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现任理事长为茅于轼教授，所长为盛洪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为张曙光教授。

“天则经济研究所”有一个纯粹的英文名字：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按“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解释，Unirule表示 Uni+rule，Uni解释为universal，意为“普遍的”，rule意为“规则”。那么，一个意思就是为天下制定普世规则。另一个意思，是根据 Uni在英文中真正普遍的含义是Bring together，即“把……合到一起”、“使……变成一体”，由此派生的词都有“合到一块”的含义，比如“联合”Unit、“工会”Union、“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Works of all over countries, unit！“联合国”United Nation等等。因此，rule不仅有“规则”的意思，更有“统治”的意思。这就是说，Unirule表达给外国人的实际意思是“联合统治”、“共同统治”。

谁跟谁“联合统治”、“共同统治”？从成立伊始，“天则经济研究所”把自己的英文名称取为Unirule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联合外国势力统治中国的险恶决心。

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对中国政府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其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网上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中，大部分言论都出自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骨干及积极分子，比如茅于轼、盛洪、张曙光、张维迎、厉以宁等等。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网站自诩荟萃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保持与这些学者交流的同时，与上述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什么“私人机构”能如此神通广大，同时与国内外建立这么要害部门要害机构建立起这么多这么正式的“密切合作关系”？别的不说，谁见过允许中国官方部门与“私人机构”建立正式的“密切合作关系”的规定？以私人资格去找几个政府要害部门建立个“密切合作关系”做得到吗？同时与国内外官方民间这么多机构建立并维持如此庞大复杂的“密切合作”关系网——这决不是任何私人或私人机构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般的政党所能做到的——普通政党能同时跟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这些机构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吗？能整天跟外国大使馆关系密切吗？这已经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准政权机构才有条件做到的事了。

真正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说是“民办私人研究所”，实际不但已经成了一个不叫政党的政党，而且成了一个中国法律事实上不敢管、“能做不能说”地享有着“治外法权”的国中之国、独立王国。它一头通向外国基金会、外国组织、外国大使馆，一头分别通向中国上层建筑一切要害部门，天罗地网密密麻麻，上通下达，四通八达，来自外国的指令通过它这个“中转站”和“放大器”，转变成各种形式的讨价还价，再变成“政策交易”，又摇身一变为“中国包装”的“政策决策”、“学术研究”和“舆论呼声”，最终转化为“中国内政”。

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茅于轼本人与天则研究所的一些核心骨干，早在1980年代初以学术研究名义在美逗留期间，就开始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

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

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天则研究所的网站堂而皇之地透露自己的资金来源：Unirule does not receive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any government entities， and instead， is dependent upon social donations and provisional grants for projects from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abroad. Projects include research proposals entrusted to Unirule， training programs， and other services provided.（天则所不从任何政府部门获得财政支援，全靠来自中外社会机构的捐款和项目经费。项目包括委托天则所的研究、培训及天则所的其他服务。）

In addition, Unirule has, in recent years, built up various types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privat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s (CIPE), the Ford Foundation, Alton Jones Foundation, US-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 (IIE), and others, as well as with international public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Unirule also maintains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foreign embassies in Beijing, such as embassies from America, Australia, Canada, Germany, India, Israel, Japan, New Zealand, Russia, and Singapore.（此外，天则经济研究所在最近的几年中已经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建立起了各种合作关系，如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组织等；与此同时还与许多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合作关系，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天则所同时与许多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保持着关系，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

实际情况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生存，全靠外国人给钱。茅于轼说得明白极了：“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我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

长期以来，天则研究所的功能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外国基金会控制中国中国政界、学界、舆论界的“包工头”与洗钱机器。外国势力通过这样的渠道，以“联络站”、“培训班”+“政策交易所”的名义，外国基金会直间接向中国官员、“专家”、“学者”、“精英”塞钱，而同样的钱以“研究经费”、“咨询费”、“服务费”等堂而皇之的名义去行贿，就名正言顺了。

