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与中情局、福特基金会、摩根的关系纠葛

作者：苏原来源：北斗深度智库 2016-11-25

苏原

一、引爆舆论的楼部长讲话

24日晚，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因演讲中涉及诸多重要政经话题，且提出许多有冲击力的观点，引发舆论关注。

清华官方网站显示，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论坛，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楼继伟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

百度百科显示，该委员会由50余位国际、国内知名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或首席执行官，世界知名商学院院长，以及中国政府及财经部门的领导人组成。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担任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美国财政部长、高盛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先生是顾问委员会的首任主席(2000年-2002年)，英国BP集团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是顾问委员会的第二任主席(2003年-2007年)，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大卫·鲁宾斯坦是现任主席。

楼继伟此次演讲没有正式的演讲稿对外发布。北斗深度智库(bdsdzk)通过整理网上报道的新闻和流传的笔记，简要梳理如下：

演讲中，楼继伟部长首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特征，认为：“2007年是个拐点，这一年我们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这部法律存在很多弊端：从2001年到2006年，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率为6.7%；2007到2012年这一数字为12.7%，超过了劳动生产率，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比较大的弊端。弊端在于：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降低了，即工人可以炒雇主，而雇主无权炒工人。推行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了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却是可怕的。”[1]

接着，楼继伟认为，上述弊端被08年四万亿的出台掩盖了。然而，四万亿刺激经济之后，我国面临经济增速换挡期、老龄化、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全要素生产率下跌、生产过剩等问题，由此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要避免滑入这个陷阱，必须要做到如下几点：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不要有战争思维，农业人口转入非农；户籍改革，自由迁徙；要保证灵活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员工不能有行业和区域谈判，不能与雇主强势地谈判，使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解除市场管制，要素流动尤其是土地，农地、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划拨国有资本进入社保；保证开放的经济环境；政府收入占比逐步提高等。[2]

那么，什么是楼继伟所理解的“中等收入陷阱”呢?

一个流传的清华演讲版本中记载，楼继伟以拉美为例子，讲述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1050美元到1200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们在中等偏上。是个停滞陷阱。”、“拉美在8000到10000停滞了很多年，四小龙也在停滞。”、“拉美的问题：经济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僵化，民粹主义。”[3]

2013年，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发言，同样以拉美为例子，对“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了自己的阐释。他认为：“国家大力扩大开支，进行较大规模的再分配，但提取的财政收入较少，财政长期赤字，个人付出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从而国际收支赤字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也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方式最后要靠通货膨胀来平衡，结果低收入人群和地区会更为困难，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一些拉美国家在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也就是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楼继伟的这些提法，在学界、舆论界引发一系列争论，如：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是否成立？拉美是否因为高福利、重分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自由”、“开放”后，是否脱离了中等收入陷阱？粮食战争是否不存在？工人能不能联合起来与雇主谈判？等等。

争论中，有支持楼继伟的声音，也有批判楼继伟的声音，北斗深度智库(bdsdzk)将相关讨论梳理如下。

二、围绕楼继伟演讲的争论

1、中立或者支持楼继伟部长演讲的观点

@刘胜军改革(以选择性反腐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鼓吹者)重发以前的若干条微博以支持楼继伟，如：在利益集团抵制下，改革陷僵局。建议：借鉴商鞅变法以赏罚立信，大胆起用体制外改革人才，反腐重点关照不改革干部，通过利益补偿让改革从零和博弈向帕雷托改进转化，以思想解放促改革，以法治为改革的可持续机制。

@任志强(宪政民主、军队国家化、私有化的鼓吹者)转发新闻支持楼部长称：问题很严重。

@Ft中文网(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宁高宁：为未来粮食进口打基础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粮食贸易公司，中粮集团正积极布局全球#粮食#主产区。@中粮COFCO 董事长宁高宁在《#高端视点#》栏目中透露，这是为中国未来粮食适度进口，提供一个更好的供应基础。

@Marco_徐晓峰(主张国企私有化的大V):楼部长是务实的。不能再掩耳盗铃了，形势并非一片大好，少唱赞歌多做事，加大改革力度。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途径是简政放权、大规模减税减费、打破垄断，别无他法。下得了决心吗?

@克里斯托夫-金(独立经济学家):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人均GDP无法突破1.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此发展停滞期即陷阱。只要大开国门，招商引资，贱卖国资，从贫穷到温饱都能做到，中国要跃为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得乘上8倍，39年高速增长中聚集的多重危机一一显露，经济瞬间逆转的陷阱无所不在，经济殖民化日趋严重，陷阱深不可测。

@屈宏斌(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未来5年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决战期。要成功跨越，首先路径要正确，日韩台新成功经验表明持续工业化城市化是正路，所幸这也是我们一直走的路，因此必须需要做的不是另辟蹊径，而是要通过改革清除路障确保不从此路径上脱轨。其次必须保持一定增长速度，才能成功跨越陷阱。

@叶檀(新自由主义财经评论家)：财政部长说，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概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大实话，脱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幸运，绝大部分法治、市场不健全的国家，基本上会踩进泥潭里。看看巴西这些国家。

