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现在我们正面对的“可能是帝国主义的最危险阶段”

作者：贾可卿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3-06-24

如何认识和应对当前的全球生态危机

——访美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贾可卿

原编者按：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对利润的盲目追逐导致大气污染、水污染、核污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大范围的生态运动在欧美乃至全世界不断高涨，形成了包括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环保主义者在内的规模庞大的绿色阵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派将马克思主义与全球生态运动相结合，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为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派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及其应对措施的看法，本刊记者于2023年3月对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进行了专访。

福斯特是美国俄勒冈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每月评论》期刊主编。他学术视野开阔，研究视角独到，并且勤于著述，对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其代表性著作（含合著）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2009）、《生态断裂：资本主义对地球的战争》（2010）、《马克思与地球：一种反批判》（2016）、《自然的回归：社会主义与生态》（2020）、《人类世的资本主义：生态毁灭还是生态革命》（2022）等。此外，他还在《每月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具有重要价值

○（贾可卿，下同）福斯特教授，您好！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当前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大致状况？比如在您看来，有哪些代表性学者和代表性刊物？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下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许多杰出的环保主义者，如泰德·本顿（Ted Benton）、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都是新左派的传统代表人物。但他们对马克思和整个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非常不满，认为马克思等是所谓的“普罗米修斯”般的人物（代表极端工业主义和生产主义的立场），并且是“反生态的”。因此，他们的理论主旨是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和阶级的立场与本质上主要是自然伦理的绿色理论进行折衷结合。在某些情况下，这也涉及将马克思与其他人物结合起来的尝试，如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被错误地视为一个环保主义者）或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他们被认为提供了一种更具社会民主精神的政治经济学，有时被描述为比马克思的分析更加环保。本顿认为，马克思(与马尔萨斯相反)未能认识到环境的局限性。对于詹姆斯·奥康纳和琼·马丁内斯·阿利耶（Joan Martinez Alier）来说，马克思“拒绝了”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谢尔盖·波多林斯基（Sergei Podolinsky）提出的生态经济学——尽管后来的研究证明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就乔尔·科威尔而言，马克思的“主要失败”在于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这些环保主义者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对苏联解体的反应，以及试图将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传统划清界限。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些观点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的挑战。这些学者发展了马克思生态理论的传统，主要是植根于对马克思本人的生态批判思想的发掘。其核心是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概念化阐述，即代谢断裂理论及其与经济价值理论的关系。在重建马克思生态理论的过程中，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和我发挥了主导作用，比如伯克特的《马克思与自然》和我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扩展，而且还扩展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破坏的批判，这体现在以下这些人的著作中：斋藤幸平（Kohei Saito）、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安德列斯·马尔姆（Andreas Malm）、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理查德·约克（Richard York）、伊恩·安格斯（Ian Angus）、汉娜·霍尔曼（Hannah Holleman）、德尔·韦斯顿（Del Weston）、埃蒙·斯莱特（Eamonn Slater）、斯蒂法诺·朗戈（Stefano Longo）、丽贝卡·克劳森（Rebecca Clausen）、布莱恩·纳波利塔诺（Brian Napoletano）、尼古拉斯·格雷厄姆（Nicholas Graham）、卡米拉·罗伊尔（Camilla Royle）、毛里西奥·贝当古（Mauricio Betancourt）、马丁·恩普森（Martin Empson）、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克里斯·威廉姆斯（Chris Williams），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很多没有提到的作者。阿里尔·萨利（Ariel Salleh）提出了代谢价值分析，将代谢断裂分析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结合。杰森·W.摩尔（Jason W. Moore）提出了一种世界生态学方法，这种方法源于代谢断裂分析，但最终走向了后人类主义。萨尔瓦多·恩格尔-迪·毛罗（Salvatore Engel-Di Mauro）写过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环境的文章。

