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报：当今全球化资本主义危机或是史上最严重危机

当前面临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危机或将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此外，这次危机提供了所有必要的工具以便将世界变成宇宙灰烬的一堆阴云。自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1年宣布结束美元的金本位以来，与此相关的是1973年和1974年石油价格的上涨，我在这里所说的危机只不过是加深而已。2007年发生了金融混乱，雷曼兄弟公司是2008年破产的第一个美国银行集团，当时发生了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的爆裂，2012—2013年在整个欧元区房地产泡沫爆裂，470万人没有工作，如今原料价格直线下跌，比如智利的铜和委内瑞拉的石油价格下跌，这些只不过是一场已经历时40年的疾病最重要的表现。

在这种危机状态下，全球化资本主义总是在做类似事情：参与一项重新积累的运动，扩张领土至其尚未触及的地方，同时深入榨取内部的剩余价值。关于当代领土的扩张，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主要发生在中东，但不只是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2003年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的乔治·W.布什的根据是他试图将人类从萨达姆·侯赛因的“核威胁”中“解放”出来，将伊拉克人从萨达姆的“暴政”“解放”出来，以这种方式组成一个“民主的中东”，这只不过是扩张主义的借口，他的目的不仅是占有石油，这很明显，而且要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欲望全面“打开”这个地区。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的十年，“华盛顿共识”已经指明了计划的目标之一：将公共企业私有化，在国际范围内使贸易和资本市场自由，取消控制外国直接进入的条件，解除对劳工市场的调控，在法律上确保财产的权利，这些是其中的内容。另一方面，如果现在回头看内部，我们会注意到在已经控制的地方对自然资源的超级开发，对人的劳动的超级剥削，在后者采用诸如大力推荐“劳工灵活性”的诡计将一系列实践商业化，比如他们所说的这些实践与文化和体育的关系，我们发现了很有说服力的事例，全球的资本主义正在利用这种战略摆脱它所陷入的困境。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行教育的书本。由于唯科学主义的前景，向我们确保“经济科学”的一切目标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切目标，它的所有制必须“发展”甚至“更新”，但是不试图消灭它，事实上，这些科学意图的论点是，资本主义如同一匹马，或如同一个苹果，一个不需要外来控制的活的机体，因为它能够自我调节，只是注意到它不属于文化的王国，而是属于自然的王国。这就是密尔顿·弗里德曼、阿诺德·哈伯格和拉里·斯加斯塔德70年代提供给智利的“芝加哥男孩”教育学的“哲学的”核心，后来他们以教育的热情对待我们。

在同样的意义上，还有当代经济的目无法纪并不像一般所认识的那样，它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最小化。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只有职能的变化：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国家继续牢固地存在，但不是为了控制私人的经济活动(有时还与之竞争)，在以前那是它的任务，那时恩索·法莱托将其称之为“人民的全民的”国家，第二次现代化的国家要消除可能阻碍现代化的障碍。比如，在智利南部的所谓“马普切冲突”最后是那个部族祖先留下的权利与现代企业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条件下，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的作用在于安抚或是镇压。购买土地以便交给某些马普切人而不是交给所有的人，将坚持他们的要求(确实是要求土地，但是也要求政治上的承认)的重要内容的人加以区分和说服，或是派遣更多的警察到那个地区。

实施这类教育的两个后果都是深刻地削弱政治，降低增长率成为夸夸其谈。对经济的政治控制是人民对经济进行干涉，通过代议制民主的机制使用他们的“主权”地位，这个机制使人民将权力转让给他们的“代表”，因此他们当然可以要求这些代表介绍他们的活动，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是针对新自由主义的保护者散布的毒素，他们感到没有理由赞同和容忍它。这正好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之间旧有的谐调今天不再有效；正如皮诺切特(智利前总统)的顾问海梅·古斯曼所理解的那样，在21世纪的舞台上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不再像过去那样与政治的自由相结合，而是与专制主义相结合；两者是同一个钱币的两面，或者说没有很大的不同，新自由主义已经不能与经典的民主的解放和平等原则共存，而是在本质上与它们相矛盾，比如在自由就业和智力创造方面。

资本主义制度脱离这种政治和文化的障碍正在破坏世界。气候变化被用于说明全球的升温，数据是人所共知的。地球和海洋的升温是由温室效应气体造成的，主要的原因是人类的干预。升温使冰川溶化，威胁海洋水平面的上升，此外引起飓风、洪水、旱灾、沙漠化和所有类型的疾病，没有限制的资本主义肮脏的不法行为就是证据。关于环境的灾难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城市的污染，数百个动物种类的消亡，森林被破坏，对作为“人类的肺”地区的商业开发，比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南美洲的亚马孙或巴塔哥尼亚，将河流和海洋变成了大垃圾场。

在现代历史上至今没有发生的事情是财富更加集中(根据施乐会的统计，世界上最富有的80个人的财富从2009年到2014年增加了一倍，按照我们看到的速度，2016年世界上1%的居民占有一半以上财富)，与此同时，“居住在地球上的70亿男女中的10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他们补充说，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世界的居民将达到90亿人，比今天多出20亿人，其中90%将生活在贫困的条件下。

