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旨山：买办资产阶级学术当权派之“新冠”

买办资产阶级学术当权派之“新冠”

——兼析北大刘国恩的成长史

吴旨山

引言：

“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于是，别个那些偏激的狗儿都被主子渐次撵走了。某个清凄的冬夜，月倒是明朗，主子大概是梦中惆怅，便在呓语中喃喃地召唤它。蓦地，它睁开双眼，仿佛因被搅扰清梦而有一丝怨艾，只是瞬间“又很像猫”，如猫眼般闪出魔幻的幽光。

北风呼号了起来，月也冷了，那猫眼般的幽光中忽地迸发出寒意，仿若狼；北风咆哮了，它亦对月长啸，恰如狼，似狼，是狼！主子，还没醒来，不知是昏沉了，还是故意昏沉了……

一、 名为“国恩”

1911年，鲁迅写成了其处女作，文言小说《怀旧》。1912年2月，大清就亡了。大清那会儿，在国人脑中萦绕着的是所谓浩荡的“皇恩”；民国有新象，国人开始更加懂得感念“国恩”，壮志男儿亦多有取名“国恩”者。当然，那时的“国恩”之“国”即为“中华民国”。

清人袁子才有诗：“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君”指乾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亲书条幅，将其改为“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并最终与众将士一同战死旗杆岭，践行了报效“国恩”的诺言。以此观之，虽然史书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患有“软骨病”，但似乎还要比买办资产阶级更加“铁骨铮铮”一些。不幸的是，在中国资产阶级群体内，买办资产阶级因其主子的撑腰而得以长期位居领导地位。

鲁迅笔下的“叭儿狗”便像极了狗界的“买办”，它产自中国，却被称为西洋狗，据说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是国际化了的“狗才”。若是主子不能那么俗气地叫它“旺财”，以暴露其资产阶级的“犬份”，叫个“国恩”亦颇为周妥，对内可说感念“国家”之恩，对外则可称感念“国际”之恩。于是，那“中庸之道”便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1958年，中华新生已历九载，四川茂县蓝店坡村民刘氏喜得一男娃，亦取名“国恩”。这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0月底，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

刘国恩后来回忆说：“我们曾经失去了自留地，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这些全部都被归到集体生产队了。”彼时，他站在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活动的讲台上。他犹记得父亲为他取名“国恩”，意在叮嘱他不要忘记国家的恩情。可是他更记得“童年的艰辛和不平”，他这样分析并定论那段岁月：“根据目前所能查到的中外经济史数据，中国六十年代的贫困程度跌到了中国传统农耕经济的最低谷。”哎！又是童年的心理创伤。

二、“知名学者”刘国恩

对于大部分普通老百姓而言，北大刘国恩可能还是个比较陌生的名字。然而，无论陌生与否，他正在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2020年12月19日，昆仑策研究院刊出的文章《郑道行：请问北大教授刘国恩，中国要向美国做什么“自我批评”！》可能也让刘国恩和普通老百姓的距离更加“近”了一点，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刘国恩的社会影响力，使其更加“名副其实”地坐稳“知名学者”的宝座。

实际上，刘国恩早已是所谓“学术大佬”。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健康与发展经济学，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以及医药经济学。他是教育部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首任院长。他曾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席，国际药物经济学会亚太联合会首任主席。他目前还担任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健康经济学英文学术期刊《Health Economics》(SCI)副主编。

刘国恩今日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对大部分中国民众来说，是一辈子也难以望其项背的。在中央大力提倡在学术界破“唯帽子”的时代背景下，刘国恩便是“帽子”最多最尊贵的那少部分教授。然而，无论身份如何尊贵，在当代的中国，刘国恩却暂时仍然无法摆脱“人民”教师的帽子，虽然在其官方网站信息中的诸多帽子中已经看不到人民教师的帽子了。可别忘了，现在还是人民的共和国，人民教师才应当是最尊贵的帽子。

