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美国金融贸易战，要警惕美国设计的新式舆论陷阱

应对美国金融贸易战，要警惕美国设计的新式舆论陷阱

刘枫

【作者按：本文主体部分分别发表于2016-10-18日与2018-08-05日】

过去这些年，“中国全面超越美国论”、“中华帝国主义论”、“中国对美国和非洲进行了经济侵略”等舆论、理论的盛行，是真的能给予中国打破美国霸权的实力，还是刚好给了美国进一步制裁遏制围剿中国的借口？

事实上，正是美国统治集团最先塑造所谓“中国全面超越论”、“中国对美、对非洲、对拉美威胁论”、“中华帝国主义”论的舆论。一些国内的美分和公知势力（在高层有非常深厚的保护伞），摇身一变，以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面目鼓吹这些论调。一些鉴别力不高、学风不扎实、不懂工业和技术、对中国工业和技术及金融等问题缺乏深入调查和分析的爱国学者和网民，也被这种美国对华舆论战所误导和忽悠。其实质是捧杀中国，为西方打压中国甚至鼓动全面与中国开战、离间中国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关系提供了借口。

1.“中华帝国主义论”，特朗普智囊纳瓦罗是始作俑者

要高度警惕共和党极右翼势力、美国几家顶级垄断财团（特朗普集团的政治和阶级基础）制造的中国威胁论。2016年担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总统助手及贸易和工业政策主任的彼得·纳瓦罗，在2008年的时候，在其著作《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中，还鄙视的认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所生产的是劣质廉价有毒产品，在对美国进行破坏性低端竞争。但是到其2011年的著作《死于中国》（Death by China），就画风一变，转身向美国和世界人民诉说中国即将歹毒地要灭绝美国，他认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将盗取美国跟西方所有的科技工艺和知识产权，吸干美国之后就要置美国人民于死地。《致命中国》认为：“中国快速变成全球最厉害的刺客，中国企业家用致命的产品淹没世界市场，中国采取非法保护主义，掠夺美国的产业和工作机会。”认为中国的工业技术会超越美国是其核心观点。他把中国目前那些起码的国防武器夸大百倍，认为中国的国防武器系统一旦成熟，美国就要遭殃。因此结论是就是美国和美国人民要不惜一切，自残自损，也要把中国拉下马。

看看作为特朗普重要班底的纳瓦罗的对华评估，会发现这不过是“中国全面超越美国论”、“中华帝国主义论”、“中国在美国和非洲搞经济侵略和新殖民主义论”的美国原版罢了。纳瓦罗的观点带着“中国全面威胁论”的战争动员意图。“中华帝国主义论”的观点并不会在实际上增强中国的工业军事实力，纳瓦罗及特朗普集团却可以因为“中国全面超越论”“中华帝国主义论”“中国在美国和非洲搞经济侵略和新殖民主义”找到对中国动手的舆论口实。从时间点上可以清晰的看到，美国统治集团及其培植的智库人物是如何极力塑造美国版“中国全面超越/威胁论”的。也正是彼得·纳瓦罗2011年《死于中国》（Death by China）出版以来，一些美分和公知摇身一变披上五毛的外衣，甚至接受共和党极右翼势力的资助，在中国宣传“中国全面超越论”“中华帝国主义论”“中国在美国和非洲搞经济侵略和新殖民主义”等论调，为特朗普围剿中国进行助攻。

遗憾的是，某些爱国学者在这场舆论战中可能属于被忽悠者，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估计也是中了美国人的圈套。他们没有清醒的战略判断，跟风鼓吹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丝毫不顾中国由于新自由主义势力的破坏，中国在许多关键基础战略安全领域，诸如芯片、大飞机等等与美国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的事实，更枉顾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所干扰误导，中国核心技术产业与西方和美国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事实上扩大了这一差距的问题（比如这次中美贸易战中凸显出来的芯片问题），对中国在当前所面临的诸多重大内部外部风险重视不足。这样的头脑发热式的鼓吹中国超越美国论，虽然其根本动机与立场和那些从骨子里就是要卖国、巴不得中国彻底给美国当殖民地的买办们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一旦误导决策层，也会产生危害。恰如清末对日本的战略轻视、自诩天朝上国，导致甲午战败，进而出现盲目对外投降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一样。

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破坏，中国在2016年在工业和科技上超过美国，在综合实力上超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以芯片为例，在前三十年我们的芯片产业比美国只落后6-7年，和日本同步，远远领先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尽管80年代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势力的破坏，芯片产业被严重摧残，但是据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1990年的分析，如果当时重新像搞两弹一星那样重视芯片产业，中国在2010年芯片产业赶上美国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惜马宾、高梁等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学者的建议，被信奉吴敬琏们的新自由主义官员们有意排斥和贬低。这才造成了中国芯片产业今天的危机。（相见笔者《马宾方案的搁置与中国芯片被韩国彻底反超》一文）

