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背后，美国那只看不见的手

“革命”背后，美国那只看不见的手

朱长生丁朕义

美国颠覆他国政权是有历史的。特朗普上台后曾发誓要减少海外民主资金拨款，曾令一些人松了一口气，然而好景不长，美国的手又开始庠庠了，不，准确地说，美国又何曾停止过颠覆他国政权的阴谋活动？2019年1月23日，委内瑞拉政局突变，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议长）、反对党领袖瓜伊多自封“临时总统”，要求重新举行总统大选，完成政府权力过渡。几分钟后，美国、加拿大等国表示支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随即宣布，由于美国不断策动委国内政变，委内瑞拉正式与美断交。24日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宣布，仅承认马杜罗为符合宪法的总统，认为瓜伊多自封为“临时总统”是“虚构权力”行为，完全不符合宪法。

委内瑞拉事态发生到今天，背后一直有美国插手。2018年一场使用无人机暗杀马杜罗的行动据称就有美国的参与。政变事发前1个月，瓜伊多曾秘访美国，事发后，美国马上对瓜伊多政治上表态支持（承认其合法性）、经济上提供援助，转而冻结马杜罗政府的国外资金，实施经济制裁，联手盟友共同打压民选政府。20世纪末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委内瑞拉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断，通过提供资金、活动场所和邀请访美等手段支持委内瑞拉政治反对派推翻查韦斯政权及其政党联盟，打着“促进民主”“解决冲突”“加强公民生活”的旗号，进行倒查活动。

“革命”背后，美国那只看不见的手

美国对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的“静悄悄的干涉”计划始于克林顿政府，布什执政以来，这项计划得到加强。美国在委内瑞拉身上，采取了对其他国家颜色革命的惯用手法，通过不断的操控舆论，制造经济混乱，同时通过培植亲西方势力，扭曲政治进程，以实现对敌方政权的颠覆，从而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要。这是又一起典型的颜色革命案例。同时，手法又有新突破。

如何认识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又称“花朵革命”，因参与者通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者花朵来作为他们的标志而得名，是21世纪初期发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和中东北非地区的一系列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它有着明确政治诉求，背后一般都有外部势力插手，经过社会动员，往往导致持久的社会对立和动荡，给执政者形成强大压力。

美国通过策动颜色革命搞乱他国政局、推翻他国政权。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和认识颜色革命呢？颜色革命是冷战后西方推行新一轮“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冷战后，美国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一系列的适应性动作，已经逐步消化吸收了胜利果实。为长久保持冷战红利，美国积极谋求一超独霸的地位，加快推行单边主义的步伐。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委内瑞拉正式与美断交

为此，美国文武两手双管齐下：“武”的方面，以自身超强的军事实力发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直接建立亲美政权；“文”的方面，强化意识形态色彩，在独联体范围内、中东及蒙古推动颜色革命，借推行“民主”之机，利用某些国家内部的困难和矛盾，以“自由、民主”为口号，以经济或人道主义援助为诱饵，以美元开道，以某些不大听美国招呼的国家为重点，继续进行“和平演变”，以推动认同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反对派上台执政的方式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颜色革命伎俩手段

依托推手。从发生过颜色革命的国家来看，国内的反对派是颜色革命的中坚与骨干力量，并且无一例外，都是经过西方洗脑或收买的，明里或暗里亲美英等西方国家。这就决定了一旦其成了当权派，必定会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迎合美英西方国家的要求。基本依靠力量有国内反对派的信徒、不满国内形势要求改变的人群两类。两者有很大区别，一种是自觉，一种是盲从或被裹挟。前者由于长期受到反对派宣扬的价值观的洗脑，笃信西式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理念，因此，他们自愿而且积极地加入到颜色革命当中。后者自身并没有分辨能力，一般都悲剧地沦为反对派要挟政府的炮灰。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大多政治黑暗、腐败横行，他们寄希望于更换执政者而“换换运气”。其行为大多是出于对本国政府的失望，而不是信奉西式所谓的“民主”价值观，所以，这些人在那些颜色革命成功的国家成了最失望的人群，因为到最后他们发现——赶走了一只狼，却来了一只虎，他们会感觉受到了彻头彻尾的欺骗和伤害。

