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论、白人至上、极端主义……美国式仇恨正走向全球
在长达数十年的“反恐战”争中，美国总是批评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输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暴力。但颇具讽刺的是，如今美国也被指责在做同样的事情。阴谋论、迷信种族优越论、反政府极端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仇恨和不宽容言论在美国本土蔓延的如此严重，以至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等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已经将美国部分团体和公民标记为外国恐怖分子。
2022年10月，一名男子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的一家同性恋酒吧杀害两人，这名男子是种族主义者并仇视同性恋。尽管美国媒体对此报道甚少，但这一事件却反映了一种“美国制造”意识形态的恶劣影响。
遵循如今类似案件司空见惯的模式，枪手在袭击前发布了一份宣言，解释其意图。这份用英语撰写的声明展示了他对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仇视同性恋所作出的辩护。这些理由已成为类似基于仇恨的暴力行为的惯用伎俩。
更重要的是，宣言表达了对以美国为中心的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声援和赞同。近年来，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越来越普遍。凶手写道：“美国的‘非白人入侵者’数量不断增加，而且不受控制。”
枪手还称，当年早些时候，一起发生在纽约州布法罗黑人社区超市的白人至上主义恐袭事件给了他启发。数十年来，美国打击国内反政府种族主义者边缘人群的力度不够且效果不佳，导致美国已成为输出极右翼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典型国家。
如今，极右翼暴力越来越多地受到从美国输出的意识形态及策略的煽动。所谓的“大替代”（也称“大取代”）理论声称，非白人人口被“有目的地”带入西方国家，以削弱白人选民的政治力量，这一理论起源于法国，但长期以来都被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所接受。
如今，这种思想正在进入美国的主流语境，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受众。这些美国极端分子还借鉴了马克思主义中有关实现“加速主义”的战略目标，即通过制造混乱和流血来加速社会的崩溃。美国输出的这些意识形态正导致全球各地的民众思想变得极端，这促使外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本国公民。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美国的问题，要求美国的领导人提供解决方案。
侵入式根源
在美国，过去十年来社交媒体的发展和因奥巴马当选总统引发的强烈不满，导致“大替代”阴谋论愈演愈烈。该理论曾经只是在白人至上主义者中流行的一个边缘理论，但随着在国外的进一步传播，它在美国的根基也变得更加深厚。与此同时，美国的极右翼势力开始鼓吹，必须使用暴力来启动美国体制和社会的崩溃。
“大替代”理论认为，在犹太人和自由派精英蓄谋推动之下，白人和白人文化正在不断消亡。其理由在于，美国施行的宽松移民法律、边境不受控制的非法移民、大力赋予少数族裔群体权利，以及抹杀或从根本上重构传统文化规范等一系列实践，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法国民族主义者雷诺·加缪（Renaud Camus）在2010年代初推广了这一理论，但实际上它在美国有着悠久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美国的重建时代（1865-1877年，观察者网译注）。
美国内战结束后，数百万获得自由的非裔美国人融入美国。部分美国白人接受了种族替代理论，理由是担心种族骚乱、白人妇女被黑人男子强奸的指控，以及黑人获得宪法权利将稀释白人已经享有的投票权力等。
20世纪20年代，三K党派代表团参加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大选活动，并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赢得1924年的大选。在三K党游说下，美国通过了臭名昭著的《1924年移民法案》，旨在阻止亚洲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在美国定居。一批白人至上主义者接受了“替代论”的观点，并在20世纪80年代令这种种族主义观点再度活跃起来。
罗伯特·马修斯是新纳粹恐怖组织“兄弟沉默会”（The Order，也称“雅利安抵抗运动”，观察者网译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这一团体曾活跃于1983至1984年。他自诩深受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思想的影响。
另一个新纳粹组织“雅利安民族”的领导人理查德·巴特勒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分发的会员申请表中，同样使用了“替代理论”来招募新成员。“异乡人如同洪水一般涌入我们祖先的每一片土地，威胁着我们后代的遗产、文化和血脉。”他宣称。
接下来，奥巴马当选并成为美国第一位非裔总统，这给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提供了存在“暴政和选举舞弊”的最新证据。与此同时，民粹主义运动的势头在整个西方民主世界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是回应美国在中东发动战争所导致的难民潮，以及在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政治运动。
