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如果舆论是战场

作者：刘仰来源：环球视野 2015-12-20

刘仰：如果舆论是战场

话语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这个概念需要明确。然而，当今世界在国家主权涉及的各个重要领域都存在着消解国家主权、超越国家主权的方式，例如军事领域的北约，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驻军，“防核武器扩散”，经济领域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WTO”等。由此类比，“普世价值”等一系列概念，其实就是在话语权领域消解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它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为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削弱、剥夺别国话语主权的手段。世界政府也许是个趋势，但在它还没有出现之前，国家主权与超主权将长期共存。现实情况是，即便有超主权的约束存在，国家主权也不容忽视，国家主权依然是首要遵循的原则。这种关系在话语权领域表现为：试图用普世价值、言论自由等超主权方式剥夺、削弱一个国家的话语主权，至少在今天的中国是不能被完全接受的。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2月16日在浙江桐乡的乌镇召开。看了一下10个论坛的22个议题，基本上没有一个涉及网络时代的国家话语主权问题，因此，写篇文章给乌镇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凑个热闹，说不定“第三届”的时候能把这个议题列入。本文标题用《如果舆论是战场》，也许会刺激某些人认为这是敌对意识作怪。事实上，这个标题借用了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商场如战场”。既然经济领域有看不见的硝烟，有国家主权的较量，为何在话语权领域就没有?

笼统地说，话语权包含内容和传播两部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的一个著名论断。应该指出，毛泽东提出这个论断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过于偏重笔杆子、忽视枪杆子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换个角度看，众所周知，毛泽东的一生始终非常重视笔杆子，毛泽东本人就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笔杆子。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原因之一就是他正确地处理好了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关系。长征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的一次会议上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毛泽东高度重视话语权的表现。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上对于话语权的高度重视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共产党在构建话语权内容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和成果。从“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到催人泪下的“白毛女”故事;从毛泽东的“老三篇”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国共产党构建的话语内容通俗易懂，便于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从传播手段上说，街头标语、宣传演出队都是直接走入民众的简陋方式。此外，但凡条件许可，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只要是当时最先进的舆论宣传技术手段，中国共产党都毫无例外地迅速加以掌握。即便因条件欠缺暂时不能完全掌握，如电影，中国共产党也很早就注意在这个领域培养自己的人才。换句话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中，话语权内容构建和传播手段，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话语权的国家主权特性依然清晰地体现在内容和传播手段这两个方面。内容方面无需多说，单从传播手段上说，报纸、刊物等传统媒体长期以来都在宣传部门或政府部门的掌握中。虽然今天有人对此有种种诟病，但我们应该承认，这是维护国家话语主权的方式。即便今天可以反思这种掌控方式是否完全合理，但其背后维护国家话语主权的原则是没有问题的。

进入电视媒体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原则开始动摇并受到挑战。众所周知，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等国外电视媒体长期以来都试图进入中国内地的电视领域，目的无非是在电视这一当时话语权最重要的传播手段上获得他们的一份权力。而中国并没有完全敞开这个口子。默多克等外国电视媒体在中国电视领域的大门口徘徊了很长时间。中国这么做并没有错。默多克在美国经营媒体，前提之一是他必须成为美国公民。也就是说，美国即使把一部分话语权交给民间，也必须是交给美国公民、美国资本，而非外国公民、外国资本，美国事实上牢牢地维护着美国的话语主权。

在报纸、刊物、电视所代表传统媒体时代，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都在内容和传播手段上保持着国家话语主权的主导地位。虽然在具体形式上各有千秋，人们可以评说利弊，例如，中国电视的卫星信号可以覆盖美国，是否落地或能否落地是另外一个问题;而国外原版的报刊、电视可以在中国三星级以上宾馆落地，这些现象都是国家话语主权与超主权话语权力的一种平衡。因此，中国的国家话语主权原则在那个阶段虽然有所松动，但本质上没有丧失。当然，对于力图消解中国国家话语主权的一方来说，当掌握传播手段的企图难以同国家权力抗衡时，他们便换了一个角度，从培养媒体人出发，用对媒体人意识形态的灌输、引导，从话语权的内容上侵蚀中国的话语主权，使得瓦解、超越中国国家话语主权的内容私货在中国的媒体上悄悄地潜行。然而，由于内容和传播手段在那个时候至少理论上依然受中国主权约束，任何过分伤害中国话语主权的行为一般都能得到纠正。