在英语世界之外，法国的迈克尔·洛伊（Michael Löwy）、比利时的丹尼尔·塔努罗（Daniel Tanuro）、日本的斋藤幸平和佐佐木隆治（Ryuji Sasaki）、西班牙的马丁内斯-阿利耶尔（Martinez-Alier）和卡洛斯·索里亚诺（Carlos Soriano）、巴西的里卡多·多布罗沃尔斯基（Ricardo Dobrovolski）、乌拉圭的爱德华多·古迪纳斯（Eduardo Gudynas）和南非的维什瓦斯·萨特加尔（Vishwas Satgar）都做了重要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现在已经传播到全世界，并影响了社会运动——比如巴西的无地工人运动，以至于很难全部追踪到。我也注意到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与许多思想家建立了联系，尽管我无法总结那里的发展态势。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最熟悉的一部著作是陈学明的《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2017)。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重要性不断得到人们的重视。安德列斯·马尔姆的《化石资本》（2016）、斋藤幸平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2017）和我的《自然的回归》（2020），获得了著名的伊萨克与塔马拉·多伊彻纪念奖（Isaac and Tamara Deutscher Memorial Prize）。

就期刊而言，很少有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期刊。在这方面，由詹姆斯·奥康纳创立，现在由萨尔瓦多·恩格尔-迪·毛罗编辑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占有特殊的地位。其他定期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重要文章的期刊包括《每月评论》（本人为编辑）、《历史唯物主义》（马尔姆是编委）以及《国际社会主义》（尤其是罗伊尔担任编辑时）。但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文章出现在大多数社会主义期刊和学术出版物上。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网站是由伊恩·安格斯编辑的“气候与资本主义”网站。

○依您的看法，人类与地球的关系是我们最基本的物质关系，因为地球构成了生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地球这个共同体中，您如何看待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您更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主张？非人类物种是否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或者它们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

●我们与地球的关系是我们最基本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和一般生命的基础。这是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也是我们的出发点。因此，拒绝以人类豁免主义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很重要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声称，人类追求的目标可以独立于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物质世界。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不合伦理的、非生态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如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与自然进行持续的“对话”。这是我们自己存在的基础。因此，与自然和地球建立共同进化和可持续的关系至关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生态中心主义意味着否认人类和人类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的根本分离。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陷入某些非理性的观点，这些观点有时与生态中心主义有关。例如，根据所谓的“新唯物主义”（实际上是生命力论的复兴，流行于美国学术左翼的一些分支），马克思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他不承认存在的一切——一块石头、一团煤、一片云、一个微生物、一朵花、一块巧克力、一组塑料恐龙——都是与人类存在于同一层面上的“非人类的人”（non-human person）。这是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和简·贝尼特（Jane Bennett）等人提出的实际主张。莫顿说，由于拒绝把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殆尽的煤炭看作“非人类的人”，马克思所受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指控被证实。显然，沿着这些极端的生命力论(“新唯物主义”)路线走下去会陷入荒谬。

的确，马克思有时被像蒂莫西·莫顿这样的思想家批评为“人类中心主义”，仅仅因为他只关注人类物种的异化——就好像他在对阶级社会的批判中，在阐述人的存在及人与自然的异化时，否认了其他非人类物种的存在。然而，事实是，马克思强烈批评笛卡尔式的人与动物的机械分离论，并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辩护，强调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共同进化关系。他还强调了非人类动物物种与人类在智力上的密切关系，并批评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对非人类动物的虐待。马克思在他的整个著作中，强调了自然的人性化和人性的自然化的生态必要性，也就是说，一种取代自然异化和劳动异化的生态结合。

一些环保主义者，如乔尔·科威尔，指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未能将自然的内在价值纳入这种生态结合中。在这里，我们遇到了问题，因为虽然我们可以承认其他实体/存在及其存在的权利，但我们所说的价值观是基于人类的资质，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区分。当我们试图将自然的内在价值与我们自己的判断分开时，定义内在价值往往只是在兜圈子。马克思通过他的自然物质的使用价值这一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关于人类和生产的唯物主义观点，其中包括自然物质的质量和必需性方面。他还指出，我们与自然的联系不仅仅是通过我们的生产，而且还通过我们对美的认知，也就是审美。我在与保罗·伯克特合著的《马克思与地球》一书的导言中提到了马克思的生态美学及其与自然内在价值的关系。正是在美学中，我们非常感性地与作为整体的自然联系起来。我认为，习近平最为出色的见解之一，就是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以“美丽中国”的提法来强化生态文明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以及自然的内在价值被视为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单独强调。

