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操纵特朗普？
谁在操纵特朗普？
一个幽灵，在美国政治空气中游荡。
过去，他在沉睡，在蛰伏，他在等待一个时刻，重新支配北美大陆。
我们看着美国，搞出了文明的冲突，昨天女权神圣，今天LGBT，明天黑命贵，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让美国四分五裂，支离破碎。
多少年来，美国自由派和民主党活在自己的频道里，一意孤行，长期奉行对内多元主义，对外普世主义政策。
根本不顾这些政策，是否得到美国人民的认可，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2016年，美国沉默的大多数站了出来，被蔑称为民粹的他们，选出了“自己人”——特朗普。
让这幽灵得以降临。
以特有的粗鲁方式，特朗普与他的选民携手宣布：
“美国不是全人类的美国，而是美国人的美国；美国也不是多元包容的美国，而是白人优先的美国。”
这个幽灵，就是逝于2008年的萨缪尔·亨廷顿。
1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亨廷顿的著作充满争议，人送外号“乌鸦嘴”。
可“乌鸦嘴”更像一种褒奖，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对时局的预测远超常人，被他惊人的洞察力所折服。
纵观他的思想：
无论是对移民政策的批评，还是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呼唤。
无论是对民族主义的推崇，还是将中国作为核心假想敌。
无论对“达沃斯人”（国际化的富裕精英阶层）的反感，还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愤慨。
亨廷顿均与特朗普的内政外交理念，存在诸多不谋而合之处。
尽管在中文媒体中，特朗普被描述为一个胡言乱语，不按套路出牌，逗逼又张扬的地产商。
然而事实是，特朗普兑现了绝大多数竞选时的承诺。
尽管他粗鲁的像邻家大叔，但他是沃顿毕业的商界精英；尽管他应对疫情不力，但并不妨碍他的支持者更加狂热的支持他。
不管媒体再怎么挤兑他，精英们再怎么埋汰他，我们认为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几乎毫无悬念。
美国人民唤醒了亨廷顿的幽灵，幽灵也将继续激发美国人的自我意识。
过去几十年的美国，其实是一个假美国。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才像是真美国。
上任一年，特朗普削减了政府管制，降低税率，重新团结了盟友，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美股连创新高。
2017年11月，特朗普访问北京，表态不再会容忍贸易上的让步与损失。
12月，中国这边还在回味“新时代中美关系新蓝图”，对不和谐问题只字未提。
那边，特朗普提出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从“合作伙伴”和“值得警惕”的国家，定位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
2018年2月，美联邦政府正式启动美墨边境隔离墙工程。
3月，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挑起毛衣战。
4月，美国制裁中兴。
5月，美国撕毁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战火重燃。
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提出，并不断被重申。
7月，基辛格评价特朗普说：
“历史上不时地出现一些人物，他们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且强迫它脱下旧时代的伪装。”
这个结束的时代，就是被知识界寄予厚望的自由多元主义时代。
正如二把手最能捕捉一把手的细微变化一样。
中国的精英们，也敏锐的察觉到，老大变了，世界必然随之改变。
老大变成什么样了？
作为特朗普背后的幽灵，只有通过亨廷顿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著作，来还原真美国。
2
亨廷顿一生关注的问题，都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大问题。
关心大问题的野生国师多了，亨廷顿之所以名垂青史，在于不仅具有发现大问题的洞察力，还有建构大理论，将利益诉求包装在宏大叙事中的文笔和能力。
这就是一等一的政治学，不是象牙塔里的曲高和寡，敝帚自珍。
作为最核心的笔杆子，政治学的关键，在于创造理论，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行为辩解。
在这个层次上，亨廷顿始终坚持的，就是国家利益优先的民族主义。
这也是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的理论基础。
可国家利益看不见摸不着，他到底是什么？
在美国，他不仅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更要捍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
在中国，你也许接受过初心使命的主题教育——“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对照一想，国家利益其实就是回答三个问题：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哪里？
假如这三个问题出现混乱，国家失去方向，还谈什么国家利益？
所以在不同历史阶段，当美国国家国家利益出现认同危机时。
亨廷顿就会著书立说，拔乱反正，从理论上为美国指点迷津。
主要是以下5本：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
《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1981）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1991）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2004）
