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对世界政党发展有何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对世界政党发展有何意义

寒竹

12月1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对话会的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大约有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演讲。

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举行与世界各国政党的对话。如果从2014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的首次对话会算起，今年已经是第四次。本届则进一步提升为“高层对话会”，因此国内外媒体纷纷用“首次”这样的字眼来报道这次对话会。这也不仅仅是因为对话会的规格和参加人数超过往届，而主要是因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把政党的责任提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这对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放眼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在其发源地的西方国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政党的政治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分裂越来越严重，而由这种分裂催生的民粹主义正在猛烈地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政党政治，从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美国的特朗普当选，可以看出西方传统的政党政治在民粹主义的冲击下捉襟见肘。与西方政党政治的衰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获得的巨大成功。在短短的的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中国从一个积弱贫困的小农经济社会一跃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够给对世界各国政党提供什么样的经验和借鉴？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什么样的意义？笔者以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能够吸引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参加的最主要原因。

政党沦为选举工具，西方衰落难以避免

西方国家出现的政党衰落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尽管西方各国政党的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但政党缺乏代表性是所有西方政党的先天性软肋，精英与大众的冲突贯穿于西方国家政党发展的整个过程。

西方政党产生于议会政治，先有了议会政治，才有了为赢得选举的政党，所以，西方各国政党产生的初衷就是要瓜分既有的国家权力，这可以说是西方政党的“初心”，这个“初心”决定了西方政党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精英色彩，人们通常把早期的政党称之为小圈子派别（caucus party）。在这个时期，由于社会大众尚未觉醒，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政治精英内部派别之间的争斗，所以，美国建国之初的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等都把政党看作是宗派的同义语。

《下议院，1833年（The House of Commons, 1833）》。画面左侧是格雷(1764 - 1845)，墨尔本(1779 - 1848)和辉格党（Whigs）议员，惠灵顿(Wellington 1769 - 1852)和保守的托利党（Tories）人在右边。

对于这种政治精英内部的党争，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总结得很清楚：党争就是一些人，“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还是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的利益或感情所驱使，反对其他的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集体利益”。所以，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的政党就是部分利益的代表而非全社会的代表，不同政党之争实质上就是政治精英内部的宗派斗争，不同的派别相互竞争以获得国家政权。

但是，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大众社会的兴起，由少数精英派别垄断政治权力的政党政治受到严重挑战。为了获得大众的支持来赢得选举，西方国家政党逐渐从政治精英内部的派别型政党（caucus party）走向形式上的“全方位型政党”或“全民型政党”（catch-all party），每个政党都表示自己代表全社会的利益。由此一来，政党在西方政治逐渐受到肯定，政党逐渐成为动员民众以赢得选举的最重要平台，成为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许多西方政治学家对政党政治的必要性作了大量的论证。

但是，正是由于西方的政党仅是选举平台，所以一旦选举结束，政党中的普通成员就会退出政治，最后是政党中的精英逐渐嵌入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大众仅仅成为选举的工具。所以，这种所谓“全民型政党”（catch-all party）是一种假象，在本质上只是少数政治精英获取国家权力的宣传口号，所以，也有一些政治学者把这种嵌入国家机器的政党模式称之为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

事实上，战后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卡特尔政党现象，即名义上的大众代表而实质上的政党派别之间结盟或政党精英与国家结盟。在美国，国家通过法律公开允许资本给参选政党献金捐助，政党与资本结成联盟成为美国选举的常态。在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直接出钱补贴和资助政党。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的说法，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和国家相互参透，政党之间合谋组成一种卡特尔联盟，这就是所谓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

西方政党的卡特尔化说明，西方精英政治在产生了两百多年之后，少数人仍然以民主选举的名义垄断着国家权力，精英与大众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或缓和，反而越来越严重。正是这种精英与大众的疏离与矛盾，催生了西方国家近年来各种左或右的民粹主义。

当前，西方的政党政治已经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困境。一方面，民粹主义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对西方传统的精英政治发起攻击，各国传统政党在民粹主义的冲击下举措失当，捉襟见肘。但另一方面，西方各国政党已经深深嵌入国家机器之中，成为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政治家不通过政党这个平台就无法获得国家权力。即使像特朗普这样自诩为反抗民主共和两党精英的“反建制派”，最后还是需要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才能赢得大选而进入白宫。由于政党在现代政治中已经成为重要支柱，所以西方政治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的兴衰，如果西方国家的政党不能自我改革以适应新的时代，西方国家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不忘初心，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强大

反过来看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原因无他，在于中国共产党立党的初心和广泛的代表性。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理解中共的初心，需要从中共产生的历史来看。

与西方近代政治家对政党的负面理解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党派也视为一种社会祸害。孔子讲君子“群而不党”，要求社会避免党派之争。中国的汉代曾饱受“党锢之祸”，宋代和明代都因“朋党之争”而大伤元气。但是，清末以来，中国从日本输入了“政党”这个概念，开始赋予政党一词以中性甚至正面的意义。在革命党人反对清廷的活动中，革命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新词汇。

辛亥革命后，中国在政治上开始全盘移植西方的政治体制，包括西方的政党政治。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3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但是，这种移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难以成功，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形跟西方实行政党政治时的情形大不相同。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是在民族国家和宪政体制建立起来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竞争性选举机制。在这当中，民族国家，即现代独立国家和政治制度确立，是政党政治的先决条件。而辛亥革命虽然名义上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其时的中国并非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对内，北洋政府的力量基本集中在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的城市中，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和半无政府状态；对外，西方列强对中国已经构成瓜分之势。中华民国和宪法都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远未成为现实。在这种条件下，政党政治成了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按照自己主张建国的工具。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最早看到了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最根本任务是建国而非其他，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取决于中国能否完成现代建国，现代建国是所有其他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前提。如何建国？在革命党人并无政治经济实力的条件下，唯有动员和组织社会大众进行社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把传统中国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所以，中国的政党是以建国为目标的革命党、建国党，而非建国之后的选举工具。

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失败到孙中山提出以党建国概念，使得中国的政党概念跟西方政党有了根本的不同。建军和建国成了中国政党的主要目标，这显然跟西方建国之后在议会内部形成的竞争性政党政治完全不同。

中共在1949年的建国，证明中共已经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中共已经在其政治框架中凝聚着全体中国人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碑文上的一段话充分体现出当时中共建国的初衷：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国旗也都彰显出中共成立时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纵观世界，政党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是一个历史趋势，政党的初心、政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是走向繁荣还是陷入困境或灾难。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年一度举行跟世界各国高层的对话会对世界政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话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一贯宗旨的重申。早在上个世纪的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就曾指出：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毛泽东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在与世界各国高层交流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

谨以此文祝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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