此外，在传统媒体中，搜狐财经刊登邓新华的评论文章《楼继伟说得好，但更重要的是做》，支持楼继伟，该文要点为：

1.那些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实只是跌入观念的陷阱；2.这个观念的陷阱就是，当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更多的人倾向要福利、要工会、要产业转型；3.如果要福利、要工会，才真的跌入“中等收入陷阱”；4.楼继伟的难得在于，他主张全面改革、更灵活的劳动关系，降低社保费率、“多交多得”、减少农业补贴。

邓新华是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人文经济学会是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起成立于2012年7月。

2、批判楼继伟部长演讲的观点

@祝东力(著名学者)：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在胡扯。每个中等国家在世界中地位、产业结构、人口资源配比、国内政治状况都千差万别，不存在笼统的中收陷阱。高收入国也会长期停滞，最典型如日本，贫困国家更如此。高中低经济体，既可持续增长，也会陷入停滞，具体问题需具体分析，一概而论就是忽悠。

@郑彪(知名学者)：“中等收入陷阱”，还有类似的不少陷阱概念，其实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陷阱，这个最大的陷阱，避而不谈，而且高管中多有其信徒，老百姓都看出大尾巴狼的破绽了，还能忽悠几天呢?“中美国”的严重性在于，不仅掐着中国的钱袋(财富)，是否还掐着某些高官(如财金)的任命?终于，这一切似乎快到头了。

@曹豫生(独立学者)：中国楼财长说中国有50%的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看了楼的几条措施后，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如果按照他的政策来，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比例不止50%。

@巅峰倦客(前中国联合商报河南记者站记者)：习总强调的是咱们的饭碗要端在咱自己手上，而且中央历届领导人都是如此反复强调强调再强调!楼部长，你这是端错碗了呢，还是“有对抗性思维”?[汗]

@风雨曌(黑龙江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总裁)：对于黑龙江，第二产业已经出现断崖式下跌，相当于主发动机熄火，最具比较优势的第一产业在国家新常态思维下还将面临补贴减少和进口增加的双重压力(楼继伟的话显然不会是空穴来风)，而基础条件本就不够丰厚的第三产业即便保持增长恐也是大势推动下的自然表现。天，渐渐暖了，可经济还是那么冷。

@MRneoanderson(《卢瑟经济学》作者)：这些年提拔的经管高层基本都信仰新自由主义。

@海波论经济(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很喜欢，不隐晦自己是什么人，为谁服务。人民币货币主权党，高端大工业党，生态小农业党，都是左翼，都不会同意楼部长

@尹国明(左翼大V)：楼部长等美国基金会培训过的官员，不但信奉新自由主义，而且和茅于轼水平相当，是支撑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改路线的主要组织力量，这股力量能把任何改革部署导向新自由主义。其实，从厉以宁茅于轼刘胜军成庙堂高参，就可目测经济管理团队的倾向和水平，中等收入陷阱正来自楼继伟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

在微博界外，锤子之声微信号发布署名赵德亮的文章《与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商榷：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破土网接连发布评论性报道《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清华讲话：为老板操碎了心》、署名黄河的文章《楼部长药方：又见资本笑哪闻百姓哭》，还有署名张慧鹏的文章《“中等收入陷阱”?用劳工团结迈过去》，人民食物主权网也同时发布两篇文章，一篇由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张慧鹏，陈义媛联名撰写的《敢问楼继伟部长：谁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谁需要粮食安全?》，另一篇文章是胡靖((华南师大教授))的《没有了粮食安全，楼继伟部长要怎么跨陷阱?》。这些文章在微信圈、微博、论坛、qq群、传统网站等媒体平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破土网几篇评论文章的要点为：

1.种粮收益“太高了”农民就不愿意进城打工，因此补贴要减少，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放弃种田来到城市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就可以继续维持；2.而“避免出现劳动者的联合”是要禁止工人结社、组织工会与资本家进行谈判，让被日益频繁的工人集体行动搞得焦头烂额的‘企业家’们吃一剂定心丸；3.中国能否成功走向高收入行列，关键在于能否解决严重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解决收入差距悬殊问题；4.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个假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背后是一套发展主义的逻辑。

人民食物主权网严海蓉、胡靖等学者的文章主要针对粮食安全问题做出批判，要点为：

1.楼部长的“新思维”直接挑战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指示，间接挑战了中央为粮食安全而坚守的十八亿亩红线的政策底线；

2.农业综合补贴本身是普惠性的，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有促进作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我国自2002年开始陆续实行的各种农业补贴，对农户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和资金投入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农业补贴对贫困地区农户粮食生产的正向影响更大；

3.欧美等发达国家，粮食生产均有每年数以百亿美元、百亿欧元计的补贴。农场主的补贴收入，甚至接近其总收入的一半；

4.中国大豆的进口，但实际上却掩盖了中国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大量的转基因大豆进口，直接摧毁了中国的本土大豆的生产主权。中国大豆的整个油脂产业，从生产到加工、贸易，80%以上的环节都被外资控制住了；

5.当前中国经济遭遇的是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农民和农民工是中国最庞大的群体，问题在于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太低，无法提供“有效的”消费需求。因此，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不是像楼部长建议的消灭农村，压低劳动力价格，恰恰是复兴农村，增加农民和农民工收入，为制造业提供市场空间。