智利人均年收入2015年达到23564美元，是拉丁美洲最高的。与此同时智利50%的工人每月收入不到30万比索(合210美元)，按年度算合2520美元。人均收入和一半以上工人的收入表明了另一个不平等的深渊。

同样，在中东的战争，在不久前摆脱殖民主义魔爪的国家，侯赛因、卡扎菲或穆巴拉克的政权确实都不是任何民主主义者的政权，但他们保持一种阶层之间匮乏的平衡，在被殖民以后的50年时间里仍然没有消除他们的差距。今天作为西方资本主义贪婪的结果，贫富差距跳出了这些地区的边界，向不同的方向扩散。非正规的毒品经济是世界的另一个灾难，存在于一些附属国家，正规的和非法的武器在摧毁居民。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硝烟仍未消散，当时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签署了对他的建筑公司有利的合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平民惊恐万状地逃离，甚至因此冒着生命的危险离开被炸弹炸碎的城市和村镇，每天都能看到寻找栖身之所的难民队伍。留在国内的人们由于宗教的狂热发誓承诺将要求进行补偿。恐怖主义活动加剧，宗教的庇护给了人们一块板祈求帮助，在当代的潮流中他们抓住这块板。在纽约、马德里和巴黎有种情况，这是真实的，在莫斯科、布宜诺斯艾利斯、马里、加利福尼亚，在埃及的西奈半岛上也有这种情况。对此那些大国都做了什么呢?它们增加针对叙利亚圣战者所在位置的轰炸数量。恐怖分子渗入和启动分散在五大洲做好准备的恐怖主义分支机构，结果是什么呢?在法国的地区选举中极右派成为第一多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说必须对所有的穆斯林关闭美国的大门。

另一个被误解的问题是所谓“帝国主义的末日”(1970年前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说过此话，2000年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重复这种说法)。由于国家没有消失，而且它的职能集中在清除影响或可能影响本地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世界上更有势力的国家继续活跃或很活跃，为了解除对它们全球经济步伐的障碍行使自己的权力。如果这不是帝国主义，我不知道它可能是什么。

这个堕落链条中最后一个环节是文化变得卑鄙。我指的是对人的觉悟的鞭笞。通过内部与外部分离的逻辑将人群进行分类，把那些制度认为可以拯救的和不可拯救的人区分开。根据人权监察站2014年的一份报告，在美国的监狱里有220万犯人，平均每十万居民有710名犯人，美国是世界上犯人最多的国家。智利每十万居民有266个犯人，是拉丁美洲犯人比例最高的国家。美国监狱的犯人中40%是非洲裔美国人，显然他们被指认都有“机能障碍”。

关于那些被制度认为可以拯救的人，办法是将他们混合、让其顺从，使他们的意识无效，将这作为新的文化履行其职责。电视和通信信息技术负责进行教育，这类工具有说服的实力，传播的内容由它的操纵控制，用媒体的形象代替语言，这剥夺了普通公民为了发展和施展他们的批判能力不可缺少的工具，这有效地服务于统治者的遣散计划。

当然电视和通信技术是更先进和有效的工具，在过去发挥着同样的或相似的职能。是那些重新实施世界计划的人使它们堕落，通过重新安排角色将其用来服务于自己的目标，将公民重新送回他们的家，回到受到保护的家庭，减少介入公共的问题，说服他们满足自己个人的利益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在一个特别复杂的世界上公共空间不应当再由公民占有，而是由“专家们”占有。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为了从所经历的危机中恢复，它需要“自由的手”，摆脱任何民主的干预。另一个论点是用“消费的公民”取代“政治的公民”，以此回避统治者的重要责任。

怎么办?存在两个可能的回答：第一个是社会民主，号召公民进行一场战斗，让政治重生，给它拴上缰绳，这是没有限制的资本主义的进展所需要的。这是一种真正的权力，当代的政治家们没有条件反对它，更不能强加给它。制度有购买行动的能力如同它购买了所有其他东西一样。这意味着社会民主的决定(包括对就业和工资的决定)取决于这场战斗。在智利偷盗每分钟都在增加，但不存在政府的任何保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偷盗者进行惩罚。

一些有威信的象征比如知识、勇气或诚实在不远的过去享有某些权威。这里没有任何危险的事情，经济的决定处在政治的决定之上。实际上，这是一种系统的现象，在制度继续以现在行事的方式运作时它是难以取缔的，这是制度通过不惜任何代价和几乎没有抵抗的再积累的渠道，重新创造的一种努力。这是形势向我们表明的东西。在更大的规模上，比如从2009年起希腊的赤字和欧盟经济专家们的干预中可以感受到，这些专家将他们拒绝承受的一揽子紧缩措施强加给希腊人，希腊人不得不尽一切可能这样做。

在这种条件下，将我们引向社会主义的答案不是改良主义。换句话说，这个回答让我们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思想没有失去有效性，为了人类的生存它继续是一个必要的观念，因为它是道德储备的重要部分，尽管我们也应当清楚必须对此重新思考。不要忘记过去的教训，不要忘记1848年革命的教训、巴黎公社的教训、墨西哥革命的教训、十月革命的教训和古巴革命的教训，但是特别不要无视让我们现在茫然的缺失。

(原载2015年12月18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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