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性基础

作者：卢映西来源：昆仑策网 2017-02-06

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性基础

卢映西

摘要：马克思主义为揭示人性的本质提供了真正科学的方法。劳动使人类最终脱离了动物界，并使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自我意识和成就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需要的层次不断提升，行为动机呈现多向性，为利他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会转化为现实性，并且在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呈现出不可替代的必要性。最近的西方经济危机再次证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利己会导致利他的神话已经破灭，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分析经济学的人性基础以实现对经济学理论的重构，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一、引言

自2008年爆发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至今仍无法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明显迹象。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作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1]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统治全球经济学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深刻危机，重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任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在这种理论重构中,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对人性本质的再认识。古往今来,人性从来就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但对人性的认识则一直争论不休。在经济学中,不同的经济理论对人性的假设也不一样，各派争论的焦点在人性中的利己和利他问题上。在正确认识人性本质方面，近年来程恩富教授提出的包含“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在内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2]为能够取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经济理论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推进经济学理论的重构，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性分析的根本方法和原理，侧重于从人的需要和行为动机这个角度的对西方经济学的利己经济人假设的理论误区进行深入剖析，在无限丰富的人性中考察利己和利他这两类相反的行为动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人性”是指所有人都具有的共同属性[3];而“利己”和“自私”则是一对近义词，但两者涵义有所区别。“自私”常常意味着损人利己，而“利己”则不一定要以损人为前提。也可以说，“自私”是更为极端的“利己”。

二、“利己”或“自私”确实是人性中的自然属性之一

西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认为人在经济活动中最根本的动机就是利己，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应当说，这个假设还是有一定经验事实作为根据的，而且这样的事实不但经济学家能够观察到，其他学科的学者同样能观察到。

民国时期，四川有一位亦学亦官的学者，名叫李宗吾。他看到爱因斯坦因创立“相对论”而名扬四海，非常羡慕，于是自己也创立了一种颠覆传统的学说，称之为“厚黑学”。这个理论从观察人的利己本性开始：随便找一个当母亲的，让她抱着亲生儿子吃饭，小孩见了母亲手中的碗就伸手去拖，如不提防，就会被他打烂;母亲手中拿着糕饼放在自己的口中，他就会伸手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在他自己的口中。又如小孩坐在母亲的怀抱中吃奶，或者吃饼的时候，哥哥走到面前，他就要伸手推他打他。这些行为都是出于“不学而会，不虑而知”的本性，李宗吾誉之为人的“良知良能”。他的“厚黑学”就是要把这种“良知良能”扩充出去，让人们练就“面厚心黑”的本领，用这种本领建立惊天动地的事业。

到了1976年，英国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 Gene)，同样提到了类似的现象：“母猪躺下准备喂奶时，它的一窝小猪尖声呼叫，争先恐后地挤到母猪身旁的情景你一定见过吧。一群小男孩为争夺最后一块糕饼而搏斗的场面你也见过吧。自私贪婪似乎是幼儿行为的特征。”[4]道金斯的主要建树是把生物个体的利己本性的源头追溯到基因层面：“我将要提出的观点是：任何成功基因的突出特性都是无情的自私性。基因的自私性通常决定了个体行为的自私性。但我们也能看到，在特定情况下，基因为了最有效地达到自私的目的，也会滋生有限的利他性。”[5]

李宗吾从幼儿行为中总结出“人之初，性自私”，认为自私发展到“面厚心黑”的高级阶段，便可建功立业。道金斯则用生物科学的研究成果揭示生物个体的自私本性植根于基因，成功的基因必然具有“无情的自私性”。即使我们观察到基因表现出利他性，那也是为了最有效地达到自私的目的。看来，人的本性就是自私，既有事实根据也有科学根据，经过李宗吾和道金斯的论证，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但是，李宗吾和道金斯虽然在事实层面上都认同人性自私，他们的价值观却截然相反。李宗吾标新立异，认为自私自利属于人的“良知良能”，应该发扬光大。道金斯的价值观则与文明社会中的多数人一致：“就我个人看法而言，一个单纯根据基因的普适而无情的自私法则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肯定是个不堪人居的下流社会。但不幸的是，有些事物不管我们多么厌恶，它们的真实存在却不容否认。本书主旨在于唤起读者的兴趣，如果你一定要从中得到某种寓意，不妨把它当作一种警示。这个警示就是，如果你和我一样希望建设一个人人慷慨合作、无私地追求共同利益的社会，我们就不能指望人的生物本性。正因为我们生而自私，才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灌输慷慨大度和利他主义。我们弄懂了自私的基因是怎么回事，才有可能颠覆命定的法则，而其他物种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6]