此外，廖子光(曾任哈佛大学教授，洛克菲勒公司投资顾问)撰文评论称：

楼继伟只是在重复李嘉图观察到的在欧洲工业革命早期的所谓“工资铁律”。但亨利·福特证明李嘉图是错的，福特认识到，如果不给工人支付高工资，那么工人就买不起自己生产的汽车，公司就会倒闭，所以他提高工资，实现了良性循环，为美国超越成为第一工业大国奠定了基础。

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本质上是为向发达国家出口设计的，所以外资不需要提高中国国内工人的工资来提高有效需求。如果中国不提高工资，就永远摆脱不了出口换美元的老路，因为国内需求永远上不来，产品只能向海外找销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楼继伟就是想继续走压低工资向美国等国家出口这一老路，但是这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使中国真正陷入发展陷阱。

3、围绕“中等收入陷阱”而热传热议的几篇旧文

以上梳理的是舆论界中新发布的评论和文章。我们看到，跟着楼部长的演讲一起火起来的，主要有“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教训”等命题的讨论。有几篇旧文重新在网络热传。一篇是《南方周末》2013年的文章《怎样才能长久地帮到穷人》，该文是2013年楼部长发表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言论后，对楼部长的一篇支持文章，认为不能搞均等化福利，否则就会跟拉美一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外三篇，一篇是学者侯峰的《谁在给中国挖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一篇学者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的《中等收入的“陷阱”为谁而设?》，一篇是拉美问题权威学者、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的《拉美有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这几篇文章论证了拉美践行新自由主义导致两极分化、去工业化和金融危机，进而才落入停滞，而放弃新自由主义则可以走出停滞。

《南方周末》的文章要点如下：

1.不能承诺过多，不能搞均等化的福利，所谓均等化，必然意味着对吃财政饭的现有医疗住房方面的特权要削除。

2.中国有过教训。想想朱镕基时代国企改革是何等艰难。为了收回政府对国企员工隐含承诺的终身雇用和子女接班特权(民企外企可没有)，全民付出极大代价。再走老路，再搞类似的大包大揽，纳税人受得了吗?

3.阿根廷的教训值得玩味。在20世纪初，阿根廷和美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都吸纳了大量欧洲移民，欣欣向荣。后来阿根廷推出种种反市场的措施，庇隆主义更是以社会正义、帮穷人为卖点，大搞政治与经济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国有化、强化工会特权、大派福利和高筑关税壁垒等。1950年，阿根廷人均收入为前宗主国西班牙的两倍；1975年，情况倒过来。一来一去相差四倍。阿根廷这样帮到穷人吗?不仅坑了穷人，还坑了整个国家。

侯峰、江涌、徐世澄三篇文章的要点梳理如下：

1.“中等收入陷阱”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周期。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这些资本主义的先行者，在成长与发达过程中，并未遭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当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相关经济学者所罗列的经济停滞甚或倒退，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必然。

2.世界银行以及相关经济学者，津津乐道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标本”就是拉美。但是，倘若拉美真的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那么那个推手或牵引者，恰恰是世界银行与IMF、美国自由主义学者。

3.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并杀死了阿连德总统，由此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的“伟大实验”。新自由主义实践的结果引致国家经济灾难，智利的人均收入增长不断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达到政变前的水平。在同时期拉美的国家治理上，只有另一个实施经济自由主义国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在美国、世界银行与IMF的全力策动下，80年代新自由主义近乎在拉美全面推广，结果一塌糊涂!20世纪60、70年代的保护主义，实现的增长达到3.1%，然而自80年代实现新自由主义以来，增长率只有1.7%。拉美所遭遇的经济困境，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体系下，发展中国家致力于现代化所遭遇的困境，是实施自由主义政策的困境。

4.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源自于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以及一些中东石油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几千美元或过分依赖石油收入的发展阶段。这些陷入困境的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没有经济学家或国际组织反思过他们的制度问题，其实这些国家和跳过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如日本、韩国的最大区别不是所有制上的差异，而是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能否掌握核心技术。反观那些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向老老实实按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玩，没有一个国家掌握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牵动本国经济发展的产业核心技术，也便失去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会。上世纪8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世界银行与IMF的全力策动下，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全面推广，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一起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5.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现代化的关键与核心是工业化，由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所有的船(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语)。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独门秘笈”在于，在保护主义下建立起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发达国家或世界银行、IMF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现代化路线图中，抽掉了工业化，或用自由主义下的工业化取代保护主义下的工业化。然而，在这个自由主义的“通衢”上，由发达国家设置路障，比17世纪莱茵河上的关卡还要多(这曾经是德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技术专利、标准化坐收渔利，通过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产业链、不平等贸易交换条件，占有发展中国家创造的财富。发展中国家越是努力，生产产品越多，自己所得越少，如此便有了“勤劳而不富裕”的困境。历史反复证明，成功的工业化是一国发达(包括由中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关键，而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个共同的典型特征代表，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工业化进程的停滞抑或倒退，即“工业化不足”(未能建立起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抑或“工业国际化”(即由外资主导的工业化，跨国垄断资本垄断高端、高附加值制造，而本土企业钉死在低端、低附加值制造，或本身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代工制造)。更有甚者，连代工制造都难得一见，纷纷发展服务业、地产业、旅游业，没有基本的生产能力——财富的创造能力，只有所谓的价值创造能力，而价值的最终决定权依然为跨国资本所控制。