自从互联网进入中国，有一个争议就一直存在，即：互联网究竟是IT企业还是媒体?两者的确容易混淆。例如，淘宝网、滴滴打车等看起来就是一个企业，对它们的管理大概只需要工商税务就够了。但是，还有很多互联网企业，例如各种社交媒体事实上早已成为在传播手段上大大超越传统媒体的新兴媒体，那么，对它的管理是否也只需要工商税务部门，而不需要强调话语权的国家主权特征?

我们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逐渐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中国的国家话语主权在内容和传播两个方面同时被严重侵蚀。如果说，在报刊电视的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的内容和传播还没有完全脱离国家主权的管理范围，那么在互联网媒体时代，两者都已经成为超主权的存在，中国的国家话语主权被人悄悄地拿走了。这便是我们近年来在舆论上极为被动的重要原因。

通俗一点说，电视媒体时代，虽然一些电视媒体人在内容上不认可国家话语主权，但是，电视台等传播机构还在国家主权范围内。然而，互联网媒体时代，我们一方面已经没有互联网上的“人民日报”，也没有互联网上的“中央电视台”，传统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甚至需要看着互联网平台的脸色才能在互联网上拥有一个角落里的摊位，而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自办的网络媒体尽管花了很多钱，在网络媒体的整体架构中依然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方面，当年对于外国报刊电视在“三星级以上”的松动，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毫无意义，外国报刊的网络中文版，轻松地突破了中国国家主权的舆论边境线，大摇大摆地进入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视线，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评头论足、指手画脚。

如果舆论是战场，互联网时代，中国捍卫话语主权的战斗已经没有了武器!

“自干五”受表扬并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而是一种悲哀。“自干五”在互联网上捍卫国家话语主权的主动出击、英勇反抗，实际上类似没有先进武器的“义和团”用血肉之躯与别人的钢铁、炸药拼杀。他们的勇气可嘉，爱国之心可嘉，但是，靠他们真的能够长久地捍卫国家话语主权吗?虽然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曾经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敌人的飞机大炮，但那时我们不还是需要“运输大队长”吗?最终不还是需要飞机大炮吗?互联网媒体时代，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超主权的口号下，在互联网究竟是企业还是媒体的模糊意识中，国家对话语权的内容和传播手段已渐渐失去了控制。如果我们不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国家话语主权丧失后的舆论被动将长期存在，甚至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如果舆论是战场，我们为什么没有国家主权意义下的互联网媒体?为什么我们最主要的互联网媒体都成为外国资本随意出入的自由市场?原来隶属中国主权管辖的传统媒体在试图挤入互联网时，为什么都毫无例外地向外国资本大送秋波、投怀送抱?人们说媒体应该承担监督权力的责任，这话不算全错。然而，中国的国家权力在互联网时代应该交给外国来监督吗?国家话语主权虽然可以区分政府与民间两个层面，但绝不能让外国成为超越这两者的主导，这个原则在互联网时代难道可以放弃吗?如果舆论是战场，当我们把传播手段这一重要武器拱手交给了国家主权之外的个人或机构，我们还有可能打胜舆论战吗?

套用互联网用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话语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话语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话语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媒体内容和传播手段都是国家话语权力的组成部分!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国家话语主权，尤其是传播权，还剩多少?还剩多少?还剩多少?

“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年是第二届，由中国主导召开这个大会显示出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新领域的重视和敏感。未来，我们应在这个平台上主动设置更多议题。即便话语权领域超主权的方式和趋势一直存在，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国家话语主权及其与超主权的话语权力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不该淡化的重要话题。某些外国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何妨把窗户纸捅破?避开那些被干扰的思维观念，静下心来想一想、研究一下这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