○您以大量的事实恢复了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本来面目，特别是提出了代谢断裂理论。今天，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已成为社会主义生态学发展的基础。您说过：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相联系。您能否稍微详细地解释一下这个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对历史和社会分析的贡献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被认为是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相对应的。自然的唯物主义观念是所有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基础，这在西方传统中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马克思当然是古代唯物主义方面的专家，他的博士论文(包括为准备论文而写的7本伊壁鸠鲁笔记)就是关于伊壁鸠鲁（Epicurus）的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自然的唯物主义概念，特别是体现于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Lucretius）的自然的唯物主义概念，是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础，这场革命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皮埃尔·加桑迪（Pierre Gassendi）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思想家有关。因此，马克思在介绍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把重点置于人类社会实践——这是在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相一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就失去了一切真实的基础。因此，自然科学的概念出现在整个《资本论》中。理解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辩证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生态危机推动资本主义走向终结

○您经常在著作中提到“自然资本”这个概念。它与“生态资本”具有相同的含义吗?在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中，这一概念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我在为《每月评论》撰写的两篇关于“自然金融化”的文章，即《作为积累模式的自然：资本主义和地球的金融化》（2022年3月）、《保护自然：抵制地球的金融化》（2022年4月）中，对“自然资本”概念进行了历史的说明。在这些文章中，我解释了自然资本的概念最初是如何在19世纪早期被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者用来指代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的，这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这种用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生态经济学家E. F.舒马赫（E. F. Schumacher）和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然而，近几十年来，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将这一概念转变为其对立面，将其从基于使用价值的概念转变为基于交换价值的概念，从而与资本主义经济完全融合。

自然资本从一个反对自然资源商品化的批判性概念，被颠倒为它的对立面。整个自然界被降格为资本主义市场的要素。自然资本成为这样一种基础性概念，它扩展了生态系统功能的现有范畴，从而推动了自然资源的金融化。在这方面，从交换价值的角度来看，“生态资本”一词只是“自然资本”的替代品。为了在分析中弄懂这种转变的意义，以及为什么有必要与这些倾向作斗争，我建议阅读上面提到的文章，尤其是《保护自然》这篇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开始使用“自然资本”一词时，他认识到这个概念在资本主义下有可能被扭曲，因此转而在《资本论》中强调“地球物质”和“地球资本”之间的区别）。

○生态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认同，而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今天，您是否认为生态危机和生态斗争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阶级斗争？也许这两者最好能够结合起来，但这两个方面似乎并不总是一致的。

●我看待这些事情的方式与左派的标准观点有些不同，与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更密切相关。您这里所说的传统观点，是把阶级斗争等同于狭义的经济斗争，从而把经济斗争和生态斗争看成是有很大区别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但一定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处理阶级问题的方式。在许多方面，建立整个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著作是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首先引入了工业革命的概念，承认了生产的阶级基础和剥削现象，还引入了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产业后备军的概念。这是恩格斯在184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部分成果，这本书影响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的写作。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是一部开创性的流行病学著作，它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流行病的起因，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社会谋杀”。恩格斯并没有从工厂工人的剥削和工作场所的条件开始分析，尽管这占据了该书的一部分内容。他更倾向于从资本主义城市开始分析，包括住房条件、空气和水污染、各种疾病的传播以及工人阶级高得多的死亡率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工作是生态的，甚至超过了经济的。

19世纪早期的工人斗争是工人阶级整个生活条件的产物，而不仅仅是工厂条件的产物，即使他们罢工的威慑力是其阶级权力的基础。恩格斯写这本书的时候，所谓的“塞式暴动”刚刚在英格兰西北部发生，就在他居住的曼彻斯特附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不局限于工人在工作场所内的罢工和斗争，而且也明显地存在于工人阶级物质生活的整个领域。历史唯物主义常常不得不被简化为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经济主义的东西，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生活领域。不仅忽略了更大的环境，而且忽略了家庭中的社会再生产条件。我还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扩展到它存在的整个物质基础时，包括工作场所、环境（包括人造的和自然的）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它才是真正的革命。这也适用于农民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这一点），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不同的阶级关系。在这里很明显，与对工作本身的控制一样，对土地或自然的控制也一直是个问题。我相信，我们时代危机的特点是，在这些物质斗争再次激烈时，围绕工作和生态环境的阶级斗争也将日益成为一种物质的斗争。

