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一本书撒了多少谎

作者: 刘晓艺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7-05-20

胡兰成一本书撒了多少谎

刘晓艺

前几年因为张爱玲遗著《小团圆》的出土,张、胡恋又被重炒。今天谈胡兰成,其男欢女爱的方面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只想谈谈作为撒谎大王的胡兰成。

一部《今生今世》,基本上是“韶华盛极”篇写发妻玉凤,“民国女子”篇写张爱玲,“汉皋解珮”篇写小周,“天涯道路”“永嘉佳日”写范秀美,“瀛海三浅”写佘爱珍,其余女人如继妻全慧文,下堂妾应英娣,日本女人一枝等不过点缀其间。但即使刨除掉写情爱的部分,《今生今世》仍然可作民国汪伪政府史之补余来看。只不过,对这个补余,我们阅读时必须有高度的警醒,因为作此书者,处处煌言自饰,即使不过只有“跳梁小丑”的斤两,他也要将自己拔到“魑魅魍魉”的吨位上——仿佛坏也要坏透才伟大似的。

胡兰成是如何向汪派靠拢并合流的,的确有据可查。约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胡仍然不过是广西的一位中学小教员。他短暂地参与过《柳州日报》的编辑,自称是因为“鼓吹对日抗战需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而遭到桂林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军法审判,监禁33日,后得到白崇禧干预才释放。这是胡兰成政治生涯之滥觞,也是他的政治第一谎。胡遭军法审判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鼓吹两广分裂,但此时他已经引起汪系宣传机构的注意,《中华日报》开始向他约稿。

胡兰成一本书撒了多少谎

胡兰成(1906.2.28-1981.7.25)

卢沟桥事变前三个月,胡兰成被聘为上海《中华日报》的主笔。《中华日报》是1932年林柏生奉汪命在上海创办的。胡言,因他的文章“让《中华日报》大有面子”,“本来是当总主笔”,但因为他本人“不想加入汪派”,故此“谢绝林柏生,将总主笔让给了古泳今”。胡兰成这位远来的和尚,不管怎样念得经好,总不会一来就被擢为总主笔吧?熟悉胡兰成的人都知道,他是因在艳电后写出了《战难,和亦不易》的社论,才受到汪系注意,被提升为汪记机关报《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若论在1937年4月他的聘任之初,那时离抗战发生还有3个月,离“艳电”发生还有8个月,汪兆铭的低调俱乐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纵然你胡兰成满腹主张不抵抗的才华文章,你又能施献于谁、而谁又知道你这个失业的广西中学小教员是谁呢?

胡兰成在上海的生活,随着“八一三”沪战而变得潦倒起来。《中华日报》自开战停止发薪,老婆全慧文生孩子,胡兰成每日要自己点煤球、买小菜、照顾产妇。新生婴儿生病,因无钱医治而死,胡向林柏生借钱买棺材,两次才得到15块——试问,这样的吝刻,怎么可能是办报人对总主笔之所为?后来《中华日报》因缺乏资金停刊,原社的一部分人马南迁入港,办《南华日报》。胡兰成当时领60元港币月薪,完全就是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书生,他却硬要说,“和平运动初起时,从汪先生夫妇数起连我不过十一人”,又曾对陈璧君发牢骚说,“和平运动初起时我位居第五、六,现在名落孙山之外又之外了”。可见在他自己心目中,他是排汪记凌烟阁的前六名的。

