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对新自由主义要“一棍子打死”
郑彪
可能有读者对笔者将新自由主义“一棍子打死”的看法持有异议，认为“太偏激”。这里笔者愿意对前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研究报告的第三部分进行商榷。需要指出，该课题组在2004年完成的这一课题成果是严肃的，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影响上都是有分量的。笔者也从中受益，这里的探讨旨在推进这一研究。
报告将近年来我国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看法归纳为四种态度：全面否定；极力鼓吹（实际上是拜倒）；只介绍不分析、不判断（实际上还是赞同或欣赏，至少不抵制）；批判地吸收借鉴。报告持第四种态度，在此基础上报告明确提出，“对新自由主义应取的科学态度”是：“作为学术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新自由主义政治化的‘华盛顿共识’不能相等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有可资借鉴的合理成分”；“新自由主义中必须加以批判和坚决抵制的内容”有：华盛顿共识、绝对自由化、全面私有化、全面市场化、全球一体化。对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对新自由主义不存在批判地借鉴问题，必须彻底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华盛顿共识”是一体两面，是“连体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法分开。
首先，报告主张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取“批判地借鉴”态度，理论上的失足在于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质的认识不够彻底，所以出现自相矛盾的表述。报告一方面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还指出美国和欧洲包括英国的主要政党对其持疏远或保留态度，这是对的。另一方面，又要“批判地借鉴”。报告说：“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是在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始人是亚当·斯密，这一理论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其中不乏科学成分，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因此，不能将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美国政府为适应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需要，将新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的‘华盛顿共识’相等同。”这段话大可商榷。不错，新自由主义“出身好”，老祖宗是斯密，其实斯密的“老虎屁股”也是摸得的。可是这种理论上的渊源和斯密理论“不乏科学成分”与新自由主义是否“可资借鉴”不是一回事，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要借鉴，直接借鉴“老”自由主义和斯密好了，何用新自由主义作“二传手”插手其间？须知，“老”自由主义到了“二传手”那里“研磨加工一番”，拌入砒霜和氰化钾之类以后再入药，不仅全“变味儿”了，本质也就变了。如何还能“借鉴”？要吃死人的。所以，我赞成胡代光老先生的看法：“就经济学而论，新自由主义的‘新’，意味着不同于亚当·斯密创始的古典的或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更新，是它的更为极端的翻版。”“更为极端的翻版”，说得好：七个字，老辣无比，切中要害。姜确是老的辣，不服不行。本书上文论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特点是“形而上学猖獗”，与胡岱老的看法不谋而合，笔者作为后学，与有荣焉。新自由主义既是“极端的翻版”，又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的今天就是要“一棍子打死”，不但理论上无可借鉴，还要批判，实践上要清理政策，不妥的要坚决纠正。理论一定要彻底才有力量。对新自由主义“一棍子打死”，这样讲，是不是太过苛刻？太不“辨证”？不是，新自由主义本质上不是学术理论，而是政治工具。任何理论都可能包含有“科学”的原子，例如报告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可资借鉴的合理成分”，如市场机制的作用、货币政策、加强法制、尊重人权等。但是这些基本上都属于古典经济学，而与新自由主义无关。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政策产物，两者不可分割，从理论到政策都在否定之列。至于货币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以及供给学派和其它学派，如有合理成分，可以纳入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必戴“新自由主义”帽子。课题组其所以持上述看法，究其原因，据笔者的推测，未必都出于理论原因，可能有现实上的“难言之隐”。就是考虑到当前国内的“学术生态环境”，不免有“投鼠忌器”和避免“犯众怒”的顾忌。这也是人之常情，未可厚非。问题是报告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过去叫递“折子”，这样写，不免有对上“误导天听”，对下“误尽苍生”之嫌。如果在2004年持这种观点尚有情可原，那么在今天就需要进一步澄清，提出“一棍子打死”就十分必要了。
（本文写于2007年党的十七大前夕，节选自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十一章“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原题为《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商榷》。该书于200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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