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公知们为何替高利贷及黑社会疯狂洗地？

“辱母杀人”案：公知们为何替高利贷及黑社会疯狂洗地？

程清

一、财新媒体、公知等疯狂洗地：高利贷是大德大善

山东“辱母杀人”案之所以能够直指人心，引起民众普遍愤慨，核心在于吴学占“黑社会—高利贷”团伙超出社会伦理底线的极端恶劣行为。苏银霞在借款135万、还款184万加70万房产合计254万（仅剩17万）未还的情况下，吴学占黑社会团伙还通过非法拘禁、性侮辱、塞马桶等方式逼债。2016年8月，吴学占黑社会团伙被聊城公安摧毁。吴学占团伙长期横行冠县，对县城的经济生产秩序、社会生活安定造成严重破坏。

在“辱母杀人”案舆情发酵之际，3月27日，财新媒体发文《私力救济、高利贷管制与辱母杀人案》，并通过学界、媒体界有影响力的平台进行传播，试图为学术研究、舆论讨论定调，该文提出一个核心观点：“禁止或限制高利贷才会导致黑社会”：

【我们常常把“高利贷”与黑恶势力联系在一起，但导致黑恶势力横行的根源恰恰不在于“高利贷”本身，而在于禁止和限制“高利贷”的那些法律政策，是这些法律政策把相当一部分的所谓“高利贷”借款交易排除在了国家公力救济机制之外，任由它们进入无节制的私力救济领域。】

该文还提出另一个核心观点：“世界上没有高利贷”：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高利贷”，所有的“高利贷”都是法律“发明”出来的。】

也就是说，吴学占“高利贷—黑社会”团伙的罪责，不在吴学占，而在中国法律和中国国家机器，是国家机器“发明”和“限制”了所谓的“高利贷”，才出现了吴学占。一句话，中国国家机器先把锅背好。

http://opinion.caixin.com/2017-03-27/101070947.html

3月29日，财新又发文章《高利贷——从国际到国内的思考》，该文进一步提出一系列要为学术研究、舆论讨论定调的观点，文章提出第一个核心命题：“高利贷立法伤害穷人”：

【可是关于高利贷的立法,则会事与愿违地阻碍微小企业的发展,从而对劳动者造成伤害。】

文章还提出另一个核心命题：“限制高利贷扩大贫富分化”：【试图通过限制高利贷保护借款人的法规和政策,往往还起到扩大贫富差距的作用……可以说,通过设置利率上限来限制高利贷的政策,本质上是不利于穷人的政策。】

财新媒体没有明白说出来的意思是，吴学占“高利贷-黑社会”团伙才是为穷人服务，致力于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模范代表。

在这波为“高利贷—黑社会”团伙洗地的舆论过程中，财新媒体非常推崇的“经济学家”王福重一马当先，发文《高利贷——败絮其外，金玉其中》，提出第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高利贷是大德善举，维护社会安澜”：

【（放高利贷）你可以说这是趁人之危，我也可以说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积大德的善举……你这是廉价的正义，谁不会呢？如果没有高利贷，将会出现更多人间悲剧。在一定意义上，高利贷维护了社会的安澜。】

王福重提出第二个核心观点：“放高利贷皆大欢喜”：

【（高利贷）主要的方面一定是，皆大欢喜】、【把放高利贷的全想像成黑社会，是罔顾事实的。】

王福重提出第三个核心观点：“放开民间借贷”：

【明明知道民间借贷已成燎原之势，还不放开，一味宣传高利贷的危害，不是放任山东辱母类似悲剧发生吗？】

吴学占“高利贷—黑社会”团伙原来是“大德大善”、“维护社会安澜”之人，这样的人还有罪吗？显然，在财新媒体、王福重等公知看来，“一味宣传高利贷的危害”的国家机器，导致了苏银霞、于欢悲剧的发生。

在财新、王福重号角的引导下，其他媒体、财经公知也纷纷跟上。

“高利贷—黑社会”的地，就这样洗了？

二、他们为什么鼓吹高利贷？毁灭中国的良策

高利贷有许多妙用。

1、高利贷可以催生社会黑化与私人武装，解构基层组织，为国家瓦解提供助力

媒体公知鼓吹高利贷与黑社会没有必然联系，鼓吹高利贷是大善之举，然而，古往今来的例子都表明，民间高利贷的充分发展，一定会带来社会的黑化。黑社会会伴随高利贷的发展而发展扩张，渗透基层公检法，控制基层经济乃至控制国家若干经济命脉。