胡兰成一本书撒了多少谎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的《中华日报》

但问题是,汪记政府总然篡伪不嫡,但它在香港酝酿时,还不至于要月薪60元港币,“穿蓝布长衫”、需要“在蔚蓝书店兼事”才能养家的一个穷文人来做它的开国大佬吧?胡兰成说他能排上汪记凌烟阁的前六,最不济也能排到前十一,好,我们就替他算算这本帐,将汪皇上和陈娘娘两位拿掉,看他能不能排个老九。当时汪氏人马里,大来头的有顾孟余、林柏生和陈公博(汪的旧人),周佛海和梅思平(蒋的旧部亲信),罗君强(早在“宁汉合流”时就进入国民党军政界),曾仲鸣(心腹、秘书兼世交),陶希圣(著名文人,教授),高宗武(国民政府官员,主管外交);老牌华北汉奸有任援道,梁鸿志和王揖唐;打手有李士群(特务头子),丁默村(美女郑苹如因刺杀此人未果身亡),吴四宝(上海白相人,佘爱珍前夫);笔杆子有樊仲云,李圣五,穆时英,刘呐鸥;此外,三亲六戚里有褚民谊(连襟),汪孟晋(儿子),汪宗准(侄子),陈耀祖、陈昌祖(妻弟),陈春圃、陈国琦、陈国强、陈国丰(内侄),王敏中(梅思平连襟)……这些人谁不比他胡兰成在汪伪政府里名头更响、更大牌?胡兰成特意点出,汪精卫“对周佛海他们是带名称先生,对公馆派的人则只称名,惟对我称兰成先生”,仿佛他是汪精卫“以国士待之”的第一人;而陈璧君看他,那简直比小弟还亲近——以至他都要经常对她耍耍性子撒撒娇!他可未免太抬举自己了吧?那陈璧君可是少女时期就敢入京城取摄政王项上人头的烈女子,中年后变成丑而爆的河东狮,其眼珠唯盯着她老公那张民国第一英俊的脸是转,这个男人婆如果能接受到胡兰成撒娇弄痴的电波就作怪了!

高陶事件发生,高宗武、陶希圣出走香港,将汪逆密约昭之于世,此时陶氏家眷万冰如及三个子女仍滞留上海。胡兰成说他以宋太祖与赵普的典故劝谕汪氏,使他放弃对妇孺的加害之心。而汪竟答应道:“我亦是这个意思,所以刚才我报告仅到此为止,即是不许他们轻薄。希圣的家眷可派他的学生送到香港。”——这真是无稽之谈。陶氏家眷当时是如何身冒万死从上海出逃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陶家第三子陶恒生先生穷十年之功写作的《“高陶事件”始末》来读一读,那陶家的弱妻幼子,可是杜月笙亲自运筹,万墨林亲临指挥,派了十几个枪手从日汪魔掌下抢出来的人命,这胡兰成上下牙一磕,那几条人命倒成了蒙他恩庇而保下来的了!

胡兰成称“兼任汪先生的机密秘书凡四年”,更是天大的瞎话。连他自己也承认,他从来没有进入过秘书室。“汪先生有事叫我去,总在客厅里见。”汪的秘书编制,起初都在“侍从室”的第二室,主要由“夫人派”把持,掌之者为汪之侄孙婿周恭生,次为汪之侄孙汪翔辉,汪之外甥张恩麟,和陈常焘等;即使“侍从一室”的总务,也早被陈璧君操纵,掌柜的就是她娘家亲侄陈国琦。而“先生派”虽有浸润,如“宣传部长”林柏生,“法制局长”陈允文,“参事厅长”陈君慧等,也不得不看“夫人派”的脸色行事。这个水泼不入、针扎不进、连林柏生都插不进脚去的地方,那胡兰成又是怎样进去“机密”的?他难道是孙悟空变的飞虫不成?后来汪公馆正式设置机要秘书,共为五人:“夫人派”的陈春圃,陈昌祖,“先生派”的林柏生、陈君慧、陈允文。胡兰成于1943年12月,因越过主子交钩日本人而得罪了汪氏,罹遘牢狱之灾,而将他下狱的正是林柏生和陈春圃。这就足以说明,他无论在汪派还是陈派里都没有根基。要不是他主子忌惮太上主子日本人的干涉,胡早就死在七十六号的乱枪之下,也就不会在出狱后祸乱张爱玲的感情世界了。