在当下的中国学界，有一种奇象：很多忠于人民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刘国恩等“知名学者”那么多显赫的“帽子”，于是“人民学者”这顶帽子便凸显了出来，闪耀出其本来的荣光。

“人民学者”的写作风格也与“知名学者”迥然不同。“知名学者”通常要标榜其文风的“理性、中立、客观”，简称“理中客”。我们且看刘国恩是如何“中立”的。

当记者提问在中美贸易战中我方该如何应对美国制裁中国企业时，刘国恩“中立”地回答道：“说到对中方企业的制裁问题，美方有美方的理由，中方有中方的看法。如果双方老是各持己见，一味指责对方的过错，恐怕情况会越来越糟……一般的跨国制裁问题，完全无中生有的情况，不能说没有，但相信还是少数，更多情况下恐怕还是基于某些实据”。（见北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2020年9月16日文《专访刘国恩：新冠疫情的几大启示 社会办医的步伐应该再加大加快些》）

可见，所谓“中立”，就是表面上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以显示自身的超然；所谓“中立”，就是在措辞上，美方还有“理由”，中方却只有“看法”；所谓“中立”，就是在谈论中国企业被美国制裁时，得出美方“是基于某些实据”的结论，而不对“实据”进行说明；所谓“中立”，就是在实际上不努力去说服美方停止“一味指责”中方的情况下，要求中国停止“一味指责”美方的过错。这便是这位“知名学者”的“中立”之术。

中国的一些“知名学者”似乎忘了历史上的资产阶级知名学者凯恩斯的话：“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4-245页）

而“人民学者”便显得似乎有些“狂飙突进”，时常让人想起马克思的战斗时光。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人民学者”马克思说：“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因此，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中这样评价：“《共产党宣言》毫不掩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旗帜鲜明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边”。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 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

有“知名学者”们的思想爪牙，曾“理中客”式地向鄙人述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任职时是部级领导，但部级领导不同于‘大学者’。”其言下之意是：在2000年前后，习近平同志的学问不如那些知名学者“大”。鄙人只好回应：“如果你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那时还不是‘大学者’，我认为那时的他已经是个好学者了。”追忆此事，我们方才意识到，硕大无比的“知名学者”还真不一定是“好学者”，而2000年前后的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已是“好学者”的原因正在于他是人民的学者。

而“知名学者”及其思想爪牙们是如何看待“人民学者”的呢？这便是不够“大”。呵！“知名学者”好大的学术话语权。

三、 刘国恩之“国”

只是这学术话语之“权”，已着实在为资本开道，却依旧扛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子。

刘国恩说：“在目前人类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医疗服务资源很难按需分配，所以支付手段必然成为目前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最关键的一个手段。” 刘国恩宣称“以支付手段作为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最关键手段”的政策建议所要达成的目标包括“提高人民群众获得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且要保证质量，不能够打折”。（《2020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全球共破局”-刘国恩谈新冠启示》，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官网，2020年9月30日）

经济学家说话总喜欢再加“前置条件”，以增加“理中客”的范儿。可是因为人类社会资源永远是有限的，所以，刘国恩实际上在说：医疗服务资源永远不能按需分配，“钱”（知名经济学家“理中客”式表达为支付手段）永远“说了算”（知名经济学家“理中客”式表达为最关键资源配置手段）。喔！好一个“金钱永不眠”。

而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于是，我们察觉，资本主义已经派遣它的思想清道夫侵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疗卫生领域了。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导：只有当劳动力被商品化了，资本主义的逻辑才能充分展开。而医疗卫生领域涉及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只有实现了医疗卫生事业的资本主义化，劳动力才可彻底地被纳入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的幽灵要吸吮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便要控制住他们的生命。医疗卫生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抵御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不可丢失的防线”。

忠于资本的“知名学者”不仅为资本开道，还时刻不忘为外国势力开道。正如资本家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成为人格化的资本，他们就是买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与放大器。

