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余恨：新形势下更要牢牢把握新闻传播的领导权

作者：肖余恨来源：紫网在线 2015-10-08

还是让我们先从中国的“9·3阅兵”说起。

一位中国前外交官，就美欧发达国家和政府领导集体“缺席”，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地评价说：从道义上讲，当年在亚洲及太平洋战场与中国一起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美国，如果总统不来至少副总统会来吧？没有，反法西斯主战场的欧洲除捷克总统外，没有一个国家派出领导人参加中国阅兵式。这表现出西方国家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番话，引起了绝大多数中国网民的强烈共鸣。

借用一位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阅兵式给了中国展示军队现代化成果的机会。由于和美国的技术差距正在缩小，中国向美国在太平洋西部的霸权发出了挑战。这让西方大国领导人不得不认真考虑：如果受邀，要不要去北京。如果我们观察西方主流媒体的反应便知，西方对中国的崛起，则有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

来或不来，我们的阅兵都照常举行且非常成功，这极大地强化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捍卫和平的决心和理念，中国在阅兵中展示的军队现代化建设成果，体现了中国保卫和平的能力。这些成果并非是拜西方所赐，而是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依靠人民的力量而取得的。这是最需要我们清醒认识的地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中国的发展成果，为世界和平贡献了巨大力量，但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却对中国的善意视而不见，对中国的成功之路选择性失明。受西方媒体选择性报道的影响，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是不全面、不客观、不具体的，这让中国依然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中。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所主导的舆论，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妖魔化和攻击，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的新闻体制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手段，宣扬西方的“新闻自由”理念。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竭尽所能地进行渗透和颠覆。而国内的一些公知大V则与之唱和，使得部分网民随着这种论调起舞，不满我国现有的新闻管理体制，盲目迷恋西方的所谓高度自由的新闻体制，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必须予以分析和棒喝。

　　西方对我传媒制度的攻击具有明确目标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制度，这是中国人民自由选择和历史选择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高，这是令华夏子孙最为骄傲的事情。但正由于所选择的制度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西方主流媒体中，中国时时被贴上专制、独裁的标签，而无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无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西方对中国新闻体制的攻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样的攻击不是零碎的，而是系统的；不是随机的，而是有着明确目标的，那就是用所谓的西方新闻体制的优越性，来影响、同化中国媒体，用西方的新闻理念，来给中国人洗脑，利用其新闻霸权来制造新闻话语，鼓动中国人反对中国现有的新闻体制、政治制度，从而达到异化、分化中国政权的目的。

每年，实际上为西方资本所操纵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总会发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国总会排在垫底的位置。中国一些记者，由于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被拘捕的时候，国际上总有一股股声援的浊流在汹涌。中国政府依法对新闻媒体的管理，总会被攻击为钳制舆论。中国新闻管理部门对西方一些媒体在中国国内的越界行为进行限制，则肯定会被大肆炒作。久而久之，不仅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新闻传媒的表现视之为不自由，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也受到影响，对政府的新闻管理持逆反态度。

西方国家的这种刻意歪曲和抹黑中国传媒体制的做法，自然会激起头脑清醒的中国人的不满。中国学者刘恩东在其最新实证研究成果中，分析了美国“独立”报纸《纽约时报》涉华政治类报道的意识形态的倾向。他的研究表明，《纽约时报》通过使用特定信息源、持特定立场，运用特定词汇、隐喻、间接引用、偷换概念、隐性评价、污名化等语言技巧传达意识形态信息，从而达到为美国输出“民主”的重要作用：通过弘扬和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配合美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唱衰共产主义、抹黑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以偏狭心态引导公众舆论，营造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的氛围。总之，《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总体基调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基调基本一致。

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也有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在反省。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在其《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一书中，就详细解析了美国政府及美国中情局与谷歌、《华盛顿邮报》的合作，利用美国有影响力的本土媒体，以及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私营媒体，形成共识，“制造舆论”，从而控制舆论的隐蔽做法。英国学者罗宾·艾特肯则在其所著的《我们能相信BBC吗》一书中，为我们揭开了这家号称“世界上最好的广播公司”的本质，提供了BBC“为一个国家吹响雾角”的证据。

新闻体制是新闻传播的管理制度与机制，新闻具有新闻传播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西方新闻观刻意强调新闻的一般属性，竭力掩盖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则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强调新闻的党性。新闻体制是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和西方不同，新闻体制又怎么会一样？正因如此，我们才坚持党对新闻传播的领导，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坚持符合中国国情和特色的体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舆论的形形色色的诋毁和攻击。

那么，西方的新闻体制正如其所标榜的那样，是那样“自由”和“公正”的吗？

　　认清西方传媒制度的本质才能不受其迷惑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新闻体制方面也不尽相同。美国与欧洲的不完全一致，日本和美国、欧洲国家在制度设计方面，也有不同之处。但却有着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标榜新闻自由，来掩盖利益集团资本控制、操纵媒体的实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演进，但万变不离其宗。一方面，尽可能地在技术层面，甚至在法律上保障媒体自由报道、“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力。因为西方媒体发展历史较长，在报道技巧方面比较成熟，其在微观层面上的 “新闻自由”表现比较突出，这极具迷惑性。但另一方面，却又通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手法，对媒体实行显性和隐性的控制。一旦媒体的报道，偏离了国家利益，就会被无情地打压和纠偏。

