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美国中产阶级衰落与特朗普政权的性质

所谓美国中产阶级衰落与特朗普政权的性质

吴茜窦宇楠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衰落、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新自由主义金融全球化恶果蔓延、民主建制精英政治陷入困境以及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1]（Trump.s Authoritarian Right.Wing Nationalism Regime）迅速崛起。这反映出，在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面前美国社会内部的焦虑不满情绪高涨，潜藏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新自由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社会阶级根源是什么？它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后果？当前，在资本主义陷入“长期萧条停滞”的情况下，人们应当关注政治性质与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后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的社会阶级基础

美国学者乌麦尔·哈克（Umair Haque）认为，每当资本主义处于下降或萧条阶段，工业富人、土地绅士和资产阶级失去他们的财富，诸如土地、房屋资产权、股票债券等等，他们就会发动“让事情再次变得美好”的右翼专制民族主义运动，这种运动会进一步演变为鼓吹种族仇恨和军事战争文化的法西斯主义。[2] 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指出，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小资产阶级变得狂野的群众运动，即当小资产阶级受到“晚期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沉重打击，以致变得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没有希望时（通货膨胀、小生意破产以及学者、技术人员及中高级公务员大量失业），他们在思想上怀旧、心理上怨恨的混合心境激发下，将会逐渐采取狂野的暴力行动——既反对大资本统治，同时也反对工会运动。[3] 美国政治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经济学家戴维·萨波斯（David J.Saposs）则认为，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中产阶级运动。他们指出，由于中产阶级地位相对下降，心理上的贫困加深了感情上的不安全感，促使中产阶级发动各种群众性抗议运动以宣泄内心的不满，企图通过国家的力量恢复以往中产阶级的经济安全与社会上层地位，同时削弱大资本和大劳工（工会）的权力与地位。[4] 1982年，加拿大社会学家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在《谁投票给希特勒？》一书中分析了德国14个大城市的所有选区，发现上层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居住区对纳粹党的支持率高达35%~45%。美国学者彼得·弗里茨（Peter Fritzsche）指出，魏玛共和国陷入困境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政府和大企业发起激烈的攻击，这种民族主义浪潮后来被纳粹所利用，并通过“替罪羊”和“阴谋论”的思想蛊惑人心，从而将他们的选民推向极右。[5]

不少学者认为，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的社会阶级基础是以美国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尽管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打的是普通民众反精英、反建制的旗号，但其选民并不是社会中最贫穷的，他们多数是中产阶级，有些甚至是富裕的资产阶级上层。根据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在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人中占有选举优势，而特朗普的选举优势在收入为5万美元至10万美元之间的人中最强。[6]

与马克思、列宁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即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和他人劳动为标准来划分阶级不同，美国学术界更多地采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分层划分标准，即中产阶级是指在生活水平和财产地位上处于社会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美国“中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宽泛、笼统的术语，涵盖了在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上差异巨大的群体。具体地说，美国中产阶级可划分为三个子类别：一是工人阶级，这个群体中的人通常从事蓝领工作，教育水平往往较低；二是中下阶层即“低层次的白领”，这一群体都是拥有专业技术和低级管理职位的人，大多有学士学位，有些还有硕士学位，享受着相当舒适的生活，年收入从3.25万美元到6万美元（2015年为3.367万美元到6.215万美元）；三是中上阶层，这一群体主要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专业人士组成，他们通常拥有研究生学位，填补了办公室的高层，每年可以赚取15万美元（2015年为15.539万美元）。[7]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已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国内的社会阶级矛盾。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美国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萎缩，目前已经降到总人口的50%以下。[8] 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迅速缩水，那些曾经享受着相对富足生活的中产阶级群体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遭遇雪崩式返贫。在经济地位不断下滑的情况下，美国中产阶级充满了对美国民主建制派精英政党的愤怒与不满情绪。

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及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工业化浪潮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为美国中产阶级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首先，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推动美国产业结构变迁，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心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金融、通信、服务、公共事业等新兴产业迅猛发展，拥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各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据了社会的主流。其次，资本的社会化以及股份的分散化也影响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股份制发展导致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使分散在工业、商业、运输业等各个领域的行政、销售、管理人员迅速成长为为他人资产提供智力服务的新中产阶级群体。再次，在群众消费刺激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下，工会力量强大，带来了充分稳定的就业，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壮大了中产阶级规模。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经济殖民主义”，继续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从属和依附地位。跨国公司采用压低初级产品价格和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的办法，通过不等价交换来攫取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此外，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美元霸权，发展中国家为换取美元信用货币不得不将本国创造的真实物质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发达国家，使发达国家的民众过上“丰裕”的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主观意识上“赤贫的”无产阶级状态。人们享受着稳定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准，成为“美国梦”的最佳代言人，加上媒体不断美化“中产阶级”稳定惬意的生活方式，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中产阶级收入持续下降，中产阶级规模开始不断萎缩。