作为成熟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据日本警察厅统计，从事放高利贷者有数万人之多，高利贷公司都有黑社会背景，他们对付那些还不清债务的人的手段极其残忍。走投无路之下，许多日本人被迫选择宣告破产或离家出走，还有一些人为了不牵连家人和保证人而被迫自杀。

2003年，日本地下金融王娓山进被日本警视厅逮捕，娓山进是日本最大的非法高利贷连锁店的头目，控制着200多家高利贷店，与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关系密切，其犯罪手法也极其“专业”。为不留下证据，他规定下属4个收息组织每天以现金上缴利息收益，并派专人送往指定地点；若有人敢泄露组织的秘密，其家人性命不保；他还给手下列出了一个如何回答警方提问的答案单子。

日本最大的黑帮山口组，除了贩毒、走私武器、洗钱等“传统业务”，路透社称它还经营建筑、房地产、劳务派遣、金融、娱乐等合法企业，并为日本核工业提供大量劳动力，许多知名艺人与其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日本黑社会组织（暴力团）是日本现代地下经济的主角，影响范围广，又有政治力量暗中撑腰，暴力团渐渐掌控了日本的地下金融，操纵了整个高利贷产业，并渗入日本金融和商业系统。暴力团“业务”广泛，恐吓讹诈、杀人放火、经营色情、贩卖毒品、放债洗钱、扰乱金融等无所不包。

日本《黑帮爱好者》杂志前主编铃木智彦经过长期卧底发现表示，“黑社会可谓日本核电业的核心，他们掌握着这个产业。福岛核电站（由东京电力公司经营管理）就是一个典型，‘福岛50勇士’中有不少是黑帮成员，还有因欠巨额高利贷而被黑帮派来的欠债者。”

在韩国，高利贷势力比黑社会还残忍。韩国有句俗话：“宁可得罪黑社会，也不靠近放贷者。”韩国放债者的残酷无情，令人胆寒。他们通常设定一个时限，用低息甚至无息让人借贷，一旦超过期限，麻烦就来了，无论人在何时在何地，都有可能被追债者盯着，吃饭、睡觉、上班等一切 活动，他们都不放过，时刻逼迫你还债。到了无力偿还的时候，他们就逼迫你签器官捐赠书，心脏、视网膜、肾、肝，甚至子 宫都不放过。韩国仁川黑社会组织逼一女子还债，强制将其送入卖淫场所工作。

中国在某些媒体、公知等人的鼓吹下，高利贷也在各地疯狂发展，随之而生的就是大量的黑社会组织。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已经出现并日趋严重，一些犯罪组织也已基本具备或接近于香港三合会、意大利黑手党和日本山口组等黑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典型的组织特征和犯罪手法。如山西侯百万、郭千万、海南王英汉等有组织犯罪集团，犯罪组织严密，成员人数众多，具有暴力武装，拥有相当庞大的资产，操纵一定行业和区域的经济，并通过贿赂等手段拉拢相当数量和级别的国家干部充当其保护伞，严重危害一定区域内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伴随高利贷而生的黑社会嗜血成性，因高利贷引发的逼迫陪睡、强奸、卖淫、贩毒等五花八门的刑事案件，在今天的中国也比比皆是。“跑路”在广东、山东、福建等地都不同程度出现，最后都演变成民事，甚至刑事案件。

民间高利贷是没有充分抵押物、没有充分信用的借贷，容易赖账，违约风险极高。民间高利贷因为没有足够的信用和抵押物，不可能像美国市场一样，利用所谓“金融创新”将债券打包“证券化”出售转移风险（这样的金融创新最后也酿造了次贷危机）。放贷者为了保证借贷者不违约，只能通过人格侮辱、人身伤害、生命威慑等私人暴力手段，来极大提高对方违约所付出的代价。除此以外，放贷者缺乏其他的讨债方式。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正义的国家机器会利用公权力、公共暴力替高利贷保驾护航。所以，高利贷与黑社会天生一对，高利贷的扩张，必然伴随黑社会的扩张，高利贷的金额和利润率越高，黑社会的规模就会越大。高利贷吸血实体经济到一定程度，私人武装、黑社会也将会侵蚀、动摇甚至对抗公权力，变成基层统治者。

2、高利贷可以摧毁我国实体经济

金融资本具有寄生性，不会生产物质财富，其获得利润的唯一源头是实体经济。民间高利贷是没有充分抵押物的借贷，利润来源是所寄生的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的利润，不违约的保证力来自私人暴力（黑社会）。高利贷通过榨取实体经济中的正常利润和超额利润，来获得自身的规模扩大与投机升级。

