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何不肯抛弃种族主义？这是立国之本啊

西方为何不肯抛弃种族主义？这是立国之本啊

殷之光

如果还有人记得的话，今天是弗洛伊德事件一周年。

如果再有人记得的话，5月似乎总与美国种族主义历史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2020年5月4日，澳大利亚《周六电讯》报头版煞有介事地刊登了一篇长篇报道，内容声称他们获得了一份15页的“五眼联盟”秘密档案，揭露了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然而，这份所谓的秘密档案全部由各种媒体的二手、三手信息拼凑而成。

《周六电讯》刊登这篇种族主义宣传通稿的那一天，在美国种族主义历史上颇具特殊意义。1992年5月4日，洛杉矶爆发的那场美国20世纪历史上最大一次种族骚乱，在国民警卫队的镇压下终于慢慢平息。这场动乱的起因是因为一为名叫罗德尼·金的黑人青年，在因超速被警察截停之后，遭到4名警察的殴打。警察用高压电棍和金属警棍猛击金的头部、身体共56次。金倒地之后，还遭到了警察的猛踢。

洛杉矶罗德尼·金案

和弗洛伊德案类似，整个过程被附近居民拍摄成了81秒的录像。之后这段录像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媒体中广泛播出。这一事件引发了强烈民愤，四名警察也被控“使用武力过当”。然而，在4月29日的审判中，四名警察被无罪释放。这引起了非裔与拉丁裔的强烈不满，随后暴动开始。暴动共导致63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多达1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再将时间拨到2020年5月26日，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又习惯性地喊了一句“中国病毒”。就在前一天，美国驻澳大利亚堪培拉使馆召开了一次闭门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向澳政府传达美国国务院针对当月4日《周六电讯》报道的意见。会议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强势推动“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这个谎言。据一名澳大利亚政府高级官员称，美国国务院在澳政府与媒体中大量散发这份所谓的15页秘密档案。这个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谎言，在美国外宣机器的全力推动下，很快便充斥了全球媒体。

与此同时，2020年5月25日，美国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总人数，仅登记在册的就已经达到10万。然而，许多州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解封，鼓励人们出行消费。

就在这一天，还有一位名叫乔治·弗洛伊德的美国黑人因为“无法呼吸”而死。与那些被新冠杀死的人不同，46岁的弗洛伊德没有成为一个无名无姓的统计数据，他的家人最后也收到了一笔政府支付的赔偿金。然而，很快他的名字也将同所有患新冠而死的普通美国人一样，被庞大的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吞噬，被媒体遗忘。

霸权的国家机器用了不到一年，将弗洛伊德的死从公众视野中抹去。就在弗洛伊德死后一年，因为新冠而死的美国人已经接近60万。

然而，随着杀死弗洛伊德的警察被定罪，一种麻醉剂一般的胜利情绪又开始在西方媒体中蔓延。仿佛针对几个警察的判决与一笔付给弗洛伊德家人的美金，就可以消解杀死弗洛伊德的恶；仿佛随着拜登的当选，那个曾经将种族主义者特朗普推上权力巅峰的国家机器就得到了救赎。过去一年中，因为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黑命贵”、“去殖民”抗议，在轰轰烈烈了几周之后，也在霸权帝国的文化城堡中销声匿迹。

然而，种族主义从不会因为几句口号、几个判决、几份个人赔偿就消失。相反，种族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全球霸权的结构性力量，始终都在发挥着关键作用。种族给出了自由的限度，最大限度地锁定了殖民主与被殖民者、帝国中心与边缘、资产者与劳动的基本区隔。

让我们再穿越到18世纪末美国建国前夕。1776年5月，北卡罗来纳通过了一项决定，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并建立自己的军队。在之后的一个月里，托马斯·杰斐逊等人起草了一份被称为《独立宣言》的文件，其基本理念之后也成为美国宪法的基础。《宣言》第二部分中，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论述后来广为人知。