这5本书问世的年代，正好对应了冷战高峰、冷战后期，后冷战时期。
在这些历史阶段，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亨廷顿展现了灵活而不僵化的理论身段。
从强调权威，接着转向民主，然后又是文明冲突，创造了三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叙事方式。
用中文语境讲，这也似乎对应了“坚持……，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当然，强调什么，突出什么都不重要，那只是一层涂在表层，肤浅却精致的奶油。
国家利益优先的民族主义，牢不可破的国家认同，才是那层垫底的蛋糕。
3
20世纪60年代末，冷战高峰，苏联处于攻势。
亨廷顿出版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政治秩序优先，强调集中甚于民主。
一时间，学界哗然，亨廷顿被批“美奸”，竟将苏联政体与美国相提并论，否定民主价值，鼓吹威权专制。
事实上，众人误读了亨廷顿。
借助这本书，亨廷顿为美国的“灯塔泯灭”和“双标”进行了逻辑自洽的辩解。
在西方看来，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会带来民主化。
民主化能阻止发展中国家倒向苏联，倒向共产主义，并帮助西方自由民主制终结历史。
但现代化是一个美丽却危险的梦。
二战后，新独立的后发国家历尽波折，仍难以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反而由于实现现代化的努力而带来政治动荡、族群撕裂、社会崩溃。
因为经济发展带来打破原有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势必带来强大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
而成功的民主制，远不是投投票那么简单。
此时，缓慢发展的政治制度，跟不上群众参政议政的热切，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没有形成强调程序正义的那种西式民主观，催生了很多激进左翼运动和民选左翼政府。
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和理性文官体系的国家，贸然实行民主，造成的灾难，其实远甚于独裁专制。
尽管左翼政权在国内实行反资本主义、反美的国有化政策，但多数民众支持左翼政府。
这时候美国就陷入了两难：
支持民主就得接受左翼政府，但左翼政府反美；
支持独裁政府，虽背上反民主的坏名声，但独裁政府铁杆反共，对美国也比较友善。
理想与现实之间，美国最终站独裁者一边。
基于此，美国参与了一系列推翻民选政府的活动：
1953年推翻伊朗民选总统莫萨德；
1964年颠覆巴西古拉特政府；
1973年颠覆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
那一时期，美帝的霸权行径，遭到了东方大国连篇累牍的批评。
▲1972年前，直斥美帝黑手 来源：《人民日报》
▲1972年后，批评的调子有所缓和 来源：《人民日报》
在亨廷顿的笔下，美国的干涉别国内政，没有遵循僵化的民主教条，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外交政策。
因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会为共产党上台提供可趁之机，因为历史证明：
“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式的运动恰恰有本事来弥补社会动荡的短处 ”
“对于那些深受冲突和动乱之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共产党人能提供某些保持政治秩序的定心丸 ”。
所以，在动荡的环境下，国家恰恰需要权威，来控制可能出现的政治不安定。
从而坚定地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深入进行下去。
都是非民主，那么相对共产主义而言，威权主义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不能有道义上的失分。
那《变化》所做的，就是为美国提供了一套更精致的辩解，哪怕说了对手的好话。
实际上，那是个理想主义勃发的年代，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日本或是西欧。
美国人开始醒悟并正视：
美国理想和美国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面对这种认知失调，亨廷顿认为：
“美国人不得不发展出一些独特的方式来应对自由主义理想与政治现实间之鸿沟，以此实现权力的合法化，让人民接受统治。”
庸俗点说，就是如何将“双标”合理化。
对美国理想的质疑，自然不能靠满街刷美国理想的标语去平息。
亨廷顿选择了一种迂回的方式，对美国信条提出了批评。
他指责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人，历来对政治权威的必要性认识不够。
无法理解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初级阶段，需要的恰恰是权威。
4
20世纪80年代，苏联陷入阿富汗烂泥坑，石油牛市的终结，又让苏联经济的海市蜃楼破灭。
内忧外患，国力衰退的苏联，让冷战的天平向美国倾斜。
曾受美国支持的各独裁政府，也因镇压异己的暴政，开始越来越不得民心，民主运动风起云涌。
与此同时，民主这个标签从社会主义转移到资本主义的理论工作已经完成。
▲民主归属问题，想一想民主德国和朝鲜国号
而且80年代贫富差距的问题并不突出，再分配压力的减小，减少了精英阶层对民主化的忌惮。
▲收入的不平等情况 来源：《21世纪资本论》
自由民主，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的标配。
那么后发国家的民主化，开始与美国国家利益逐渐合拍。
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国家安全环境的大幅改善，亨廷顿的理论工作自然相应调整，开始淡化政治秩序优先论。
他相继写了《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开始成为民主化的支持者和诠释者。
一方面，可以洗刷曾支持独裁政府的污名；