2016年，据测算，我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在6%左右；2016年同比增长较快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平均利润率也只有5.3%，其中，效益较好的软件业利润能够达到10%。而从经济寒冬中刚刚复苏的钢铁产业，2016年前三季度的利润率才只有可怜的1.27%。钢铁行业平均利润率的近期高点，是在2010年的3.9%。

而吴学占黑社会团伙所放高利贷的年利率，达到120%（不计复利），这是民间高利贷的普遍利率，显然是对实体经济的超额剥削。2012年以来，我国民间高利贷疯狂发展，盲目抬高企业成本，压低企业利润，严重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加剧实体经济困境。

苏银霞源大工贸，只是被高利贷吞噬的民营企业的一个缩影。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13年12月底，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有恒森家具、开开瓶盖、凤阳家具、乡村动物饲料等7家企业，被高利贷压垮，而这些企业原本效益非常高。

2013年11月，湖南湘潭民营企业家王检忠跳楼身亡。

2013年12月，娄底市同星米业老板肖仲望跳楼身亡。

3、高利贷可以阻碍我国产业升级

我国中小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在技术和装备上受制于人，普遍处于产业链下游，受到跨国公司的层层剥削，利润率极低。在一个企业发展扩张的过程中，产业升级并不会自发完成。产业升级需要企业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资金支持，进行长期的基于市场的研发投入和产品开发，投资金额大，回报周期长，回报预期不确定。国际领先企业往往将销售收入的5%以上作为研发投入，而我国规模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6%。更重要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下，产业升级要经历的是血淋林的战争，国际巨头往往会通过亏本销售来抢占市场、买断技术来掐灭技术创新萌芽，阻碍新兴企业的挑战，将我国企业锁定在产业链下游。一个产业链下游企业一旦在资金周转中借上高利贷，遭受高利贷的嗜血盘剥，就只能以追求短期产品销售--回笼资金为第一目标，不可能去进行风险极大、周期极长的产品开发与升级。

苏银霞的“源大工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算起来，“源大工贸”也曾经是鲁北的明星企业，公司注册资本从518万增长到1亿，拥有职工200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16名，自主设计研发人员10名。2012年，源大工贸被山东省评为“连续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企业”， 还登上了2012年底聊城市创业大赛前二十名项目名单。2015年，经历了两年钢贸寒冬的源大工贸，依旧在冠县的税收重点企业名单上。钢贸寒冬给苏银霞带来了困境，但并没有直接致死，直接致死、导致苏银霞团队多年资本积累、技术积累毁灭的，正是那笔高利贷。

高利贷的超额剥削，完全脱离了“金融服务实业”的宗旨，变成纯粹的逐利资本，逐利资本以最大限度压榨寄生目标、最大限度抽取寄生企业的研发资金、员工薪资等为宗旨，不可能考虑其所寄生的企业的产业周期和研发周期。放任高利贷的发展，它一定会在企业低谷、资金难以周转之际，将企业长期积累吞噬殆尽，严重阻碍我国产业升级。

欧洲封建中世纪，都有反高利贷法令，16世纪中期英国的法令才允许放债收利息，但是同时又规定利率最高不得超过10%。法律规定的这个利率上限，到18世纪初还逐步降低到5%。这个最高利率上限一直实行到18世纪末斯密的时代。限制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超额剥夺（高利贷），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近代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两个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和斯密，都赞成政府以法令规定利息率的最高上限。18世纪末，英国逐渐取消利率限制，到19世纪中期才完全取消了对利率的各种限制。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英国带领欧洲10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美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取消对利率的管制，任由利率市场化、纵容金融衍生品泛滥等，金融资本反噬实体产业，加速了美国的衰落，造成了巨大的金融危机。

4、高利贷可以吹大我国资产泡沫，加速我国两极分化

放纵高利贷会放大我国的经济泡沫，快速消灭民众的消费能力，加速实体产业衰亡。

在实体经济利润有限的情况下，拥有巨量逐利资本的食利阶层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必然进入房地产等“非生产性资产”，通过大规模“金融创新”，玩“钱生钱”的账面游戏，助长资产泡沫。金融、房产的暴利，会诱导实体经济资本大量涌向房地产，直接抬高了实体经济生产成本，挤压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

我国近年来的金融自由化，正在导致上述局面的严重化。2016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虽呈现缓中趋稳的态势，但绝大部分是非主营业务的增长。其次，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随着运营成本快速上涨，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亏损面不断扩大，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在现在这种倒置的情况下，无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家庭，都在想办法用钱赚钱，国有企业用财务公司参与放贷，有些大的国有企业用财务公司赚的钱比它的实体赚的钱还多。有的私营企业干脆把工厂卖了去放高利贷。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投资短期化、高利化、赌博化等“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和“天上掉馅饼”的心态，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斯蒂格利茨在《Rethinking Capitalism: Economics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一书中认为，过去的30年间，全球生产力激增，但薪资增长的步伐却远远没能跟上。这主要是因为“食利阶级”剥夺了超出自身生产力的利润，因此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下渗到每一阶级，收入分配显著不均。

