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重磅:911劫机者,至少两位是CIA雇员!
根据一份爆炸性的新法庭文件,至少有两名9/11劫机者被招募到中央情报局与沙特的联合情报行动中,该行动在美国被FBI最高级别领导人掩盖。
一份新发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联邦调查局最高层掩盖了亚历克站(中央情报局为追踪基地组织头目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同伙设立的单位)与导致袭击的两名9/11劫机者之间的关系。
该文件由SpyTalk获得,是一份长达21页的声明,作者是军事委员会办公室的首席调查员Don Canestraro,该办公室是监督9/11事件被告案件的法律机构。
机密文件总结了政府的调查发现,以及他对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进行的匿名私人采访。
许多与Canestraro交谈过的特工都参与或者领导了安可行动(Encore),这是该局针对沙特政府与9/11袭击事件的联系而中止的长期调查。
尽管有对一系列证人进行了多次冗长的采访,提供了数百页的证据,正式调查了几名沙特官员,并成立了一个大陪审团来调查利雅得为劫机者提供的美国支持网络,安可调查(Encore)于2016年突然终止,据称是由于FBI内部在调查方法上的争吵。
当最初于2021年在办公室的公共法庭案卷上发布时,除了“标记非机密”的内容外,文件的每个部分都经过了编辑。
正如Canestraro的调查得出的结论,至少有两名9/11劫机者被有意或无意地招募到中央情报局与沙特的联合情报行动中,该行动可能出了差错。
最起码这两人是多面间谍,被多重渗透到了CIA,获取了大量美方情报!
沙特的嫌疑
1996年,亚历克站在中央情报局的监视下创建,该站的建立本应包括与联邦调查局的联合调查工作。
然而,被分配到该部门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很快发现,未经中央情报局授权,他们不得向该局总部传递任何信息,并因此面临严厉的处罚。
与FBI的同等部门,驻纽约的I-49小组,在共享信息的努力方面也一再受阻。
1999年底,由于“系统闪烁红光”,美国境内即将发生大规模的基地组织恐怖袭击的内线已经得到重视,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正在密切监视基地组织小组内的一名“行动干部”,其中包括沙特国民哈兹米(Nawaf al- Hazmi)和米哈德(Khalid al-Mihdhar)。
根据情报,两人将劫持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该航班于9月11日坠毁在五角大楼。
哈兹米和米哈德参加了2000年1月5日至8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基地组织峰会。
应亚历克站的要求,地方当局秘密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拍照和录像,但显然没有捕捉到音频。
途中,米哈德途经迪拜,中央情报局特工闯入他的酒店房间并复印了他的护照,并证明他持有美国的多次入境签证。
同时,一份中央情报局内部电报称,该信息已立即传递给联邦调查局“以进行进一步调查”。
现实中,亚历克站不仅没有将米哈德的美国签证通知局,而且还明令禁止分配给该单位的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这样做。
“[我说]‘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告诉无线电通信局。这些人显然是坏人……我们必须告诉FBI。”
然后[CIA]对我说,‘不,这不是FBI的案子,不是FBI的管辖范围’,”FBI特工之一马克·罗西尼(Mark Rossini)有问题,有指控。
“如果我们拿起电话打电话给该局,我就会触犯法律。我……那天会被赶出大楼。我的许可会被暂停,然后我就会离开。”
2000年1月15日,哈兹米和米哈德通过洛杉矶国际机场进入美国,就在千禧阴谋被挫败几周后。
千禧阴谋是指,1999年,一组恐怖分子准备在千禧年庆祝活动时同时发动数个恐怖袭击,包括在:
约旦4个地点同时引爆炸弹;针对洛杉矶机场的袭击;和针对美国海军军舰的袭击。
此事被约旦情报机构提前发现,15人被捕,其中一人甚至在被捕时发现身上捆着无数的炸药,爆炸威力甚至可以超过汽车炸弹。
哈兹米和米哈德到达洛杉矶之后,沙特政府的“幽灵雇员”奥马尔·巴尤米(Omar al-Bayoumi)立即在一家机场餐厅与他们会面。
简短交谈后,巴尤米(Bayoumi)帮助他们在圣地亚哥找到了他自己附近的公寓,共同签署了租约,为他们开设了银行账户,并赠送了1,500美元作为租金。
多年后,在接受安可行动调查人员的采访时,贝尤米声称他与这两名潜在劫机者的关联只是偶然事件。
他声称,他非凡的实际和经济支持只是出于慈善,出于对这对几乎不会说英语且不熟悉西方文化的夫妇的同情。
FBI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巴尤米(Bayoumi)是一名沙特间谍,他在美国与许多基地组织特工打交道。
FBI还认为,他有“50/50的机会”认为,利雅得方面对9/11袭击有详细的预先了解。
掩盖
这一爆炸性发现直到二十年后才为公众所知,当时拜登政府下令解密了一部分“安可行动”文件,而主流媒体完全无视了这一新闻。
Don Canestraro的调查文件,表明FBI调查人员在他们的评估中走得更远。