以美国为例。回顾美国新闻史，我们会发现，美国新闻自由的传统，是在一系列与公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最终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予以巩固。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对新闻界的干预，一直就没有停止过。2006年美国爆发的政府“窃听门”事件，就给了美国标榜的这种自由一记响亮的耳光。“9·11”事件后，美国媒体为配合政府反恐，在新闻自由的边界上，已经有所收缩。虽然美国媒体报道了关塔那摩监狱问题、伊拉克虐囚事件、欧洲黑狱事件、“电话窃听门”等丑闻，这些新闻报道固然从根本上是美国根深蒂固新闻自由理念的反映，但发生在2006年的《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朱迪思·米勒，因为拒绝向法庭透露一则未刊登报道的消息来源而被指控“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就是一个恶例。还有，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之音”，却不能在美国国内“自由”广播。作为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它主要针对中国等“持不同政见”的国家。美国的新闻自由，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再看英国，从《世界新闻报》发端的“窃听门”事件，就撕开了西方标榜的新闻自由的底裤。“窃听门”让人们发现，原先应该彼此制约的新闻媒体与权力，竟然实现某种形式的“合谋”。并且，这种“合谋”始终以某种方式存在。这些游戏规则不是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经历各种互动、博弈、纠结之后的产物。这些具体、鲜活而真实的互动、博弈与纠结，也很少坦白明了地出现在新闻自由的教科书里，因为和普世价值的光鲜形象相距甚远，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现实世界，这才是资本控制之下的媒体的自由的本质。默多克惹出的麻烦，恰恰是“窃听门”中显示的，“商业收益”压倒了一切，“社会责任” 变成了无限制挖掘各类隐私“合法化”的外衣，“与权力的关系”则通过各种公开或灰色游戏，与权力共谋，为挖掘隐私创建必要条件。这时的新闻集团，这种类型的《世界新闻报》，已经不是媒体，而是媒体化的资本，它实践和追逐的已经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而是资本的新闻自由。

这还是在国内，在国际报道方面，在输出意识形态方面，则不必如此隐秘，其赤裸裸状，已经无须顾忌国内民众的反应了。

联想到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价值坐标和意识形态倾向，我们便不难理解西方媒体“新闻自由”的皮里阳秋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媒体在设置议题、制造话题、控制话语方面，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甚至西方民众来说，尤其具有迷惑性和杀伤力。

很多中国人羡慕西方的“精英文化”，但很少人明白那种文化是怎么统治的。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话语统治”，而“话语统治”的实质是温柔的独裁。西方世界对“话语平台”的控制有一张严密的网，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包，没有一个环节是疏忽的。话语的流向不是自发的，而是把控好的“人工渠”，是有意识的接力和传递过程，越是高叫“言论自由”的社会，监控机制越严密；这不是一场公平游戏，而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方向。事实是一回事，话语是另一回事，事实不能用来统治，话语却是统治工具。在当今世界，新闻话语早已超出“记录发生了什么”这一功能，而是文明战场的武器--你意识得到，它就为你服务；意识不到，它就成为打击你的利器。西方统治集团早已娴熟话语制作技巧，这是他们征服世界、颠覆敌对国最趁手的工具，所有颠覆活动都是传媒“军团”打前站的，遥遥领先于军事打击、经济渗透。在西方，这些直接关系统治集团生死的活，都是由极少数人垄断、专权，实行看不见的独裁统治。而媒体所标榜的自由公正的“普适价值”，不过是夹带私货的糖衣炮弹而已。

　　新媒体时代更要强化党对新闻传播的领导

不必讳言，或许，从形式来看，现在中国的媒体，要比西方发达国家媒体表现出来的自由度小一些。除了上述的分析，我们在新闻理念、新闻体制方面有所不同之外，也与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问题相关。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显然要比美、英等国多的多，大的多。从国际环境上来看，中国的崛起，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西方世界的遏制，唱空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从国内来看，而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奇迹的同时，也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近年来正集中地凸现出来，需要有序地化解。因此，现阶段的中国，承受不了舆论失控的后果。

从历史上来看，前苏联的解体，除了苏共腐化堕落脱离群众，前苏联国内矛盾高度激化的原因之外，西方国家在战略上的围堵和分化，利用新闻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则又是一个令人警醒的原因。今天的俄罗斯痛定思痛，则对西方的新闻传播，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鲜活例证。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格外清醒，自觉抵制西方的分化、西化图谋，坚持党在新闻宣传领域的绝对领导，稳妥、有序地进行新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绝不能受西方一些论调的蛊惑，被西方舆论牵着鼻子走。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兴媒体正以迅猛的势头席卷而来。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经超越了新浪、网易、搜狐等网络媒体，传统媒体正处于艰难的阵痛之中。而上述媒体，基本上都是外资控股，其对舆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手机代表的移动媒体，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接受信息的主要载体，网络舆论也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发散地和传播圈，这都对中国既有的新闻管理体制形成了挑战和冲击。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我们要顺应时势，加强媒体融合，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同时也要进一步强化“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的阵地意识，牢牢掌握党在新闻传播领域的领导权。如此才能保证我们的政权不变色，才能保证我们的主旋律不变调，才能保证新闻体制改革方向不跑偏，也才能保证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与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对新闻宣传有许多重要的论断。习主席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强调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强调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强调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必须正视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网络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理念创新，就是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手段创新，就是要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等等。

习主席的上述思想，是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逐步推进新闻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应该看到，我国的发展进步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对思想舆论多样化的承受力已大大增强。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随着各方面制度的逐步完善、成熟和定型，中国新闻媒体的自由度将不断扩大，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加强烈，中国新闻管理体制也会尽可能地吸收世界各国新闻体制的合理因素，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为实现“中国梦”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舆论环境，提供更科学、更有力、更有效的指导和保障。

所以，面对西方舆论对我国现有新闻体制的歪曲、抹黑和攻击，我们需要理直气壮地予以反击，更要有理论自信，不为所动，扎实有序地踩准节拍、把握节奏，以我为主地稳步推进新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