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质疑共产主义不过是历史近视者的几声悲鸣

作者：梁柱来源：产业人 2016-05-03

梁柱：共产主义是推不倒的--评某些人来势汹汹的攻势

导读：在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讲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却会引来一些人的质疑、诘难，甚至谩骂。这种奇哉怪也的乱象，其实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他们故作攻势，表面上其势汹汹，实际上是表现了对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惊恐，说客气点，不过是历史近视者的几声悲鸣而已。

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党内进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在全社会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是党的再正常不过的工作。当然，在这些年党内外出现理想信念失落的严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旗帜鲜明地高扬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极端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意义。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讲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却会引来一些人的质疑、诘难，甚至谩骂。这种奇哉怪也的乱象，其实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他们故作攻势，表面上其势汹汹，实际上是表现了对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惊恐，说客气点，不过是历史近视者的几声悲鸣而已。

一

还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大钊就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会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方能冲过去的。崇高的理想信念会使人无私无畏，使我们能够“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1](P375)最终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坚定信念，不但会升华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精神境界，同时也会在斗争的惊涛骇浪中使那些投机家和懦弱者现出原形。无论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经历挫折以至暂时的失败，都是并不奇怪的一种历史现象。但应该看到，当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正经历发展中的曲折并寻求改革的艰难时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大有市场，考验着人们的理想信念。本来，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经历暂时的挫折、失败，这对于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是不值得恐惧的，而是“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但对那些历史的短视者来说，就有可能使他们惊慌失措，悲观失望，失落原来的理想，甚至改名换门庭，另找出路。那些投机者、同路人和潜在的“第五纵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姑且把这叫做“低潮综合征”。这种现象不但过去有，现在有，而且以后也还会有。他们往往把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危机，以为天要塌下来了。

事实上，因暂时的挫折而使一些人丧失理想信念、另找出路的情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像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我们党虽然还处在幼年时期，就以自己正确的政治纲领和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和北伐战争。由于共产党在大革命中鲜明的政治领导作用和共产党人勇于牺牲的精神，使她在人民群众中获得很大的声誉。到1927年4月，党员人数发展到近6万人，与建党时50多人相比，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扩大了1000多倍。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社会上投机分子”也均想加入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不仅是“一般知识分子，小商人，大商人，甚至许多拥有重兵的高级军人也来敲C.P.的门”。[2](P514)在他们看来，这时做一个共产党员，乃是一种时髦，是表示自己已经是革命党的一种荣耀。但当白色恐怖到来，革命转入低潮的时候，便迅速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为自己的理想或是英勇献身或是继续战斗，仅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的不完全统计，共产党人被杀害的即达2.6万多人;另一方面，党内也不乏一些投机者和不坚定分子又迅速作出了新的选择，离开了革命队伍，有的不惜用出卖灵魂和同伴的卑劣行径去同被他们看好的新的潮流接轨。这些所谓识时务的“聪明人”，他们没有想到，仅仅22年之后第一面五星红旗就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当然，历史的情况有别，但这同今天的某些对共产主义的谩骂者的脸面是否有某种相同之处呢?

这个事例有力说明，革命低潮并不可怕，因为历史的进程不是直线的，暂时的失败不能改变历史所昭示的发展方向;但可怕的是，因为低潮的到来，历史的短视者往往把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危机，以为时代要变天。列宁就曾经把这两者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反映到革命运动内部“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3](P281)第二国际后期，由于资产阶级策略上的变化，出现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列宁曾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一次危机。但如果把这种运动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正像列宁所斥责的，这“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4](P266)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情势下，一些人包括个别共产党员走到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对立面，失去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诅咒马克思主义，丑化、抹黑党和人民的革命奋斗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

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始终重视以党的纲领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教育全党，坚定共产党员应有的理想信念。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时的党经受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严峻考验，终于获得了从幼年走向成熟的伟大转变，获得了对民主革命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理论著述中，严厉驳斥了甚嚣一时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应该“取消”、“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等谬论，深刻阐明了近现代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系统地、充分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毛泽东旗帜鲜明地亮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从理论上有力地驳斥和粉碎了国民党一切反共的论调，他指出，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中国革命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事实上，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5](P686)这一深刻理论正确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帮助了全党思想的统一和政策的统一，更好地在抗日战争中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回答了有些人要求我们党改名称的问题，他幽默地说：“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不但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称，我们若是改了名称，他们就喜欢了”。对此，毛泽东明确回答：“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6](P324-325)这对于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指导现实斗争，是很有意义的;这对今天那些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谩骂者、攻击者也是有力的回答。

当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刚发生不久，邓小平就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失败论的国际性思潮，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7](P382-383)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命运的深刻阐述，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武装。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是富有远见的科学论断。