○您认为，今天生态革命的主要力量是环境无产阶级。这一阶级与传统的无产阶级有哪些不同？您还认为北方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不像南方国家的工人阶级那样强烈，因为他们是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间接受益者。但南方无产阶级也可能受益于这一体系带来的就业、收入等机会。在现实中，他们是否表现出了比北方国家无产阶级更强的革命性？

●环境无产阶级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尝试：既要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概念，也要发展一种适合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概念。其基本思想是，人类依赖于他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和他们在这种条件下发展人类能力的斗争。但这些物质条件不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而且还包括生态/环境方面，因此更加包罗万象。工作场所依然是工人阶级权力的中心，但今天的阶级斗争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工作场所的斗争，还涉及整个环境的斗争。把物质生存的经济条件和环境条件分开是越来越难了。如果今天全球南方的人口缺乏食物或水，这主要是由经济因素还是生态因素造成的呢？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受到经济的和生态危机与灾难的双重作用，这些问题将越来越频繁地相互交织。

经济上的无产阶级常常被工会的逻辑和争取工资、福利的斗争所束缚。环境无产阶级，仅仅是就无产阶级物质存在的全部复杂性而言的一种说法，它既涉及工作关系，也涉及全部物质生活条件。这种统一的立场必然更具有革命性，更能抓住时代的问题。如伊斯特万·梅萨罗斯（István Mészáros）所主张的，真正的革命斗争需要对社会代谢再生产的整个体系进行改造，但目前这个体系被资本以一种异化的方式主导着。因此，谈论环境无产阶级就是谈论一个更广泛的无产阶级，把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把无产者、农民和原住民结合在一起。这还意味着要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对妇女的极端压迫。我们已经看到，无产阶级环保意识的觉醒正在世界更广泛地出现，特别是在问题更为严重的全球南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正在发展的地方。无产阶级环保意识的发展将决定人类对已经来临的全球危机时代作出反应的能力。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开始发生了。

就全球南方工人更具革命性的问题而言，这是毫无疑问的。处于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工人们正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尖锐锋刃。我们有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头20年的时间来见证全球南方各大洲的革命斗争。革命一直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持续特征，即使在全球北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地带基本上没有发生。当然，并非所有这些革命都取得了成功。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面临着反革命势力的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革命势力主要是由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美国。然而，全球南方的无产阶级/农民一直在引领着革命的道路，人们因此看到了今天最激进的环境无产阶级的斗争。就对整个历史发展的理解而言，我最喜欢的书之一是L. S.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尽管这本书现在已经显得过时了。

○资本主义由于其利润逻辑，最终只能走上灭亡的道路。您甚至说：“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变得比想象世界末日更容易，事实上，前者可能会排除后者。”但这是不是有些太乐观了？虽然如您所说，世界陷入了灾难资本主义时代，表现为全球生态危机、全球流行病危机、无休止的世界经济危机等，但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今天似乎仍然很强大。

●我之前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远离“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霸权，即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20年前批判性地阐述的概念：“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我在2020年3月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时首次指出，詹姆逊所说的这种情况现在正在逆转。在这里，我颠倒了詹姆逊的著名论断。我说：“突然之间，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比想象世界末日更容易。”我的意思是，面对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危机和灾难——如经济停滞和金融化（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世界各地法西斯运动的复活以及新冷战的开始，世界各地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资本主义已经失败。看似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普遍崩溃，越来越多地被看作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而不仅仅是反乌托邦（dystopian，指更糟糕的世界——编者注）或世界末日的来临。

马克思所说的体现于资本主义异化社会的“悲剧性缺陷”意识，再一次在世界各地人们的观念中凸显出来，导致人们日益强烈地要求克服现有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这并不是过于乐观，因为它正在我们周围发生，即使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最终结果远不确定。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新书名为《对资本主义感到愤怒是可以的》。这与20年前詹姆逊的说法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根据您的研究和了解，近些年的全球生态运动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是否有所遏制？全球北方欠全球南方的“生态债务”是否有所减轻？其中的阻碍因素是什么？

●如今的全球环保运动发展非常迅速，在抵抗和削弱资本主义势力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很难说全球北方欠全球南方的生态债务已经减少，因为即使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下，生态帝国主义仍在继续扩张。