6.在“华盛顿共识”的系列政策组合中，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是必不可少的安排，其理论基础是“金融深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深化的显著结果是经济金融化——资产乃至债务证券化，如此使资产、财富可以流动起来。金融自由化最为关键的是国际化，本土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金融接轨，国际金融资本可以自由出入一国市场。由此，国际资本其实主要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在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可以兴风作浪，引发金融危机，借以巧取(买空卖空)豪夺(发动袭击、制造危机)发展中国家辛苦积攒的财富。东南亚的“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为此做了最清晰也是最典型的阐释。在危机发生后，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痛斥这些国际投机资本为“国际强盗”，但是他似乎没有指责引盗入室者。

7.拉美国家正在总结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解决贫富差异悬殊，并重新确定和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金融安全，扩大国内需求等，近十年来，摆脱新自由主义模式后，拉美经济出现了持续增长的好兆头，初步展露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曙光。2003年至2010年拉美年均增长率达5.3%，成为继亚洲之后全球增长第二快的地区。拉美的贫困率呈下降趋势，贫困率从2003年的43.9%(2.25亿)下降到2011年的30.4%(1.74亿)。从长远来看，随着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型，拉美实现集体性跨越的可能性加大。

8.只有远离新自由主义，远离资本主义体系，才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4、习近平：工人阶级无足轻重的观点错误有害

早在2015年4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3月21日)指出，要“推行集体协商”、“支持工会依法建立行业性、区域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对象，依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不断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形成反映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参考。推动企业与职工就工作条件、劳动定额、女职工特殊保护等开展集体协商，订立集体合同。加强集体协商代表能力建设，提高协商水平。加强对集体协商过程的指导，督促企业和职工认真履行集体合同。

……大力推动乡镇（街道）、村（社区）依法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支持工会、商（协）会依法建立行业性、区域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探索符合各自特点的职工代表大会形式、权限和职能。在中小企业集中的地方，可以建立区域性、行业性职工代表大会。

……深入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和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业园区工会组织建设，健全产业工会组织体系。

随后，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的基本精神，“要依法保障职工基本权益，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及时正确处理劳动关系矛盾纠纷”，并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善对工会的领导，注重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及时研究解决工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为工会工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同年2月2日，习近平还曾指出，“要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中进一步重申，……任何人都不得违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搞“独立王国”、自行其是，任何人都不得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

在上述庆祝五一的讲话中，习近平还严肃指出，认为“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我国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我国工人阶级从来都具有走在前列、勇挑重担的光荣传统，我国工人运动从来都同党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不论时代怎样变迁，不论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都不能忘记、不能淡化，我国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不容忽视。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撰写《财政部长反"中共中央国务院意见"毫无道理》一文认为，楼继伟部长在清华的演讲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意见》“说三道四”、“毫无道理”，该文要点为：

1.实际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买方主导特征鲜明(类似“纵向垄断”，或是萨缪尔逊说的“公司给你什么就是什么”的“垄断”特征)，根本就不存在自由市场关系。而中小微企业及拥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有几千万户之多，其雇员约有2亿，他们在空间上还高度分散。在这种“强资弱劳”和经济小型化、分散化的大局下，再考虑到大多数雇主、雇员的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薄弱，发展区域性、行业性工会及集体谈判，是维护上亿工人(及那些雇主)合法权益的唯一合理选择。

2.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所谓“华盛顿共识”是要求放弃劳动力市场规制、否定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但是，满世界推销这一套的美国政府真在本国这么做了吗?财政部长自己对此都予以了否认的回答。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可以比美国或G7国家还要自由、任性呢?

3.所以，共产党领导中国工会发展区域性、行业性工会和集体谈判是符合国情的理性选择。同时，这也是欧、美工会工作，特别是他们处理中小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的一种比较成功的历史经验，且早已获得了欧美政府和法律(包括欧盟)的确认。

三、风口浪尖之上：近年来围绕楼继伟的一系列争论

以上是北斗深度智库(bdsdzk)梳理的是围绕本次楼继伟讲话的一些争论。

实际上，多年以来，围绕楼继伟的话题不断，争议不断。

先简单叙述一下楼继伟的简历。1984年至1988年历任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金组主任科员、副组长(副处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经济研究所成本价格室主任(正处级)。

中国经营报《“契约先生”楼继伟》一文记载：

在此期间，楼继伟被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朱镕基发现，并获得他的赏识。在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市长后不久，楼继伟被任命为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背景下，楼继伟被调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出任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

体改委历史若再往前叙，搜狐财经2013年《谁来推动改革：还原“体改委”沉浮之路》记载：“1982年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国务院总理赵ziyang兼主任。从此掀开了80年代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4]