美国中产阶级由兴盛走向衰落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1981年里根执政后的政策改革推进了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9] 制度的构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支撑下的“管制资本主义”[10] 很快就被抛弃。[11]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为大资本的利益服务，放任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其目的就是要粉碎工人阶级反抗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兴起对大资本统治所造成的威胁。里根政府大幅削减富豪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将经济负担转嫁给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导致此后20多年美国社会总收入急剧从中产阶级向富人阶层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产阶级的繁荣时代终结。其次，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信息技术及各种创新发明被应用于生产中，加速了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大大减少了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临时雇佣取代了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在长期不稳定的就业状况下，美国民众的工资及社会福利被大幅度压缩，特别是由于工会遭受打压，侵蚀了工人就工资收益与资本家谈判协商的渠道，中产阶级失去了曾经的高收入和社会福利保障。再次，20世纪70至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非调控化政策的推行，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进程，以巨型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对外投资迅速增长，美国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尽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得美国的富人和巨型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但美国国内的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只能受困于本地经济的衰退，“产业空心化”和“去工业化”令美国制造业丧失无数工作岗位，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并使工人基本失去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12] 以上情况造就了“两个美国”：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和本土的经济弱势群体。从1979年至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0.1%的人的薪水收入呈爆炸式增长，而收入最低的90%的人的收入仅增长了22%。[13] 最后，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后，美国依靠一波又一波的资产泡沫和债务消费经济来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住房信贷的扩张给中产阶级戴上了沉重的枷锁。2007年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最终将中产阶级推向悬崖边缘。大批工厂企业的裁员使得数百万人就此告别了拥有医保、收入、退休金的稳定生活，被无情地抛入失业大军，美国中产阶级的幸福泡沫猝然破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占人口0.1%的美国人的收入已超过90%的人口的收入的188倍。[14] 美国2.5亿成年人中，有10%也就是将近2500万的美国民众经济生活崩塌，脱离了中产阶级地位。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脆弱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不仅被金融大鳄席卷了家庭收入，还被剥夺了通向成功的机会。中产阶级接受精英教育的机会降低，阶级流动渠道逐渐缩小，每个人都有上升机会的“美国精神”已经被阶级固化的意识所取代。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明确表达“美国梦”已死的人数占比高达61%。[15]

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动用巨额纳税人资金去拯救危机肇始者——金融机构与大型企业，美国工人阶级甚至中产阶级都明确意识到金融寡头正在发动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已被少数超级富豪所操纵”。[16] 此外，长期存在的高失业率、治安恶化、政治腐败表明民主党、共和党的建制精英体制对危机的反应无能，这激发了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整体厌弃。与此同时，在政治上长期被忽略的白人蓝领阶层也爆发了大反叛。白人蓝领阶层这类选民文化程度不高，经济上比较困难，他们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抢占其就业、教育、医疗等资源深感不满，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受到侵蚀极为焦虑，他们持白人至上主义，把怨恨和不满倾泻到少数族裔和移民身上。特朗普选中少数族裔、非法移民和宗教群体等作为经济不景气的“替罪羊”来转移民众视线，他打击非法移民的政治议题赢得白人蓝领阶层的支持。在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他呼吁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强调民族主义、仇外心理、白人至上主义以及一种能够恢复过去荣耀的复仇主义，提出一整套“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战略目标。[17] 特别是特朗普发誓要恢复白人的社会经济力量并指责其他领导人背叛了中产阶级，使他在寻求保护国家安全和恢复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的支持者眼中化身为“民族英雄”。到2016年，美国大部分人已准备好与既定政策激进背离，特朗普最终打败民主党建制派精英希拉里，赢得总统选举胜利。

三、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给德国下层中产阶级带来不稳定感、焦虑感和失落感，使他们容易被希特勒的煽动所诱惑，成为法西斯政权的社会阶级基础和纳粹党暴徒。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崩塌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再次兴起。[18] 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正是利用了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对自身数量萎缩和地位下降的恐惧感，以及对美国失去全球领导地位的焦虑感，操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议题，承诺快速解决恶化的经济问题，以此获得上台执政的合法性资源。

特朗普的意识形态非常混杂，他既不属于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共和党建制派，也不属于最右翼的茶党，与共和党正统观念也大相径庭。特朗普将自己定位于极右翼、福音派和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团体。[19] 他反对共和党长期坚持的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自由贸易，宣称复兴国家干预主义，要求将更多的国家支出用于军事基础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对外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力图重振美国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迫使企业在美国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特朗普坚持认为中国采取不公平、不对等的贸易政策，导致美国出现对华贸易逆差，在双边经贸交往中“吃了亏”，强行对华采取单边加征关税措施。欧盟国家、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也被任意加征关税，印度被取消最惠国待遇。

