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大失败——布热津斯基战略理论及其历史地位

大失败

——布热津斯基战略理论及其历史地位

张文木

说明，本文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目录

一、布热津斯基的理论对美国今天的衰落，具有“决定性的贡献”

二、布热津斯基属于犯有右派“幼稚病”的战略学者

三、大失败：与麦金德一样，布热津斯基也看到了帝国的黄昏

余论、布热津斯基：中国战略研究的一面镜子

2017年5月27日（北京时间），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逝世，享年89岁。布热津斯基的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在中国产生着重要影响，在布氏逝世后，有人撰文称其为“著名地缘战略家”。但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思想仅以“著名”评价是很不够的，人有因成功而“著名”，也有因失败而“著名”。笔者以为，布热津斯基当属后者。

一、布热津斯基的理论对美国今天的衰落，具有“决定性的贡献”

如果说20世纪初对英国国力破坏性最大，当然也是最不成熟的战略理论家，是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50年代，对美国国力破坏性最大的战略理论家是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对美国破坏性较大的战略理论家，就是集约翰麦卡锡（）的激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和凯南的浪漫主义于一身的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这三人出生年代不同，其战略理论所犯的无哲学的错误却是一致的。

现在布热津斯基走了，盖棺当可定论。这样，由他认定的作品——而不是一些道听途说的采访、访谈或对华“友好”的只言片语——就成了检测他的理论功过的依据。

布热津斯基的作品在中国以“大”（Grand）著称，如“大失败”“大棋局”等。1989年，他出版反共著作《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其反共意识之强烈与当年的麦卡锡不相上下。1997年，布热津斯基又出版《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他在书中给美国设计的战略，其特点与凯南、麦克阿瑟相同：目标如天女散花且大得惊人。

在全球战略上，他告诉美国今天的“地缘政治已从地区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洲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他告诉美国政府“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即中亚——笔者），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美国应给予最有力的地缘政治支持的国家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在该地区之外的）乌克兰”。

在中国台湾问题上，他说话的轻率程度与当年麦克阿瑟不相上下，甚至连口气都很像。1950年10月15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与杜鲁门在威克岛进行那次决定美国在朝败局的谈话时，麦克阿瑟告诉总统说：

朝鲜的复兴只有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开始。我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约1.5万人——而那些我们没有消灭的力量将会随着冬季的来临被消灭。在我们的临时集中营里现在约有6万名战俘。

十分不幸的是，他们正在北朝鲜追求一个无望的目标。他们有10万人作为补充兵员接受训练，这些人训练无素，领导无方，装备极差，但他们却十分固执，我讨厌去消灭他们。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面子。

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那将使重组的第五集团军由第二师、第三师和联合国分遣队组成。我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总统点头称是。）大选过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领军队。

麦克阿瑟那“少帅”作派很早就引起他的上司的警觉。1942年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收到麦克阿瑟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一些建议后，在日记中写道：“他对我们这些年来的研究的想法令人诧异。他的谴责可能只对军校一年级学生有好处。”同年2月23日，他给麦克阿瑟的通电发出后，在日记中写道：“爱出风头可能毁掉他（麦克阿瑟）。”罗斯福曾经当面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说：“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出色的将军，但是我觉得你将是我们最蹩脚的政治家。”麦克阿瑟晚年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援引了罗斯福的这个评价来评价自己。不幸的是，半个世纪后，麦克阿瑟的“少帅”作派在布热津斯基（及其理论的忠实推行者小布什）这里得到传承：为战略研究者大忌讳的骄横之情在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跃然纸上。他说：

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个重要的区别。

至于俄罗斯，布热津斯基几乎是用命令、轻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训俄国人说：

俄国唯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欧洲，而是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欧洲……这样一个欧洲正在形成，而且这个欧洲也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要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危险地孤立，这就是俄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欧洲。

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

苏联解体后，这位美国著名的地缘战略家在《大棋局》一书中向俄罗斯下达了“死亡通知书”。他说：“什么是俄国？俄国在哪里？做一个俄国人是什么意思？”；“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不管怎么说，以‘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重新作出回答可能只能分阶段进行，而且还需要西方作出明智和坚决的姿态。”这些话说白了就是要让俄罗斯为欧盟让路，要开除俄罗斯的“球籍”。

乌克兰是欧洲与俄罗斯的接榫地带，布热津斯基完全不顾当年希特勒在乌克兰惨败，以及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和1992年的戈尔巴乔夫有意收缩和放弃外，俄罗斯在乌克兰从没失手的史实，他建议欧洲逼使俄罗斯放弃乌克兰，他说：

从地缘政治上看，丢掉乌克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这使俄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即使失去了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一个依然控制着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充当一个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袖，主宰前苏联境内南部和东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 200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国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与车臣的战争也许仅是第一个例子而已。另外，由于俄国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亚人口急剧增加，任何没有乌克兰而仅建立在俄国力量之上的新欧亚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欧洲化色彩将不可避免地减弱，而且日趋更加亚洲化。