然而，正像奥威尔在《动物农庄》中讽刺的那样，《独立宣言》中声张的平等止步于一条肤色线。那些“造物主”赋予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明显遗忘了黑人奴隶与印第安人。那些“残酷无情的印第安野蛮人”，那些不服管教的“奴隶”，甚至还被视为是受英国国王利用的工具，无时无刻都在威胁着白人殖民者实践他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

霍华德·泽恩在他的名著《美国人民的历史》中，这样描述《独立宣言》的真正内涵：它是一群从英国殖民体系中崛起的、由“重要人士组成的上升阶层”发起的社会动员。其目的是需要“征召大量的美国人来反抗英国人”，但他们又“不希望彻底打破150年间建立发展起来的财富和权利关系格局”。

由欧洲扩张而形成的帝国主义霸权秩序，最初以肤色来划分不同人群在这条压迫链条中的位置。西方早期的殖民者们，将肤色与经济决定论结合起来，将扩张美化为推动经济发展，改造“野蛮”的有色人种成为“文明人”的唯一途径。在1584年10月6日呈交给伊丽莎白一世的信中，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表示，向“西印度”扩张，增强非洲奴隶贸易不仅能够“传播新教福音”，也能够通过“增强亚非欧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为英格兰人提供工作。

作为沃尔特·莱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殖民美洲计划的坚定支持者，哈克卢伊特着眼于为英帝国寻找一个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个基础便是新教信仰。在他笔下，新教信仰不但能够弥合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三国之间裂痕，增强与爱尔兰殖民地的联系，更能成为帝国的理由，在海外对抗西班牙主导的天主教地区对新教徒的压迫。

哈克卢伊特这个表述，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英格兰、联合王国，与英帝国三者间的秩序关系，也首次将海外殖民扩张与“英格兰人”的福祉联系了起来，明确将海外扩张视为在欧洲国家竞争中增强自身实力的手段。

哈克卢伊特不是唯一一个用传播福音、促进商业发展来为帝国霸权扩张进行辩护的人。在他之后，几乎所有形形色色的帝国辩护者们都沿用了与哈克卢伊特差不多的逻辑。19世纪中期，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等所有与英帝国有历史联系的白人定居殖民地，都出现了所谓建设“白人的国家”，谋求一定程度“自治”的呼声。

然而，所有白人殖民地在它们扩张的进程中，也都同样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实际困难。从16世纪至19世纪中期，作为商品被买卖的奴隶工是解决劳动力短缺，且不影响建设“白人的国家”的唯一解决方案。这些奴隶不但不具有公民权，甚至在“白人的国家”中也不被视为真正的“人”。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富裕的白人奴隶主“拥有”；他们的劳动力被无休止地剥削；他们被当做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消耗品，可以被抵押，可以被替换。

这种由种族主义建立起的资本原始积累极为“有效”。以美国为例，1790年，南部每年可产1000吨棉花。到1860年，这个数字己达100万吨。在同一时期，奴隶也由50万人增加到400万人。在一份记录某个美国南部种植园奴工死亡率的小册子上，冰冷的数字展现了以种族歧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从1850年至1855年间，该种植园死亡的32人中，只有4人活到60岁，4人活到50岁，有7人在40多岁时就死了，有7人在20或30岁时就死了，还有9人死时不满5岁。

就在《独立宣言》签订后的100多年，1882年5月6日，美国的《排华法案》正式生效。这个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法案通过监禁、驱逐等方式，限制华人矿工入境美国，并剥夺了大量19世纪中期自愿或被贩卖至美国的华工的美国国籍。实际上，在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中，契约劳工基本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奴隶工的延续。随着19世纪后半叶废奴进程的推进，契约劳工开始大规模出现，替代奴隶工，成为资本主义新的系统剥削对象。