2018年8月，马杜罗成功躲过了无人机的暗杀

主要采取以下7个典型手段：一是利用非政府组织实施长期政治渗透。西方国家把非政府组织作为推行西方价值观、颠覆他国政权的工具、西方政府喉舌和代理人，对目标国进行长期政治渗透。二是利用“第五纵队”作为利益代言人。“第五纵队”指的是西方国家在演变目标国内培植的内奸、叛徒或颠覆分子。美国中情局设有秘密行动组，专门负责在目标国建立“第五纵队”，企图通过宣传、政治和经济操纵、军事行动和半军事行动推翻目标国政府。三是利用青年学生、激进势力作为运动骨干。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培植激进的青年学生组织作为发动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的先锋队。他们通过开办培训班，精心挑选代理人，培养运动领袖和骨干力量。四是利用弱势群体作为运动基础。2014年2月乌克兰政权更迭中，广大的低收入阶层，如青年学生、市民、退伍军人、失业者与无业游民等成为运动的基础，受“雇佣”的“志愿者”也多来自这部分人群，倍受寡头欺压、苦不堪言的中小工商业主等意见群体也成为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五是利用媒体为运动造势。美国实施媒体项目，制作电视和专题广播节目，培训大批从事反当局活动的媒体人，资助反对派媒体，使亲西方的媒体尽可能覆盖目标国所有地区，成为反动派煽动、动员示威、甚至是募捐赞助的宣传工具。开动各种媒体机器，对执政当局进行“不民主”“专制”等妖魔化宣传。六是利用双重标准混淆是非。赞成符合自己利益的价值判断或行动，反对或限制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价值判断或行动，并把符合自己利益的价值判断或行动强加于人。七是利用暴恐掀起运动高潮。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为达到演变“异类”国家的目的，西方国家还将不遗余力、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推出新的手段，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这次委内瑞拉政局突变，在俄罗斯看来就有许多新手法。

在委内瑞拉运用的新手法

一是在未经任何选举的情况下承认委内瑞拉的“过渡总统”。按反对派的说法，全国约有100万人参加了集会，而委内瑞拉有3100万人口，也就是说抗议人群最多不过全国总人口的1/31（实际还远远达不到这么多），但美国却马上宣布这些抗议活动为全民抗议。此外，在未经任何选举的情况下，反对党领袖瓜伊多在发表声明自封“总统”仅仅半小时后就得到了美国的承认，一些拉美国家也紧随其后给予承认。“民主”是“多数人的权力”，为什么没有经过任何选举，美国就承认瓜伊多是一个民主总统？这对作者来说是个谜。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瓜伊多只是美国自己的选择，而没有征求全体委内瑞拉人民的意见。以前，美国从来没有这么快和在未经选举的情况下“取代现任总统”，这是颜色革命中的一项新技术（手法）。

反对党领袖瓜伊多在发表声明自封“总统”仅仅半小时后就得到了美国的承认

二是委内瑞拉驻美国武官倒向瓜伊多方面，承认瓜伊多为本国总统并拒绝执行马杜罗关于同美国断交的命令。这意味着美国人对他做了相应“工作”。此外，瓜伊多还任命了自己人为委内瑞拉驻美国临时代办。结果，委内瑞拉自封的总统瓜伊多保持了同美国的外交关系。而马杜罗显然是从华盛顿的角度被宣布为“非法”总统。这之前，美国还没有利用外交官倒向自封总统一边的做法，这也是颜色革命中的一件新鲜事。

三是瓜伊多同委内瑞拉军队谈判。马杜罗的力量在于，委内瑞拉军队与警察依然站在他的一边。但瓜伊多已经开始同军队高层的谈判，这给马杜罗带来负面影响。美国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委内瑞拉的将军们支持一位亲美总统。这是国家转为美国庇护下的现实威胁。即使在乌克兰，反对派也没有和内务部的将军们谈判，“金雕”特种部队是可控的。这同样也是颜色革命的一种新现象。

四是试图讨好俄罗斯。以瓜伊多为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表示，他们打算继续与俄罗斯合作。作者表示可以相信这一点，但在了解了美国立场，知道美国很可能赞助加拉加斯的国家政变后，对此就再难相信。这也是颜色革命新技术（手法）。例如，乌克兰反对派都没有说过，他们掌权后，将与俄罗斯发展关系，相反，他们一直在谈论奉行面向西方的方针这一问题。也就是说，这又是一个真切的新现象。