食利阶层是对全民的剥夺。放纵我国高利贷，放纵食利阶层扩张，必然进一步吹大我国“非生产性”资产泡沫。高昂的房价、一轮又一轮的金融收割，消灭了普通人的消费能力，导致我国内需疲软，反过来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使我国的实体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放纵高利贷，必然加大中国的两极分化。

三、没有高利贷，中国真的无法续命吗？

某些媒体公知鼓吹，没有高利贷，中小企业无法续命，中国经济无法续命。事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相反，中小企业走上高利贷只能是自取灭亡之道，绝非是“大德大善”、“皆大欢喜”之举。媒体却认为，高利贷带来的问题，要通过深化高利贷改革（国家暴力保护高利贷讨债）来解决。

本质而言，“中小企业融资难”不是问题的全部。媒体设置这样的议题，屏蔽了很多视角。

中小企业融资难，核心是因为整体技术水平低、对外国技术、市场、原料等依附性强，自身非理性，容易盲目投资，市场风险大，收益水平低。而中小企业这一系列问题的指向，是如何提升我国的经济质量，如何有效利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我国真正实现产业升级，提高各个产业的技术水平、附加值水平和平均利润率。这需要依托国家政府的力量，推出合理的产业政策，对国家战略性企业进行长期研发投入，形成自主研发团队和自主开发平台。只有我国遏制金融投机，实现全方位的产业技术升级，中小企业彻底摆脱依附外国技术、外国市场的困境，中小企业才能较好地提高自己的利润水平，控制自身的风险。

在这个战略方向上，解决“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以通过如下几点进行：

1、让商业银行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对买房贷款和实体经济贷款区别对待，严格卡住买房的贷款，对实体经营的贷款则给予利率和其它限制条件上的优惠。为防止利用企业贷款买房，可以在合同中规定，如将企业贷款用于买房，银行可以随时收回；

2、抛弃“市场万能论”、“自由竞争”、“理性经济人”的歪理邪说，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中小企业的信息数据库，加大市场干预，将该企业分散在银行、工商、司法、税务、海关等多部门的信息整合一起进行专业分析，合理评估其产业前景、经营状况、还款能力等，根据上述企业信息数据库，对各中小企业提供行业发展指导；

3、抛弃张维迎等的新自由主义教条，抛弃“不需要一切产业政策”的歪理邪说，严格制定产业政策，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重点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优惠，对有研发潜力、市场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延长其资金占用期等优惠；

4、抛弃“小政府”、“政府守夜门”理论，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可以重点发展一批政府出资为主、经营规范的融资担保机构，作为服务中小企业的主力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保险基金，根据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为符合国家及地区产业发展规划但融资抵押品欠缺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保证，用政府信用为中小企业提供增信服务。

只有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放在加大政府计划和战略能力、推进我国全面产业升级、遏制金融投机、提振内需、摆脱对外国依附性的大背景下来谈论，才是有益的。没有单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办法，鼓励高利贷、鼓吹利率市场化，更是毁灭中小企业的良策，而不是相反。

媒体公知鼓吹高利贷，将高利贷塑造成“大德大善”，实际上是为了推进利率市场化与全面的金融自由化，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大培认为：“率市场化让银行任意抬高利率放高利贷；金融自由化让没有还贷保障的贷款泛滥，造成大量违约的坏账；银行的退出机制让坏账多的银行倒闭引起储户恐慌挤提存款；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让大家争着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流出境外，以一百万亿换二十万亿外汇储备造成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崩溃。”

某些媒体指责中国国家机器对高利贷不作为，说得很明白，旨在推动中国国家暴力机器维护高利贷的超额剥削，要求国家暴力机器为高利贷保驾护航。实际上，鼓吹高利贷，鼓吹利率市场化，本质是为了维护“金融食利阶层”的最大利益而已，某些媒体和公知，就是“金融食利阶层”圈养下、吸血民众、剥夺民众超额利益的帮凶。鼓吹高利贷，放纵金融吞噬中国产业，毁灭中国实体经济，阻碍中国产业升级，消灭中国民众储蓄，颠覆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维持一个依附于帝国主义的金融寡头集团的统治，对某些媒体公知而言，才是长治久安之策。不过，这不是广大民众长治久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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