在回答记者就中美脱钩问题的提问时，刘国恩说：“就像两个人的关系，搞坏了之后要修复，总得有一方积极地先行一步，有更多的担当和承担更大的风险，才可能建立对方的信任，从而促使对方向前迈进。另外，双方也得多看彼此的好处、优点，少一些指责和算小账，多一些自我批评和自我完善，向对方释放更多的诚意和积极信号。”（见北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2020年9月16日文《专访刘国恩：新冠疫情的几大启示 社会办医的步伐应该再加大加快些》）

咋一看，这又仿佛“中立”的立场，由小见大，生动形象，不明就里者可能还会觉得“教授所言，分外在理”。可是刘国恩教授难道不知道这个关系被“搞坏”是因美国单方面发起的针对中国的挑衅吗？难道中国对这种不负责的霸权主义挑衅行为进行正当的指责就是多“一些”吗？刘国恩教授居然还盗用了中国共产党党建话语“自我批评”，难道是真不知道美国从来不“自我批评”而是“美国优先”吗？

于是，刘国恩之“国”绝非中国，而是美利坚合众国，是资本之国。

四、 刘国恩的“新冠”：买办资产阶级学术当权派

在文革以后，“乱扣帽子”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可是这也造成一种现象：那些明明戴着烟囱一样高的帽子的人却也变得肆无忌惮起来。

于是，“人民学者”愤怒了，先是高声疾呼“医改方向关系人心向背”，不点名地批评了“知名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否定。（见《侯慧艳：医改方向关系人心向背》，昆仑策研究院，2020年7月26日）然而，刘国恩教授却是愈加活跃了起来。2020年9月8日，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刚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知名学者”刘国恩便于9月16日大谈疫情启示，暗指：中国因为取得地区性的阶段性胜利，就“自满大意”，并“奚落别人”。

于是，“人民学者”只好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以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见《郑道行：请问北大教授刘国恩，中国要向美国做什么“自我批评”！》，昆仑策研究院，2020年12月19日。）仿佛是响应新华社2020年12月17日的社论《“崇美”“跪美”的软骨病得治！》，此文一出，刘国恩教授的画皮便立刻被戳穿，正是“消除其影响”的良好契机。然而，2020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成立，刘国恩教授又荣任创院院长。

2020年，是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人间的一年，也是思想界的资本主义新冠病毒疯狂传播的一年。刘国恩教授之所以能担任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显然与他在“新冠肺炎”期间奋力生产并传播买办资本主义之“新冠思想”病毒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鉴于此，“人民学者”们便不得不为这位“知名学者”戴上一顶新的帽子（简称“新冠”）：买办资产阶级学术当权派。虽是“新冠”，本乃“旧实”。

想必刘国恩大院长带着买办资产阶级学术当权派之“新冠”也大概率不会感染“新冠”肺炎，因为中国的人民政府已经承诺为人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刘国恩教授应该庆幸，他可以继续健康地在中国传播买办资本主义之“新冠思想”病毒了；刘国恩教授应该愤恨，他的资本主义“新冠思想”病毒在此次关于疫苗的公共政策中又失去了“活性”。嗐！刘国恩教授可能已经想回到“新冠”活跃的美国了。

五、 魂兮归国

此刻，我们当然不能让北大的刘国恩教授冒着感染新冠的生命危险回到美国。恰恰相反，我们希望他再一次回到中国，希望他的灵魂归国。我们还认为“知名学者”完全可以为人民服务，从而成为知名“人民学者”。

在前一次的归国之旅中，回来的或许只是刘国恩教授的肉身，而他的灵魂却留在了资本主义的美国，以至于那归国的躯体彷佛牵线木偶一般，好像着了魔。

刘国恩教授何尝不是可怜之人？他的童年是不幸的，而更不幸的是，他从“老路”的受害者成长为了“邪路”的铺路人。今日之刘国恩，何尝不是资本主义“新冠思想”病毒的深度感染者？！

我将此文献给广大读者，也献给刘国恩教授。愿此文成为“新冠思想”病毒的疫苗，愿那些曾被资本主义蹂躏的灵魂终得社会主义之拯救。

魂兮，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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