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的新趋势新特征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行径日益显著，在其大力支持和干涉下，数国出现“颜色革命”的苗头和风险。研究发现，除了屡试不爽的“老套路”外，美国助推的“颜色革命”又发明了一些“新花样”，进一步升级换代为“颜色革命”2.0版，呈现出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新特征。

1．从借助“街头政治”力量转向破坏宪法程序，直接扶植反对派上台

从近20年“颜色革命”的实践来看，以追求“正义”“民主”“自由”的名义，出资支持代理人，发动街头政治运动，推翻、颠覆原有国家政权，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行事规律和固定招数。[1](P29-38)的确，“街头政治”动员力度大、参与度高、冲击力强，舆论影响广泛，会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已经成为“颜色革命”的必经途径和不可或缺的催化工具。然而，“街头政治”的动员期和发酵期较长，一旦执政当局做好了应对政治突发事件的各项准备，采取强有力的管控手段，就会大大增加化解“街头政治”风波的机会，甚至使“颜色革命”中途夭折，难以实现海外势力颠覆政权的目的。因此，美国一方面继续策划、鼓动“街头政治”，激化矛盾、舆论渲染、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则以更加粗暴和赤裸的方式作为替代方案，不惜严重破坏民主程序和宪法秩序，意图直接实现“变天”的政治目标。在委内瑞拉政治风波中，尽管存在现任总统马杜罗竞选舞弊的嫌疑，但是反对派一直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煽动的“街头政治”旷日持久，逐渐遭到老百姓的反感，恢复社会生活秩序成为大多数人的诉求。而此时，特朗普政府严重干涉委内瑞拉内政，置委内瑞拉宪政和法定程序于不顾，公然纠集多个国家直接承认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为“临时总统”，从政治上舆论上赋予反对派“合法性”，压迫委内瑞拉重新举行大选，使得政局更加扑朔迷离，政治危机持续升级，现政权被推翻的风险随之增加。美国的这一行径是对国家主权和国际法的公然践踏，在处理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上开了非常恶劣的先例，同时预示着“颜色革命”手段的升级和翻新，那就是美国完全可以把自己倡导的“选举民主”“程序正义”放在一边，只要有利于实现美国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就可以肆无忌惮破坏法律、无视程序。由此，美国推动“颜色革命”的真实面目更加暴露无遗，给世界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教育课”。

2．从利用内部矛盾转向加大政治经济制裁力度，刻意制造社会混乱

美国深谙“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通过扶植反对派，利用目标国内部经济政治问题，进行刻意渲染和炒作，进而操控舆论和民意，推动“颜色革命”取得成功。被美国利用的这些矛盾和“口实”一般包括经济运行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高层领导腐败、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等。[2](P159-170)近几年，特朗普政府甚至失去了等待和利用内部矛盾发酵的耐心，奉行了一套更加直接和务实的做法，不遗余力从外部加大政治经济干预力度，最大限度造成实际困难，扼杀目标国经济社会形势好转的机会。美国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进行了严厉的制裁，阻碍它们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投资等经济往来，禁止国际组织对这些国家的国际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为反对派提供活动资金和各种支持，惩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包括限制出境自由和冻结海外资产），进一步恶化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刻意制造社会混乱，加速“颜色革命”到来。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或是不断在联合国推动制裁决议，或是与欧盟、美洲国家组织等联合行动，或是干脆一意孤行、单枪匹马，以美国国内法制裁目标国，玩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其结果是，一些受制裁国家经济复苏乏力，老百姓生活艰难，执政压力加大，不稳定形势加剧。美国大使馆和驻外机构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仅向驻在国政府不断施压，还与反对派积极接触，提供政治训练和实际指导，成为煽动“颜色革命”的海外大本营。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个地球上，不会发生国家政变和‘颜色革命’的唯一国家就是美国，因为那里没有美国大使馆。”[3]可以预见，在美国内外协同发力，尤其是加大外部制裁力度助推“颜色革命”的攻势下，委内瑞拉、柬埔寨等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