另一方面，可以介入民主化进程，影响民主化后的政权靠拢美国。
就《美国政治》来说，这大致相当于美国理想的“四个自信”。
就《第三波》来说，这大致相当于美国理想的“一带一路”。
在《美国政治》一书的开头，他引用一位毕业生的檄文：
“我们没有宣告一个新真理来挑战旧真理，相反，我们引用前辈的真理来抗议他们背弃真理。背叛者是你们，不是我们。事实上，你们才是颠覆分子，我们则是忠诚之士，骄傲地重申着被你们遗忘的誓言。”
借用青年学生的理想主义，亨廷顿点出了美国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
他指出，美国人不同于欧洲人，美国人之间没有意识形态分歧。
他们共同信仰包含了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法治、有限政府等原则的美国信条。
美国人是天真的，对美国信条的信仰，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
假如美国人放弃对信条的信仰，那么就没有美国例外，他们是世界上对意识形态最敏感的民族。
政治理想，构成了国家认同的核心。
正因为近乎天真的虔诚，美国人对理想与现实的不和谐才如此敏感。
▲来源：《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每到了美国信条激荡时期，道德主义者就会用理想去问责现实，揭露美国的种种“罪行”。
这就是美式“双标”，打着自由民主人权旗号，但从未想过兑现的谎言。
可毕竟亨廷顿是理论大师，他论证道——
尽管美国看起来虚伪。
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国家更坏。
而是因为美国人对理想更当真。
所以他不认为美国是一个谎言，在书的末尾，他写了君临最喜欢的一句话：
“美国不是谎言，而是失望。但它之所以是失望，正因为它也是希望。”
因为它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中国。
通过高明的论证和细致的洞察，文笔优美的亨廷顿不仅为美式“双标”正名。
更升华了美国的“伟大”，在现实世界里保存了一束理想主义的光芒。
亨廷顿写作此书十年后，一位中国青年学者访问美国，他将访美的所看所想写成了一本书，书名精确概括了这一矛盾，叫《美国反对美国》。
5
时间到了1991年，民主化洪流几乎淹没了铁幕内的世界。
随着老大哥的解体，美国对外输出民主开始一马平川。
亨廷顿不再满足做提升自信的工作，摇身一变，开始扮演推动者的角色。
盛赞民主的《第三波》便应运而生。
但这是亨廷顿的败笔，他虽然主张对外推广民主，但并不关心民主是否为后发国家带来良性的改善。
真正的目的，在于为美国创造一种“民主世界大团结”的全球环境。
不过，事情很快就变得不对劲。
冷战后，世界成为一超多强的多极世界。
最强大的敌人被肢解后，美国独孤求败，失去斗争方向，举国上下对国家利益缺乏共识。
自从里根开启新一轮自由化以来，经济上行，歌舞升平，内政外交政策逐渐被国内的、跨国商业利益与非国家的种族利益主导。
过去让位于国家安全的移民、种族、精英阶层“非国家化”等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精英“非国家化” ：发财时强调国民身份，出了状况就“世界公民” 来源：法影星入俄籍
威胁着美国人的国家身份认同。
在美国需求“再次团结”起来的时刻，掌握话语权的精英却在倡导多元文化主义，反对同化。
精英们的理想，是以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等界定的群体权利，来取代个人权利。
在亨廷顿看来，这不仅仅是个三观问题，而是一个性质严重的“和平演变”问题。
因为这挑战了传统的美国理想。
对意识形态很敏感的亨廷顿，随即挺身而出，认为美国需要：
1、重新设立假想敌，作为对内凝聚共识，对外团结盟友的基础；
2、合纵连横，既要阻止地区霸权联合抗衡美国霸权，又要遏制地区大国发展。
这就是引爆全球的“文明冲突论”写作出发点。
当然，中国人很熟悉这套逻辑，不就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吗。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创造了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论框架。
他将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划归为七个文明圈，分别是：
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
文明的冲突好理解，但冲突的对象却被他快刀斩麻，一分为二。
即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
其他文明最适合当假想敌的，首推拥有伟大文化传统的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但伊斯兰文明缺少一个核心国家，组织涣散。
真正能入亨廷顿眼的，只有中华文明。
因为中国早熟，天生具有现代理性和高度组织性。
他写道：
“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
《文明的冲突》出版于90年代中后期，此刻的亨廷顿已经看出，西方文明在衰落。
对此，他开出的药方，是理直气壮的双标。
即：在美国内部要搞“统一思想，两个维护”的一元文化，对外还是推普世价值，多元主义。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亨廷顿的迂回。
他表面上写的是世界问题，着眼的却是美国内部问题。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就是小世界。
美国内部的多元文化主义泛滥，势必瓦解少数族裔对美国的国家认同。
看来，亨廷顿的法宝，还缺一个“党的建设”。
6
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最后一部专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书名出自美国宪法序言的首句：
“我们，美国人民……”。
那么，我们是谁？
书中，他修正了《美国政治》中提出的美国理想立国论，将美国理想具体为盎格鲁—新教文化。
所谓盎格鲁—新教文化，包括从英格兰的“都铎宪制”继承来的语言、政治和法律体制，也包括当年不见容于英国的基督教新教。
其中新教价值观最重要，是“美国理想”的主要来源。