右翼政党赢得了2016年美国大选与2022年巴西大选，并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大获全胜。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期间，这些本土主义恐惧在美国更加盛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曾多次讽刺非白人和非基督徒对美国国家安全乃至美国人本身构成威胁。
2017年，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的“团结右翼”集会上，手举火把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内游行，高呼“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和“血与土”（起源于纳粹德国，意为民族的生存依靠血统和土地，有极强的种族主义色彩，观察者网译注。）等口号。一名活动人士在集会后被杀，特朗普宣称“双方都有非常优秀的人”。美国的极右翼势力将这份声明视作对他们的认可。这场运动突然获得了新生，因为其最有力的支持者正是白宫的主人。
“大替代理论”的传播受到了被称作“加速主义”战略的推动，“加速主义”试图煽动灾难性的暴力混乱，以此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1848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共产党宣言》中曾阐述这一观点。
在美国，“加速主义”一词首次作为白人至上主义“革命”的概念正式出现，是在1980年代发行的《围攻》（Siege）文集中，由詹姆斯·梅森撰写。此人是威廉·路德·皮尔斯的忠实信徒，皮尔斯则是一位影响力更大的白人至上主义理论家。他于1978年出版的《特纳日记》一书，被认为是在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中影响力最大、一本呼吁人们付诸行动的著作。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厄尔·特纳是一名35岁的电气工程师，他加入了白人民族主义运动“组织”（The Organization），当一个不受制衡的美国政府试图没收他合法持有的全部枪支后，特纳与其“爱国同胞”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参与了“组织”为期两年的恐怖袭击活动。
书中最值得一提的时刻是“绳索之日”，即“组织”对所谓“种族叛徒”执行公开集体绞刑的日子。书中还对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大楼遭到爆破进行了详细描写，考虑到这部分内容与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相似之处，这一段显得尤为重要。《特纳日记》中的两段描写都完美地体现了“加速主义”的主旨，即详细描述针对美国政府的暴力行为，进而引发一场如世界末日般的种族战争。
“加速主义”为美国潜在的恐怖分子提供了一个既简单又足够诱人的意识形态与战略模版。2015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座黑人教堂发生了大规模枪击案。枪手迪兰·鲁夫就是“加速主义”及其美国根源的典型代表。
他在宣言中声称：“对美国或欧洲来说，现在还不算太晚。我相信，即使只占总人口的30%，我们也能完全夺回美国。但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再拖延，应采取果断行动。”
2019年4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波威市（Poway）袭击犹太教堂的枪手约翰·欧内斯特也怀着同样的想法，希望加速一场新美国内战的爆发。欧内斯特写道：“可能你没有注意到，但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这场革命不尽快发生，我们就没有足够的人来赢得革命。”
事实上，《特纳日记》及其“加速主义”信条在当今美国的反政府极端分子言论中也能找到迹象。在2020年那个混乱的夏天，“布加洛运动”（the boogaloo movement）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它的名字源于引发美国内战续集的野心。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外象征性地竖起了脚手架和绞索，这表明“绳索之日”正非常危险地接近成为现实。
恶劣典型
得益于技术进步，这些孤立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仇外和恐同心理言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收获听众，并得到国际支持。这些意识形态通过社交媒体漂洋过海、传播到全世界，又汇聚到社交媒体上的中心市场。
2019年3月，白人至上主义恐怖分子布伦顿·塔兰特受到这些危险的意识形态和策略鼓动，在新西兰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杀害了51名礼拜者。他将自己携带的武器——主要是一把AR-15突击步枪——与可能对美国产生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宣称选择这把武器行凶是“考虑到它对社会叙事的影响，可能收获大量美国媒体的报道，并可能对美国政治，进而对世界政治局势产生的影响”。
他的半自动步枪枪托上潦草地写着极右翼暴力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术语，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十四字真言”（“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民众的生存和白人儿童的未来”，英文原文由14个单词组成，观察者网译注），这是一个起源于美国的信条，鼓吹保护白人种族子孙后代的重要性。塔兰特还是“加速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自豪地宣称：“只有在危机的大熔炉中才会产生我们需要的、真正的变革。”
