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应注意什么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应注意什么

石冀平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源动力是人民群众自身权利的诉求

无论是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还是物质文明建设都需要源动力，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除了文明征服外，它们不是纯粹的外部推动过程。其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源动力是人与生俱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种源动力的特殊性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主性和内源性，也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长期发展不可逆的根本原因。而政治文明演进和建设的源动力显然不是来自人的与生俱来的基本需求，也就是说政治参与需求并不是人的基本需求的构成部分。

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政治文明演进史上曾出现长期逆向发展的情况。如果我们用抽象的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作为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准。就可以认定历史上许多逆向发展的情况。如欧洲1000年的中世纪相对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属于政治文明长期逆向发展。当代法西斯主义肆虐时期也属此类，而且未来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演化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就是政治文明演进的源动力不是来自人的基本需求。这一点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演进和建设不同。由于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需求，满足这种需求的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内容。这种需求也构成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源动力。同时由于这种需求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需求，从而也导致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广泛参与性。因此即使出现大的社会或自然灾难，只要人类还要生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不会出现长期逆向发展的情况。而政治参与需求并不是人的基本需求而是派生需求或次生需求。广泛的政治参与需求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源动力。如果缺乏这种条件或这种条件被破坏，政治文明演进就可能停滞甚至长期逆转。由此可见，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实践考察，政治文明建设都必须面对和解决源动力问题和促成源动力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问题。按纯思辨的逻辑，政治文明建设的源动力应当是权利诉求。只有权利诉求才可能产生政治参与需求，而广泛的权利诉求才可能产生广泛的政治参与需求，有了广泛的政治参与需求才有可能真正推动政治文明的演进。这种推论实际也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史的实践所印证。既政治文明演进的源动力是新兴阶级和广大社会阶层的权利诉求。如古希腊雅典初期实行的是寡头政治。后来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在经济上越来越强大，在政治上却长期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同时广大农民又大量沦为贵族的债务奴隶。这两个阶级对贵族统治以各种斗争和不满表达了自己的权利诉求，从而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参与需求。在这种需求的压力下才有了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使雅典民主政治建设历经百年达于全盛。而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文明演进和建构过程的源动力也正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权利诉求。从洛克将财产权利当作自然权利之一，到美国《独立宣言》提出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再到法国《人权宣言》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演进的基本脉络是以资产阶级的权利诉求作为源动力。正是权利诉求的推动，才形成了资产阶级广泛的政治参与需求，有了政治参与需求才有了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改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才得以初步确立。而其后的二三百年中，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架构逐渐完善的源动力，也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以各种斗争表达的权利诉求。例如最初的美国《联邦宪法》虽然号称秉承《独立宣言》的精神，但并没有规定人民的权利。后来经过人民的斗争，才推动制宪者以修正案的形式增加了10条权利法案。

此外关于促成源动力产生的基本社会历史条件是什么？既然政治文明演进的源动力是权利诉求，权利又是财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法律表现。因此权利诉求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人类自觉历史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创设社会历史条件的过程。这个条件则是人类的物质文明活动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文明活动所提供的精神启蒙和精神支持。因此可以说人类在物质文明活动和精神活动文明中产生了权利诉求，同时物质文明活动和精神文明活动又为权利诉求的表达提供精神启蒙，精神支持和物质条件。尤其要指出的是，精神文明活动所提供精神启蒙和精神支持是促成政治文明建设源动力——权利诉求形成和表达的最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因为任何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权利诉求都是他们由自在性转为自为性的基本标志，而促成这种转变的基本条件就是精神启蒙和精神支持。欧美资产阶级的权利诉求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建立的源动力，而这种权利诉求则是由从文艺复兴开始长达二百年的思想启蒙运动促成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同样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则离不开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阶级的权利诉求的压力。而促成这种权利诉求形成和表达的主要历史条件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所提供的精神启蒙和思想支持。

总之，在考察政治文明建构和发展的源动力——权利诉求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时，精神启蒙和精神支持是最重要的。这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或者确切地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同样面临源动力问题及促使源动力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并不足以保证这种源动力的产生，至少在逻辑上不能做这种简单的推定。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的历史实践看，基本上是一个权利赋予过程。既通过赋予人民各项基本权利来建立一种全新的权利构成系统。由于当时落后的历史条件，广大基本群众还不具备权利诉求的能力，还形不成权利诉求的主体。因此这时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权利赋予，而执政党则成为他们权利诉求的代言人。这个过程及其制度安排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其历史功绩也是完全值得肯定的。但是就其后的政治文明的发育和建设来看，显然缺乏由权利主体的主动权利诉求所构成的源动力。在社会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之后，尤其是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权利主体的权利诉求仍显呆滞，执政主体仍习惯于完全充当各利益主体的权利诉求的代言人，广泛的政治参与需求明显不足。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尽人意的重要原因。这种状况也成为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口实。事实上，只要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劳动群众权利主体地位就有物质前提。在此前提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提供和设置条件，使人民群众在保持权利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成为权利诉求的主体，进而产生广泛的政治参与需求，这种需求就构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源动力。

