，genocide通常指战争中暴力的集体屠杀或种族灭绝。纪录片中“社会大屠杀”却发生在所谓的“和平民主”时期和国度，指的是不公正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的慢性暴力，包括对构成人最基本生存权益的资源的剥夺，如食物、清洁的饮用水、住房、医疗、教育等。我们在片中看到大量的贫民窟，这也让我想起阿根廷的著名足球队“博卡青年队”，“博卡”(La Boca)就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和工人阶级社区。
我2017年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一个关于纪录片研究的国际研讨会。当时看到街上的景象很震惊：冬天，很多人无家可归，全家人在街头搭帐篷，锅碗瓢盆挂在外面。广场上常有大小规模的游行，有些明显是外地的原住民来抗议，但是好像没什么人关注。社会治安很成问题，因为有大规模的贫困、失业，有抢劫行为，我们一起开会的同行在旅馆大堂就被抢走背包。当时是右翼政客、富商马克里当政，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
《洗劫回忆录》虽然出现于2004年，讨论的却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新自由经济政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柏林墙倒掉”、“历史终结论”，如纪录片中所言，新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和财团控制的媒体都在宣传“私有化”是个现代的、高效的机制。我们中国在八十年代也有“大锅饭养懒汉”这种以偏概全的论调，要把所谓“低效”的国有经济结构拆解、私有化。
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和私有化的所向披靡不仅在中国、苏联、阿根廷，也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给无数普通人造成苦难，如大量工人被作为“包袱”甩掉、自生自灭、人均寿命降低等。如《洗劫回忆录》所记述，新自由主义野心家们花言巧语，说私有化以后有效率我们就会有钱给退休的人发退休金，但是一旦实施，我们就看到纪录片讲的大量腐败，政客、财团、法院等建制内的权势阶层，瓜分国有财产，廉价卖给跨国财团。中国有些国企也经历了这个过程，私有化之后大量工人被下岗，艰难度日。
这些被资本家和财团丢掉的所谓“包袱”和“负担”，最终还是由国家承担，我们中国是这样，阿根廷也一样。如《洗劫回忆录》中所示，阿根廷总统梅内姆上台之前的承诺非常美好，把私有化的未来图景描摹得十分美妙，结果他把国有命脉产业如石油、天然气、水等都贱卖给跨国财团，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但是政府还要再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借巨额贷款去补贴这些财团。是政府也是纳税人的钱来消化被财团抛弃的失业工人，这就是所谓“最好的民主自由”，很多普通人被蒙蔽了。
有些生活未受太多影响的中产阶级看不到（或者说视而不见）这种对大多数劳工阶级人民的“社会大屠杀”。这种残忍的伤害，尽管不像加沙人民目前所面临的那样剧烈，却是“钝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同样具有毁灭性。这种对阿根廷、非洲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广大劳动人民的慢性屠杀，却很少有人讨论，尤其较少被西方建制控制的学术界和财团控制的媒体所关注。
《洗劫回忆录》涉及的阿根廷2001年这场经济危机，我们看到中产阶级也受到波及，也被剥夺。尤其是中产阶级中下层（lower middle class），他们辛苦工作几十年，存在银行的毕生积蓄忽然没有了，他们当然会愤怒，会去敲银行紧闭的门、上街游行。纪录片也讲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这种非常残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剧烈的贫富分化，就是中产阶级在逐渐萎缩，要么是10%的特权阶层有钱人，要么是绝大多数人的贫困，只有极度贫困和中度贫困的差别，这是非常恐怖的。
另外就是阿根廷选民为何选出右翼总统，刚才魏老师已经分析得比较透彻了，我也想起前几天听广播说现在阿根廷的通货膨胀有100%，普通人的生活应该是非常艰难的。当然疫情期间和之后美国也有大幅通货膨胀，然后通过提高利率控制住了。提高利率对于普通美国人有影响，比如要买房子的人想想房贷利率太高，可能就暂时先不买了；但提高利率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如一些非洲国家陷入了欧美金融财团和机构设置的债务陷阱，每年国民收入大量用以还贷款的利息。