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资料图）

这些劳工基本全为有色人种，他们大多数被送往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白人定居殖民地，补充铁路建设与矿山开采等劳动力密集产业对“非技术劳力”的巨大需求。此外，包括南美、海峡殖民地、东南亚等依靠种植园经济发展的经济殖民地，也接纳了大量的契约劳工，以补充因废奴之后产生的劳动力缺口。

这些劳工主要来自印度、中国。在这其中，来自中国这类半殖民地的劳工更受欢迎。因为随着19世纪国籍制度的完善，欧美殖民帝国全球网络内部的流动加强，以及欧美国家民主政治的扩大，从帝国之外半殖民地来的劳工，可以在合同期结束后被合法地遣返回原籍，这也就免除了有色人种劳工在合同期满后，继续留在当地，成为移民，从事手工业、服务业等其他工作，与“白人国家”的居民产生经济竞争关系。

美国的《排华法案》为之后“白人国家”输入雇佣劳工的政策提供了蓝本。20世纪初，布尔战争之后，南非开始着手大规模输入华工，补充金矿劳动力时，便在合同中严格规定华工合同期间的雇主，工作性质，甚至活动范围。而雇主则能够在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随意增加契约劳工的工作量。在合同期满之后，所有契约劳工一律遣返原籍。同时，殖民地的立法者还有意识地同雇主合作，确保有色人种劳工工资不得高于英国本土白人“无技术劳工”的最低工资，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安抚本土白人工人，减少因白人劳方不满而对资方在帝国本土与殖民地形成的政治威胁。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便是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等级制世界观。

在“排华”出现的时代，英美人道主义者开始关心针对黑人奴隶的种族暴力问题。对奴隶制度“不道德”的批判也在同时大量兴起。而针对华人劳工的歧视与剥削，却因为华工是“自由”进入美国，“自由”签订合约的原因，而成为被道德容许的恶行。

1901年6月19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上刊登了艾米丽·霍布豪斯（EmilyHobhouse）从南非战场上发回的一系列报道，将英国为关押布尔人“发明”的集中营带到了英国与整个西方读者的视野中。这种白人之间的暴力极大地触动了欧洲民众的神经。作为殖民者后裔的布尔人，许多在民族上都与德国、荷兰、法国存在互相认同，更大大加强了欧洲大陆列强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对英国的反感。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为布尔人设立的集中营很快被关闭，公众对此的注意力不久也随之消散。

在集中营中的布尔人妇女儿童（维基百科）

没有人注意到，就在集中营被关闭后不久，1904年南非德班城外的雅各布集中营又悄悄恢复运行。此时，它已经成为华工抵达南非后，前往矿山劳工营之前的临时安置点。他们一般会在这里被关押三天，接受进一步登记与健康检查。一切手续完备后，便会被装在闷罐列车中，运往各个矿山，继续在严格看管的劳工营中生活。这些安排最大程度地确保了华工与南非社会的隔绝。整个过程就像是30多年后，纳粹德国“处理”犹太人一般，严谨、冷酷、非人。

作为被道德容许的种族主义，对“黄种人”的歧视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甚至成为大众政治文化的常见内容。就在英国公众“发现”南非集中营暴行之前不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趁机扩张至清朝下辖的东地区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制造了臭名昭著的海兰泡惨案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了大量中国平民，吞并了海兰泡，并夺得了江东六十四屯的实际主权。

然而，帝国主义在欧洲之外半殖民地的暴行，似乎并未真正进入欧洲人道主义者与政治左翼的视野。相反，帝国主义者对沙俄在中国的行动则格外关心。英国议会针对沙俄在中国的扩张进行了数场讨论。一个认识是，俄国向中国扩张会威胁到“欧洲协调”体系确立的和平，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占领全中国，进而威胁到英国在中国的特殊利益。

实际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与日俄战争，让欧洲帝国主义者仿佛看到了“黄种人”对“白种人”世界霸权稳定的军事威胁。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欧美的报刊开始重视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当时西方政治精英普遍担忧，由于日本和中国人同属黄种人，因此，如果日本对中国建立起保护关系的话，那就可能产生一种黄种人的共同利益，且这种利益将与欧洲列强的利益背道而驰。“黄祸论”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据德皇威廉二世自称，“黄祸”一词是他的发明，是他1895年创作的一幅漫画的题目。