再以运十为例，参与运10研制的原上海飞机制造厂车间主任、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党委副书记任治侯同志介绍，为运10飞机研制的三钉(虎克铆钉、环槽铆钉，抽芯铆钉)，高强度镙栓，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当时已达美国标准，可惜的是铆钉生产线现已没有，厂房变成了房地产，使我国支线飞机及C919飞机的铆钉依靠进口，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现已用在了我国新型战机，海军、深潜等领域，先进程度已达到或超过美国。而据运十总体设计参与者、ARJ21飞机副总设计师周济证实，当年运10用的机体材料，几十年之后的现在反倒搞不出来了。运10开始试飞用的发动机仍是B-707(PW)的JT3D，运十研制期间上海也同步研制了915发动机(涡扇8)，与运十当时使用的涡扇发动机JT3D―7的性能相当。现如今，制造915发动机的工厂现在早已转产，为上汽集团的合资企业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生产汽车配件。

再以高铁为例，关于高铁的争议，其激烈程度不亚于运十，其核心就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独立自主自主创新为主（引进为辅）路线，与新自由主义买办主义市场换技术引进为主路线之间的斗争。

自1998年开始，新自由主义浪潮再一次卷席中国，包括电子、汽车、民用航空、IT、仪器、化工等多个产业被内外勾结进一步摧毁，而铁路、电力、航天等为数不多的产业是仅有的被国内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定的“计划经济堡垒”。1993年开始，我国开始自主研制高速列车。1994年，铁道部开始规划京沪高铁。90年代，我国汽车等等大批行业走上市场换技术路线，同期，虽然铁道部傅志寰等人一直坚持搞自主创新，但铁路方面的“全盘引进派”力量逐渐成长，声音不断放大，上可通天，采用各种手段抵制、排斥京沪高铁上运营自主研发的高速列车。1998后，争论越来越激烈，“中华之星”逐渐变成了铁道部自主创新派的“争气项目”，想以实际效果说服国务院领导相信铁道部方案。

原铁道部部长（1998-2003）、工程院院士傅志寰在《中国铁路》2017年第8期发表的《我国高铁发展历程与相关思考》、在2016年第10期发表的《关于我国高铁引进与创新的思考》，是对我国过去几十年铁路建设的正确总结，揭示了我国高铁取得今天辉煌的真正原因。

中国高铁奇迹主要靠“成套引进”，主要靠“市场换技术”，这种错误的说法，近几年来由于某些反共反华媒体的集中炒作，广为流传。傅志寰指出：

【有人说“高铁的成就来自于引进，是引进才使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种说法乍听起来“有些道理”，而对于了解内情的人来说，是不全面、不准确，甚至是似是而非的。至于最近德国媒体报道的“中国高铁是依赖外国帮助并获得全套技术的结果”，则更与事实严重不符。】

傅志寰进一步指出：

【其一，占投资80%以上的高铁土建工程，与引进关系不大，其技术主要源于我国长期的实践。其二……实际上，不管是所谓“日系”(日本技术)还是“欧系”(德国、法国技术，以及庞巴迪公司技术)动车组，外方对诸如转向架、网络控制、变流装置、空气制动等核心硬件和软件技术都拒绝转让。】

1999至2003年，我国先后成功研制出四种高速列车、两种高速电力机车和两种内燃机车(简称“422”)。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之星”。2003年，“中华之星”在秦皇岛到沈阳的试验过程中，瞬间速度最快达到了每小时321.5公里，初步打造了中国高速铁路技术的系统集成平台，自主解决了动力系统、高速制动系统、转向架等几大核心技术问题。实际上，“中华之星”的研发成果和技术团队，也是后来成功开发CRH380A的基础与保证。

然而，2003年，刘志军一上台就在铁道部内部做了一个报告，报告的口号就是要创造“中国铁路的桑塔纳和奥迪”，要让中国高铁走汽车行业“市场换技术”的邪路。为了封杀国产机车，2004年刘志军铁道部发布的《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投标邀请书》规定，此项目合格投标人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具备铁路动车组制造能力，并获得拥有成熟的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国外合作方技术支持的中国制造企业(含中外合资企业)”。也就是说，类似“中华之星”这种国内自主研发的机车，甚至连投标的资格都没有。国内机车厂要想拿到订单，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跟日本川崎重工、加拿大庞巴迪、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等跨国公司合作。南车集团上游供应商曾对外透露，在启动高铁招标之前，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宣称“不买国产机车”，考虑租赁国外机车，后来因触动的利益太广泛而不得不收回成命。