像贝莱德（BlackRock）这种大型国际货币基金投资公司，长期在第三世界国家吸血，以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方式施行慢性暴力。但是在美国，多数时候都是学院和主流媒体之外的左翼社会组织不断在揭露他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罪行。
拉美年轻人的绝望会导向多种可能性，可能走向进步、左翼，也有可能走向右翼、法西斯。不仅在拉美，在欧洲也有类似现象，无论历史上的纳粹上台，还是现今的很多欧洲国家转向更右。很多无业年轻人流氓无产阶级化，也有很多人转向教会。《洗劫回忆录》讲到，大量绝望的人涌入教会，祈求上帝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
在巴西，支持右翼政客博索纳罗的是保守的“五旬节”教派，他们已争取到了很多贫穷的人。我们之前讨论过巴西的状况，左翼顾不上的社会基层的组织活动已经全被教会占领了，教会提供基本的食物、集会的场所，小孩可以去那练乐器。很多保守的、甚至反动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也被广泛输出。
八、如何突破右翼媒体控制
张泠
媒体控制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洗劫回忆录》中讲到，当时的阿根廷统治阶级已经黑社会化、黑帮化了（mafiocracy）。这些特权阶层走私、倒卖军火、贩毒、洗钱，从事各种匪夷所思的非法勾当而不会被惩罚。导演索拉纳斯由于反对私有化，甚至被黑社会化的财团打伤，两腿中了六颗子弹，我们看到片中有一个场景是他出行拄着拐杖。
纪录片中讲到阿根廷的媒体私有化，跟梅内姆关系密切的大亨控制了60%的媒体。我们知道意大利前总统贝鲁斯科尼也是个媒体大亨，控制了意大利绝大多数媒体。拉美国家即使有左翼政府，其媒体也始终是右翼的，在“冷战”时期甚至受到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资助，无论在巴西、智利，还是阿根廷。媒体对大众的控制不可小觑，部分决定了选民的政治倾向。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社交媒体的走向，我们知道加沙屠杀，西方传统媒体（报纸、电视等）一边倒的倾向以色列；在传统的网络媒体，如脸书、油管等，对于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也是不断打压、控制甚至删号。但在一些比较新的社交媒体平台如推特（现在叫X）和TikTok，还是有一些巴勒斯坦、加沙内部的声音能传出来。
据我所知，美国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很少看电视，不断刷短视频和现场消息，尽管碎片化，也会对巴以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有不同于主流媒体宣传口径的认识，比如年轻人忽然读到了本·拉登“911”之后写给美国人的公开信，里面提到了巴勒斯坦问题，年轻人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在社交媒体引起轩然大波后，这封信被英国《卫报》从网页上撤掉了。
年轻人看社交媒体接触到更多元的信息，虽然也有掌控，但是总有一些缝隙，不像电视广播这样掌控的这么严丝合缝，所以他们有以不同视角理解世界的可能性。但是拉美的社交媒体，其实也是大都被美国财团控制，大家还是大量使用美国的脸书、推特、油管之类，所以有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也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洗劫回忆录》本身，索拉纳斯一直强调用对比的视角来论理达意，像中国古诗里常用的“赋比兴”手法，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片中用了大量对比式蒙太奇段落，比如贫富差距，仰拍高楼大厦，剪辑到贫民窟的水灾的镜头，构成了社会批判；它也可以造成嘲讽效果，比如衣冠楚楚的政客们在电视里表演、跟滚石乐队见面等。
还有一种手法是，索拉纳斯在旁白中陈述大量批判性的数据和材料，与此同时，镜头像鬼魂一般不断游移在空荡荡的议会大厦、法院大楼、会议室，及摇过走廊上悬挂的历代统治阶级特权人物的、尤其白人男性的照片等。这样的处理给观众很多想象空间，当然也由于很多内部黑幕交易的场景是没有办法拍到的，所以让观众进到那个空间去想象。这种空镜头的使用和电影的论文化密切相关，因为索拉纳斯和戈迪诺的“第三电影”宣言把电影当作为公平正义而战的武器，而不是像好莱坞电影（“第一电影”）那样，仅将其当作娱乐和牟利工具。
九、种族问题及其他
文若诗
我记得去年世界杯决赛是阿根廷对法国，之后有篇文章探讨了为何法国球员肤色较黑，而阿根廷球员肤色较白。文章主要论点是，阿根廷的种族主义相较于南美、美国或法国较为温和。在十七、十八世纪，大量欧洲移民迁至阿根廷，与原住民并非完全隔离，而是逐渐融入。尽管如此，皮肤越白的人在社会地位上仍占优势。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它体现了阿根廷买办政府和阶级的顽固，同时也是一个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