在政治上，特朗普煽动种族仇恨，倾向白人至上主义，发动民众去驱逐非法移民、排斥少数族裔、阻挡穆斯林，摒弃了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社会形成的“政治正确”的共识，鼓噪重新回归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导的文化理念。特朗普力促建立边境墙，切断非法拉丁裔移民的流动，并指责非法移民中许多人是强奸犯、杀手、毒贩和帮派成员，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20] 特朗普鼓吹的右翼专制民族主义导致当前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大行其道，宗教种族主义卷土重来，“三K党”“另类右翼”等各种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又纷纷走向台前。[21]

在国际关系领域，特朗普挑战新自由主义国际政策的各个方面，谴责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并暗示核扩散是可取的。[22] 他鼓吹国家历史上的强大和荣耀，呼吁“强人政治”，鼓吹侵略性的军国主义，美化暴力，军事野心膨胀，在国际社会挑起仇恨，教唆对政治对手的报复。特朗普宣扬强烈的民族主义，不断扩大美国的军事预算，并计划建立一个新的分支机构——太空军。[23] 特朗普关于国家对穆斯林、移民、妇女的生殖权利以及排斥少数族裔的威权主义话语，使白人至上主义和军事化力量所支撑的战争文化重新得到了释放，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已从边缘转移到美国政治的中心，并日益笼罩着整个国际社会。

特朗普坚持主张美国利益至上，鼓吹使用暴力打击威胁到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新兴大国。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指出，特朗普宣称的“美国第一”，实际上是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和亲纳粹团体的口号。[24] 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想要进入世界工业产业链的高端战略领域，必然引起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惧和制度偏见。为防止中国在全球产业结构中从价值链底端向顶端攀升而变成现代化强国，美国企图抽掉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攀升的梯子，堵塞攀升的通道，对中国实施技术狙杀和贸易封锁，在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开放、打击华为高新技术企业等问题上对中国不断施加压力。

四、关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应对特朗普政权挑战的思考

西方学界和媒体中不少人认为，特朗普政权产生了一种令人深感不安的混合了白人至上主义、反智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理念。[25] 约翰·梅尔霍弗 （John Maerhofer）、乔·拉姆齐 （Joe Ramsey）指出，新法西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帝国主义统治、无情的资本积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大行其道，种族歧视、教师罢工、枪支暴力等事件涌向政治舞台中心。因此，这一时期是威权统治的时代，是白色民族主义的复苏时代[26] ，罗伯特·J·安东尼奥称之为“民族政治民粹主义”。[27] 大卫·科茨认为，尽管特朗普政权利用反精英、反建制的草根民众不满情绪上台，但实行的是反民主的右翼专制民族主义。[28]

从深层次上看，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冒险资本主义”自身孵化出来的恶果——市场经济决定论和商品化渗透一切领域，迫使弱势群体服从于垄断资本财阀统治、市场变迁和技术官僚管理。尽管选举时特朗普宣扬代表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利益，但从阶级实质上看，特朗普政权仍然是由金融垄断资本家和大企业富豪精英阶级构成的。他们一方面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掠夺中产阶级和普通工人财富来充实超级富豪和大公司掠夺者的金库；[29] 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安全机制对群众进行监视，武装当地警察部队，随时准备实行战争经济和军事化扩张的外交政策。总之，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融合了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宗教原教旨主义和鼓吹战争的军国主义文化。特朗普执政是对美国成立后多年来努力争取得来的社会契约和个人民主思想文化的进攻和倒退。

首先，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动金融战争、军事威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方式来加强剥削掠夺、转嫁国内危机，更具危险性和挑战性。当前美元霸权主导下的世界资本积累体制和国际政治霸权结构是不允许中国强劲崛起的。特朗普政权通过阻挠限制对中国关键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希望中国科技进步所需的研发能力和产业链条瘫痪，将中国困在对美依附的位置上，从而确保美国全球霸权地位不受挑战。因此，中国唯有积极变革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立起一套不受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控制的中国自己的全产业链体系，从而快速在全球产业结构中攀升，占领全球技术密集型产业阵地，才能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目标。