刘志军主导的大规模招标，把傅志寰时代自主研发道路的主力--两株地区坚决排除在外。据当时参与铁道部谈判的人士回忆：“第一轮技术引进都是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南车株洲所当时还不想放弃自主研发，没有主动参与，当发现不参与就没有订单时，才在铁道部和西门子再次谈判时积极申请，但刘志军坚决反对，以南车集团不能垄断200、300公里以上平台为名，将西门子的300公里平台分配给了当时技术力量远不如南车株洲所的北车唐山轨道客车厂。”自此，原本整车生产技术力量最强的南车株洲所出局，只能做部分配套件，不得不拓展地铁市场求存。

2005年初，由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组织完成的《中国高速铁路技术发展路线》的研究报告，在《科技日报》上分四次刊登，引起极大关注，该研究报告对刘志军“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路线提出直截了当的质疑，并表示“我国在运输装备制造业中最为完整、最有发展潜力的铁路装备制造业将毁在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中”，报告指出，

【2004年2月2日，法国阿尔斯通负责中国（京沪）高速铁路业务的人士表示，他们公司也会向中国进行全面的技术转让，但同时又表示，他们转让的是图纸，是生产工艺，不是设计能力。他们的转让不能保证中国可以获得高速列车的总体设计能力，因为总体设计能力是公司实力的体现，是无法转让的。】

2005年底，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对“以市场换技术”的痛加挞伐，以其身份之重、言辞之烈而最受瞩目。2007年十七大前后，中央初步排除了新自由主义的干扰，接受了爱国主义阵营提出的自主创新方案，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部和原铁道部于2008年2月签署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要求京沪高铁必须坚持自主创新。

2008年后，刘志军买办路线终于被中央与科技部反正，刘友梅及其他坚持自主研发的中国铁路自主创新团队才得到重新得到部分参与（而非傅志寰时代的主导）高铁项目的一线机会，某些媒体的报道尽管有立场问题，但客观上反映了这个过程：

【从完全不信任到不反。2008年底铁道部领导开始支持国内企业搞自主研发，株洲所翻身。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因坚持自主研发路线被刘志军排挤的南车株洲所出现在了南车制造的CRH380 AL系列的供货商名单中，且供应的是最关键的牵引系统。刘友梅称，株洲所完整提供了包括网络控制系统在内的CRH380AL牵引系统。虽然中华之星被尘封，技术和人才积累还在，这些遗产在技术引进阶段派上了用场。……一位株洲所工程师说：“后来铁道部领导私下也都知道株洲所还在做自主研发，但会上不再提，不反对。有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从完全不信任国内企业到不反对国内企业搞自主研发，再到2008年底铁道部领导开始集体支持国内企业搞自主研发。”】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两株地区是我国自主高铁的功臣，是研发CRH380A的核心力量，是CRH380A的“心脏”牵引系统的提供者。而牵引系统中，最核心、技术含量最高的是软件系统，西门子、川崎、阿尔斯通都没有向中国转让这一技术。牵引系统这样的关键技术占到一列动车总价的多少呢？20%-30%。其中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又占整个牵引系统的一半以上，利润最高。

被称作“中国电力机车之父”的刘友梅，是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株洲电力机车厂高速牵引研究所所长，是两株团队的核心人物，也是被刘志军强行扼杀的“中华之星”的总设计师。刘友梅2011年11月时指出：

【“中华之星”应该还原它的历史，它在中国高铁发展过程中是建立了功绩的，它的功绩首先是培养了人才。在后来引进技术过程中，主要设计人员都是“中华之星”培养起来的。如果说没有这个过程，我们都是“小学生”。说老实话，把外国的技术拿进来，图纸你看都看不懂，更不用说联合设计，什么共同打造，那都成了鬼话。】

当年的“中华之星”项目，集合了南、北车集团旗下的四大铁路机车车辆企业（株洲电力机车厂、大同机车厂、长春客车厂、四方机车车辆厂）、四大科研院所（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四方车辆研究所、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和两个高等院校（西南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将全国的科技力量拧成一股绳。在中央和科技部的压力下，刘志军虽然在2008年底被迫部分启用了当时南车、北车的技术自主派，但是却把各个科研机构打散，试图让他们分别与德国、日本合作融为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并相互竞争，妄图使中国的这些科研机构重走当年汽车和大飞机制造的老路，成为德日“雁行战略”下对外依附性的科研机构。在当时的局面，南车两株是国内铁路机车自主创新方面的老大，也是反对片面引进坚持独立自主的主要骨干，刘志军方案虽然最终被迫不得不让两株地区参与引进，但是其战略设计却是让国内其他单位和外国联合起来一起与两株竞争，妄图重演北洋军阀时代，西方列强扶植买办军阀瓜分中国的局面。