至于形成这种源动力的条件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体制安排；二是精神启蒙。体制安排方面目前探讨较多，基本是体制或制度决定论。这种观点也是诠释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依据。但实际上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的是精神启蒙。精神启蒙首先是体制变革的先导，而且缺失精神启蒙成果的体制或制度安排很可能中看不中用。我国近些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如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十分重视精神启蒙。启蒙的对象，一是人民群众；二是各级执政主体。对前者进行精神启蒙的基本目标应是使人民群众明确自己的权利所在并具有成为权利诉求主体的意识。对后者启蒙的基本目标应是使各级执政主体具有由权利赋予主体转型为人民群众权利维护主体的意识。这种精神启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条件。

从前述的历史实践看，精神启蒙对任何政治文明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精神启蒙决不能以西方传统的政治理念，政治文明模式为圭臬。在阶级、民族、国家还存在的历史阶段，政治理念和政治文明模式都有其阶级的烙印，民族的特点和国家的国情。政治理念和政治文明模式都是具体的，它不可能克隆，甚至连抽象借鉴也行不通。比如目前提倡的“以人为本”，似乎来源于西方的人本主义，但用于中国就必须有与其本来意义完全不同的含义，否则就可能出问题。因为“以人为本”在西方提出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权利诉求，是以“人本”反对“神本”，反对神权统治。所以我们使用时显然不能简单套用，要有新的含义。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因此我们的精神启蒙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要形成符合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求的精神启蒙学说，要有自己的“孟德斯鸠”、“洛克”，要有自己的启蒙学派。这是真正的理论创新，因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精神启蒙思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承担这个历史责任，而且必须完成。否则就只能像目前的情况那样，任由一些学者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精神启蒙学说去进行所谓政治文明启蒙，这种启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

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该结束在政治文明启蒙上的失语状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是有惨痛教训的。多年来在探讨所谓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时，普遍认为是经济未搞好，缺乏理论创新等等。且不论这些看法是否贴切，但有一个重要原因被普遍忽略却是事实。既长期以来苏联始终没有通过制度安排，尤其是精神启蒙启发培养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因而人民群众始终没有成为权利诉求的主体。长此以往，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政治参与热情日渐衰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愈加缺乏源动力。人民群众始终是权利的被赋予者，而不是权利的主动诉求者和捍卫者。这样权利意识越来越淡泊，当有人以剥夺他们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根本权利）为代价赋予他们所谓自由民主权利时，人民群众竟然无动于衷。在苏联剧变中人民的这种麻木令人震惊，却也毫不奇怪。因为长期以来人民已经习惯于被赋予，而不是去诉求和捍卫。他们在国家向不利于己的制度转轨时表现的麻木，是长期缺乏以权利意识为核心的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指导的精神启蒙的必然结果。在这里制度安排是第二位的，因为制度是人定的，是需要人执行和遵守的。而人是在特定的精神原则和精神状态下进行制度安排和遵守制度安排的。这一点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发展史也可印证之。况且精神启蒙是阵地，不是真空地带。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精神启蒙不去占领，其他所谓的精神启蒙就会去占领，就会培养自己的信仰者和实践者。这是苏联政治文明演变的重要教训之一，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众所周知我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权利和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要保证这种变革的正确方向，不使人民权益受损，就必须使人民群众成为权利诉求的主体，提升他们参与变革的积极性并成为变革的主体。使党的正确主张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行动。而这就要求精神启蒙发挥作用，通过启蒙使人民真正知道自身的权利所在，并主动产生权利诉求，成为捍卫自身权利的主体。只要我们的精神启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只要执政党真心维护人民利益保障人民权利，这种精神启蒙就不但不会影响政治稳定，而且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源动力，成为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重要保证。

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基本保证

基本经济制度构建过程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与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且具有强烈的正相关性。政治文明建设中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基本特征是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真正成为权利的诉求主体和捍卫主体，从而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为此就必须在目前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构建中保证人民群众仍然是基本经济资源——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历史证明，在各种社会形态中，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利的分配和占有与基本经济资源的分配和占有着密切的联系。占有基本经济资源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利的分配和占有上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古希腊雅典的梭伦改革为奴隶制政治文明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按土地收入的多少将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而这种等级划分又成为分配政治权利的依据。如第一等级可担任执政官、司库和其它一切官职；第二等级可任除司库以外的一切官职；第三等级只能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则不能担任任何官职。这种等级划分和政治权利分配恰恰反映当时新兴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诉求。因为当时雅典由于工商业，航海业的发达，工商业奴隶主的经济实力大增，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而又毫无政治权利。梭伦的政治架构改革正是反映了经济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对政治权利占有和分配的决定性影响。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政治架构的核心是神权政治统治，神权大于君权。农奴更是没有政治权利。这种政治权利分配格局恰恰反映了当时教会不但是精神统治者，同时也是大量土地和财富占有者的经济现实。中国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的经济基础也在于皇帝掌握着最大的经济资源——土地，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方资产阶级也是在逐渐掌握社会经济主导权的条件下逐渐获取政治权利的，如英国1831年议会改革结束了土地贵族，高利贷者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权利的分配打开了大门。这种变革的经济背景就是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日渐强大。从法理上明确体现经济资源掌控和政治权利分配之间关系的当首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该“宣言”第一条宣布人生来具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后，第二条就把财产权列为政府要保护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从法律形式上已经不存在按占有经济资源的状况分配政治权利的规定，但程序正义远不等于实质正义。程序上表现的政治文明远不等于实质上的政治文明。当代西方政治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程序正义形成了隐性的财富特权。而其实质仍是根据经济资源的掌控分配政治权利。