其次，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由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传统霸权模式的衰落，中国开始积极参与世界体系转型中的制度塑造，力求突破和改变以往强权政治、霸权争夺、零和博弈的国际竞争逻辑，推行一种更具包容性、平衡性、互利共赢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方案，旨在摒弃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弱肉强食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和充斥强烈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色彩的中心—边缘结构，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内生造血型”经济扶助方式，即通过联通基础设施网络，整合区域乃至全球经济资源，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共享全球化成果和红利，从而推动发展中国家走上共同富裕的新型全球化和现代化道路，最终实现各国共建政治互信、经济共赢、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显示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愈加激化，当前连绵起伏的西方工人罢工运动和左翼激进社会运动是对美欧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的有力抵抗力量。中国应积极联合世界劳工和左翼激进政治力量，形成强大的世界左翼阵营，从而对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构成有力钳制。

注释：

[1]David M. 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 https：// www. jacobinmag.com/ 2017/ 05/ 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2]Umair Haque. What Happens to a Society When Its Middle Class Implodes?.https：// eand. co/ the-downwardly-mobile-society-b3d538b6dd27.

[3]〔比〕厄内斯特·曼德尔：《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https：// www. marxists. org/ chinese/ Ernest-Mandel/ 1992book/ marxist. Org-chinese-mandel-1992-book1-7.htm。

[4]〔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108页。

[5]Chip Berlet ，Matthew N.www. politicalresearch. org/ tag/ corporatism/ # sthash. SNTv8cyv. dpbs.

[6]Dalibor Rohac，Liz Kennedy，and Vikram Singh. Drivers of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 www. americanprogress. org/ issues/ democracy/ reports/ 2018/ 05/ 10/ 450552/ drivers-authoritarian-populism-united-states/.

[7]Amy Livingston. What Is Considered Middle Class in America?—Definition，Income Range & Jobs. https：// www.moneycrashers. com/ middle-class-america-definition-income-range-jobs/.

[8]Keith Miller and David Madland. As Income Inequality Rises，America.s Middle Class Shrinks.https：// www. americanprogress. org/ issues/ economy/ news/ 2014/ 12/ 18/ 101790/ as-income-inequality-rises-Americas-middle-class-shrinks/.

[9]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认为，资本主义长波运动是资本积累过程和一系列巩固资本积累的社会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套制度被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David M. Kotz. Long Wav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A Critique and Reinterpret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987. 19（4）. pp. 16-38。

[10]“管制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有：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系统实行严格管制；为保证低失业率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主动调控；大规模的福利政策；大型企业与工会的合作关系；国际贸易和金融资本流动受到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控制等，参见〔美〕大卫·科茨：《社会积累结构与经济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15日。

[11]David M. Kotz.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74.

[12]陈安：《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现状》，http：// www. ifengweekly. com/ detil. php? id= 423。

[13]Max Roser，Esteban Ortiz.Ospina. Income Inequality. https：// inequality. org/ facts/ income-inequality/.

[14]Max Roser，Esteban Ortiz.Ospina. Income Inequality. https：// inequality. org/ facts/ income-inequality/.

[15]卜晓明：《奥巴马为何担忧中产阶级》，http：// www. xinhuanet. com/ world/ 2015-01/ 22/ c _ 127408298. htm.“Income Inequality”，https：// inequality. org/ facts/ income-inequality/。

[16]吴茜:《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与金融垄断帝国主义》，《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17]David M. 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https：// www. jacobinmag. com/ 2017/ 05/ 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18]David M. 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 https：// www. jacobinmag. com/ 2017/ 05/ 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19]Dr.Mohammed Cherkaoui.Donald Trump：The Rise of Right.wing Politics in America. http：// studies.aljazeera.net/ en/ reports/ 2016/ 07/ clone. of. Donald-trump-rise-wing-politics-america-1. html.

[20]Robert J.Antonio.Ethnoracial Populism：An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Social Epistemology.2019.33（4）. pp.280-297.

[21]周琪、付随鑫：《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同时兴起？》，《文化纵横》2016年第3期。

[22]David M.Kotz.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https：// www.jacobinmag.com/ 2017/ 05/ 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23]Robert J.Antonio.Ethnoracial Populism：An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Social Epistemology.2019.33（4）. pp.280-297.

[24]David M.Kotz.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 https：// www. jacobinmag. com/ 2017/ 05/ 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25]Henry A.Giroux.White Nationalism，Armed Culture and State Violence in the Age of Donald Trump.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2017. 43（9）. p. 890.

[26]张新宁、张晓明：《马克思主义与北美左翼新战略——2018年纽约左翼论坛述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8期。

[27]Robert J.Antonio.Ethnoracial Populism：An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Social Epistemology. 2019.33（4）. pp. 280-297.

[28]David M.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https：// www. jacobinmag.com/ 2017/ 05/ 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29]Dalibor Rohac，Liz Kennedy，and Vikram Singh.Drivers of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https：// www.americanprogress.org/ issues/ democracy/ reports/ 2018/ 05/ 10/ 450552/ drivers-authoritarian-populism-united-state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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