20世纪50年代初，麦克阿瑟的轻率导致美国在朝鲜战场大丢其丑；布氏于20世纪90年代说了这么多，预测了那么多，其结果如何呢？结果是他在去世前看到的结局与他的结论完全相反：

在欧亚大陆，2016年6月中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元首“高度重视维护国际和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

在远东地区，布氏看到的是钓鱼岛的形势已向中国翻转；是中国航母横空出世，中国空军和海军穿越宫谷海峡已成常态；是日本在钓鱼岛已转入守势；是菲律宾迅速摆脱美国的控制并转为与中国的友好的国家：2016年10月20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宣称“中断与美国的军事、经济关系”。由此，盘踞在中国台湾的“台独”分子更加没有底气，中国统一台湾趋势日益不可阻挡。

在中东地区，伊拉克战争的结局也让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眼镜大跌。土耳其、伊朗也日益向俄罗斯靠拢。2016年8月19日土耳其总统访问莫斯科，迅速扭转自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战机事件以来两国关系恶化的僵局。双方同意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恢复高层对话机制，加强国防工业领域合作等议题达成一致。2016年8月16日，俄罗斯轰炸机首次从伊朗空军基地起飞，完成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打击并顺利返航。这是俄罗斯首次利用伊朗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同时也被认为是自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首次允许他国利用伊朗领土开展军事行动。

在黑海、乌克兰地区，布热津基斯基看到的结果是，当西方按着其设计扩张到了乌克兰并将俄罗斯逼到“生存还是毁灭”的底线时，普京在格鲁吉亚继而在克里米亚进行了果断和成功的反击：现在克里米亚已为俄罗斯控制。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在2015年2月召开的明斯克会议上与法国和德国达成谅解。俄罗斯人在克里米亚用实力告诉美国和北约：俄罗斯就在这里，这里是俄罗斯的战略底线，不容动摇。今天的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有了一种向苏联回归的气象。

这样的结果则让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大丢其丑，也让布热津斯基多年的热捧者集体失语。

布热津斯基或许忘了这段历史：在20世纪初沙俄帝国解体时，英国寇松勋爵“甚至赞成取消陈旧过时”俄罗斯国体，甚至还谈到“争取新的土地或衰亡国家的继承”问题，结果却是在苏俄的抵抗中，英国于1921年成为第一个承认这一新政权的大国。寇松不得不勉强地在英国宫廷接见了苏维埃驻英大使。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基辛格很少提及布热津斯基，但将基辛格对凯南的批评用于布热津斯基也是合适的：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对今天美国的衰落无疑具有“决定性的贡献”；布热津斯基的学说，在今天的美国也“可以大大自我批判”。

二、布热津斯基属于犯有右派“幼稚病”的战略学者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布热津斯基的战略理论构架中缺乏哲学元素。与麦金德、凯南所犯的理论错误相同，布热津斯基理论最幼稚的地方在于他是只知道对手是谁，却不知美国力量的边界在哪里。人一旦只知力量而不知边界，随之而来的就是骄横和傲慢。这是布热津斯基研究态度骄横傲慢、研究结论偏执单一，因而远离实际的认识论根源。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国家战略是要带刀子的，要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同时，哲学是讲边界的。尼克松到中国来，在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见面，这个世界就变了。

生活经验是辩证法表现最为丰富的地方。与尼克松、基辛格不同，而与中国历史上的赵括、俄国历史上的盖达尔（Yegor Gaidar）之流相同，布热津斯基理论最大的问题是用逻辑代替经验，用原则代替常识。斯大林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时下这些人在中国被称为“愤青”或“公知”，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布热津斯基属于犯有右派“幼稚病”的战略学者。

布热津斯基在书中向美国描述的是地地道道的真理，其论述逻辑之强让许多学人为之倾倒，以至人们忽略了布氏指出的这个“真理”对美国只是一道力所不及的天边彩虹。小布什被布热津斯基画出的天边彩虹忽悠得直奔中亚，手舞足蹈后却落了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在乌克兰问题上，布热津斯基要求“美国应给予最有力的地缘政治支持”。但不知他有没有想过，当年希特勒入侵苏联主要想控制乌克兰，为此他几乎投入了全部的精锐兵力，今天北约若在此发力，其规模是否还能超过希特勒，俄国人曾在乌克兰让希特勒败得血本无归；难道今天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还会有比希特勒更多的“收获”？在台湾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道理：目前在中国海陆空诸军种已长足发展的形势下，曾在朝鲜、越南一败涂地，迄今还在伊拉克不能自拔的美国，难道在台湾海峡还能立起美国的“凯旋门”？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道理很简单，与当年英国一样，美国永远不可能拥有足以覆盖全球所有目标的防务资源，甚至没有防务位于中国和俄罗斯这类陆权大国近邻的非关键目标的资源——这与1962年苏联没有插手美国近邻古巴事务的资源、2008年美国没有插手俄罗斯近邻格鲁吉亚事务、2014年没有插手克里米亚事务的资源而被迫后撤的道理一样。对于这一点，姜还是老的辣，曾任陆军部长助理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沃尔特•李普曼（）看得远比布热津斯基明白，他指出：