从逻辑上说，李宗吾的论证是通顺的：既然我们的本性是自私，那就应该顺其自然，把自私进行到底。道金斯也认定人性自私，而且自私到基因里去了，但他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厌恶自私自利的“命定法则”以及根据这种法则建立的社会。可是他没有解释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厌恶，为什么想要挑战甚至颠覆我们的“命定法则”，以及这种挑战和颠覆为什么有成功的希望。仅仅摆出人有能力认识自己的本性这一事实显然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

为了解决道金斯无意中留下的问题，需要仔细分析他对“自私”的定义：一个个体如果通过减少同类个体的生存机会而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该个体就是自私的。[7]原来，道金斯是在生存竞争的层面研究自私问题的。除人类以外，自然界的其他生物的生命活动都不会超越“求生存”的范围。所以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理论用于解释自然界的生命活动还是合适的。但是经过进化脱离动物界的人类，在“求生存”之后还要“求发展”，结果发展出伟大的人类文明。这种本质的区别，决定了人类除了与其他生物同受自私的“命定法则”制约之外，肯定还会遵循更高级的法则。易言之，经过进化的人类已经脱离了自然界，并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再以“求生存”层面的基因或幼儿的自私性来解释人性，就显得十分肤浅和局促了。实际上，人在满足生存需要之后，还会产生什么更高级的需要，这个问题现代心理学家早有研究。

三、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成果指出了野蛮与文明的分野

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8]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是劳动使人类最终脱离了动物界，并使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人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兽性和人性分别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表现。对人来说，社会属性更为本质和重要，自然属性受社会属性支配并与社会属性相互作用。[9]如前所说，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的兽性，就是自私性或利己性。那么，人为什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摆脱兽性?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解释了这种可能性的心理基础。

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以下五个层次：生理需要(饮食、睡眠、性欲等)、安全需要(住宅、工作场地等)、归属和爱的需要(友谊、爱情等)、自尊需要(地位、角色等)、自我实现需要(理想、价值等)。其中，前两个层次属于低层次的、物质方面的需要，这是保证生存所必需的，与自然界动物的需要并无本质区别。后三个层次属于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需要。只有低层次的需要得到了充分满足，才能依次产生出高层次的需要。“高级需要是一种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我们和一切生物共同具有食物的需要，也许与高级类人猿共有爱的需要。而自我实现的需要(至少须借助创造力)是人类独有的。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人类所特有。”[10]

根据马斯洛的说法，在越低层次的需要上，人与动物越是趋同;需要的层次越高，人与动物的差别越大。正因为发展出高层次的需要，人类才有可能形成与动物截然不同的品质，如道德情操、利他主义等等。反之，如果低层次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人和动物都会遵循道金斯所说的“命定法则”，即人们常说的“丛林法则”。所以，马斯洛特别提到：“剥夺高级需要不像剥夺低级需要那样引起如此疯狂的抵御和紧急的反应。”[11]这是在提醒我们，为生存而进行的竞争，必然是残酷的、基于动物本能的。我们在国内司空见惯的城管与小贩的冲突中，早已观察到这种现象。

违章小贩要生存，城管要维护市容市貌。这对矛盾的症结，说起来简单得出奇，就如某城管所说：“管，小商小贩的饭碗就没有了;不管，我们的饭碗就没有了。”[12]事涉饭碗，果然会引起“疯狂的抵御和紧急的反应”，至今已造成多起命案。

小贩们的生存问题，本来应由社会保障制度统筹解决，不能指望市场经济。再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都不可能自发地解决所有人的生存问题，实际上已成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共识，所以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地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区别只在于保障程度的高低。

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保障相辅相成，道理很简单。有社会就有竞争，但竞争有野蛮和文明之别，标准就是竞争层次的高低。有了社会保障制度，人们才有可能避免低层次的经济竞争，资本主义制度才会从野蛮向文明方向改良。不但经济竞争如此，其他竞争亦然。比如古罗马的角斗表演，人与人或人与兽以命相搏，明显带有人类刚脱离动物界的野蛮痕迹。而现代的体育运动，人们争的是“更高、更快、更强”，这才算是走向了文明。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广义地说，也包括各种慈善事业)不可或缺，尽管在实践中已有共识，但理论上并没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大概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伦理基础正是由人类高级需要生发出来的利他主义，所以主流经济学的利己主义地基根本支撑不起社会保障这样的“上层建筑”。

错误的理论必然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国在GDP已经高居世界第二的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远远不能与国际水平看齐，与这种不良影响息息相关。如果这种错误的偏向不予纠正，我们的市场经济必然要走上邪路，人道悲剧必然会层出不穷。实际上，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证明，单纯按照市场法则去规划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虽然在短期内有可能成就表面的繁荣，但稍微深入观察便会发现“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13]这种经济制度的荒诞性还在于，尽管现实中的消费品生产已经到了严重过剩的程度，但要保证每个人“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14]仍然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