2021年1月6日的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阴影也影响了其他人，怂恿他们采取破坏本国权力和平交接的行动。今年年初，一群巴西暴徒怀着类似特朗普支持者的不满情绪，试图效仿美国国会山骚乱，他们冲进巴西首都的政府中心，希望推翻选举结果。他们支持的大选候选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自我流放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通过电视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发展。
特朗普政府否认总统大选结果的策略，已经动摇了美国作为西方民主支柱和典范的地位。博索纳罗的支持者甚至向包括特朗普政府前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在内的白宫前高级官员寻求指导建议。
恐怖主义问题专家马修·莱维特（Matthew Levitt）在2021年1月6日事件后写道：“美国已成为右翼极端主义的输出国，这损害了维护美国国际地位的最好武器——通过以身作则成为民主榜样的影响力。”这种暴力事件会深刻影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它使美国被视作一个软弱、分裂和易受伤害的国家。它还会将美国的资源和精力转移到弥合国内分歧，而不是自信地就关键问题与全世界接触上，如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预防和维护国际秩序等。
美国的对手们深知这一点，并已经通过发动影响力和信息行动来利用美国的弱点。
例如，俄罗斯支持的新纳粹组织“俄罗斯帝国运动”在2020年被特朗普政府标记为“全球恐怖组织”。但该组织与俄罗斯政府保持着公开的共生关系，美国和欧洲官员认为它2022年底在西班牙发动了一系列邮件炸弹袭击。
伊朗也在想办法鼓励西方的极右翼恐怖主义。2020年12月，一份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暗杀名单列入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和至少11名美国高级官员的名字，他们都曾表态承认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的公正性。名单形容这些美国官员是“人民公敌”，并分享了他们的家庭住址和其他个人信息。当月晚些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宣称，认为公布名单的网站与伊朗有联系。
随着右翼极端主义的蔓延，美国的盟友已采取措施试图阻止它。例如，加拿大政府将参与1月6日国会山袭击事件的团体之一“骄傲男孩”（Proud Boys）定义为恐怖主义实体，并指出：“该团体及其成员公开鼓励、策划并从事针对他们认为反对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个人的暴力活动。”
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现在将部分美国团体和个人视为对他们国家构成的威胁，这种方式与美国打击“基地”恐怖组织、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实体的做法如出一辙。加拿大还将其他总部设在美国的新纳粹运动定义为恐怖主义实体，其中包括“核武器”组织（Atomwaffen，又称“国家社会主义抵抗前线”）与“基地”组织（the Base，一个白人民族主义准军事团体和培训组织），以及《围困》一书的美国作者梅森。
由于当今盛行的右翼极端主义首先是一个美国问题，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取决于美国的领导人。
首先，白宫应指示美国国务院将外国的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目前，在美国国务院名单上的73个外国恐怖组织，没有任何与新纳粹或白人至上主义相关的组织。
这尤其令人惊讶，因为美国2018年10月发布的最新《国家反恐战略》中点名了两个极右极端主义暴力组织：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北欧抵抗运动”和英国的“国家行动组织”。
美国国会还应考虑通过一项反恐怖主义国内法，正式将基于种族、族裔、宗教、国别认同、性取向、性别、政治属性与其他受保护类别，针对个人的阴谋和暴力行为定为犯罪。
如今，美国的暴力极端分子无法因为向明显具有暴力倾向的国内团体提供物质支持，或者是策划那些一旦有外国恐怖主义实体参与就会被归为恐怖袭击的行为，而受到指控。
美国法律中的这一疏漏强化了一种观念，即往往只能通过肤色或宗教信仰加以区分的外国恐怖分子，在美国司法系统中遭受到比美国国内恐怖分子更严厉的处罚。美国国内恐怖主义法律的缺失也导致了量刑上的不公平，这取决于犯罪行为是由一个指定的外国恐怖组织还是国内暴力极端组织实施。
赋予美国司法部将暴力极端主义个人和团体指定为国内恐怖分子的权力，既有争议又具有挑战性。该提议的批评者认为，一旦把国内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定义为恐怖组织，该议题将不可避免地沾上危险的政治化与党派化色彩。
但那些担心法律补救措施过于严厉的人应该记住，1870年，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总统设立司法部的初衷就是为了打击活跃在美国南方各州的三K党和其他暴力组织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相比之下，新的国内恐怖主义法似乎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但它将发出一个响亮的信息：民主社会容不下政治暴力。
（原文于9月19日发布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原标题为：“美国式仇恨走向全球。” American Hatred Goes Global. 翻译/陈佳芮，校对/郭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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