二

共产主义所以是推不倒的，因为它是科学，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当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之后，在大地升起文明曙光的同时，私有制的残酷性和不合理性也开始显现出来。世界上不同民族都有先进人物苦苦追求和探索更加美好而合理的社会理想，但限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个美好的愿望还只能寄托在诸如“桃花源”式的梦幻之中。以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为标志，开始了人类的先进分子对高于资本主义的美好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思考和追求。这就是长达300多年，到19世纪上半叶达到比较完备状态的空想社会主义。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同情劳动群众的贫穷和苦难，开始探究造成劳动者悲惨境况的社会原因，探索消除这种社会弊病的途径。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为启发工人觉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对未来的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和天才的预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但由于他们还没有能够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揭示未来社会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追求也还停留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途径，因而还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到了19世纪中叶，在继承人类先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同当时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以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了。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指明了实现这一社会变革的途径、手段和社会力量，从而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传播，并成为欧美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它为20世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既是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又是科学的社会价值观，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如前所述，这种价值取向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正确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原理，不同于以往的思想理论，它是从客观世界中，特别是从革命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反映普遍真理的科学体系;它用唯物史观阐明了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与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使它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为摧毁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行动指南。这是历史上任何思想体系所无法比拟的，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还在于：它是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精妙地结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静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历程，另一方面是坚决地承认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这使得这一新世界观具有无限的创造活力，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

20世纪初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成为震撼世界的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事件。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高歌猛进的世纪。在短短几十年间，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先后建立了横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体系，占世界人口的1/3，领土的1/4。到80年代，这些国家工业总产值已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5，国民收入则占到世界国民收入总额的1/3。而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原来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以苏联为例，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是举世公认的欧洲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后，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业生产以平均15%的速度持续发展，到1939年，机器制造业产量增加7.5倍以上，达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为苏联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苏联在消灭20世纪最野蛮的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则是举世公认的。就连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早在1918年就扬言要扼死摇篮中的苏维埃政权，而在1945年雅尔塔宴会上却不能不表示：“我早晨起来就祷告，祝斯大林健康无恙。只有他才能拯救世界!”[8](P85)战后，苏联作为遭受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国家，在恢复过程中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经济恢复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英、法等国家。在斯大林逝世6年之后，即1959年斯大林80诞辰之际，还是那位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盛赞斯大林的才能、品格和业绩，他意味深长地说：“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8](P87)我们并不否认斯大林有过严重的错误，但他作为列宁事业的继承人，确实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俄国的面貌。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全面和客观。再以我们国家为例，以20世纪的前50年和后50年比较，大体上就是新旧中国的比较。前50年的中国，是一个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一台拖拉机的国家，中华大地充溢着战祸、灾荒、饥馑和疫病，那时的祖国是以国弱民穷、任人宰割的形象，成为强权世界讥讽和嘲弄的对象。而在后50年，虽然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迅速地建立起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一些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初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新中国正是以它的巨大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在国际社会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新旧中国的对比，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应该指出，这些成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缺乏经验的幼年阶段，在它的进程中还出现过严重失误的情况下取得的。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蓬勃兴起，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已成为20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民族解放风暴的中心，50年代在亚洲，六七十年代扩展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先后100多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第三世界已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毫无疑问，正是战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有力支持下，最终摧毁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产物——殖民主义体系，成为20世纪又一个伟大历史事件。总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最终得到实现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会因为历史发展的暂时曲折而改变的。

人们不会忘记，当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时候，西方世界一片欢呼，称“20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1989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就直接宣称“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的书”，并预言支配21世纪的将可能是民主政体，而不是共产主义。可以说，在苏联解体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论调充斥西方世界，我们国内的一些软骨症患者也以拾其牙慧为荣耀。但曾几何时，他们面对的仍然是不灭的共产主义的“幽灵”，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这不能不使他们那热得发烫的头脑有所冷却。像布热津斯基这个蹩脚的预言家在1993年又出版一本名为《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的新书，他虽然仍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敌意和歪曲，但又不得不承认在他们认定的共产主义失败之后，并没有导致他们所期望的所谓民主自由的理想的社会的到来。他写道：“今天的世界更像是一架用自动驾驶仪操纵的飞机，速度连续不断地加快，但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地。”[9]原来以为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将成为唯一能够影响和领导世界的国家，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但无情的现实又使他不能不承认，“美国的全球显赫地位反而促使甚至创造了使美国越来越在全球无能为力的条件”，“美国的全球力量可能会被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全球影响所破坏”。[9]像这样还算能面对现实、比较冷静的分析，近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舆论中大有升温之势。这同苏东剧变时西方世界出现的得意忘形的盲目欢呼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此可见，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看成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破灭，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只是反映了那些敌对者的主观愿望而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把生产方式特别是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作为划分历史时代的基础，深刻揭示经济制度变更的内在原因，只要这些要素存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及其所指明的历史发展趋势就不会改变。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某些策略和统治方式的改变，起到某种缓和矛盾的作用，但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可能改变阶级的、民族的之间的对立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科学技术革命而继续发挥其潜在力量，可以延长其寿命，但不能改变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这一基本矛盾最终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一基本趋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科学结论，是不会过时的。法国学者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这是富有历史远见的一个深刻见解。今天持这样看法的人，在西方世界越来越多，而且观点更加深化而富有现实感。