3．从美国积极推动“颜色革命”转向“群狼战术”，联合多国集体施压促变

特朗普上台后，一方面声称“美国优先”，要求减少美国海外驻军和承担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加大推动“颜色革命”和干涉主义的力度，尽管一再主张其初衷是“反对社会主义”、促进民主自由价值观，[4]实质上都是为实现美国战略目标和全球利益扩张铺路。其选择策动“颜色革命”的委内瑞拉、伊朗、柬埔寨等国具有比较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意义重大。美国在不遗余力导演多国“颜色革命”的同时，召集、拉拢甚至恫吓其他国家与其组成“统一战线”，加大对目标国政府的孤立和制裁，以更加激烈的多国联合行动确保“颜色革命”成功。特朗普将是否支持其推动的“颜色革命”作为“选边站队”的重要依据，由此判断一国是属于“民主的西方联盟”还是属于其对立面，对不服从美国号令的国家，一律作为另类拉入“黑名单”。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美国强压欧盟和美洲国家表态，支持反对派并制裁委内瑞拉政府，策动安理会通过决议，制造国际干预和紧张局势。美国政府甚至公开宣称，在政治干预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美国还将支持周边国家进行武装干预，不惜发动战争来实现“民主价值观”，穷兵黩武、破坏和平，彻底丢掉了“颜色革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及其盟友逐渐发动通过国际联合助推“颜色革命”、实现全球扩张的行动。“颜色革命”将越来越摆脱单纯国内“自然发酵”和个别西方国家助推的状态，而日益成为大国博弈、不同阵营之间冲突甚至是代理人战争的角力场，“群狼战术”可能在国际政治中频繁出现、愈演愈烈，或将引发更大范围的国际冲突。

4．从网络动员转向网络功能“深度挖掘”，最大限度利用网络煽动“颜色革命”

21世纪以来，互联网作为推动“改朝换代”的工具，在“颜色革命”中的“孵化器”“助推器”作用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和青年网民人数不断增加，网络巨大的政治宣传功能和政治动员功能一再被“颜色革命”的实践所证实。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更加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将随着信息流通而民主化，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5]埃及、乌克兰、伊朗等国的“愤怒青年”被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所感染和左右，进行网络集会、网络串联、网络请愿等政治活动，进而演化为直接与政府对抗的暴力行为，不自觉地充当了“颜色革命”的马前卒和排头兵，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能量。针对多国对互联网的依法治理和管控，美国出台“网络自由”战略，利用技术优势和网络“巧实力”推动政治变革和政权更迭。近几年，伴随互联网技术的革新，美国已经不满足于通过网络进行负面宣传“抹黑”目标国政府和领导人、帮助反对派动员串联和提供网络课程培训等经典做法，而是重点加强对互联网政治功能的“深度挖掘”，变出了若干新招数、新花样。美国出动网络黑客直接侵入目标国内网，进行信息窃取和病毒植入，瘫痪信息网络系统，同时为美国提供战略情报。通过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课堂等各种鲜活载体争取青年受众，隐蔽渗透西方价值观，“播下自由思想的种子，有朝一日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6](P179)逐步塑造思想文化意识，实行深度影响的网络意识形态战略。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搜集和分析，精准掌握目标国社会心理和舆论动向，为左右心理、引导舆论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反对派及时调整策略、改进战术。美国支持的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设立相关网站，使得反对派能够直接通过网站注册登录，直接与“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联系，完成“定制任务”，获得资金支持，更加便捷高效和不露痕迹。长远来看，互联网的跨国性、渗透性以及在“颜色革命”中更广泛地运用信息化手段，将持续增加各国防范“颜色革命”风险的难度。

“颜色革命”并没有美国宣传的那般“美丽”“和平”“非暴力”，其本质是赤裸裸的颠覆渗透行为和“和平演变”翻版，在多国引发了政治灾难、社会灾难、人道主义灾难。“颜色革命”已经声名狼藉，现实教训惨痛，必须清醒认识。