楼继伟从体改委卸任后，1995年9月至1998年3月任贵州省副省长。

《“契约先生”楼继伟》一文强调：当朱镕基于1998年3月出任国务院总理后不久，楼继伟再次被召回北京，出任财政部副部长、兼任党组副书记，继续主持财税改革的工作。

楼继伟后来的履历更加辉煌：

1998年3月至2007年2月，楼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2007年2月至2007年9月，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长级)、机关党组成员兼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筹备组组长。

2007年9月至2013年3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13年3月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

可能正是由于这一连串非同一般的履历，多年以来楼继伟一直是中国舆论场风口浪尖的敏感人物。下文北斗深度智库(bdsdzk)将对历次事件进行梳理，和上文一样，无论是对楼继伟支持赞赏的还是否定批判的，笔者都按照中立原则客观地进行总结和收录。

1、长期推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私有化并让外资参与

据中新网2001年5月10日上海5月10日消息：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9日在上海指出，国有股减持已有百亿元进帐，待规则完善后可推开进行，并考虑让外资参与。他同时透露，一个完整的规则目前正在国务院的5个部门间签署,签署完毕经国务院批准后可进行更为广泛的减持工作。他肯定地表示，在这一过程中将有国外投资者参加。

而据2014年06月30日华尔街见闻报道：据澳洲金融评论报(FinancialReview)，中国最大的五家银行有望允许外资增加持股比例，而国有持股比例将下降。澳洲金融评论报称，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确认了国有减持的策略。中国五家最大银行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中国)在外资投资体制上将有变革特别是......有机会买入五家主要银行”。 “从字里行间理解，他们的意思是准许大型机构入股”。中国此前曾允许外国投资机构购买中国大行的股份，但是数量相对较少。

2、审计署：楼继伟任内中投对外投资的若干亏损

楼继伟出任中投董事长期间的争议可谓是史无前例的。

2007年9月至2013年3月间，楼继伟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14年6月18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中投公司、中国银行、农发行等金融单位2012年度审计结果。曝光了中投存在82亿违规投资房地产等诸多问题。审计发现，中投公司境外投资管理不规范，对境内机构管控不到位，财务管理也比较薄弱。其中2008年至2013年间，中投公司境外投资中有6个损失项目、4个浮亏项目、2个面临损失风险项目都存在问题。

中投年报显示，在公开市场股票投资方面，美国依然是中投公司最大的投资区域。对外投资股票中，美国市场占到49.2%，非美国发达市场股票占27.8%，新兴市场股票占23%。

《第一财经日报》随后披露：

目前已经知道的是中投公司投资黑石、摩根士丹利、货币基金ThePrimary Fund以及东京电力公司表现“失利”。2007年5月，中投公司斥资30亿美元以每股29.605美元买入黑石无投票权的股份，持股比例近10%。黑石完成IPO之后，金融危机突至，黑石股价即陷入长期低迷。中投公司的投资也长期处于浮亏状态。2007年12月，中投公司斥资50多亿美元购买摩根士丹利发行的可转换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摩根士丹利股价暴跌。为了摊薄成本，2009年中投公司对摩根士丹利继续增持。2010年，中投公司以大大低于转股价的价格减持了股份。此外，中投还曾在美国出资50多亿美元购入一只货币基金，最终也因为跌破净值而清盘。在2011年，中投公司被媒体披露间接参股了因日本地震和核电事故而亏损巨大的东京电力公司称其投资总额约为359亿日元(约30亿元人民币)。

3、“协助黑石掠夺中国财富”还是“眼光长远”?

上述《第一财经》报道了2007年楼继伟中投投资黑石集团的失利，这在2007年引发激烈的争论。持批评态度的一方认为楼继伟是“协助黑石掠夺中国财富”，而持支持态度的一方则认为楼继伟此举是眼光长远。

经济学家曹建海持批评态度，他在《南风窗》上发表的题为《黑石集团：专为中国政府下的蛋》的文章，文中要点为：

1.9月29日宣告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尚在上半年的筹备过程时，就已迅速出手投资入股美国黑石集团。

2.随着美国黑石集团在中国的迅速横空出世，让国人充分领略了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步步为营、蚕食中国国有资产的巨大威力。8月中下旬，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兼ceo施瓦茨曼一行访问中国。8月14日下午，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在北京会见施瓦茨曼，李伟就黑石集团与中央企业的战略合作谈了意见。9月10日，黑石集团声明将注资6亿美元认购蓝星集团20%的股份，蓝星集团将变更为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

3.种种迹象表明，黑石ipo是华尔街资本集团贪婪本性的集中体现。然而更坏的消息在于，黑石上市这一事件本身发生的背景，连同美国次级债危机，标志着美国资本市场将迎来一个衰落周期。

4.考虑到对冲基金根本不能创造实体经济价值，中国投资黑石然后黑石再投资中国，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它的客观效果，实际上就是协助黑石集团掠夺中国财富，最后体现为黑石集团账面盈利或股价攀升。

而《南方周末》则持支持态度。2008年，南方周末《拯救美国次级债带来馅饼还是陷阱》一文则认为指责中投是“散户所为”，该文要点为：

1.联讯证券首席分析师文国庆则指责中投完全是“散户所为”： “中投作为政府的主权基金，直接体现政府意志，它应该具备战略眼光，把出发点放在改善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上，而不应该以提高外汇收益率为目标，像散户一样在市场上去追逐短期利润。”