一名在文件中被称为“CS-3”的局特工表示,巴尤米与劫机者的联系以及此后的支持“是在中央情报局的要求下通过沙特情报部门完成的”。
亚历克站的目的明确,就是在利雅得情报总局的协助下“通过联络关系招募哈兹米和米哈德。
亚历克站的正式职责是追踪本·拉登,“收集关于他的情报,对他开展行动,扰乱他的财务状况,并警告政策制定者注意他的活动和意图。”
这些活动自然需要在基地组织内部招募线人。
几位高层消息人士告诉Canestraro,这样一个实体参与收集情报和招募资产是极其“不正常的”。
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部门由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管理,他们通常不管理人力资产。
从法律上讲,这项工作是“接受过秘密行动培训”并驻扎在海外的办案人员的专属工作。
“CS-10”是亚历克站的中央情报局案件官员,他同意哈兹米和米哈德通过巴尤米与中央情报局有关系的说法,并对该部队的任务首先是试图渗透基地组织感到困惑。
他们认为“几乎不可能……在”该组织内部培养线人,因为“虚拟”站位于兰利地下室,“距离基地组织涉嫌活动的国家数千英里”。
“CS-10”进一步做证说,他们在亚历克站“观察到其他异常活动”。
该部门内的分析员“会向现场的办案官员发送电报,指示他们执行特定任务”,这“违反了中央情报局的程序”。
分析师“通常无权指示案件官员做任何事情。”
“在9/11袭击之前的某个时间”派驻亚历克站的中央情报局行动专家“CS-11”表示,他们同样“观察到似乎超出中央情报局正常程序的活动。”
该部门内的分析师“大多坚持自我,不经常与他人互动”。
当通过内部电缆相互通信时,他们还使用了操作假名,“CS-11”称这种假名很奇怪,因为他们不是卧底,“而且他们在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不是机密信息。”
该部门不同寻常的作战文化可以作为借口,在此期间针对基地组织线人做出的一些奇怪决定。
1998年初,中央情报局(CIA)执行一项深入伦敦伊斯兰教活动的任务时,一位名叫奥凯·柯林斯(Aukai Collins)的FBI-CIA联合线人收到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提议:本·拉登本人希望他去阿富汗,这样他们就可以见面了。
柯林斯将请求转达给了他的上级。
虽然联邦调查局赞成渗透基地组织的基地,但他的中央情报局下属否决了这个想法,他说,“美国不可能批准一名美国特工卧底进入本拉登的营地。”
同样,2001年6月,来自亚历克站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分析师会见了该局的高级官员,包括其自己的基地组织部门的代表。
中央情报局分享了18个月前参加吉隆坡会议的个人的三张照片,其中包括哈兹米和米哈德。
然而,正如一名代号为“CS-15”的联邦调查局反恐官员回忆的那样,照片的日期和照片中人物的关键细节并未透露。
相反,分析人士只是询问FBI是否“知道照片中人物的身份”。
另一位FBI官员在场,“CS-12”提供了一个更加可笑的说法,试图掩盖。
亚历克站的分析师不仅没有提供传记信息,而且还错误地暗示其中一个人可能是FahdAl-Quso,他是科尔号舰爆炸案的嫌疑人。
更重要的是,他们断然拒绝回答与照片有关的任何问题。
尽管如此,经证实,如果这三人中的任何一个进入美国,没有任何系统会向联邦调查局发出警报,虽然这是针对恐怖嫌疑人的“标准调查技术”。
鉴于哈兹米和米哈德似乎同时以某种身份为亚历克站工作,2001年6月的会议很可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除了确定FBI的反恐小组是否知道他们的身份、外貌和在美国的存在之外,询问该局是否知道他们的资产是什么,也没有任何情报价值。
更多的掩盖
Canestraro的另一位消息人士,一位自称为“CS-23”的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做证说,在9/11之后,FBI总部及其圣地亚哥外地办事处迅速获悉“巴尤米与沙特情报部门的关系,以及随后中央情报局行动的存在,并招募哈兹米和米哈德。
然而,“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压制了对这些事项的调查”。
此外,“CS-23”声称,在9/11联合调查之前作证的调查局特工“被指示不要透露沙特与基地组织的全部参与程度。”
美国情报界本来有充分的理由保护利雅得免受其在9/11袭击中的作用的审查和后果,因为它当时是其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但FBI热切参与亚历克站掩盖真相的行为,可能是出于自身利益,因为其中一名成员密切参与了该部门招募哈兹米和米哈德的工作,并向有关当局隐瞒了他们在美国的存在。
“CS-12”参加了2001年6月与亚历克站的会议,他告诉Canestraro,他们在那年夏天“继续向FBI总部施压,要求提供有关照片中主题的更多信息”。
8月23日,他们偶然发现来自FBI总部的“电子通讯”,确认了哈兹米和米哈德的身份,并指出他们在美国。
“CS-12”随后联系了亚历克站的FBI分析员,他是该通信的作者。
谈话很快变得“激烈”,分析师命令他们“立即”删除备忘录,因为他们无权查看。
虽然在声明中没有透露姓名,但有问题的FBI分析师是迪娜·科西(Dina Corsi)。
第二天,在“CS-12”、科西和联邦调查局本·拉登部门负责人的电话会议上,“FBI总部的官员”明确告诉“CS-12”“下台”并“停止寻找”米哈德,因为该局打算对他展开“情报收集调查”。
第二天,“CS-12”给科西发了电子邮件,直截了当地说“有人会因此丧命了”,除非米哈德受到刑事追捕。