换句话说，只要认识到目前据以解释市场经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基础上就错了，我们本来是完全可以走向一个文明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样的经济制度必然是竞争与保障互不偏废，利己和利他熔于一炉的。

四、从自我意识和成就感看人类利他主义的内在根据

如上所述，人性与兽性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需要比兽的需要丰富、高级。但西方“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的解释者偏偏要把人性的丰富性统统归结为利己主义。他们认为，宗教人士救济穷人，雷锋助人为乐，反法西斯战士冲锋陷阵等等，都是自私的，因为这些人以助人为乐、以牺牲为荣，所以他们表面上的利他行为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和主观欲望。把截然相反的行为混为一谈，自然是诡辩。但要解释清楚人类利他行为的动机，可能需要从人类的自我意识和成就感谈起。

所谓自我意识，就是主体在自然、社会环境和历史进程中认识自我的能力。动物只能凭借其本能活动对环境作适应性的调整，一般没有主、客体两分的自我意识。[15]即使是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也只能发展出初步的自我意识。只有人类能清楚地把客体和主体区分开来，能在历史进程中比较新我和旧我，形成发达的自我意识。所以，自我意识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是通过与自然界、他人和旧我相比较来确定和认识自我的，当人在这些比较中发现人类比别的动物高级、自己比他人强、新我比旧我进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快感，即成就感。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把人类社会建设成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为什么道金斯即使在理性上认定自私是人类本性，也仍然讨厌自私?因为我们都认识到自己比动物高级，都想过比自然界的动物更体面、更文明的生活，谁都不愿意“禽兽不如”——那也太没成就感了！

我们能够在幼儿身上观察到自私行为，说明我们确实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同样，我们也能从幼儿身上发现动物没有的新特性——对成就感的追求。我们知道人类儿童很小就会玩游戏。游戏都设有成功的目标，达标后就会收获成就感，所以人类无论长幼都会乐此不疲。动物就不会对这种抽象的成功感兴趣。中国社科院黄纪苏研究员把这种不以生理需要为内容的竞争意识称为比较意识，指出这种意识是人类所特有的，而且是与生俱来的。[16]

在日常生活中，成就感对人们的激励作用更是随处可见。马克思在考察工人劳动过程时就已经观察到：“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7]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也有类似的发现：“人们借以谋生的工作有许多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使人对更多的工作感受到更多愉快是有道理的。的确，即使乍一看上去似乎是索然无味的商业工作，但由于其对发挥人们的才能和争强好胜的本能提供了机会，也往往会使人产生很大的愉快感。因为，正像在比赛中的一匹马或一个运动员，竭尽全力要胜过他的竞争者，并对这种紧张感到愉快一样，一个制造商或一个商人受到胜过他的竞争对手的希望的鼓舞，往往要大于受到增加他的财产的欲望的激励。”[18]

在工作竞争中胜出——比别人或比旧我——所得到的愉快，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成就感。可见，马克思和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马歇尔对人性的认识都远远高于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都已经观察到人比动物高出一筹的品质。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但与马克思背道而驰，而且抛弃了自家理论先驱的正确思想，结果使这种经济学的思想境界越来越低，只知道人是利己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却浑然不觉这种认识并未把人与动物从本质上区分开来，因为动物也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与所谓“利益最大化”一脉相承。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对人类行为的动机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在生存竞争的层次上，人与自然界动物的行为动机都是单向度的，即利己甚至自私。但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类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尤其重要的是，人类多了一种原来没有的追求——对成就感的追求。人类对成就感的追求是多向度的，其中包括利己和利他这两个相反的向度。对人来说，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以后，继续利己看上去就像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贪婪。事实上，这时候利己和利他深层次的心理动因都是追求成就感，只是利己动机与动物本能一脉相承，而不求回报的利他动机是人类才有可能产生的。

除了这两个相反的向度以外，有的向度也能带来成就感，但对人对己都不会带来实际利益，例如纯粹的游戏。此外还有主观利己客观利他的向度，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19]如果罗列下去，还有主观利他客观利己、损人利己、损人害己等等。所以人对成就感的追求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一生致力于帮助穷人，说明人确实能够当得起“万物之灵长”的称号。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搞杀人比赛，说明人也能堕落成禽兽不如的恶魔。总之，人性相对于兽性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但我们研究经济现象时，只需关注利己和利他这两个相反的向度。

人对成就感的追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在哪个向度上，这种追求都是没有止境的。例如在“为人民服务”这个向度上，“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20]在“赚钱”这个向度上，“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在他们的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富格尔简化成一句话：‘只要我还能赚，我就永远会赚下去。’”[21]

道金斯认为人的利他主义可以通过后天教育来培养，但他没有说明这种教育何以可能。众所周知的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一头猪再怎么受教育也不可能养成利他主义。但人确实具有利他的可能性，利他的内在根据就是源于自我意识的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只是这种可能性到现实性的飞跃，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导向。例如，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雷锋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虽然每月只有几块钱的津贴收入，就已经养成了伟大的利他主义。而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比尔·盖茨(Bill Gates)直到成为世界首富才慢慢有所觉悟，开始投身到公益慈善事业中去。