阿菜
我想跟大家推荐托多罗夫的《征服美洲：他人的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我觉得这本书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即漠视原住民的生存权利、遗忘原住民的历史。我们也需要注意西方中心主义语言在南方国家人民包括我们自己意识中的内化，使得我们有时候无意识忽视全世界南方国家原住民的反帝反殖民抵抗运动。比如，我们对于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并不了解。
我在法国生活，以前去菜场买水果时，看到从以色列来的金灿灿的橘子，我想也没想，就买了。现在我意识到，那些橘子长在以前巴勒斯坦人种橄榄树的地方，以色列摧毁了巴勒斯坦100万株橄榄树。
回到《洗劫回忆录》上来，提到阿根廷，我们会想到阿根廷一望无际的农田，这就容易忽略这些农田的历史，它以前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意大利服装品牌贝内通（Benetton），销售羊毛制造的衣服。为了控制原料，在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买了大量土地，与原住民产生了很多冲突，为了应对原住民的抵抗，他们不惜买凶杀人。【编者注：关于贝内通在巴塔哥尼亚的所作所为，参见文章《贝内通在巴塔哥尼亚：对阿根廷南部马普切人的压迫》https://coha.org/benetton-in-patagonia-the-oppression-of-mapuche-in-the-argentine-south/）这与几百年前西班牙殖民者、赏金猎人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云 岫
关于台湾的原住民问题，我们也要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叙述，避免落入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话语陷阱。现在西方表面上反省当年的殖民侵略，宣传恢复原住民的主体性，一些台独分子借此鼓吹台湾不是中国的抑或日本的，而是台湾人自己的。因此在使用“原住民”这个说法讲述台湾的时候，需要注意，台湾原住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其反抗日本侵略者是抵御外辱、抗击帝国主义的行为，而非某些台独分子所说的争取台湾独立性。
张 泠
说到种族，我有两位拉美同事，一个是墨西哥人，一个是阿根廷/巴西人——她父母在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移民巴西了。讨论起来开玩笑，我问墨西哥同事：你们为什么不喜欢阿根廷人？同事说：“是他们自己不招人喜欢，总以为自己是欧洲人，不觉得自己是拉美人”。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阿根廷比较“白”，欧洲移民、尤其是意大利移民比较多，其西语口音都跟其他拉美国家有些差别。
有些种族主义的欧洲人说我们去拉美一定要去阿根廷旅游，那边白人比较多，原住民比较少。阿根廷内部对原住民的系统性歧视和剥削，索拉纳斯和戈迪诺1968年“第三电影”代表作《燃火时刻》里有比较充分的阐释。当然，如任何种族主义一样，阿根廷的种族主义也是统治阶级控制的，媒体控制的意识形态不断向民众渗透。阿根廷的统治精英们（商界、政界、知识界），如《燃火时刻》中明确批判的，虽然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的心始终是跟欧美精英在一起的，他们只是自己国家的异乡人而已。
十、 结语
无论新自由主义建制的失败还是左翼建制的失败，使得群众运动走向无政府主义和混乱。《洗劫回忆录》开头和结尾都呈现了大规模的群众街头运动。影片结尾，街头运动的暂时胜利给大家希望，人们敲锣打鼓。但是，他们有没有长期组织起来的可能？有没有改变现存社会结构的可能？他们会不会被分而治之、为了自身利益而产生各种内斗被统治阶级利用？所以这个胜利、这种乐观都是暂时的，还是需要组织，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什么样的议程和理想来组织？
《洗劫回忆录》这样一部有深刻批判性和思辨性的纪录片，可以有效地激发讨论，帮助我们了解历史、分析问题、不断提升自己的意识、培养透过各种纷繁复杂表象去分析和批判其结构、框架的能力。虽然我们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是通过大家的努力聚集在一起，总是有改变的可能性，哪怕暂时只是局部的、微观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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