幸运的是，和电力、航天一样，由于铁路系统私有化市场化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比其他行业较晚，以刘友梅为代表的中国铁路机车核心团队此时已经足够强大，没有因为中华之星的项目被封杀从而被新自由主义势力彻底打垮（不让搞高铁我们就搞地铁），最终没有像运十团队那样被整垮、整死（运十总设计师、中国杰出的技术领导和科技专家马凤山因被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打压抑郁而终，过早逝世）。他们非常争气，终于挺过了2003至2008年刘志军新自由主义路线的残酷打压时期，在原有的强大的技术实力基础上，顺利地实现了对引进的日本技术的完全逆向和消化吸收，并作出了完全独立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从事实上宣告了刘志军路线的彻底破产，并迫使CRH380B等其他高铁机车也加快国产化步伐。如果不是刘志军的死敌两株地区搞成功了完全独立自主的CRH380A，刘志军及其手下的大批被日本收买的卖国官员肯定会说：看看吧，中国的技术还是落后，还得主要依靠引进主要依靠洋人。如果是这种局面，中国的高铁，就仅仅是中国汽车的翻版。

刘志军的“引进”战略及买办化中国科研团队的阴谋，也确实造成了部分高铁科研人员的对外依附性心理。在对2型车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阶段，有一次当CRH380A型总体设计师梁建英问一位设计师为什么那样做时，对方回答说：因为日本人就是这么给的，她大怒：“下次当我再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你如果再说就是因为日本人这么写的，我就让你们写检讨！”梁建英认为，“如果不思考为什么，就会造成思想上的惰性，老是说因为日本人这么说的，就不会有进步，如果真的说不出为什么，就必须通过试验把原因验证出来。”

由于刘志军路线的危害，CRH380B等等高铁机车在国产化自主化方面比CRH380A要逊色。如果按照之前傅志寰搞“中华之星”的模式，把中国的科研技术人员拧成一体，让北车和南车联合起来，让两株地区也参与对德国技术的消化破解逆向和自主创新，今天CRH380B的成就将和CRH380A一样辉煌。

如果没有2007年以后中央与科技部队刘志军路线的反正，刘志军“引进”战略本身带来的只能是破坏性和依附性。而自主研发团队的启用，实际上也是启用了我国原本就已经具备的研发能力，在外方根本不转让核心技术的情况下，依旧能够凭借自己的技术能力摸索和开发出来。中国高铁奇迹的缔造，到底依靠何种战略，事关中国其他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一旦“高铁奇迹”的解释权落入到日本人、美国人所宣传的刘志军“市场换技术”引进路线上面去，认定无论在哪个行业都是“越开放越安全越强大，越封闭越落后”，遮蔽高铁成功的真正原因，甚至把高铁成功的真正原因独立自主、自主创新说成负面因素，把有害的新自由主义方向的买办引进路线阐释成成功的关键，那将不仅仅对中国高铁未来的发展，对中国的整体工业化道路产生巨大误导与危害。

总之，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破坏，中国保持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有的“两弹一星”精神和模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工业应该比现在的状态要“厉害”得多得多——这是美国的培植的公知及公知伪装成的新权威主义五毛们都极力否认的基本事实，他们都否认新自由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工业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如果当年运十项目没有被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摧毁，中国今天早已拥有了包括先进的独立自主的航空发动机在内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大飞机产业。同样，依靠新中国前四十年在集成电路和信息产业方面的积累，本来今天中国也应该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领先世界的芯片产业及信息产业。如果倪光南、柳传志路线之争中获胜的是倪光南，那么联想今天的技术和经济成就将是华为的几倍乃至几十倍，倪光南当年制定的自主芯片和操作系统计划应该早就实现了。然而，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干扰与破坏，除了高铁、航天等少数产业因开放较晚而保留了前三十年的技术积累从而使中国拥有核心技术外，其他核心产业包括大飞机、汽车、化工、制药、装备制造、芯片、操作系统在内的各大骨干行业都遭受新自由主义的残酷破坏，使今天中国在很多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不仅仅相对落后于80年代初的中国（即保持当时的发展势头到今天的状态），甚至绝对落后于当时的中国（如当年运十达到的某些技术）。这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一个至今没有解决的巨大的隐患和危机。