为了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可以看看在全球碳预算方面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欠帐有多少。科学家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球碳预算，其目标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保持在350ppm。一旦确定了碳预算，就可以确定每个国家在人均基础上的公平碳排放份额。正如杰森·希克尔2020年9月在《柳叶刀：星球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重要研究所证明的那样，如果我们从各国的公平份额中减去它们的实际排放量，我们就可以确定哪些国家在历史上产生了过量或过剩排放。根据2014年的数据，希克尔能够确定的是，世界上所有进入大气的过量二氧化碳排放中，有40%要归咎于美国，92%要归咎于全球北方的富裕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的超额排放均为零。全球北方国家的过度排放以气候债务的形式对全球南方国家构成了巨大的生态债务。

当然，这还不包括全球北方在过去5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对全球南方产生的所有方面的生态债务。而且，富裕国家不但不帮助穷国，反而在全面扩张它们的生态帝国主义。汉娜·霍尔曼、布雷特·克拉克和我在2019年7—8月发表于《每月评论》的《人类世的帝国主义》一文中提到了这一点。

三、争取全球社会主义的生态未来

○中国虽是现今世界年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中国的历史碳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都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如此，中国明确表示要走一条生态文明的道路，并制定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路线图。您也认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努力是革命性的。依您的了解，中国在应对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方面，有哪些需要注重的地方？

●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方法与全球北方/西方的任何方法都完全不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要改变整个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向生态友好型转变，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这种努力正在取得惊人的成果。例如，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数据，2000年至2017年，中国为全球贡献了1/4的新增森林面积。中国制定的“十四五”规划（2021年—2025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作为优先事项，并力争在“十五五”规划（2026年—2030年）期间即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科技和生产的领导者。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煤炭。尽管燃煤电厂在中国能源消耗中的比例已经从70%下降到56%左右，但中国在过去两年增加了煤炭开采，并一直在建设新的燃煤电厂。中国的煤炭消费总量创下了新纪录，尽管过去10年煤炭消费相对持平。一些人将这解读为中国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上的退步。然而，现实远比这复杂得多，因为中国政府正寻求在能源稳定、能源安全与降低污染和碳排放之间取得平衡。一些地区的电力短缺和对能源安全的新担忧，促使政府让煤炭发挥新的作用。在政府看来，这与长期逐步减少煤炭消费和最终淘汰未减排的煤炭产能（缺乏碳捕获和封存）是一致的。煤炭发电被视为支撑全国电网的关键，尽管中国正在迅速转向替代性能源。燃煤电厂一旦建成，可以在正常情况下以较低的产能运行，而在需要稳定能源生产时，可以提高产能利用率。因此，重点是将煤炭用作储备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燃煤电厂数量的增加实际上可以支持弃离煤炭的转变。新电厂还将取代以前效率较低的燃煤电厂（主要影响是减少污染）。由于中国计划在下一个五年规划（2026年至2030年）期间达到碳排放峰值，因此有必要采取坚决的措施，在这十年中实现煤炭排放的稳定和减少。

中国持续依赖煤炭的一个重要因素与能源安全有关，而不仅仅是经济本身。煤炭是中国唯一丰富的化石燃料。随着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发起新冷战，并在拜登政府时期继续推进和加剧，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变得更为严峻。在这方面，中国非常清楚帝国主义的整个历史。西方列强在利用“炮舰”干涉中国并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一个世纪中，对中国实施各种制裁，直到中国革命成功才结束。

重要的是要记住，尽管中国是当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国，但它对整体气候问题的国家责任远小于全球北方国家，后者才是人均碳债务的主要责任方。正如希克尔所指出的，按截至2015年的数据，中国的历史超额排放量为零（按人均计算），而美国占世界总量的40%。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对生态文明的重视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没有什么关系，而主要是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天人合一”的思想。您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背景中，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作用是怎样的？

●我在《生态文明，生态革命》一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最初是与一些中国学者的谈话，发表在《每月评论》2022年第10期上。在那次谈话中，我反驳了杰里米·伦特（Jeremy Lent）的观点，他认为，生态文明完全源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无关。对此，我指出，生态文明的概念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最后几十年，并在当时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所接受，只是在最近30年里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试图将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分离从历史上看是不正确的。