2.新加坡投资公司是中投学习的典范。成立于1981年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虽然历经国际金融市场的多次动荡，在其成立的26年中，仍然取得了年均9.5%的不菲回报。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副主席陈庆炎表示，政府投资公司首先关注的是风险问题，如果风险可以接受，才会着眼于回报率。而如果不承担风险，就什么都不必做了。

3.而此前，面对市场对中投公司的指责，中投公司也曾如此反唇相讥：那些批评我们的人并不了解内情，也不具备长远眼光。

在这场投资黑石的争论过去三年后，《华夏时报》一篇《中投投资黑石三年浮亏超60%黑石投资中国三年赚100%》的文章当中报道：

至今年8月5日收盘，黑石集团股价为11.51美元，在3年多的时间里，这笔30亿美元的投资浮亏仍超过60%约18亿美元。

黑石集团除了没能积极让中投公司的30亿美元“解套”外，但在中国市场上无论是引资募资还是在寻找项目积极投资等方面都显得游刃有余。借助中投的“东风”，黑石集团从2007年开始，入股蓝星集团、买入上海商务楼、打造寿光物流园，甚至设立中国大陆基金，吸引包括社保基金的关注等几乎都是顺水顺风。

或许对于黑石集团来说，借着中投的名气，将来甚至是借着社保基金的名气，它在中国版图上的扩张才刚刚开始。

4、注资摩根士丹利：“解围救火”还是“赚了三笔”?

上面《第一财经》的报道还提到，楼继伟的中投2007年底投资摩根士丹利失利。对此持批评态度的认为这是替摩根士丹利解围救火，相反，对此持支持态度的一方则认为这笔投资不能仅看账面收益，实际是赢得了“感情账”、“经验账”和“安全账”。

《商务周刊》2008年一篇题为《圣诞老人楼继伟》的文章认为楼继伟替摩根士丹利解围，文章要点为：

1.在摩根士丹利蒙受惨重的次贷损失后，中投公司2007年12月19日的这次注资，将为大摩的资产负债表提供支撑。在美联储主席伯克南都无法看到底的次贷危机中，大摩94亿美元的减记是否清理干净了自己的风险，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很多专家认为，中投公司出演“救火英雄”的可能性远大于“坐收河蚌相争之利”的“渔翁”。

2.英国《金融时报》写到，“这只基金拿出了50亿美元，甚至都没索要一个董事会席位作为回报。”美国总统布什12月20日也表示，他本人乐意看到外国资本帮助支持美国金融机构。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10%的股权比例是外国资本收购美国企业的“高压线”，低于10%被认为是被动投资，不会对美国企业的未来商业计划和运作有控制能力，也不需要接受美国政府的审查。中投公司显然在这方面下了工夫，甚至不惜主动放弃股东表决权。

3.师从金融大师麦金农的曹红辉表示担心，“这将不利于中投保障自己作为第二大股东的基本权益”而且，他也不认为目前进入金融市场的股权购并领域是一个好主意，“中投应在发达国家购买具有丰富物理网点资源的公司，比如万事达、沃尔玛等，这样我们可以将中国的产品推到国际市场。而金融业的网点也可帮助国内商业银行进行海外扩张”。

中投投资摩根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2007年国际金融报刊出一篇题为《中投入股摩根士丹利的生意经：算三笔帐都赚了》的文章，该文则认为赚了三笔账：

1. “感情账”。正所谓“患难见真情”，在患难“结交”的百仕通、摩根士丹利，使我国在国际舞台面对欧美施压之时，无形中增加了友善声援的可能性。

2. “经验账”。在同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的同时，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些金融机构的文化氛围、思维方式、对话手段与操作技巧，即使没有主动管理决策权，也值得为这些个“第一次亲密接触”而举杯。

3. “安全账”。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感知次贷危机的“风吹草动”，在第一时间拉响警报，危机未到便能竖起坚固的防火墙。

如上，围绕楼继伟在中投的投资经历，一直是舆论热议的焦点，未有定论。

5、里根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除了在中投的投资经历，如同本次的清华演讲，楼继伟以往的一些观点主张也都屡次引发过争论。

2004年2月17日《参考消息》登载了一篇文章：《里根经济学登陆中国》。该文转载了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和法国《费加罗报》的两篇报道，内容是楼继伟向美国透露我国税制改革的计划。外媒报道，关于把33%的企业所得税率降到中外资企业“24%到28%”的统一税率，税改的“主要设计师”楼继伟表示：“这很像里根经济理论”、“我们希望给予企业而不是政府更加充分的自由”、“这种彻底放弃毛泽东时代计划和统管模式的经济政策源于罗纳德·里根”。

在2014年天则双周论坛《财税改革与国家治理》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柯华庆表达了对楼继伟财当年税改革思路的肯定：

据我读楼继伟的著作，他也非常强调所谓现代财政制度，并且他的观念更多是美国的财税体制思路。

任志强(宪政、军队国家化的支持者)在2014年接受纸牌屋访谈时，也表达了对楼继伟里根式减税思路的支持：

比如这次楼继伟提了落实扩大营改增和整体经济“减税”问题，而我们看上一届政府，谢旭人几时提过税制改革中“减税”吗?从来没有。所以最难啃的骨头不在于我们看到的矛盾，而在于去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说动利益比动灵魂难，那是因为你不敢动。