2.警惕皮诺切特和苏哈托模式及美国的战略转变

美国对华战略在近些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其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在人民大众中江河日下，他们转而通过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其本质是吴军机、萧功秦、朱学勤、张维迎们主张的“宁要腐败，不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名义，曲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理论，将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极左进行打击和边缘化，即鼓吹在中国先搞所谓政治威权主义+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改革，先在中国推行智利、印尼等国家实践过的皮诺切特模式或苏哈托模式，最后再向自由资本主义过渡。

十八大以来，美国一方面还在资助传统地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公知美分势力，但美国更大地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重点是让一些人伪装成新权威主义者误导中国改革（重点是这批人在允许甚至假装拥护党的领导情况下，甚至以拥护鼓励腐败的招数，在经济上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让这些人完成国家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转变，进入体制内，否则这些人将在之后的中美战略冲突中会被爱国群众视为汉奸而被清洗，这种转变也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而美国在对华外交关系上，则从尼克松以来的接触+遏制，变成了全面遏制+攻击。

纳瓦罗的观点深刻的反映着美国统治集团对华策略上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基本环境是：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对华制定的利诱、拉拢、改造的和平演变策略总体一直比较成功，中国工业和技术，比如芯片、大飞机、制药、装备制造等核心产业也饱受新自由主义摧毁，房地产泡沫、金融自由化泡沫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中国经济和社会矛盾重重，这个阶段美国对华整体上相对友好，认为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及和平演变战略是相对成功的，本来，美国认为可以顺利将中国肢解的。然而，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当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发展的航向被校正，这是美国对华和平演变肢解战略政策的根本性挫折。因此，美国一方面采取了新的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心理战手段，另一方面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围堵进攻战略。这就是特朗普政权通过贸易战、金融战，全方面围堵攻击中国，并在台湾问题上彻底摧毁中美建交基础的根本原因。这就是特朗普为什么会成为尼克松以来最反华、最反共的总统。这不是特朗普的个人选择，而是美国今天的统治阶级，即共和党极右翼势力和种族主义财团（本质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战略选择。

1978至2011年，美国对华整体上相对友好，认为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及和平演变战略是相对成功的，本来，美国认为可以顺利将中国肢解的。转折性事件是，2011年初，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王府井煽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颜色革命，被信奉马列主义的爱国网民活捉，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单纯输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以及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等传统毒药无法肢解中国，无法边缘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新一代青年和劳动人民中的巨大影响，消解中国广大民众对美国的仇恨和敌视。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当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发展的航向被校正，这是美国对华和平演变肢解战略政策的根本性挫折。因此，美国一方面在外交上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围堵进攻战略，另一方面则从内部采取了新的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心理战及和平演变手段，开始用扶持新权威主义五毛的方式来肢解中国。

2012年以来美国对华舆论战心理战中，美国对华舆论由“棒杀”到“捧杀”进行了策略转变，从单纯扶持公知和美分，变成安排大批公知和美分伪装转型成“五毛”，他们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某些推墙叛变分子杨xx会自诩是“中国最大五毛”）的面目出现，完成美国要达到的舆论战略目的，执行和实行美国的战略传播和战略任务。

比如，2011年之前，美国在中国推动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主要以改革开放、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等旧话语体系进行，其效果不明显。2012年后，他们转而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姿态鼓吹：他们宣称经过改革（他们的潜台词是私有化市场化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国已经实现了大国崛起，美国与西方因为搞福利社会（即搞社会主义）已彻底衰败，中国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打败乃至取代美元霸权；他们鼓吹中国金融已经无比强大，今天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汇率放开搞自由化，与美国打金融战中国能够把美国玩死。这种论调极大地推动了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其直接后果就是2015年以来中国股市灾难及经济发展的困境。

假如真的按照这个以国家主义面目出现的战略规划来在眼下就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造成的后果和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货币自由兑换，从后果上对中国造成的伤害都是一样的！都会有利于外资操纵中国货币主权、为美国对中国实施金融洗劫大开方便之门。

