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较量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战争

意识形态较量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战争

陈东恒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随着国际政治斗争形势日益复杂严峻，意识形态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从某种意义上看，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战争、一种没有硝烟的更高层次的战争。

什么是战争？战争是敌对双方的征服与反征服、占有与反占有。“征服”与“占有”，是战争的两个核心要素。就战争的基本形态而言，一是有形的物质上的征服与占有；二是无形的精神上的征服与占有；三是两者兼而有之。从历史的纵轴看，人类战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物质或精神的征服与占有，而是一个不断由物质征服为主向精神征服为主过渡的过程。

初级战争以物质和肉体的直接占有为主要特征

早期的战争，因物质资源稀缺，敌对双方主要为资源、为生存而战，消灭敌人的肉体、占有对手的资源甚至敌人本身，是战争的主要目的和手段。在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战败者不仅丧失财产，本身甚至也成为胜利者的食物。

这个阶段的战争，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破坏与杀戮。“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其生动写照。我国战国时代秦灭六国，动辄杀戮降卒何止成千上万。秦赵长平之战的古战场，时至今日还不时发现累累白骨。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几乎把汉人灭绝；建立起亚欧大陆强大帝国的蒙古军队，“屠城”“杀戮”“种族灭绝”是其标配。

及至清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国历史很多时候是部血淋淋的杀戮史。

摆脱蒙古人统治的俄罗斯人，对土地和资源有着永不知足的超强欲望。每占领一块土地，就刀砍斧劈水淹，几乎把当地的居民杀光，因为他们渴望的是土地而不是人，纵使自己国土广袤、人口稀少，也毫不手软。19世纪下半叶，沙俄趁火打劫，借中国被列强削弱之机，侵占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海兰泡惨案”，遵循的就是这一逻辑。

时至近现代，这种残酷的杀戮并没完全改变，死亡和鲜血与人类的争斗如影随形。一战索姆河战役，英军第一天就伤亡6万余人。二战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德共损失军队近200万，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又一个血色高峰。全球公敌希特勒，顽固地执行种族灭绝政策，残酷迫害所谓“劣等民族”。二战期间，单犹太人就被杀害600余万。

与希特勒相比，日军的野蛮毫不逊色。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争夺所谓的“生存空间”。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大屠杀，几乎每天残杀上万人。

以武力征服对手，消灭他们的肉体、占有他们的财产、奴役他们的人民，是这种类型战争的基本特征。

意识形态战争的目的在于高效地占有和征服

然而人类的复杂性在于，其心智的开化程度并不以线性发展，古人往往也有比现代人智慧的地方。就战争智慧而言，我国古人远在2000多年前就参透了其中的奥妙。《孙子兵法》等兵学巨著，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上不少国家军队必读的经典。

我国古人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强调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全胜为要。硬碰硬的对垒、火与碰撞，常常“歼敌一千，自损八百”。于是智者探寻另一种高效率的作战方式，即在掠夺占有物质的同时控制对手的精神，通过对精神的控制来占有更多的物质。于是，包括信仰、思想、精神对抗在内的意识形态斗争粉墨登场。汉武帝在加强国家暴力机器的同时，率先祭起儒家的“仁爱”学说，并奉之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旨在由人伦纲常开始，建立起一套推己及人、由人及物乃至国家的训服人民的思想体系，以此来控制人的头脑，达到笼络人心、愚弄人民、巩固统治的目的。

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一经确立，就迅速向军事领域扩散。于是，强调师出有名，强调讨伐不义，强调仁者无敌……在两军对垒前，无论是不是师出有名，首先要找到发动战争的合理的理由：以此证明战争的合怯性，占领道义制高点，从精神上建立对对手的优势，从而最大限度地凝聚本方力量，削弱对手斗志。

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朝代更替，为战争开路的都离不开道义的疯子，这样的循环往复已经成为国人的精神基因代代相传，只是多了些世俗色彩。