而多元文化的泛滥和墨西哥、拉美移民的持续增加，让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导地位岌岌可危，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国理想，有可能被边缘化。
▲不同民族的归化率 来源：《我们是谁》
美国就不再是美国了。
亨廷顿指出，问题不在于美国大众，大众是爱国的。
相对于精英，他们的三个意识（国家意识、文化意识、民族意识）更为浓烈。
问题在于精英阶层。
在全球化时代，利益来源的全球化，让他们失去了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漠视群众的呼声。
在精英眼中：
“民族主义是邪恶的，国家特性是可疑的，爱国主义是陈腐的。”
说白了，大众无法像精英那样，拍拍屁屁就可以换个国籍。
这群精英还不停用多元文化、历史虚无来消解美国的核心文化。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如何才能重新唤醒美国精英的国家意识呢？
▲被唤醒国家意识的精英慷慨陈词：“中国偷我们的技术” 来源：网络
答案依然是：
CHINA
谁是美国人的问题，就变成了谁是美国敌人的问题。
▲来源：《我们是谁》
根据亨廷顿的定义，美国的敌人：
“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
放眼全球，这个敌人只能是中国。
那么一旦敌人被确定，美国的民族主义就会激活，借此整合内部力量，消解多元文化主义。
也就恢复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体文化的地位了。
亨廷顿还引用了苏联的反面教材：
“苏联一开始就将自己界定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从事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宏伟斗争，缺少了这一斗争，苏联就没有了特性，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很快就分崩离析。”
7
要理解美国，首先就是认识美式“双标”——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正如亨廷顿所言：
民主是被推崇的，但不是用来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执政的；
（我们）希望伊朗和伊拉克遵守核不扩散条约，但却放任以色列（发展核武）；
自由贸易是经济成长的良药，但却不适用农业；
中国人权状况是问题，但沙特的人权状况则不是；
但任何政策不可能只有收益没有成本，奉行普世价值虽让美国“伟大”，但现实的土壤却是残酷乏味的，理想越崇高，目标越伟大，反而加剧了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直至撕裂社会。
可菲茨杰拉德说过：
“如果一个人能同时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这是第一等的智慧。”
拥有一等智慧的毕竟是少数，所以美式双标容易被观察，却复杂的让人难以理解。
一方面，美国人有实用主义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美国人又有新教为底色的宗教化理想主义，且远比我们想像的强烈得多。
儒家是入世的学问，也熏陶出中国人实用主义的世界观。
如果中国人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美国，往往就容易落入“阴谋论”与“洋人唯利益论”的狭隘模式。
中国人指责美国人不懂中国，但中国人是否又真正理解美国？
尽管有人说上面还有人读《货币战争》，但我们认为，读亨廷顿的才是主流。
中美两国，都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超大规模国家，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亨廷顿说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美国难道不是？
特朗普的施政方针其实清楚的昭示了，他践行了亨廷顿的内政外交路线，捍卫WASP最后的尊严，挽救美帝于危急存亡之秋。
他直斥由精英掌控的媒体为Fake News，直接响应底层民众对精英阶层的厌恶。
在大洋彼岸，中国人在走群众路线，精准扶贫，要不忘初心，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某种意义上说，中美两国，都选择了相似的政策，用民族主义来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国家认同的危机。
在《变化》中：
我们读出了发展中国家需要权威的合理性。
一个国家的民众没有形成对“核心价值观”宗教般的虔诚，如果盲目限制、消解权威，往往就会导致各地自行其是、偏离失控。
一个四分五裂，没有共同信仰的散装大国，如何形成统一市场，又如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呢？
可要说美国人对政治权威的必要性认识不够，那中国人对权威又是否过于依赖和迷信？
在《美国政治》中：
中国又何尝没有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新中国的诞生，何尝又不是一群近乎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每当我们纪念他们的时候，也会陷入沉思，如今的中国，是不是当初他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
在《文明的冲突》中：
尽管我们是一个汉族占主体的国家，但从边疆到渔村再到海岛。
同样有着文明的冲突，同样面临着国家认同的严峻问题。
尽管无数人通过改革开放获得了财富，跃升精英阶层，但也染上拍拍屁股就走的“国际公民”的虚伪。
美国人要问一句：我们是谁？
中国人也要问一句：我们是谁？
恰逢百年变局，美国人读亨廷顿，中国人也读亨廷顿。
亨廷顿还说过：
“西方的崛起不是因为价值观，而是因为高度组织性的暴力。”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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