金融和投资问题上如此，产业和贸易问题上也如此。2011年之前，美国在中国鼓动进口美国高附加值商品、向美国出口低附加值商品（主要是廉价出口劳动力和资源），鼓动引进外资，让外国资本和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垄断好的投资机会、收购和控制中国产业，主要也是以改革开放、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等旧话语体系进行。2012年后，他们转而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姿态鼓吹：经过改革开放（私有化市场化），中国工业和产业已经崛起，美国、西欧、日本在衰落，中国要扛起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大旗，中国只有将自己的市场和金融向美国全面开放，中国的产业和金融才能在开放竞争中走向强大，即越开放越强大、越开放越安全。实际上，历史上韩国、日本、德国及美国政府都是是采用政府扶持赶超+贸易保护主义的李斯特模式发展自己的核心产业，这是他们能够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例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业的发展已经成熟，并具有国际竞争力，大量出口美国，然而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仍然以关税等手段实行汽车业保护政策。以1970年为例，在出口量占生产量35%的情况下，进口关税仍然维持在40%，而且发动机进口限制也没有取消，此外日本政府还可以用外汇配额严格限制购买外国车。日本汽车行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如果80年代韩国芯片产业像中国那样完全向美国开放，那么韩国芯片根本不可能崛起。同样，今日中国芯片产业如龙芯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技术瓶颈，而是市场瓶颈，是中国国内的芯片市场包括政府采购市场都已经被美国WINTEL联盟占领。即便是美国和西欧，都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但是唯独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美国的金融资本，诸如高盛、摩根之类，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但是中国的银行在美国的业务却被全面压制。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诸如思科、因特尔、微软之类在中国全面自由扩张，但是中国的华为等有点核心技术的公司，无论是要销售产品还是要投资收购，却被美国严格禁止进入。美国只允许低附加值的商品和类似买办性质的企业如联想进入美国，为美国输血。美国决不允许中国的企业和银行收购一家真正有价值的科技公司和金融公司，也不允许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在美国占领一点市场。

中国在向美国金融和高科技产业全面开放的同时，我们看看美国是怎么对付中国的。2005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石油公司、2007年华为和美国贝恩资本联手收购3Com公司、2009年西色国际收购美国优金公司、2010年唐山曹妃甸投资集团收购美国光纤设备制造商Emcore、2010年鞍山钢铁投资美国钢铁发展公司、2010年中兴通讯参与竞标美国Sprint项目、2010年中国华为竞购2Wire、2010年华为竞购摩托罗拉移动网络基础设施部门、、2010年华为、中兴参与竞标Sprint项目、2011年华为收购美国3Leaf、2012年三一集团关联公司罗尔斯公司收购Terna美国公司在美国俄勒冈州Butter Creek的风场项目、2015紫光收购美光科技、2016年紫光收购西部数据，这些并购交易都被美国总统、政府及相关机构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挠。

中国在工业、技术、金融领域，相对于美日欧西方帝国主义联盟仍然处于弱势，但是中国的市场却是世界上最开放的、保护措施最弱的自由市场，这是新殖民地经济的典型特征。但是，公知和美分们伪装成的新权威主义五毛，却按照特朗普、纳瓦罗的戏本和脚本，拼命地将中国说成是对美国和亚非拉进行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只允许美国对中国搞贸易、金融和市场的保护主义，却不允许中国对美国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资格和权利进行更大程度的保护和反击，甚至不允许中国按照发达国家的资格向美国对等还击。在通过市场手段（诸如向中国出口高附加值商品、进口低附加值商品；逼迫中国购买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和两房等垃圾债券；外资进入中国控制中国核心产业获取高额利润等等）剥削中国经济的皮、肉、血之外，今天的特朗普政权还要打贸易战和金融战，即通过政府手段继续对中国经济进行敲骨吸髓，榨干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滴血和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可惜，直到今天，某些爱国学者还未醒悟，还沉浸在中国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已经崛起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迷梦中。美国人洗脑能力之强大，让人叹为观止。

3、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真相

2011年以来，美分和公知伪装的新权威主义五毛们就充当纳瓦罗的传声筒，鼓吹今日之中国对外贸易早就不是“裤子换飞机”了，而是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因此中国已经是个发达的“中华帝国主义”国家。一些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极左”也被这些人洗脑。他们根本不去分析中国出口与内需中，有多少利润是被外资拿走的。他们也不分析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剩余价值的流向问题，究竟是从中国流向美国（美国剥削中国）还是从美国流向中国（中国剥削美国），仅仅根据一些表面化的数据，诸如中国出口以机电产品为主，就论断中国剥削了美国。

然而，真实情况是，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服装、纺织纱线类、鞋类、家具类等劳动密集型商品仍然占据半壁江山。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中，服装及衣着附件的出口金额最多，为10413亿元，同比减少3.7%;其次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出口额为9068亿元，同比减少4.1%。

在机电产品方面，美国对华贸易中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然而，美国自中国进口的机电产品以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相反，中国自美国进口的机电产品以高端机械及零配件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此外，中国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占比，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要低很多，这反映出中国制造仍然处在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正如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所说的，“中美在国际分工扮演角色不同，美国高端产业发达，而中国则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因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自美国进口的多是高附加值产品，按照价值总量计算，中国是吃亏的”。