胡兰成的“老鼠上秤台,自称自”,最莫过于在李士群死后向吴四宝太太佘爱珍表功一事。李士群杀了吴四宝,胡兰成对佘爱珍表示“将来我会报仇”,于是借旧友熊剑东的手除掉了李士群,一个月后,他回上海向佘爱珍报告道:“吴先生的仇我已报了”——这就是胡兰成自说自话的版本。但即使在这个版本里,佘爱珍也没有接他的茬,“吴太太听了却不接下联,我亦顿时觉得惭愧”。其实那李士群之死,完全是他取祸三方的结果——重庆戴笠处,他已是被挂了号非杀不可的;周佛海及其手下,恨不能将其啖之而后快;而东京方面也已决定让上海的日本宪兵干掉他。熊剑东固然是经手人不错,但他是听了日本方面的指令才下手的,当时李士群正是汪氏的心腹红人,没有太上主子的指令,熊剑东发什么昏去砍主子的人?胡兰成至多是在其中得知了一点先机——如果他的记叙可信的话,至于说到他起到了哪根葱的作用,这是连后来当了他老婆的佘爱珍也不肯信的。

日本战败后,胡兰成出亡,跑到了杭州旧同学斯颂德(斯君时已故世)家,由斯母收留,斯弟与斯家姨奶奶范秀美带他求遍五亲六眷,到处寻找藏身之地。他在逃亡路上与范秀美配作夫妇,从此更多了一层保护色。因范秀美多年失散的娘家在温州,胡后来就索性躲到温州来了。他约在1947年春刻意结识了当地的文化名流刘景晨,通过谈诗论学取得这位耆宿的好感,冒了张爱玲的家世,自称名叫“张嘉仪”,本贯河北丰润人,先祖张佩纶。刘先生于是道:“这是家学有传了。”通过刘,胡得以进温州中学教书,不但解决了生计问题,并结识了当地的两位学人,吴天五和夏承焘。夏承焘,字瞿禅,近代著名词学家,时在浙江大学任教。夏承焘的《天凤阁学词日记》中,记有他与胡兰成——当然,他以为是张嘉仪——一些往还的事实。

夏最初得知张嘉仪,出于刘景晨的推介。7月9日,夏“与天五诣刘贞晦翁。小病初起,以绍兴张君嘉仪所著《中国之前身现身》稿本二册嘱看。天五携归读一过,甚为叹佩”。7月10日,两人至胡所居的窦妇桥访之,“颇直率谦下,谓曾肄业北京大学,从梁漱溟,鲁迅游,与漱溟时时通信”。胡兰成的确曾在1926年当小邮递员被开除后,跑到北京,由同学推荐,进入燕大副校长室抄写文书,每日三小时,剩下时间他在燕大旁听了一些课程。可是他在1927年9月就离开北京了。胡兰成从来就未曾获得过燕大的学生资格,谈何肄业?更谈何从北京大学肄业?“从梁漱溟游”?——也许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吧,因为他当时正在与梁通信;但如果我们细究“从游”这个词的意义,它意味着朋友间朝夕相处、切磋的友谊,这是不符合终生未曾谋面的胡、梁两人的情况的。“从鲁迅游”?——连解释也不用解释,这牛吹得让人笑掉牙。

好笑的是,这位张嘉仪先生还特别爱八卦鲁迅之家事。7月29日,“嘉仪来,谈鲁迅遗事,谓其与作人失和,自踏死其弟妇家小鸡。作人日妇甚不满鲁迅,谓其不洁,又生活起居无度,且虚构鲁迅相戏之辞告作人,致兄弟不能相见”。鲁迅兄弟失和事由羽太信子调拨而起,本是文坛尽知的掌故。但这个“小鸡事件”倒是新鲜,却不知张嘉仪先生又何所见而云然?

胡兰成于8月31日求夏承焘画一副荷花,实诚的夏先生9月1日就写好送去了。这副荷花是给谁的呢?说来吓死人。“嘉仪悼其聘室黄女士死于法国飞机,嘱写此为纪念,以黄女士平生最爱此花。为题放翁句云:若教具眼高人见,雨折霜摧或更奇。”胡兰成原配唐玉凤,继室全慧文,哪怕是下堂妾应英娣,没一个姓黄的,更没一个死于法国飞机的!