那么，这一条利益输送带就很清楚了：靠外国资助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操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通过“联合研究”出色地引导美国人摸清了中国政府内部运做的规律，掌握了把美国的需要变成中国的国策的诀窍——“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对此佐利克大加赞赏，一再用表示“指导、引导、导引、向导、带领、带路”的guide这个词表彰他们带路有功。在佐利克的口中 “带路党”一词欲言还止，呼之欲出。

佐利克回国后，为了进一步表彰茅于轼的天则研究所的功绩，授意美国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以美国佛利曼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的名义付给茅于轼 25万美元。

《百度知道》有一条问答题：天则经济研究所是汉奸云集的机构吗？

标准答案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福特基金会搞的机构，用来和平演变的。天则的人未必都是汉奸，因为里面很多人都已经入了美国籍，不是中国人了”。

茅于轼曾经为大汉奸汪精卫的卖国行为辩护：“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文章我没有看到。对汪精卫我也没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以茅于轼的汉奸标准，《百度知道》有人发帖，为天则研究所辩护，说：“他们是一群主张改革开放，主张现代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知识、采纳西方先进制度的人。如果这样的人也是汉奸，那么孙中山和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包括康、梁——也都是汉奸了！因为他们的主张都来于西方，而且还不同程度地获得外国人或政府的支持。相反，只有慈禧、荣禄不是汉奸了。但是今天的中国人都公认孙中山等人是爱国者而且是伟大的爱国者，可见是不是爱国不在于他的主张来于哪里，而在于是不是有利于民众，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进步。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天则所的人们，他们就是今天中国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他们在排除重重阻扰，推动中国进步。中国只有进步民众才能幸福，国家才能强大。慈禧、荣禄之流阻挡中国进步，所以是反动派，也是真正的卖国贼”。

天则研究所的另一位头目张曙光则为官员腐败提供理论基础，他说：“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中国30余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都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改革的主体是，也只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又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推动者，还是实现自身利益、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的根本力量。

只有真正以群众为主体，我们的改革才能真正深化、真正完善、真正突破，改革才能真正持续深入下去。华国锋1976年10月采取果敢措施逮捕四人帮，邓小平1979年提出改革开放，无一不是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才能得到成功。

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在今天政府主导的改革过程中，改革的主体越来越模糊，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改革目标的设定、改革方案的设计、改革措施的出台越来越经院化、越来越精英化、越来越小圈子化。这一次由天则研究所打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旗号，与世界银行共同推出的显然具有权威发布性质的报告，已经将中国最高层决策的来源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令人心寒。

如果改革仅仅是由少数人“设计”的，或者只有少数的“能人”与“精英”参与到过程中，那么这样的改革既不民主，也不公正，改革的结果只会对少数人有利，让广大的群众质疑。最终，党和群众的信任关系将遭到破坏，甚至将撼动我们的执政基础。

发达国家用以稳定社会的成功经验，是形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但是现任领导人营造的“中产阶级”，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统治阶层。今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手推出的国企私有化方案，预示这5000万人的既得利益者队伍，要下手瓜分属于全国人民的国有企业。下一步，就是瓜分国有银行，国有土地。

为什么有些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视越来越沸腾的民怨，一意孤行，推行这种加大贫富差距的所谓 “改革”？其原因，不外是他们的权力来源不是来自于广大人民，只来源于出身于特权阶层的少数所谓“代表”与“委员”。执政者因而只需要讨好处于 “金字塔形社会” 的顶层少部分人，而这些人，在现行制度下，就是执政者用以巩固统治地位，执行 “维稳” 的基本力量。

“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居然会成为中国政府的宠儿，不但在颠覆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更使中国老百姓弄不清：如今中国政府究竟是根据中国人提供的根据在决策，还是根据美国人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塞过来的根据在决策？是根据中国的利益在决策，还是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伪装成中国利益的美国利益在决策？

归根到底，中国政府究竟是中国人在管理，还是美国人在管理 — 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转包”在管理？究竟是谁在真正决定中国政府的大政方针：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中国的国策是不是可以买卖的？象通过“股票交易所”买卖股票那样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样的“政策交易所”买卖政策？

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如此发展下去，统治中国的究竟是中国人的政府，还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 这类中国人实施Unirule（联合统治）的美国人的政府？

揭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由此来解释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病，就可以找到准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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