当前中国对外出口的机电产品中，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电子信息产品是最重要的一项，约占全部机电产品的三分之一。其中苹果手机在我国手机出口额中的比重超过50%。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我国手机出口量值分别为12.7亿部和1156亿美元。以苹果手机年销售量2亿部计，就占了我国手机出口总量的1/6；在出口额方面，苹果手机在我国手机出口额中的占比超过50%，也即在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接近3%。总之，在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中，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主力军（而且还有很大比例是外资）：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当前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主要是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和家具、纺织品、鞋类等轻工业产品形成的。某些看似高科技的出口产品，除了少数高铁等产品外，其实中国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出口附加值也非常低。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行长李若谷指出，

【中国工业化刚起步，大约是初期或中期的水平，高端制造业还差得特别远。我们是数控机床出口大国，但数控机床的核心部分还是靠进口，所以挣的钱特别少。比如说，出口一部数控机床30万，其中20万需要交专利费用、8、9万是成本，挣到的只有1万多，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这核心技术专利是我们自己的呢?那挣得就多了，利润就变成了20多万了，这个增长空间得有多大呢?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大幅提高了利润和经济效益。我们现在只是学会了制造一些产品，可以造飞机、汽车、核电设备了，但制造这些产品的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这些先进的装备我们还不能制造，或是虽能制造但精度不够，稳定性差。因此我们的工业化只是初期的，我们的增长空间还很大。】

换句话说，中国对美出口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进口大飞机、芯片、操作系统等高附加值产品。可以说，中国劳动者的工资，远远低于同样工作的美国劳动者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中国这些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格，远远低于商品的价值(其中包含的社会平均劳动量)。但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高附加值商品，其价格则远远高于其包含的价值。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国家，无偿剥削了中国劳动者巨量的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美国放开对中国高科技设备和产品的出口，中美贸易平衡，抹平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是这仍然相当于美国用较少劳动量和价值的高附加值商品，换取了中国较多劳动量的低附加值商品。中国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由于德国日本的产业竞争，美国工人日子不好过，需要购买中国巨量的物美价廉商品，以维持或提高其生活质量。中国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其本质上等于中国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向美国出售了巨量的劳动力，剩余价值主要由美国资本和工人消费者获取，但是美国却拒绝向中国出售其更多的高附加值的高科技技术、设备与产品。这与中国贱卖自己的稀土、煤炭等资源同样也可以积累巨额贸易顺差一样，都是名义上得利而实际上吃亏。更何况，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最大宗的机电产品，如苹果手机，其最大的利润恰恰是在美国人手中。以苹果电脑为例，苹果将制造外包给200多家企业，在全球900多个工厂制造，其中中国就占358家，日本137家，美国64家。英特尔供应给苹果的10家晶片厂中，3家在美国、2家在中国。也就是说，这些留在中国外汇储备上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是美国人的资产。

2018年07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日主持例行记者会并答问，外交部发言人说：

【得益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中国是苹果公司和通用汽车的最大消费市场。2017年，通用集团在全球亏损109.8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从其在华两家合资企业拿走133.3亿元利润。高通在华销售占其总营收的58%。一台苹果7手机售价最低为649美元，但属于中国的加工成本仅占不到1%。中国对美出口一套450美元的西服，中美获得的利润分别为5%和84%。】

这才是中美贸易的真正情况。

有意思的是，美国是一个赤裸裸在全球搞新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美国共和党极右翼及其扶持的特朗普、纳瓦罗们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老布什、里根都不承认自己在搞帝国主义，某些以五毛面目出现的人为什么非要将“帝国主义”帽子安到中国头上，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事情。

4.应对美国对华贸易金融战争，必然首先是一场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1949年建国后，是新中国硬实力最虚弱的时候，美国的大战略，一直就是“柿子专挑软的捏”、“打不败的对手就是朋友”，那时候美国是怎么对付中国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封锁台湾海峡，核武器进台湾”。然而，新中国在朝鲜、越南战场彻底将美国打怕打疼了，中国1970年后又拥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中国工业真正蒸蒸日上的时候，美国极右翼势力的代表尼克松只能到毛泽东书房进行朝觐，并将主要精力用于和平演变苏联和镇压拉美共产党左翼力量。今天美国对中国全面转向强硬，其战术原因是和平演变的政治计划因十八大等等原因推行不顺利，其战略原因则是美国通过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势力，成功破坏瓦解了中国的核心工业体系，并且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体进行了有效的洗脑工程，知识分子大面积西化亲美，党员干部大面积腐败变质，中国今天物质财富虽然远比之前富足，但是却处于1972年以来相对美国最虚弱的时期。正如美国对于斯大林的苏联只能承认其势力范围，但是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却强力肢解，并且对软弱的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仍然要肢解成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远东三块一样。