两天后的8月26日,亚历克站终于通知FBI哈兹米和米哈德在美国,这绝非巧合。
到那时,两人已经进入了为即将到来的袭击做准备的最后阶段。
如果展开刑事调查,他们本可以被阻止。
相反,正如与“CS-12”有联系的官员所预示的那样,发起了一项阻碍任何搜索工作的情报调查。
在9/11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CS-12”和其他驻纽约的FBI特工参加了与局总部的另一次电话会议。
在谈话中,他们了解到哈兹米和米哈德的名字出现在77号航班的名单上。
一位在线分析师通过“商业数据库”查询了这两个人的名字,很快找到了他们以及他们在圣地亚哥本地电话簿中列出的家庭住址。
原来他们一直和一名联邦调查局线人住在一起。
“CS-12”很快就“关于劫机者的信息”联系了科西。
作为回应,她提供了一张来自同一个监视行动的照片,该行动产生了2001年6月亚历克站和FBI特工在会议上展示的三张照片。
照片人物是WalidbinAttash,他是基地组织1998年东非美国大使馆爆炸案及其对科尔号舰袭击的主要嫌疑人。
科西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早些时候向FBI特工展示这张照片。
如果是这样,“CS-12”声称他们会“立即将哈兹米和米哈德与Bin Attash“联系起来”,这“会从基于情报的调查转变为刑事调查。”
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本可以在2001年9月11日这一决定性的日子之前投入其“全部资源”寻找劫机者。
亚历克站的失败
亚历克站为保护其基地组织的“线人”资产所做的不懈努力,导致一个明显的问题,即 哈兹米和米哈德以及其他可能的劫机者是否在9/11那天实际上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中央情报局阻挠背后的真正动机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
但很明显,亚历克站不想让FBI知道或干涉其秘密情报行动。
如果该单位招募哈兹米和米哈德纯粹是为了情报收集,而不是行动指导,那么FBI竟然不知情,反而被主动误导,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Canestraro咨询的几位FBI消息人士推测,CIA对深入基地组织的绝望促使它授予亚历克站招募资产的权力,并向其施压。
但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兰利为什么拒绝派遣Aukai Collins,这一个已经渗透到几个伊斯兰帮派的经过考验的深度掩护资产,进入本拉登在阿富汗的网络?
另一种解释是,亚历克站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情报局流氓团队,不对任何人负责,也不对任何人负责!
一般来说,由于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需要的授权和监督,亚历克站在没有兰利的授权,就为了自己的险恶目的试图渗透到恐怖组织中。
鉴于柯林斯是与FBI共享的共同资产,不能信任他参与如此敏感的黑色行动。
亚历克站的任何成员都没有因为所谓的“情报失败”,而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即使因为他们的失败而没能提前阻止9/11。
事实上,他们得到了奖赏。
袭击发生时该部门的负责人理查德·布莱和他的继任者阿尔弗雷达·弗朗西斯·比科夫斯基都加入了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门,并成为所谓的反恐战争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就科西而言,她在联邦调查局得到晋升,最终升任情报副助理局长。
有悖常理的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中央情报局酷刑计划的报告发现,比科夫斯基是该机构黑网站阴谋活动的关键人物,也是他们的主要公开辩护者之一。
越来越明显的是,该计划特别关注从嫌疑人那里引出虚假证词,以便为美国的反恐战争辩护并扩大其范围。
公众对9/11袭击事件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央情报局的酷刑受害者们在可以想象的最极端胁迫下提供的证词。
比科夫斯基是亚历克站的一名老兵,曾为至少两名可能成为9/11劫机者的人提供掩护,他负责审讯袭击事件的嫌疑人。
经验丰富的FBI深度掩护特工Aukai Collins在他的回忆录中总结令人不寒而栗,而Don Canestraro的重磅炸弹声明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阴谋论:
“我非常怀疑本·拉登的名字在袭击发生几小时后才被提及……我对任何人对所发生的事情或谁做的任何事情都持怀疑态度。
我回想起我还在为他们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进入本拉登的营地。
有些东西闻起来不对……直到今天我都不确定是谁在9月11日背后策划的,我什至都猜不到……总有一天真相会水落石出,我有一种感觉,人们不会喜欢他们听到的。”
他们到底CIA特工,还是多面间谍,谁又能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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