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批驳错误思潮和错误言论视为“惹事”，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被动局面

作者：胡安徽来源：红旗文稿 2018-04-23

胡安徽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但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唯有时刻居安思危，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一、居安思危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客观要求

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国家道路和政治安全，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地位。就国际情况而言，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渐向制度危机和价值观危机延伸，西方制度和文化的颓势已经彰显。同时，伴随国家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外敌对势力因此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加大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他们利用网络优势和话语霸权，以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为掩护，寻找和培养代理人，唱衰中国经济、虚无党的历史、消解文化自信、放大社会负面信息，配合国内敌对势力，加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和平演变力度，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就国内情况而言，随着我国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细化，不同阶层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声音和社会事件。国际敌对势力总是趁火打劫，善于利用国内的社会事件，如劳资矛盾、刑事案件、医疗事故、民间纠纷等，无中生有、借题发挥、兴风作浪、炒作热点、造谣生事，煽动民众不满情绪，将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制造党群干群对立，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意识形态尤其是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形势。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多变。文字与音频、影像、图片、动画等结合运用，不仅使传播内容更加立体化，而且容易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以假乱真，从而制造一些歪曲党和政府形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诋毁国家政策的信息。有的信息就直接把一些社会事件的责任引向党和政府、军队和警察，进而鼓吹搞西式民主就不会出现类似事件，矛头直指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此类事件往往利用网络技术的开放性、信息流通的迅捷性、意见表达的全球性造成事件的负面效应成几何级数增长，因而使意识形态尤其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复杂。

就意识形态的受众对象看，中小学生、大学生是最大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了解、缺少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党史、国史知识的系统学习，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优良传统等基本常识的了解，因而对敌对势力鼓吹传播的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缺乏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免疫力。同时，西方意识形态多借助青年人喜欢的网络娱乐形式如游戏、电影、文学、音乐等，潜移默化地向他们灌输西方价值标准，培养西方意识形态的信众。随着网络受众群体低龄化越来越严重，思想处在叛逆期的未成年人，极易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蛊惑和毒害，这进一步增加了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艰巨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处理了一些故意扰乱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人物和事件，但形势仍不容乐观。例如，在史学界，某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用野史稗史取代正史，篡改历史定论，用非常隐蔽的手段传播历史虚无主义，迷惑了不少民众。又如，在文学界，有的人往往利用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文艺作品，否定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文学史，从而达到否定中共党史的目的，如某作家在其文学作品中“控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土地改革不人道，借此指责土改运动。再如，在艺术界，某作家用媚俗的方法把《沙家浜》中的抗日英雄郭建光重塑为品位低下、遇事窝囊的猥琐之徒，把阿庆嫂塑造成卖弄风情的荡妇;某影视作品以偏概全，用彻头彻尾的控诉将共和国军人塑造成尔虞我诈、恃强凌弱、居心不良的形象，把中国社会描绘成好人没好报、人心险恶的一团漆黑，扭曲党和政府对复转残疾军人的政策，既引起民众对人民军队和军人的误解，又加深部分复转残疾军人对政府的不满。还有，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有学者公然为汉奸招魂、为反面人物翻案，把给伪满洲国服务的某下级军官称为伪满“合作者”而不称之为汉奸，说其既要自保又被迫屈从，但内心里还是爱国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不该苛责这些“合作者”的观点。这些观点和做法带有极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使意识形态斗争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

党的十九大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但是，一些领导干部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不敢担当，面对错误思潮不敢旗帜鲜明站出来，有的态度暧昧甚至姑息纵容。一些同志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甚至存在错误认识，把敢于亮剑的言行视为极“左”，把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混为一谈，把批驳错误思潮和错误言论视为“惹事”等等。这些错误认识使不少人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采取回避、躲避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被动局面，也将对未来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还要强调的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国际上“唱衰论”“捧杀论”“威胁论”等此起彼伏，国内兜售走老路邪路的方案与主张也不断花样翻新，国际国内一唱一和、彼此呼应，再加上传播手段网络化、传播受众低龄化、思想观点隐蔽化、理论外衣新潮化，使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这要求我们必须安不忘危、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积极进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二、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积极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中国共产党一直有居安思危的优良传统。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发表，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他号召全党学习该文并将其作为整风文件，要求全党“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列出了“十七条困难”，如“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其他意想不到的事”等。这是针对当时人们准备庆祝抗战胜利而提出的，实际是他对抗战胜利后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工作的忧虑和深思，反映了他居安不忘思危的工作作风。他曾在《争取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一文中指出：“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例如严重的敌情，打败仗，无饭吃，部队不但无扩大而且很大缩少，内部意见分歧，不团结等等。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页)这显然是毛泽东同志处安虑危和忧患意识的体现。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重庆谈判》中强调：“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3页)“道路是曲折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同样是毛泽东同志居安不忘思危的表现。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防微杜渐、知危图安的忧患意识和居安思危思想。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谈论的“历史周期律”，也是居安思危作风的表现。新中国建立之际，党和政府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意即时刻提醒每个中国人要时时刻刻居安思危。

不仅仅是毛泽东同志，我们党的其他历代领导对意识形态工作都有安不忘危的远见卓识。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事关意识形态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居安思危。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意识形态的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如果不去占领，那么多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占领。”(《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443页)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较量和斗争依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在西方国家加紧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价值理念的情况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将长期面对西方反对势力的西化与分化的政治图谋。这些论述，不但是他们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安不忘危的表现，也深刻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

习近平同志对意识形态工作同样有居安思危的政治理念。2005年他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曾发表《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一文，该文就写到：“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处盛虑衰，以共产党人的胸襟和眼界观察世界、判断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2012年12月，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我们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存在完全的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同西方国家的斗争和较量是不可调和的，因而必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在201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同志把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建设相提并论，表明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瞻远瞩。针对敌对势力试图利用网络舆论扳倒中国，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把应对互联网挑战作为创新和发展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重点方向，牢牢巩固和抢占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守护好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确保党的主张成为网络空间最强音。针对党员干部信仰信念缺失导致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增强党性，从根本上增强抵抗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

在习近平同志看来，只有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才能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下好先手棋、把握主动权，有效化解风险挑战、确保完成目标任务，确保承载中国梦的航船破浪前行，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肯定了意识形态工作取得的成就后特别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反映出他对当下和今后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高度清醒，居安不忘思危，没有盲目乐观。

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党和国家处于关键时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就会更加尖锐复杂，影响安全稳定的因素会明显增多。我们要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作为思想理论工作者，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既要深刻了解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又要清醒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始终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意识形态工作朝着党和人民需要的目标不断迈进。

（作者：胡安徽，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教授。原标题：《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居安不忘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