各种迹象显示，美国种族主义垄断财团及统治阶级1999-2001年左右就将已中国锁定为主要对手。当年何新根据来自美国的绝密情报，披露了美国有解决世界问题、称霸世界的的时间表，次序是：（一）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二）朝鲜、中国，（三）俄罗斯。因此，尽管已将中国和俄罗斯锁定为主要对手，但美国的计划并不是直接攻击中国和俄罗斯，而是在稳住中俄前提下，先扫清外围，诸如伊拉克萨达姆、利比亚卡扎菲、叙利亚阿萨德父子等反美政权后，再攻击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在执行这个时间表过程中，被觉醒的普京主导的俄罗斯所强力破坏，普京在叙利亚战场和克里米亚-东乌克兰战场那样像当年毛泽东在朝鲜和越南那样重创美国及其代理人军队。基辛格代表美国种族主义垄断财团和普京握手言和，试图像当年稳住中国那样稳住普京，将主要斗争矛头转向对美不断妥协退让的中国（就像对付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2018年是伟大的《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当前，既有站在爱国立场之上高估自己、轻视敌人的“速胜论”，也有类似汪精卫式的“投降论”。

而我们最正确的姿态，是应该站在《论持久战》的姿态上，科学分析局势，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但是一定要与割地求和的汪精卫们坚决划清界限。毛泽东讲清楚了，抗战是持久战，很艰苦，但中国必胜，根源在于，兵民是胜利之本。

对应的，中国今天的对美斗争，是长期艰难的。但是艰难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势力（及其新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变种）在学术界的垄断地位及其对国家经济、金融、产业政策的干扰、误导。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之所以是持久战，归根结底是中国的合法政权国民党是一个依附于英美的买办政权，而抗战初期共产党的物质力量和实力极为弱小。只有真正共产党和人民战争队伍发展壮大了，抗日战争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为合法政权后，我们解放初的志愿军武器装备没有当年国民党美式机械师强大，整个国家经济科技实力和解放前相比也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是共产党的军队可以打败美国及发达国家十六国联军。

同样，中国应对美国对华贸易战及其他软硬战争，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国内存在的异常强大的新自由主义势力和西化派第五纵队势力（所谓主张政治独裁+经济私有化的新权威主义只是其一个支队的伪装），尤其是他们对中国改革政策的干扰、误导和破坏，只有战胜他们，我们才能取得对美贸易、金融博弈的胜利。

就在2018年7月27日，著名学者何新发表了悲壮地退休告别感言：

【回顾平生，我为国家服务殆50年。在意识形态领域以一己孤独之力，与披靡横扫中国思想界的新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和西化主义角力30年，论敌无数，被众多阴谋及利益集团视为恶棍、死敌。现在遍体鳞伤，重病缠身，朝不保夕。——我承认，我失败了！我曾经最早地告诫国人，十几年来，在食品卫生领域有五大妖魔为祸中国……很早以来我就认为，自从发动全面市场化私有化的错误经济学导向的“改革”以来，累积出三座大山，压得无特权的众生平民百姓喘不过气：第一大山——医疗市场化；第二大山——教育市场化；第三大山——住房及养老市场化。三大市场化的泰山压顶把国家社会应向全民免费或廉价提供的公共服务，变成所谓“公共产品”——即牟利商品，从而让资本家谋取暴利，以经济的无情掠夺荼毒百姓！……我的呼吁是，必须……利用大数据和智能经济技术，让中国回归更高阶次的新社会主义制度！这才是国泰民安之道，长治久安之道，国家复兴之道！否则……国家前景将不堪前瞻！这就是我的退休和告别感言！】

人之将退，其言也衷。总而言之，应对美国对华贸易金融战争，必然也是一场新时代的持久战。改革开放以来，大面积官员腐败，国企也因官员干部腐败蜕变而丧失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私营经济改善民生，属于一种必然，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随着十八大后腐败的被清理，随着新自由主义恶果以及两极分化、国有资产流失、非法暴富阶层崛起等矛盾的激化，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任务的迫切，随着教育、医疗、住房、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的全面出现，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毒瘤。

面对美国特朗普政权（特朗普即便下台，美国仍然是极右翼法西斯主义得势，其反华肢解战略是不可能动摇的）的金融贸易战，中国必须要抓紧将清理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措施提上议程，这一战必须速战速决，只有如此，中国的工业、金融及经济民生才能在未来10年得到初步恢复，应对美国金融贸易的持久战才会成功。否则，未来真的不容乐观，像何新说得“愈改愈乱，国家前景不堪前瞻”以及经济金融危机的局面，也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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