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到来，使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产生共产主义渺茫论，以至理想信念失落，其中的一个症结所在，就是把苏联的失败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本来源于西方的蛊惑人心的论调，却被一些人奉为圭臬而加以渲染。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归结于所谓“斯大林模式”，便是一例。我们并不否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弊端存在体制性的问题，但必须肯定，所谓“斯大林模式”也包括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适合苏联国情的一些内容，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斯大林领导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而一些人这样说，恰恰就是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为前提的。这里还要指出，从斯大林逝世到苏联解体整整相隔了近40年时间，之间经过赫鲁晓夫的胡折腾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改革，所谓“斯大林模式”早已被折腾、改革掉了，现在解体失败的责任却要“斯大林模式”来负责，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应当肯定，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民族宗教等方面，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一条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个主导作用，使这样一个世界上第二强国不费一卒而轰然倒塌。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改革方向是不隐瞒的，他在回答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竟然公开地说，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要思考未来，思考我们朝什么样的社会目标努力，我不止一次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10]这种所谓的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就是要把社会主义融化于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改革取向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正如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所说：“1991年强加给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改革使整个国家陷入最严重的动荡之中，由此俄罗斯这艘巨轮所遭受的危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国家都要深重。近20年来，俄罗斯沦为照搬18世纪野蛮资本主义的试验场，被排挤出世界发展进程之外。这就是俄罗斯近来各种灾难的主要导因。”[11]由此可见，苏联的失败，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正确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对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决不能一叶障目，不识泰山。

三

我们所以有充分的信心坚信共产主义是推不倒的，因为它是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已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就所证明。一切悲观失望的论调和唐·吉诃德式的“推墙派”的盲动，都是没有根据的，必然要被历史前进的步伐踏碎。但在这同时，我们又要清醒地认识，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暂时的挫折和失败是有可能的。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是以逐步实现彻底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它会遇到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扼杀，会因为缺乏经验或自我演变而导致倒退，这都是可能的。社会主义是自觉的行动，自发是不可能达到和坚持社会主义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建设一个能够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这就是邓小平强调的“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7](P381)的深刻道理。我们要认真总结和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坚持不懈地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

其一，要正确处理“老祖宗不能丢”和“要讲新话”的辩证统一关系，以理论的坚定保持政治上的清醒。我们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要善于讲新话，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照抄照搬，是没有前途的。这一点，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提倡。但必须明确，我们倡导的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原则，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我们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把我们的经验升华为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但决不能把西方的思想理论当成普世价值照抄照搬;我们要善于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决不能搞复古主义的一套;我们要讲新话，但这个新话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而不是刻意于文字创新。同时，还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贯穿在党对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政策上，既要坚持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又要为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准备条件，把党的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统一起来。这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其二，要在思想上、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不断加强党的战斗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十分重视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提出要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解决精神“缺钙”的问题;要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的作风;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等。这里应当指出，今天在党的建设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都同理想信念失落这一危及党的生命的根本性问题相关联。我们要充分认识理想信念是党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如果失去了理想信念，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要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武装，把读马列落实到制度保证上，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是不可能深切理解我们党的事业、宗旨和传统作风，不可能具备统领全局、高屋建瓴的高超的领导能力，也不可能具有抵制各种诱惑、永远保持共产党人品格的能力的。我们要通过运用批评的武器和政治纪律的保证，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对党的肌体和思想理论的侵蚀。我们要保证使反腐倡廉工作永远在路上，坚决割掉依附在我们身上的毒瘤。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使之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

其三，要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同以往的任何运动作了科学的区分，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P411)无产阶级的运动具有这样的历史特点，能够担负起推翻旧世界，建设为绝大多数人所有的新社会，这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够获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支持的深刻原因所在。当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在执政为民这一根本问题上，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许多尖锐问题。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比如，醉心做官，不求进取，平庸度日，漠视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讲究排场，贪图享受，以至骄奢淫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等等，不一而足。这不但脱离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期望，而且也无法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13]

参考文献：

[1] 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3]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苏]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M].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所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9] [美]布热津斯基. 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M].潘嘉玢，刘瑞祥译.朱树飏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0] “我不推卸自己的责任”——戈尔巴乔夫接受《独立报》采访对改革结果做出评价[J].许华译.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1，(1).

[11] [俄]久加诺夫.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俄罗斯走向复兴之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