1.“颜色革命”意在颠覆国家政治制度，实现西方化、美国化

美国鼓吹的“颜色革命”绝不仅仅是政权改朝换代，而是对一国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造和重塑。而这种改造和重塑的核心要义便是，一定要奉美国政治模式为圭臬，一定要全盘接受“普世价值”。在美国眼中，只有通过“颜色革命”扶植了美国青睐的政治代理人上台，才算是实现民主化的初步标志，进而根据美国标准改造该国的选举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财政制度等，逐步改变政治力量对比和阶级力量对比，将人民置于更隐蔽的受剥削境地，形成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和跨国资本集团的统治地位，影响国家发展方向，使之进入西方轨道，成为西方附庸。事与愿违的是，美国的这套“如意算盘”往往迅速落空。在伊朗等国发动的“颜色革命”被执政当局及时有效处置，不仅没有成功实现“制度移植”，反而使美国制度输出的阴谋昭然若揭，在当地激起了更大的反美情绪。对埃及、泰国等国政治发展的干预，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稳定，更大大增加了政治变数和不确定性。即使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一度实现了权力交替，按照美国方案实现“一揽子”改造、期待被美国“收编”的阻力巨大，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依然困难重重。政治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国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根植于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现实，如果“言必称希腊”，简单照搬照抄、一味搞“拿来主义”，会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然而，美国在“颜色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是对这一基本常识的背离。左翼学者乔姆斯基一语中的，美国“如果无法控制民主选举的结果，就会持之以恒地反对民主”，[7](P14)它仅仅是通过树立“制度样板”和制度输出实现利益扩张，其实并不关心制度是否真正有效运行。究其根本，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8](P20)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颜色革命”的后果宣告了各国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2.“颜色革命”导致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

按照“颜色革命”理论和西方鼓吹的论调，似乎通过“颜色革命”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自由选举”“一人一票”，移植和嫁接了西方政治模式之后，和平繁荣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会“自动到来”。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美国民主输出和“颜色革命”的逻辑存在重大谬误。经由“颜色革命”推翻原有政权，往往会出现权力真空和政治失序，被神话为“灵丹妙药”的竞争性选举一时又难以凝聚政治共识，反而触发更大范围的阶层冲突、族群冲突、宗教冲突、地域冲突，甚至导致血腥战争。在“阿拉伯之春”中，埃及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一人一票”选举竞争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然而，在阶层分化严重、海外干涉加剧的背景下，穆斯林兄弟会很难民主施政、协调各派政治势力，又因为实行强硬的“伊斯兰化”政策触犯了中产阶层和西方在埃及的利益，其后被美国支持的军人政变推翻，上演了一幕幕“民主神话”的闹剧，社会出现一次次动荡和冲突，只能由埃及人民吞咽政治恶果。2004年，尤先科在乌克兰发动“橙色革命”夺取政权，其亲西方政策遭到国内强烈反对，执政基础并不巩固。2010年上台的亚努科维奇奉行与俄罗斯靠拢的政策，西方国家再次煽动“街头政治”支持反对派，导致乌克兰政权轮替，政局更加混乱。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借机在乌克兰展开角力，继而爆发持久的国内冲突和克里米亚战争，造成了国家分裂和数万人伤亡的悲剧。多国的实践一再印证，从“颜色革命”开始，经历政权更迭、社会冲突、经济崩溃，最终以生灵涂炭、人道主义灾难收场。对此，习近平指出，“搞了西方的那套东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稳定了吗？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9](P19)

3.“颜色革命”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美国及其代理人往往将“政治独裁”“经济腐败”“人权问题”作为发动“颜色革命”的借口，并认为“颜色革命”有助于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最终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相对落后的状态。恰恰相反，发展中国家期待通过“颜色革命”一揽子改造政治模式，进而获得西方的政治支持和资金援助，快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无异于缘木求鱼、异想天开。一方面，“颜色革命”看似更换了执政团队、实现了政治改造，实则留下了诸多政治后遗症，埋下重大政治隐患。在乌克兰、埃及等国家，政权更迭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政治协调机制失灵，激化矛盾、冲突蔓延、社会动荡，系统性政治风险增加，缺乏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重建的基本条件，吸引外资更是无从谈起。在泰国、格鲁吉亚等国家，民主选举下的党争异常严重，否决政治盛行，政治内耗持续，背负了沉重的政治负担，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大大增加，逐渐消磨了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政治代理人唯西方马首是瞻，丧失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在政治上依附西方，在经济上被西方殖民，被跨国资本剥削控制，沦为西方发达国家原材料基地和初级加工基地，始终在全球生产的价值链底端徘徊，难以摆脱被宰制的命运，实现国家现代化遥遥无期。统计显示，爆发“颜色革命”的大多数国家国内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剧烈，财政体系日益紊乱，经济发展速度减缓，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实现富裕发达的目标更加艰难。因此，我们绝不能落入“颜色革命”陷阱，被西方民主迷信洗脑，应当始终保持清醒，“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9](P81)“颜色革命”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而言绝不是顺途捷径，而是一条不归路。

