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姜迎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坚定。”理论上是否清醒和坚定是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做到理论上清醒和坚定最关键的是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科学辨识和有力批判种种形而上学观点。在当代中国，在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问题方面存在着一些形而上学观点，这些理论主张的方法论特征就是用阶段性否定整体性、用曲折性否定前进性、用片面性否定全面性，形成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认识。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知。

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指导思想的整体性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指导思想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关系，统一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今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指导思想的整体性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可见，只有从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只有坚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指导思想的整体性，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才能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在割裂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指导思想整体性的理论观点中，最为集中的是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比如，有人提出，“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后30年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有人提出，“当代中国在政治上遵循的是毛泽东思想，在经济上遵循的是邓小平理论”；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代表‘左’，邓小平理论代表右”，等等。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没有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内在联系，没有正确理解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邓小平很好地坚持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有些人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含义根本没搞清楚，只是望文生义、主观臆断，于是就衍生了许多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在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也要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理论。所谓“完整准确”，就是坚持整体性、反对片面性，反对任意肢解、歪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6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变化，也就是说它经历了一个不断变革和不断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经济制度主要反映在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该部宪法还强调，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同时，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从上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发展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6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最根本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需要；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这个整体性包括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人民性、公有制主体和组成部分的多样性。

近年来，有些人试图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不相容”“市场经济与国有企业不相容”，等等。这些理论观点对市场经济作片面、狭隘的理解，用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否定60多年来党和人民对发展社会主义所作的艰辛探索、巨大贡献和伟大成就。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小组讨论时指出，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当然要让它发展好，继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可以看出，用公有制经济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用非公有制经济否定公有制经济都是错误的，全盘私有化的理论观点更是错误的。

近年来，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鼓吹者竭力否定我国国有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合理性，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违背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中国改革的必然趋势”。这种观点既没有历史依据又没有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这些重要论述有力批驳了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种种形而上学观点，捍卫了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取得的发展和进步。

有些人片面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发展与进步，认为这些发展与进步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关系，而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果；改革开放前30年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我们自我封闭、闭关锁国、拒绝向西方学习；改革实践中之所以还存在困难和问题，是因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彻底。在他们看来，中国只有资本主义化才是正道。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只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谓的优点，看不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用片面性代替整体性，在思想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偏执性。

比如，有人提出，“现代国家谨守宪政、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底线，是创新现代制度的前提条件。以此为基点，提升宪政品类、升华民主品质、改善法治状态，应当成为我国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这一观点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对人类制度文明的贡献，认为基本制度的全盘西化才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唯一出路。毫无疑问，这是错误的认识。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自己最根本的东西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否则就是丧失自我、走向失败。我国6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彰显了其独特的优势和活力。

三、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目标。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始终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整体，割裂这个整体就意味着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史。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否定英雄是其一大特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英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模范人物都是他们否定的对象。有些人甚至提出市场经济不需要英雄，市场经济不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市场经济不需要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市场经济更不需要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整个社会主义精神体系，企图打垮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信仰和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强调英雄精神的时代价值，“今天，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戮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整体思维和历史思维，揭示了英雄精神的时代价值，充分说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英雄精神是完全错误的。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发扬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如何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均作出过深刻阐述，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整体部署。

有效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广大党员干部首先要自觉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断增强对错误思潮的辨识能力。否则，一些党员干部自身就很容易受到错误思潮的侵蚀，很难担当起带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任。在整个人类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史上，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思想引领作用之所以是一个传统，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对提高这些干部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有所削弱，而干部本身又因此而不再关心我们的发展前途，不再了解我们事业的正确性，而变成一些前途茫茫、盲目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事务主义者，那么我们国家和党的整个工作就一定会削弱下去。在国家工作和党的工作的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

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坚定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点是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强调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党的第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加强学习，广大党员干部要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要聚焦现实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中央政治局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了专题学习，为全党作出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率。但是，有些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不高，他们对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主动学习少、被动学习多，这些党员干部由于缺乏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错误思潮自然就缺乏免疫力和抵抗力，面对错误思潮的泛滥要么不知所措、要么成为“被俘获者”，这也是我们党内存在的一大危险。有的人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轻视和贬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行为同样有着很大的危害。列宁曾经深刻指出，“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列宁选集》第1卷第310-31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社会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党员干部没有扎实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理论信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就很容易被分裂、瓦解，社会主义事业就必然遭受挫折。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的根本原因所在。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历史虚无主义研究”[2015MZD020]、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整体性系统性研究”[14ZD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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