很快，“黄祸”便在欧洲的贵族与政治家中间广泛流传。基督教福音派的教士们更将“黄祸”的出现，视为一种宗教启示录般的事件。中国、印度、日本与韩国象征着《圣经》中的“东方的王”。黄色东方的“觉醒”将对西方的海洋与陆上霸权产生不可估量的冲击，因此西方必须时刻准备应对挑战。在20世纪的历史巨大变局中，黄种对白种，东方对西方，异教对基督教，野蛮对文明，这种福音派的二元论世界观很快席卷了大众媒体，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形式。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作为“红祸”也加入其中，反复左右着西方公共舆论与外交话语。

在欧洲的政治与文化想象中，对于外敌入侵、人口增长、经济衰退等一系列影响自身“生存空间”的忧虑，对新兴力量“崛起”的恐慌始终是关键主题。因而，从经济学和生物学角度出发构建起的命定论思想，也牢固地支撑起帝国主义军事扩张与经济政治霸权思想。这种命定论既促生了确证本阶级、本民族霸权地位必然性的各种帝国辩护，促生了阻止本国殖民属地、甚至形式上独立的亚非拉海外国家等半殖民地实现工业化的思想；也促生了悲观的、反自由贸易、主张保护主义的论述。从欧洲内部各个“领土国家”之间的相互猜忌，到“民族国家”兴起之后的敌意，再到对欧洲之外新兴美国的怀疑，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恐慌感上的帝国辩护，其所构建的敌人始终在随着政治现实的需求与经济格局的动荡而变化。

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对抗压力下，欧洲君主国在16世纪末开启了他们向更大规模的现代复合制国家的转变进程。同时，这也往往伴随着欧洲国家从松散的领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以及组建帝国的野心。在这个过程中，领土的私有化是处理不同民族、团体之间矛盾的主要方式。在这种理想型的“民族国家”中，领土归属于一个具有“共同出身”的共同体。从欧洲的经验来看，混居被非历史性地视为一种旧帝国的遗产。而在不同民族混居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冲突的唯一方式则需要遵从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逻辑。即只有他们形成“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时，冲突才能得到化解，民族群体之间的平等关系才能得以重建”。可悲的是，这一逻辑也可以顺势推导出种族清洗的解决思路。

相比精英文化中兴起的“黄祸”论而言，来自社会中下层群众的恐慌感更为真切。1905年2月的英国，在一次自由党竞选活动中，六个打扮成中国人样子的白人演员，在各大选区乘车游行，车上的海报上故意用蹩脚的英文，模仿中国人说英语的口音写着：“你们英国人在南非打仗，灰常好！中国人去那里工作——真的灰常好！”在大车后面，还有两名英国工人打扮的白人跟随，手里拿着广告牌，上书：“战争之后，不要英国人，欢迎中国人”。这个带有明显种族主义的宣传策略，在普通工人中显然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除了依靠种族主义调动中下层民众情绪进行宣传之外，自由党在精英媒体上则采取了一幅截然不同的道德主义立场。他们仿佛站在了同情华工的立场上，批判保守党推动的雇佣华工政策是一种“新奴隶”制。然而，当自由党获得了1906年大选的胜利，赢取了大量工人与城市中小业主的选票，取代保守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他们却基本延续了保守党的华工政策。在后来有媒体问及将华工比作“新奴隶”的问题时，当时的自由党首相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却支支吾吾，再三被追问后才表示，之前的说法可能“有点过激”。