五是美国任命了一个负责“恢复委内瑞拉民主”的官员。这不是直接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又是什么？然而，美国任命外交官埃利奥特·阿布拉姆斯“负责”恢复委内瑞拉“民主”。以前负责颜色革命的人很可能也是如此，但不过是没有这样具体公开过罢了。这同样也是最近颜色革命的新手法。概括起来，美国颜色革命的新技术手法是，预先准备好替换的国家权力机关——总统、美国的代理人等。这就是美国在未经任何选举的情况下承认瓜伊多为“新总统”，以及承认其任命的美国代表等等的原因。而且，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已经迈出了全新的一步——其领导人想把美国给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援助运到国内。

美国发动的“颜色革命”造成大量的中东难民被迫逃亡海外

颜色革命贻害无穷

颜色革命是国家安全之敌、动乱之源、人民之祸。对于那些曾激愤上街、憧憬民主的民众来说，革命激情退去之后，留给他们的是难以吞咽的苦果、难以承受的痛苦：第一，政局陷入动荡冲突。几乎所有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不仅政治混乱，社会失序，国家主权更是严重割裂，政局呈现碎片化趋势。这场所谓的革命非但没有带来稳定，反而加剧了政治斗争。事实证明，颜色革命不仅不是解决国内问题的良药，反而是加重问题的毒药，毒害的是广大民众，留下的是更迭—动荡—再更迭的恶性循环。第二，经济面临滑坡坍塌。纵览那些爆发过颜色革命的国家，经济持续凋敝，市场一片狼藉，整个经济系统运行紊乱，财政赤字不堪重负，腐败等问题也并没有因革命而解决。第三，人道主义危机加剧。颜色革命带来的不是民主，而是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在乱局中，大量无辜平民死亡，人道主义危机严重。此时，西方所宣称的人权早已没了踪影。事实证明，对比人权状况，革命后比革命前更糟糕。

中东变局原本是地区国家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一部分，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节奏。但西方却在第一时间为之贴上“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标签，并在背后推波助澜，将这场运动引向所谓“民主对专制”的斗争轨道，造成这一地区形势持续动荡，“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迅速崛起，人道主义灾难与危机严重。在西方策动下，中东北非地区陷入持续动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先后发生政权更迭。几年下来，西方模式导致的后果是：突尼斯政权频繁更迭，埃及经济持续凋敝，利比亚派别纷争、军阀割据，叙利亚持续内乱更催生“伊斯兰国”异军突起，血腥杀戮震惊世界，无数普通人死于战乱，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仅叙利亚内战就已造成约25万人死亡，一半以上居民已经背井离乡（内战前人口约2000万）。

西方自食苦果。据联合国难民署最新报告，2015年前9个月，从土耳其横渡地中海抵达希腊的难民人数已接近40万，几乎是上年全年的10倍。其中叙利亚难民占70%。2011年—2015年底，已有400多万叙利亚人被迫逃亡海外，其中近43万人辗转前往欧洲寻求避难。难民危机成为欧洲“新常态”。难民危机一方面给欧洲带来了安置问题，同时，也给欧洲带来了社会问题。面对汹涌而至的难民潮，欧洲“挣扎”在普世价值和冷酷现实之间。一方面，欧洲站在“道义制高点”上骑虎难下；另一方面，不断积聚的恐慌与排外情绪相互交织。在对待难民问题上，欧盟内部也是意见不一，“既不欧洲也不团结”。随着以叙利亚人为主的大批中东和非洲难民大举涌向欧洲大陆，曾经支持和参与“阿拉伯之春”的欧盟，不得不忙于应对难民危机和稳定中东局势。

总之，颜色革命是西方和平演变政策的延伸，是冷战后西方按其价值观、民主模式主动改造世界的手段，是一种兵不血刃的战争方式。它是造成当前地区形势动荡、恐怖主义猖獗、欧洲难民危机的重要根源。面对颜色革命浊流，我国也难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颜色革命是涉及国家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与制度安全的重大问题。它既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也是未来需要认真面对的。对此，既需要战略上高度重视，更需要战术上科学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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