自国家出现后根据基本经济资源的掌控分配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利有其必然性。其一是因为任何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欲享有政治权利，必先拥有政治资源。政治资源分硬资源和软资源。硬资源就是暴力机器，软资源则主要是民意和舆论。而对这些资源的掌控主要是由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决定的。如美国传媒大亨们垄断了80%的媒体，5大公司控制的数百家电视台覆盖了世界人口的75%。他们凭借这些以强大经济资源为支撑的宣传机器主导舆论和民意，为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垄断阶层提供政治软资源，。其二是因为任何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享有政治权利的实际意义就是维护或扩大他们对经济资源的占有。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获取和享有政治权利的目的是维护或扩大对经济资源的占有，而只有掌控基本经济资源才可能实际享有政治权利，这是普遍规律。因此要坚持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让人民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人，享有实际的政治权利，就必须在基本经济制度的重构中，使基本经济资源继续掌握在人民手中，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应体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路径不同于其它政治文明建设路径的根本标志。

三、防止财富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

私有制社会形成后，财富对人的政治压迫主要表现为财富的力量变为国家的力量，变成为国家的政治统治。随着中国产权结构的变革，庞大财富占有者阶层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未来政治文明建设中很可能不再只是“权钱交易”或“官商共谋”问题，而是财富权力向政治权力转化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将货币（这是财富的主要代表）称为货币选票。这是非常恰当的比喻。因为货币在经济生活中代表选择商品的权力。然而事实还不止于此，货币在政治生活中还可以转化政治权力。从历史上看转化的路径主要有三种：一种是随着财富分布的变化，原来多数人享有的权利向少数人手里集中，集中的结果是少数人的财富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如古罗马时期最初规定所有公民不论财产多少都可以不分等级地参加特里布期大会（这是当时的主要立法机构）。但随着国家疆土的扩张，穷人无钱到遥远的罗马投票。这就等于弃权。这样乡村选票就控制在有钱的贵族手中。而涌入罗马的大量破产农民处于失业状态，无任何收入，很容易收买。所以罗马城里的投票也受到富豪的操纵。结果最终是财富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第二种是已经掌握大量财富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利用手中的财富力量向政治权力的掌握者提出政治权力诉求，并逐渐取得政治支配权。英国由中世纪政治向近代政治转型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样的特点。这种转型是政治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型的社会形态转型就与财富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方式有关。早在17世纪初期，英王查里一世召集国会，期望国会同意征新税。国会内的新资产阶级贵族就趁机以自己的财富力量提出自身的权利诉求。他们以给国王35万英镑为条件迫使国王同意了他们提出的权利请愿书。19世纪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争取权力的国会改革运动中，也曾利用自身的财富力量，以制造金融恐慌（从银行提取黄金）威胁托利党人让步。第三种是拥有财富力量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采取激烈手段，强制完成财富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

在这三种路径中，第一种属于自然转化，是财富的潜规则起作用。后两种路径是财富主体通过主动的权力诉求完成财富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这是财富的显性作用。财富权力向政治权力转化不论采取何种途径，都有其必然性。因为财富权力扩张到一定程度后，政治权力就会成为保护和进一步扩大财富权力必要条件，财富权力主体必然要争取成为政治权力主体。历史证明任何社会的财富占有分化过程都伴随着财富主体向政治权力主体的转化。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在财富占有分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必须直面这种转化的可能性。从国情看，前两种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要防止这种转化成为现实，仅靠规制建设是治标之道。历史证明只要出现了严重的财富占有分化，任何规制都无法从根本上阻止财富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避免这一前途的根本之道就是不能出现严重的财富占有分化。而要作到这一点，还是上文一再强调的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邓小平在谈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时强调公有制和不搞两极分化其道理就在于此！

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是“两权”（权利和权力）资源的形成和配置过程。上面所谈的三个方面实质上也正是“两权”资源的形成与配置问题，所以这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人民群众成为权利诉求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动力所在；人民群众权利主体地位在政治生活中的确立是我国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根本标志；防止财富权利转化为政治权利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

参考文献：

1、 Macridis and ward.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Europe. Newjersey: Prentice-hall.1969

2、 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赵玉霞、韩金峰《外国政治制度史》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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