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美国都是里根和撒切尔时期进行最多的改革，所以撒切尔下台了。但是她下台之前实际上做出来一些事情让后面所有人受益。所以在里根和撒切尔去世的时候，这两个人是比历届都受到社会尊敬的人。

不过，对于楼继伟的主张，学者“信言不美”有不同的看法，要点如下：

1.众所周知，前美国总统里根只不过是个二流演员，并非什么经济学家。所谓“里根经济理论”也只不过是美国供给学派领军人物拉弗和费尔德斯坦等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理论，其原源是老自由主义者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谬论。现在即使在美国，“里根经济理论”也早已式微，备受诟病了。

2.在政策实践上，里根的减税政策是一项大规模的劫贫济富政策，其所创造的财政赤字比美国开国以来历届总统所创造的财政赤字的总和还要大。

3.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楼先生竟然说：“彻底放弃毛泽东时代计划和统管模式的经济政策源于罗纳德·里根”。这就等于说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政策不是源于邓小平等人，而是“源于罗纳德·里根”。全世界恐怕只有楼先生一个人才能说出这种话来。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例如与公有制为主体等紧密联系的。难道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也是“源于罗纳德·里根”?这根本不符合事实。

4.假设楼先生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是多余的。由此可以得出楼先生的结论：“彻底放弃毛泽东时代计划和统管模式的经济政策源于罗纳德·里根”。假设这个论点成立，那么它正好证明“里根经济理论”是一种和平演变中国的意识形态，那么楼先生为什么要赞赏它?

6、围绕“华盛顿共识”的争议

除了欣赏里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2005年，楼继伟赞赏华盛顿共识的言论也颇有争议。

2005年第23期《比较》杂志登载了楼先生的一篇文章：《改革是资源配置制度的整体跃进——关于中俄改革与发展的比较》。楼继伟说：“批判‘华盛顿共识’，并不是说其精髓——以市场配置资源和宏观稳定就错了。从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这三条来看，‘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接着他以较大篇幅论述了我国改革实践中实施了“华盛顿共识”的“三条”：“第一，中国的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第二，市场化取得长足的进展。……第三，中国的经济是开放的，……”。

学者奚兆永和信言不美均不认同楼继伟赞赏华盛顿共识的这些说法，他们撰文批驳，要点为：

1.“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基础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拉弗、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么楼先生为什么要回避新自由主义呢?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表明，其出发点是美国的利益，并不符合各国的国情，无论在哪里，它都没有取得成功。

3.经过楼先生这样包装，“华盛顿共识”就变得有益无害了。然而，“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内容是：市场非调控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商品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以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为惟一内容的经济稳定计划。为什么楼先生要对“华盛顿共识”隐恶扬善?

4.邓小平、江泽民均指出，改革开放要发展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产生资产阶级，因此，从总体上说，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政府最小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作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是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的。楼继伟先生把“华盛顿共识”说成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7、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引发质疑

除了投资经历、政治经济观点倍受争议之外，楼继伟等人曾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完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也成为部分舆论质疑其身份的一个要点。

《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http://wenku.baidu.com/view/c533fa0202020740be1e9b10.html)一文报道：

1994年8月23-25日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是由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两个课题组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在过去的几年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于会议准备和组织的充分，邀请的国际国内经济学家和专家都是相当具权威性的，因而，京伦会议受到肯定，被认为是一次颇有成效的、将微观经济学在我国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的会议。

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之所以会引起质疑，是因为福特基金会本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间谍机构。学者马耀邦在《美国慈善组织与中情局》一文中指出：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到50年代末时，基金会的资产已经高达30亿美元，是福特财团最庞大的免税机构。二战后，福特基金会‘自觉自愿地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干脆就是情报机构的人员。’从1952年开始主导福特基金会的是理查德•比尔斯，‘他在福特基金会的任期内经常与艾伦•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会晤……1954年1月，他突然离开基金会加入中央情报局，担任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经使福特基金会变成冷战思维的先锋了。’比尔斯的继任者是20世纪美国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约翰•麦克洛伊，在进入福特基金会前曾任助理陆军部长、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麦克洛伊在政治上深通世故，在他担任福特基金会理事长之后，对于中央情报局不可避免地会对基金会发生兴趣采取务实的态度。’麦克洛伊专门建立了一个管理部门(以他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来与中央情报局对接，‘做出上述安排之后，福特基金会就正式成为中央情报局能够用来对共产主义进行政治战的机构之一了。’

学者司马无痕曾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做出如下评述：

吴敬琏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或某些战时经济在朝向商品经济的改革的逆转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发生政治上权力变化，这里且存而不论。另一种是“和平演变式”的逆转。”。《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就是这样一部如何“和平演变”中国经济的总体设计。改革开放前十年，在邓小平同志把关的时代，虽然有走资本主义的呼声，但公有制的主体没有动摇，他的改革底线是不出千万富翁和两极分划。“四项基本原则”还是占主导地位。吴敬琏的旨在“和平演变”中国经济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被老邓否定并“搁置一旁”。

