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美国为什么变得更不平等？

作者：郑渝川来源：经济参考网 2013-07-15

　　全球最顶尖的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 E.斯蒂格利茨是经济全球化概念的提出者，总结了全球化分别为不同发展层次国家带来的发展效益，也较早意识到全球化经济体制下的弊端，即不受管控的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实体经济等方面的高度不稳定。这些高度不稳定需要动用越来越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才能予以暂时压平(如若对不稳定及其经济、社会震荡视若无睹，则会引发政治危机，因而并不纳入考虑范畴)，还面临越来越难以有效协调的国家间利益冲撞。

　　约瑟夫 E.斯蒂格利茨这些年都在炮轰美国政治上和对外政策上的新保守主义，以及经济政策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他在2007-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此后变得越演越烈的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发生多年前，就通过系统分析揭示出前述政策的内在缺陷，以及长期推行必然引发的问题。尽管他的观点曾一度显得与主流经济学界的认识显得格格不入，也不见容于当时的华尔街和美国政府，但事实证明，斯蒂格利茨不负大师之名。是他，而非华尔街赞助的那些学界吹鼓手，作出了正确判断。

　　几年下来，不光是斯蒂格利茨，或者其他经济学家，美国媒体和公众都意识到，美国当前面临的是较为全面和严重的发展危机，已经过去的金融危机和持续至今的债务危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简单来说，首先，美国金融业又迅速回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放纵发展模式，新的危机又在累积之中，不排除在未来不久再度上演“大而不倒”、政府被迫出面救助的尴尬情事;其次，美国重整制造业、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的进展并不顺利，而这些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口、为投资者创造的投资回报等数据也都让人失望;第三，美国政府陷入了不断减税和公共开支接连攀升的悖谬困境，债务压力越来越重，且在现有的政治程序中诱发出定期的授权危机;第四，减税政策继续推行，其主要受惠对象仍为富人;第五，公共基础设施破旧，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大多无力承担维修费用，更谈不上改建、新建以满足相应的社会和经济需求;第六，美国基础教育体系的绩效水平低下，不能适应美国高校的要求，由此倒逼美国颁发更多的移民指标以吸纳外国高科技移民和留学生，美国本土学生事实上成为了教育体系的牺牲品;第七，长期高失业，社会歧视反弹;第八，全民性医疗体系迟迟不能建立;第九，贫困人口增多，生活水平下降。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来源于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他的新作《不平等的代价》分三个方面探究了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第一方面，寻租导致的不平等。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有效的前提在于信息透明，但在美国，以华尔街投行为代表的企业却在努力制造不透明，最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不断放松管制事实上就默许甚至鼓励了这样的不透明，由此带来的必然只能是市场失灵。他将政府、政治家许可企业拥有误导消费者、投资者乃至一般公民的市场型“特权”而获得的收益，称为“配额租”;类似的租金形式还包括“垄断租”等租金，都严重恶化了市场秩序。

　　第二方面，市场导致的不平等。几十年来，美国乃至全球大范围内出现的行业变迁、技术变革，客观上造成了贫富分化。特别是1990年之后，计算机化使得机器取代了那些能程序化的工作，这一方面减少了对那些非技术型工人所能获得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借助经济全球化实现制造、服务的外包，让掌握了技术的新劳工同样不能获得相对资方的话语权，薪酬提升空间便受到了限制。而与之同时，里根以来的多届美国政府，都在废除或弱化原有的工会法律制度体系以及反社会歧视法律制度和规则。斯蒂格利茨警告指出，广泛存在不平等的社会不能有效运转，长期来看也很难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最重要的是固化了既有的机会不平等，让社会和经济失去了革新发展的动力。

　　第三方面，政策去监管化让金融资本不受制约的放纵发展，对美国民主制度和社会信任都形成了巨大侵蚀，影响了法律、政治制度和社会规则维护公平公正的效能。斯蒂格利茨特别提到，美国房产泡沫、金融危机的制造者——投行、银行、房地产中介机构的欺诈交易行为，始终没有获得恰当处理，相反那些曾因前述欺诈而无法按期偿还贷款的民众，却被处以不经法院裁决就由银行没收房屋的处罚。毫无疑问，上述处理方式是不公正的，也必然影响美国民众对法律、政府行为公正性的理解。

　　关于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斯蒂格利茨分析指出，变得越来越大的债务压力，一是众所周知的减税维持公共开支所造成的，特别是美国发起的两场局部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让美国纳税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二是制度设计大大有利于制药商的医疗保险药品福利体系;三是因为去监管化，石油、煤炭、化学、造纸等行业企业的排污，事实上需要由政府来清理和埋单，这等于是美国纳税人承担其这些行业形成的巨大外部效应。

　　斯蒂格利茨在这本书的第10章不无嘲讽的指出，“矫揉造作(即否认问题严重性或不平等的成因)是没有用。尽管长久以来人们一致认为美国人比欧洲人享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但其实美国已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度了。”他希望能够重新建立起一种更有效率的经济和更公平的社会，调整市场的过度行为，提出了多项政策思考：减少寻租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其中应包括约束金融界、更严厉更有效率地执行竞争法规、改善公司治理、终止政府在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慷慨大方(廉价转让公共资产或资金给企业)、终止扶持美国的大公司以取消对这些企业的隐性补贴等举措;进行税制改革，创造累进的收入税、公司税、房地产税;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加大基础教育供给、面向所有公民提供医疗保健、加强美国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建设、减免穷人所缴纳的税款;恢复并保持充分就业，重在纠正贸易失衡，鼓励公民行动起来反对社会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