五、资本主义制度下利己会导致利他的神话已经破灭

人类因为有发达的自我意识，能够在理性上认识到人比动物高级，自然明白不能以动物界通行的“命定法则”来建设一个体现人类尊严的社会。所以，在资本主义以外的人类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从未有将利己或自私大张旗鼓地树立为正面价值观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推崇利己主义，是因为资本私有制是一种剥夺了一切共同体外表的纯粹的私有制，而利己主义不过是由这种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制度条件下，资产阶级理论家从利己主义的人性论出发，进而提出了一种“利己会导致利他”的神话，即认为人人利己，但通过“看不见的手”的神奇作用，最终会人人得利。但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亚当•斯密描绘的那种由“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等经济主体互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和谐社会”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不可避免地要以经济危机收场。在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已经发现：“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这只手并不存在。现在很少有人会认为，银行经理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福祉。”[22]

这就产生了问题：在自然界中，动物们本能地遵循自私自利的法则，它们的“社会”为什么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人类社会为什么不可能像李宗吾所说的那样，人人都把利己主义发扬光大，变得面厚心黑，然后人人都会取得大成功?经过前面对人与动物本质区别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动物的本能欲望，从来不会超出生存的需要，一旦这种需要得到满足，它们就会自动停止“生产”，从而基本上能够维持自然界的平衡与和谐。而人类发展出发达的自我意识，会无止境地追求成就感。在以货币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利己向度上的成就感集中体现在无止境地赚钱。凯恩斯基于对人性恶的洞察，对此颇为欣赏：“有价值的人类活动的一部分需要赚钱的动机和私有财产的环境才能取得全部效果。不仅如此，通过赚钱和私有财产的存在，人类的危险癖好可以被疏导到比较无害的渠道之中，而癖好如果不以此种方式得以满足，那么，它们会被用之于残暴、肆无忌惮地对个人权力和权威的追求以及其他方式的自我高大化。人们对他们自己的银行存款实施暴政要比他们对他们的同胞们实施暴政要好一些。”[23]

但马克思的看法更为深刻。当所有资本家都无止境地追逐金钱时，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就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对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最后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论。这个结论已经在过去得到过无数次验证，今后也仍将对花样翻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展现出钢铁般的科学性。

对金钱的无止境追求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24]最终又成了葬送资本主义的催命符，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利己主义作为行为法则，在动物界是可行的，在具有高度理性的人类社会反而不可行，理由已如上述。但人本来源于动物，有着与动物一样的生存需要，所以利己本性不可能根除。重要的是，人脱离了动物界以后，已经具备了利他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有可能把利己和利他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体现人类尊严的经济制度的基本驱动力。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都实现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相结合，把人类的利己和利他动机都充分调动起来，使资本主义初步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改良。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明的资本主义虽然比野蛮的资本主义进步，但仍然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如何建立一个既文明又可持续的经济制度，是当今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未能解答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需要面对的问题。

六、结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25]以此观之，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必然引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彻底反思，从而很可能导致经济学理论框架的重构。本文关于经济学人性基础的分析，就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从中得出的几点主要结论是：

1、“利己”或“自私”确实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特性之一，但这只是因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并且，这一结论也只是在生存竞争的层次上可以成立，因为人除了有自然属性之外，还有社会属性。

2、在社会劳动实践中所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自我意识和成就感，使人类从本质上区别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具有了利他的可能性。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这种可能性则会转化为现实性。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利他主义还呈现出不可替代的必要性。

3、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利己会导致利他，这样的神话已经破灭。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对人性的正确认识和分析为基础，构建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全面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引导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向着迥异于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注释：

[1]习近平：《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5日。

[2]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此含义中的“人性”与“人的本质”之间有联系却又不同：前者是人的共同属性，后者则是特指人性最本质的部分。

[4] Dawkins, Richard. (1976) 2006.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P128.

[5]同上，P2。

[6] Dawkins, Richard. (1976) 2006.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P3.

[7]同上，P4。

[8]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2页。

[9]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6页)。就是说，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但在实践过程中，他是作为实践的主体而存在的，因此，人的自然属性受社会属性支配并与社会属性相互作用。

[10]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11]同上。

[12]《小贩称遭殴，刺死两名城管》，《三峡晚报》2010年1月21日。

[13]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52页。

[1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3卷，第633页。

[15]参见高雷：《有限理性与自我主体意识》，《经济学家》2007年第1期。

[16]黄纪苏：《高高低低话平等》，《博览群书》2004年第5期。

[1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18]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廉运杰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19]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20]雷锋：《雷锋全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2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