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颜色革命”的新动向新特点进一步增加了我国面临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风险，对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带来严峻考验和重大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1．不断弘扬斗争精神，时刻做好斗争准备，着力提高斗争本领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0](P230)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11]斗争精神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红色基因和红色智慧的源泉，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绝地反击的关键资本与资源。中国共产党在逆境中崛起，在困境中重生，以强大的斗争精神克服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重重艰难险阻，带领人民取得了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新时代，面对严峻挑战和重大风险，我们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发扬斗争精神，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和胆魄。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能讳言斗争，更不能惧怕与“颜色革命”和敌对势力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中国改革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新的优势，有效维护和保障了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弘扬斗争精神，就是针对目前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当太平官、打太平拳、过太平日子、革命意志消退、干劲斗志不足等消极现象，避免在重大风险面前惊慌失措、精神涣散、意志瓦解，进而激发和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进取精神、战斗姿态和无畏气势。另一方面，要强化实践锻炼，提高斗争本领，让党员干部到重大斗争一线去真刀真枪干、经风雨长见识，同错误思想、敌对势力、霸权主义和颠覆行为做斗争，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磨砺斗争方法、策略和艺术，既要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来招应招的“硬功夫”，又要有四两拨千斤，借力发力、借势谋势的“软办法”，善于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在斗争中实现我们的目标和利益，积极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

2．落实风险防控政治责任，完善风险防控制度机制

多国发生“颜色革命”乃至政权更迭、国家分裂，一方面源于海外政治势力干涉和鼓动，另一方面也归咎于当事国抵御“颜色革命”的组织应对能力不够，政治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内部自乱阵脚、自毁长城，非常值得反思和警醒。第一，防范化解“颜色革命”等重大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解决摒弃两种错误思想认识，一是以“看客”心态对待这一重大政治问题，认为“颜色革命”遥不可及，麻痹大意、放松警惕；二是以“甩手掌柜”心态对待这一重大政治问题，认为防范化解“颜色革命”风险是某些部门的事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政治职责和意识形态责任制扛在肩上，切实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好。第二，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尤其要能够有效预判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的新形式和“颜色革命”新特征对党的执政带来的挑战，准确判断我们在重大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上存在的社会稳定风险，深刻把握周边国家和地区“颜色革命”引发“滚雪球效应”的潜在风险。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第三，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以防范抵御“颜色革命”为重点，坚决打好政治安全保卫仗。牢牢绷紧政治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把防范政治风险置于首位，坚决捍卫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3．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不遗余力做好青年思想教育工作

在“颜色革命”中，青年群体往往成为敌对势力竭力争取和积极利用的对象。而青年群体的思想认识水平、政治参与方式和政治动员能力将深刻影响一国政治发展走向，当务之急是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和政治训练。一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要深入揭露“颜色革命”的本质和危害，坚决廓清部分青年人对“颜色革命”的一厢情愿和错误幻想。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2](P11)思想教育工作者要善于抓住事物的根本，阐扬彻底的理论。具体而言，要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助推“颜色革命”的阴谋动机和真实意图教育青年人，用“颜色革命”在多国引发的政治悲剧、国家悲剧警示青年人，用“颜色革命”在多国理论上实践上的破产说服青年人，用“颜色革命”中多国青年人的不幸遭遇感染青年人，促使青年人形成正确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颜色革命”划清界限，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和政治清醒。三要积极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习近平指出，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9](P18)要加快推动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进一步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主动权，讲好讲深讲透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尤其是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必然性、进步性、优越性，阐明其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贡献、时代价值，逐渐摆脱“挨骂”的被动境地，逐步形成舆论主动的良好局面。

4．创新网络治理体系，加强舆论引导和主流舆论建设

多国实践证明，诞生于冷战中的互联网“中性”色彩渐渐褪去，西方国家占领网络科技的制高点，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渗透和瓦解，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尤其是近年来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研究发现，网络新媒体攻势成为西方国家津津乐道的政治“巧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 “颜色革命”中屡试不爽的推波助澜的工具，发挥了重要的“杠杆作用”和“倍增效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网民人数第一大国，正在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网络信息化浪潮只能顺应、无法回避。第一，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来重视网络治理，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第二，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治网。适应网络新媒体快速发展变化的要求，建立健全网络治理法律法规体系，加快与网络安全相配套的立法进程，促使网络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明确国家、企业、个人、社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形成各方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坚决处理破坏国家安全的网络行为，加强对“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的管理；加大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宣传教育力度，清晰界定网络行为底线，形成社会共识。第三，要持续巩固壮大网络主流舆论，加大舆论引导力度。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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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N].人民日报，2019-01-22（1）.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N].人民日报，2019-0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