1948年12月27日,“张嘉仪寄来新印之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改名张玉川,不知何故”。张嘉仪之摇身一变成了张玉川,这不过是胡兰成这个百变虫的一变罢了,可怜的夏先生却被弄糊涂了。

1950年10月16日,“晨接张嘉仪九月廿九东京书,由香港唐君毅转来。嘉仪过杭北上,数月无消息。云中秋到日本,过文字生活,每月写六千字,可维持一家三四口。有时亦去大学作学术演讲,不知所写所讲是何种学术也”。此时胡兰成的确是跑到了日本卖文为生,但他本是单身一人出亡的,家眷儿女全丢在大陆,由他的侄女青芸代为养家照料;胡兰成在日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很快睡上房东之女一枝,那“维持一家三四口”的人,是留在大陆的苦命女青芸——她为了照顾这个不停娶老婆生孩子的六叔一家,自己拖到三十岁才出嫁——而不是正在风流快活的胡兰成。

《今生今世》里,温州部分最详述者为刘景晨和徐步奎,盖刘景晨是胡兰成的恩人,徐步奎是他的好友。通过徐步奎,胡兰成又结识了莫洛,莫洛在多年后得知他当年认识的“张嘉仪”的真正身份后,曾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既肯定当年交往中的一些互动事实,也补充了一些新信息。一是莫洛夫人林绵对他的反感:胡兰成有时会趁莫洛不在家时去造访,林绵给孩子洗澡时,胡兰成“胡言乱语,显得过分随便”。二是,徐步奎夫人“杨笑梅也对张嘉仪印象不好”。三是,莫洛后来见到刘景晨的女儿刘莱——在胡兰成自序,刘家二女刘莱和刘芷,因为是温州中学的学生,都对他执礼甚恭——荐《今生今世》给她阅读后,刘莱与同班女生张素轩回忆道:“我们女同学都很讨厌他,给他起了个绰号,背后便叫他‘红头苍蝇’。”莫洛这篇发表于《温州晚报》2005年11月23日副刊的文章,用词克制,态度中肯,并不带“打落水狗”的火势,即使对太太林绵被胡兰成轻薄一事也不过一笔带过,因此可被视为较可信的史料。

胡兰成一本书撒了多少谎

《今生今世》初版,上、下册分别印行于1958年、1959年

胡兰成能够从已经移鼎变色的大陆跑到香港、继而跑到日本,全在他成功地撒了一个弥天大谎。1950年3月,一直与胡兰成通信谈佛学的梁漱溟邀他北上,胡兰成先到上海,住旧友熊剑东家,见形势不妙,遂有了去国之心。但此时他一文不名,盘川何在,如何上路?幸而巧舌就是他生成的银行,靠着大言煌煌,他说他与现任蒋介石心腹秘书的陶希圣为知心旧友,可以谋求陶的帮助,从香港转去台湾,这番话居然骗得了另一位老汉奸邹平凡的相信,邹替他出了一部分钱,又联系了另外两位商人给他凑路费,条件当然是他要带三人入台。这样四人一起到了香港。胡兰成即使到了这样时候,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还是没舍得不去忽悠梁漱溟一把——他写信告诉梁,他要先去香港接家眷,随后即来北京。

陶希圣的拒信彻底堵绝了胡兰成去台湾的幻想。他随后就靠在佘爱珍处软蹭到的两百港币,熊太太给他的六百港币,和另一位旧人给的四百港币,偷渡去了日本。

胡兰成谎话连篇处还有许多,如能将他的《今生今世》与夏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或与卢礼阳的《刘景晨年谱简编》对照来看,自然还能找出一些。这方面的先行研究有楼培的《夏承焘胡兰成“对照记”》。限于篇幅,此文就仅举证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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