与中国人相比，世界上许多民族特别是欧洲人与西亚、北非人的冲突对抗，与生俱来充满了神秘的宗教色彩。

脱胎于古犹太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强调自己信仰的上帝或真主的至高无上，都排斥其他神灵的信仰和偶像崇拜。在迅速度过凝聚、激励人心的初创阶段后，由于各自信仰人群的日益庞大，宗教便迅速与国家政权结合，教义上的冲突也很快上升为国与国、信众与信众之间的冲突。于是，宗教战争不可避免。历时近两个世纪的欧洲“十字军东征”，本质是贫困的欧洲农民在贵族集团和神职人员蛊惑下，以收复被穆斯林占据的圣地耶路撒冷为名进行的掠夺战争，圣战、攻打异教徒不过是借口。

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的战争如此，国家的治理同样如此。

罗马征服者在征服一个地域后，总是将奴隶的标志烙在俘虏前额或脊背，时刻提醒他们别忘了自己的奴隶身份。自公元前3000多年雅利安人入侵征服印度后，很快就建立起“种姓制度”这是一种世界上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种姓制度”本质是一种社会规范，它将国民区分为波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等级之间的鸿沟与贫富差别极为悬殊，并且可以世袭。在种姓制度下，印人在各自等级规范内行事，无论贵贱贫富，都各守其道、各安天命、相安无事。

从精神上让对手觉得低人一等，从而老老实实地臣服、做奴隶、受奴役，显然比单纯的肉体服务高明百倍。

由此可见，战争敌对双方除了要征服和占有有形的物质和人的肉体，更深远的、更精要的是征服和占有人的精神。跟暴力征服相伴的，无论是东方的世俗道义，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宗教教义，相对于战争而言，都不过是凝聚世道人心、动员战争力量的幌子。这种幌子，既推动了暴力战争，又一定程度上消灭了暴力战争，使得战争的征服更加高效。

意识形态战争日益成为战争的主要手段

然而，仅仅把意识形态的对抗设定为武力战争的附属品显然低估了其作用。战争的最高境界在于兵不血刃，在于以无声的、不流血的、没有硝烟的方式瓦解对手。

楚汉战争末期，刘邦用“四面楚歌”的谋略，轻而易举就瓦解了项羽领导的楚军的斗志。南北朝时期的前秦与东晋之间的“淝水之战”，东晋名将谢玄用间谍和流言动摇前秦军队的军心，致使前秦军队“鹤唳风声”，兵败如山倒，从而以区区8万军队战胜了前秦的80万大军。

然而健忘的人们，不会从史实中汲取教训。明末，一个叫袁崇焕的名将，惨死于敌人的反间计下。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自毁长城，替清军清除了入关的一大障碍。

最为吊诡的是，公元1531年，已经56岁、自不识丁的西班牙探险家皮萨罗，带着临时拼凑起来的177人的杂牌队伍，进攻南美洲有600多万人口、10多万军队的印加大帝国。欧洲人的高头大马、响声如雷的火枪，使从未见识过的印加军队误以为神灵下凡，被吓破了胆，很快就丧失斗志，成为人类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最悬殊的战例。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的战争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武器装备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人类拥有足以把自己毁灭成千上万次的恐怖力量，这种毁灭别人就等于毁灭自己的恐怖现实，使得大国之间发动热战更加谨小慎微。于是，大国之间的对抗转而更多地趋向精神层面的意识形态领域。

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从精神上搞垮强大对手的鲜活例子。

20世纪中后期，军事上十分强大的苏联与美国分庭抗礼，双方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苏联强大的军力，曾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一度谈苏色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逐渐改变那种硬碰硬的武力对抗模式，在对苏保持强大军事压力、迫其进行军备竞赛消耗国力的同时，更多地由意识形态入手，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文化上攻击和瓦解敌人。

在美西方悄无声息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苏联精英阶层中的很多人被洗脑，自认为低人一等，丧失了政治和文化自信，思维混乱；食洋不化，还自以为站上了道德高地，从而按照“友邦”开出的药方，自己动刀子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不久，在导弹、战舰、核武库和庞大军队完好无损的情形下，自己土崩瓦解。美国人取得了军事上、不可能取得的战果，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也是意识形态战争的一个成功范例。

对于对手而言，还有什么比敌人自我毁灭更令人欣喜若狂？

与血与火的征服战争相比，意识形态战争不是以硬实力和粗暴的手段将对手压服，而是以软实力和润物无声的手段零对手心服口服，因而是一种更加高层次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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