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defeated）”。

事实上，毛泽东已注意到乔治·凯南为美国设计的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的“遏制”战略是拖垮美国的原因。因此，李普曼的文章曾长期受到毛泽东的关注。1950年11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注意到李普曼的观点，曾经要求印发李普曼的有关专栏文章，以供党内领导阅读研究。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在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尼克松访华走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三、大失败：与麦金德一样，布热津斯基也看到了帝国的黄昏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英国沿着麦金德的“枢纽地带”理论控制了印度，长期在中亚和印度洋扩张。事实上，当时英国扩张已至朝鲜半岛，这在相当程度上耗尽了英国的国力，英国由此转入——尽管速度较慢——衰落。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与印度洋的最后诀别。

二战后美国又沿着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向全球扩张，结果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惨败，国力大幅衰落。尼克松、里根放弃凯南的全面出击的理论，转而采取英国人擅长的均势制衡（比如在中亚用塔利班制衡着伊朗和俄罗斯，用萨达姆制衡着伊朗，用科威特制衡着萨达姆）和各个击破（比如在远东放弃与中国敌对，专力打击苏联）的策略，又使美国国力得到大幅恢复。

苏联解体后，小布什又沿着布热津斯基理论，借“反恐”之名打破了有利于美国的中东均势：他打倒了阿富汗的塔利班，这反倒帮助俄罗斯打开了阿富汗困局；美国大兵又冲到伊拉克，在伊拉克扶上伊斯兰什叶派政权，这又反倒帮助伊朗改善了被伊斯兰逊尼派政权包围的困境。几年下来小布什打出的竟是一个越反越恐的反美世界和美国国力日益衰落的形势。特朗普的上台，从某种意义上是尼克松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

似乎是历史的讽刺，就在麦金德对英国海洋实践做出如此经典的理论概括且因此誉满全球的时候，他却看到了英帝国的黄昏：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5个月前即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样，也就在布热津斯基挂满学术桂冠的时候，他也看到了美帝国的黄昏：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日益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且日益不可战胜；俄罗斯与法国、德国在乌克兰达成谅解；克里米亚已转入俄罗斯手中等。

在这快速转变的世界大局下，布热津斯基随其理论也提前谢幕了，时间定格在2017年5月27日。似乎也是历史的讽刺，也就在53年前的同一天，即1964年5月27日，突然转向反华并于1962年在中印边境挑起冲突的尼赫鲁先生去世。而五个月后，中国的原子弹试爆成功。布热津斯基走前已看到了中国的“大棋局”即“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及其伟大实验。如果布热津斯基还健在，相信他会看到与他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描述相反且更为精彩的世界大棋局。

当年凯南的错误有幸为基辛格所纠正，尼克松之后美国国力得以恢复并再次步入强大；不幸的是，目前布热津斯基的错误尚无人可以纠正。特朗普上台后会见的是基辛格而不是布热津斯基，目前看对于布氏带给美国的“战略遗产”，美国政府已没有了当年尼克松、基辛格他们那“拨乱反正”的逆天豪情。尼克松、里根为美国赢得的这一手好牌，在布热津斯基这里竟输得所剩无几。

1989年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开篇便说：“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的书。书中描述和分析了共产主义制度及其信条的逐渐衰败的过程和日益加深的困境。书中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可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布热津斯基看到，步入“大失败”结局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他自己的地缘战略理论及其对美国造成的影响。

这大概也是布热津斯基离世前最痛的心结。

余论：布热津斯基是中国战略研究的一面镜子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布热津斯基为后人尤其是我们战略研究的学者留下的遗产负面且深刻。

对于今天的战略学者而言，布热津斯基是中国战略学界的一面镜子，它警示中国的学术研究不要脱离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不要为了一味迎合所味“主流”——当年那些热拜热追热捧布氏理论的人就是这样——选择性地忘却中国的近代耻辱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为了一点个人虚荣留下对不起祖国和人民，老了又让自己后悔甚至悔罪的“白纸黑字”。

对中国未来而言，布热津斯基先生留下的反面经验更是有用的，这就是：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即使中国未来崛起，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总之，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留给世界的影响是特殊而深远的，人们会在他留下的文字中从反面看到了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环球同此凉热”的社会主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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