在今天的西方媒体中，中国人的形象依旧非常负面

无论是奴隶贸易还是契约劳工，自由主义者总能在“自由”神话背后，隐藏剥削有色人种劳动力的辩护词。在19世纪正式废除奴隶贸易之后，帝国主义的种族不平等观也开始进一步衍生了合理化阶级不平等的内容。同时，种族观也从一种精英阶层的帝国理由，逐渐与帝国中心的白人工人阶级发生了联系。

19世纪中期英国本土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自由贸易政策也促进了商品在英帝国网络中的流动。1851年5月至10月于伦敦海德公园水晶宫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便是帝国向其臣民展现自身强大与繁荣景象的一次盛大表演。然而，这种“维多利亚中期繁荣”景象背后，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以及实际收入的停滞甚至减少。在这种条件下，以种族为基础的差序世界观开始变得越发复杂。资本主义环境下的阶级秩序很快也加入进来，共同构成了帝国主义精英们观察世界的透镜。种族观开始逐渐被阶级化，大多数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慢慢也成为了白人种族内部的野蛮人。

就在1851年万国博览会举行的同年，伦敦记者、出版商亨利·梅修表示，英国社会内部社会、生活习俗的差异，会导致白人内部产生类似于种族分化一样的器质性变化。例如，他就将英国“种族”中的乞丐、流浪汉，类比为非洲“种族”中的霍屯督人，称其为“流浪部族”。诸如“吉姆·克劳”（JimCrow），“约翰·中国佬”（JohnChinaman），“比利·巴劳”（BillyBarlow）等许多具有强烈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意味的通俗文化形象，也正是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涌现。这类形象通常面容丑陋、身形矮小、表情滑稽、衣衫褴褛且具有明显的阶级或种族特色。

西方丑化的中国人形象——“约翰·中国佬”

“吉米·克劳”最初是一个逃跑黑奴的形象。由涂黑脸的半人扮演，他衣衫褴褛，口齿不清。“比利·巴劳”则是一个白人流浪汉，从衣着和外貌上看，他表现的应当是一个居无定所的退伍兵，他的红鼻头应当意味着有长期酗酒的恶习。两人作为丑角，经常一起出现在伦敦的街头表演中。“约翰·中国佬”的形象则是一个梳着辫子的中国男性。在各类杂志的漫画中，随着时间的不同，他可以是被欧洲白人揪着辫子鞭打的中国士兵，也可以是前往美国“偷取”白人劳工工作的中国劳工。他们与代表文明与帝国中心的那些衣着光鲜、容貌端庄、举止得体的白人精英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列宁便敏锐地注意到，种族主义是最容易为工人群众接受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话语还极容易为帝国主义政府所利用，作为转移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手段，通过“煽起民族仇恨”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并用文明使命的借口，进行对外战争，不但将本国“人民变成奴隶”，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

列宁所预见的情况，在同时期的欧洲工业国家、英帝国及其白人殖民地早已普遍出现。排外与种族主义恰恰是工人政党与工会组织，抨击执政党，谋求部门利益最常用的政治鼓动工具。同样，即便在今天欧美世界出现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种族主义就像是议会党的隐疾，一旦条件合适，便能够席卷意识形态光谱的左右两端。

汉娜·阿仑特将种族主义视为“国家官僚制度”而非资本主义的恶。而萨米尔·阿明则向我们揭示，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结果。然而，透过奴隶与契约劳工的历史，我们看到了种族主义内部对不同人种、不同阶级的精细区分。实际上，作为帝国主义霸权秩序的一部分，种族主义与霸权的世界体系密不可分。它不但保障了帝国主义暴力机器的运转，也创造了能够将世界特定地区、特定人群锁定在压迫链条的底端，确保另一个极少数的群体能够稳定获利的基本结构。

正由于此，种族主义既不是官僚制度的产物，也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结果，它恰恰是资本主义霸权秩序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种族主义也便成为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利益。从这里出发，纪念死于美国的弗洛伊德，便能与那些几乎被历史遗忘的华工，与20世纪的革命，与第三世界的反抗，与今天谋求独立自主的我们，发生了最深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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