然而，我也认为，生态文明的概念是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一部分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它受益于中国本土的革命传统，也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观点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中国文化传统简单地分开甚至对立起来，而是反映了它们在许多方面的密切关系，其中包括生态方面的考虑。

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伟大的科学家、西方著名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影响。李约瑟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的主要作者。我在《自然的回归》一书中提到过李约瑟。西蒙·温彻斯特（Simon Winchester）为他写了一本有趣的传记，名为《爱中国的人》。杰里米·伦特认为西方文化和科学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支配和剥夺自然的，与之不同，李约瑟强调：西方的科学人文主义和有机自然主义是在古代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壁鸠鲁主义和中国的道家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他写道，“卢克莱修（伊壁鸠鲁思想的继承者——译者注），（在这方面）和道家有着同样的语言”。道家的“无为”或不作为的概念不意味着被动，而是指避免“违背自然”的行为。道家的核心思想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也就是创造了东西却不占有，做出了功绩却不自恃功劳，养育了东西却不主宰它的命运。所有这些都与辩证唯物主义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李约瑟在《四海之内》中说，“有机自然主义是中国的永恒哲学”。因此，中国的思想家们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看作他们“自己的哲学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并最终回家了”。

我自己的思想深受P. J.拉斯卡（P. J. Laska）《〈道德经〉的原始智慧：新的翻译和评论》的影响。在书中我们读到：

统治者们的克扣太多了，

粮仓空空如也，

田野丛生着杂草。

在宫廷里，

他们穿着设计精美的华服，

携带武器，

贪婪地胡吃海喝，

并且占据了过量的财富。

这就是所谓“强盗的夸耀”：

这绝对不能称为正道!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并非不了解东方哲学。他对佛教有相当大的兴趣。伟大的印度马克思主义学者普拉迪普·巴克西（Pradip Baksi）探讨了马克思对佛教虚无概念的兴趣。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实践斗争。您在著作里提到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合作社（Cooperation Jackson）正在从事一个革命性项目，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未来的一部分。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组织的活动或者其他类似的组织？

●在2002年7月—8月《每月评论》关于《社会主义与生态化生存》的特刊中，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气候变化导致环境破坏加速的情况下，社区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以求得生存。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介绍中，布雷特·克拉克和我提到了一个这样的社区组织：杰克逊合作社。杰克逊合作社不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或资本为可持续发展而斗争的一种方式，而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合作社联盟。它由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领导并适应这些群体的需求，是在这个国家和工人阶级中受种族压迫最严重的人群中产生的。他们强调可持续发展、社会正义以及向环境保护和集体需求的合理过渡，最初是源于西班牙蒙德拉贡（Mondragon）实验的启发。我们认为，杰克逊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社会毛孔中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的“前线社区”的众多组织之一；代表着无产阶级走出野兽肚腹般的环境的方向。虽然目前规模不大，但这些运动构成了革命的希望和行动的岛屿，预示着另一种可能的未来。

○您在一系列著作中描述了核冬天的可怕场景。如果真的出现热核战争，全球气温可能会急剧下降，对地球上的生命造成灭绝性后果。俄乌冲突以来，世界将注意力转向核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就是从碳灭绝转移到核灭绝。您如何看待核战争的可能性？

●这不是一个“从碳灭绝到核灭绝”的问题，而是我们面临的两种密切相关的人类灭绝的问题。加速的气候变化或全球变暖，是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结果。全球热核交换反应以相反的方向运行，通过向环境释放核爆炸的烟尘而产生核冬天，这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苏联和美国的气候科学家差不多同时了解了这两个过程。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两种可能的灭绝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气候变化造成的世界环境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全球对能源资源的竞争，加剧了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从而有可能出现核冬天。

当乌克兰危机在2022年升温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在这场冲突中，对整个人类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代理人战争正在将核超级大国推向全球热核反应的边缘。然而，即便是左派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其中的真正危险，因为大多数人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就不再关注核战争计划，并长期相信“相互确保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简写为MAD）是一种绝对威慑。