……改革的前十年“走资改”并没有市场。老吴“和平演变”的纲领的启用是改革十年之后的事。根据《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介绍“吴敬琏、郭树清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完成的那份《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研究报告，后被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找出来了，他不但对这份研究报告很感兴趣，而且建议逐步采取这一方案。”

老吴说改革是“摸石头”摸过来的，那就肯定是在忽倏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开宗明义就是要设计一套整体的，系统的中国经济“和平演变”纲领。其内容包括“物价、税收、财政、金融、外贸”的整体的“和平演变”纲领。……吴敬琏们深知从理论上讲“政治权力变化”是推行资本主义经济路线的捷径，但是吴老深知在社会主义中国办不到，他们巧地选择了经济“和平演变”的方式。显然，他们选对了战略措施。这是一条极为稳妥的妙计(或阴招)。有人提到这样的“和平演变”方式容易发生逆转。吴老胸有成竹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便改革发生逆转，也不会回到与原先一模一样的状况。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人们的追求利润的动机会普遍增强。行政官员也难于免俗。而一旦强化行政分配，指令性计划管理的水平回不到原有的状态，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滥用权力等渎职腐败行为却会急剧增加。整个经济在退向旧体制的同时。会或多或少地滑向腐败的官僚经济，给日后再度改革增添严重的障碍。”(《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第77页)

……吴敬琏的突破口选择出人预料。在《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实行增值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章节中他指出：“通过这一税制的改革，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外贸占国民经济比重大的国家的主要目的，即在进出口的国内税收制度上与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如欧洲共同体国家)衔接起来。在外贸体制改革中，要想真正取得这一方面的好处，就必须把这一税制改革与汇率政策、国内价格改革和外贸企业化经营结合起来。如果实现了这种同步配套的改革，实行出口退税、进口复征的增值税，对促进外贸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处是十分巨大的。”1995年山东研究者王仲礼就指出：“从我们已破获的利用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案件来看，十万、百万、千万，乃至上亿元的都有。抢银行都达不到那么高的数额。再看难易程度，由于购进扣税法，见发票就可以抵扣税，凭发票可退税，有的开个皮包公司不用生产，只开发票就来钱。)。十多年来，利用增值税发票鲸吞国有资产的数量大得惊人。这也就是十余年来我国亿万富翁奇迹般增长的原因之一。反观十年增值税推行以来，它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税制的改革，而是吴敬琏推行经济“和平演变”的重大配套措施。可以说中国私有制企业大多有偷税漏税的原罪。……除了上属弊端外，就我国税收改革发展来看，专家们还普遍认为：生产型增值税弊端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它切断了增值税的征收链条，不能彻底消除重复征税，有悖于增值税建立的初衷。二是它不利于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有悖于我国的产业政策。三是它阻碍了征税范围的扩大，不利于增值税的完善。四是使增值税的发票交叉审计功能弱化，增加了征管难度，使税源流失难以控制。

8、“中情局打开中国国务院大门”PK“坦诚专业”的“改革派”

多年以来，网上网下对楼继伟的质疑还基于国安部的一份报告。国家安全部1989年6月的报告《关于美国等国际政治势力对我国的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中第一节的第三小节“千方百计把触角伸向中国高层领导”中提到：

美国经常以访问学者的名义，邀请体改委系统的人去美国访问。一九八八年，体改委系统就有十二人安排访美，成行十一人。美驻华使馆那名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推荐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楼继伟访美时写道：邀请楼访美有助于打开中国国务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开的大门。[5]

从这份报告看，早在八十年代楼继伟就已经是频遭攻击的敏感人物。

不过，对立面的舆论则强调楼继伟是一个“坦诚专业”的人。在财新博客的官方博客中，有一篇题为《李克强没说的话楼继伟都说了》的文章，该文盛赞楼继伟“坦诚专业”、“敬畏人民的知情权”称：

在中共部级干部里，财政部长楼继伟是个性比较突出的一个，这与其成长环境和学术背景有关。因为自信和开放，楼继伟回答问题就坦诚专业，而不是绕来绕去“讲政治”。……楼继伟调侃说，他除了带副部长做助手，还带了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材料，准备回答各种问题。虽然是玩笑话，但这一点应该得到肯定，这体现了高级官员的敬畏心理，既敬畏专业责任，也敬畏人民的知情权。

被美国大为赞赏的中国自由主义势力喉舌《南方周末》2013年《内阁图谱》一文中，也盛赞楼继伟：

“学者型官员”楼继伟，另一个标签是“改革派”。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自90年代以来，楼继伟在争议中依然步步高升、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毫无疑问，一定程度上说，楼继伟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标志，楼继伟的系列观点是否能够像以往那样继续主导中国改革，楼继伟的“官运”如何，都将成为观测未来中国战略走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注释：

[1]新华网思客报道：http://www.qstheory.cn/politics/2015-04/28/c_1115110541.htm

[2]整理自新华网思客报道(同1)和央行观察报道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427/13666085_0.shtml

[3]同注2.

[4]http://business.sohu.com/20130304/n367661165.shtml

[5]http://www.xizhengw.com/thread-63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