伟大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20世纪80年代欧洲核裁军运动的领导人E. P.汤普森（E. P. Thompson）曾写过一篇有关核战争（和环境破坏）的危险的文章：《关于灭绝主义的注释》。受他的启发，我在2022年5月的《每月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21世纪生态与和平运动的“灭绝主义注释”》。这篇文章围绕两个主题展开：（1）21世纪气候科学研究进一步证实了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关于核冬天的分析。如果由于热核反应造成100个城市发生大规模火灾，会导致大量烟尘进入大气，太阳辐射将被阻塞，全球平均气温将会下降，达到在几年内杀死地球上几乎所有人类的程度。（2）苏联解体后，美国关于核武器发展的辩论导致了“最大主义者”对“极简主义者”的胜利。这形成了对反制武器的一致追求，旨在为美国提供“核优势”或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通过在另一方的核武器发射前将其斩首，并运用反弹道导弹系统将其剩余核武器清除——即使是对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主要核大国。

2007年，美国外交和军事机构宣布，美国即将实现全球“核优势地位”。这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核姿态不再受到“相互确保毁灭”概念的限制，而是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核优势地位或首次打击能力——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但它越来越多地推动了华盛顿的政策，并导致近年来美国军事攻击性的增强，特别是在美国霸权地位下降的背景下。例如，美国认为中国的核潜艇编队在美国的首次打击中无法生存，因为中国还不能充分降低潜艇的噪音水平以避免被发现（尽管近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俄罗斯和中国的导弹发射井也越来越容易受到更精确的导弹瞄准，甚至是非核导弹的攻击。所有这些都鼓励了长期受到“相互确保毁灭”限制的美国的好战性，将世界危险地推向核战争。美国试图努力减缓其霸权的衰落——特别是由于中国的崛起，进而实现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的（不可能的）目标。自不必说，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采取行动，如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由于所有这一切，世界和平运动的复兴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我们注意到，您最近与其他学者合作出版了一本新书《华盛顿的新冷战：社会主义者的视角》。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中的主要内容吗?

●那本书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联合出版，由三篇论文组成：上面提到的我写的《21世纪生态与和平运动的“灭绝主义注释”》，以及两篇关于新冷战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我们首先在中国的《观察》发表，然后在每月评论网上发表的：一篇是罗思义（John Ross）的《是什么推动美国日益增加军事侵略》，另一篇是黛比·韦内齐亚勒（Debbie Veneziale）的《谁在领导美国走向战争》。维贾伊·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书中的文章描述了美国在引发新冷战中的角色。根据美国国会档案办公室的数据，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的军事干预/战争超过了其此前的整个历史。它扩大了北约，现在几乎包围了所有原华约国家和原苏联地区的领土。这种扩张导致了现在的乌克兰危机。与此同时，华盛顿宣布中国是其头号安全威胁，因为中国的增长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或以美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的“三位一体”)为基础的全球权力体系构成了挑战。

美国一直就台湾问题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国际公认的——美国也承认——中国的一部分，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采用了不同的制度。根据一个中国的政策，北京的长期目标是实现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统一，但这被美国扭曲成北京将要发动“侵略”的证据和潜在战争的原因。拜登政府打算将“驻台”美军增加4倍。美国目前在中国周围有400个军事基地——这通常被视为针对中国的一个巨大套索。但中国的立场是：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无权干涉。

在美国经济霸权衰落的背景下，华盛顿坚持单极世界理念，扩充军事集团以对付中国和俄罗斯，拒绝以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为代表的多极化发展。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正在被武器化，被用以制裁俄罗斯和中国，以及所有其他世界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国家，而美欧日“三位一体”继续寻求在全球南方三大洲行使其帝国主义的统治权力。因此，世界正处于危及人类生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中国的回应是在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这是迄今为止对世界整体安全（包括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作出的最全面的承诺。在西方，这种安全承诺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论永久和平》的文章。

这是一个大抉择的时代。世界要么朝着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方向前进，要么朝着资本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和灭绝主义前进。最值得赞扬的是伊斯特万·梅萨罗斯，他在2001年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从“美国世纪”到十字路口》中强调了这一点。在那里，他写道：“如果我必须修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关于我们现在所面临危险的戏剧性话语，我会给‘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加上如下修辞：‘野蛮已算我们幸运’。因为人类灭绝是资本之危险发展历程的终极伴生物”，而现在我们正面对的“可能是帝国主义的最危险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