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历史研究》刊“历史虚无主义评析”专题

作者：卜宪群等来源：历史研究 2015-08-18

《历史研究》在2015年第3期推出了“历史虚无主义评析”专题，刊文四篇，分别是卜宪群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于沛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郑师渠的《当下历史虚无主义之我见》和武力的《唯物史观视角下的历史虚无主义辨正》。《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综合性史学期刊。它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

《历史研究》编者按：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和思想现象。它与民族虚无主义一样，在中外历史上具有长期的流传脉络和诸多表现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对孪生联体思潮，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几起几落，多有表现。对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剖析与批判。史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集中批判，始于2005年，至今恰好十年。学者们一致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并在近一二年出现一些新变种和新动向。为更加科学深入地剖析这一思潮，2014 年1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了“历史虚无主义评析学术研讨会”。会议上的部分发言，已在2015年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这里刊登的笔谈是另一部分发言，其中个别文稿是约写的。

集中刊发于2015年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具体篇目有：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主旋律的消解》、何秉孟《从“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谈开去》、田居俭《同错误思潮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童力《哈耶克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教师爷》、杨艳秋《普及历史研究成果应对历史虚无主义》、龚云《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有复杂国际背景》、郑师渠《历史虚无主义既诬古人又误今人》、左玉河《革命与现代化：正确看待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宋月红《存史资政育人护国》、吴英《马恩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高希中《从学理上批判与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曹守亮《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动向》。

《历史研究》四篇文章具体内容如下：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

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业已展现出的世界意义，给当前中国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今天，我们无论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解决所面临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都离不开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审视，离不开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因此，如果不能正确地阐释历史，就不能科学而合理地认识现在、引领未来。2014 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但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在中国史学发展欣逢前所未有的良机之际，却有某些人不断秉持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历史领域人手，以“反思”、“解放思想”、“重新评价”、“理性思考”、“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为名头，肢解、曲解中国传统文化，否定、歪曲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一段时间以来，这股思潮不仅在史学领域弥漫，向文学、影视、网络传媒流传，而且打着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以“理论化”、“学术化”的新姿态出现，指向也更加明确。正确的历史认识是现实的起点，是否能够正确看待历史特别是本民族历史，更是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辨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还原其本来面目，既是关系到中国史学健康发展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道路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观

当前我们应当关注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是一种以主观、孤立、片面、曲解的态度与方法来分析、解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道路，进而宣扬并传播错误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的思潮。这种历史观简单粗暴、主观臆断、东拼西凑、凌乱不堪，既无严谨的内在逻辑，更谈不上科学的研究态度，至多是一个个如何虚无历史的“主意”，还够不上一个“主义”的学术理论标准。因而，他们的历史观与绝大多数严谨的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文学创作者的研究探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内涵及其存在价值，否定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历史意义，否定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创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伟大历史进程和民族精神。当然，其结论最后还是放在当代：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卑鄙”的文化，是“病态”的精神，所以中国两千多年的治理也好不了；我们老祖宗的“头”没有开好，因此，今天的中国政治、文化也不可能比得上西方；要赶上别人，必须彻底消灭中国传统文化，追随西方，全盘西化。

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在如何看待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上，全盘否定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革命运动的合法性，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成就。某些论著肆意贬低、攻击、丑化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竭力歌颂、美化那些已被历史定论的腐朽人物、阻碍历史进步的人物甚至外来侵略势力。

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正在向大众媒体传播。在某些历史题材文学、影视作品中，“否认历史的客观存在”，“虚无和歪曲历史，不能公正地分析和认识历史，不能客观地描述和表现历史、任意践踏、随意评说、肆意消费历史”等现象不一而足。由于缺乏科学历史观的支撑，缺乏对基本历史知识的尊重，在某些历史题材文学、影视作品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荡然无存，中华民族历史被随意曲解，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广大人民群众被拒于视野之外，使广大读者和观众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性质产生严重误解。旧的甚至封建的历史观复活，帝王将相的历史作用与人格魅力被无限夸大。某些历史上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被无限放大为了不起的“和谐”、“盛世”。封建意识形态中腐朽、消极、落后的思想观念沉渣泛起，观众不但不能从中受到正面、正确的历史教育，反而获取错误的历史观。这些作品肢离、曲解、胡乱编造本来很清楚的历史，将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张冠李戴，致使虚假错伪贯穿其中，观众不能从其所传递的历史信息中获得起码的历史真实。结果是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历史热”一浪高过一浪，反而使读者和观众数典忘祖，淡漠传统。

这些已经被学者们批驳得很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显然已经难以有市场。于是，某些人不得不更换方式，以新的面目出现。近来，他们以“探讨”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源流为名，以“批判”“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为题，以对历史虚无主义作“类型上的区分”为手段，从虚无中华传统文化、虚无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历史观，直接走向了虚无马克思主义、虚无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道路、虚无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他们虽然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为名，表面上看将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化”、“学术化”层次“提升”了，但实际上不仅没有什么新的内涵，而且其本质目的也更加一目了然。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应当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新动向。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方法与立场

历史虚无主义分析、观察历史的基本方法是孤立、片面和曲解。这种方法无论是化实为虚、化虚为实、化有为无、化无为有，还是化零为整、化整为零，所得出的结论既不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只能是其主观意志与客观立场的真实反映。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采取孤立、片面的方法观察分析中华传统文化。什么是传统文化？一般来说，是指从祖先传承下来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除物质文化外，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的区分，中华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但是，传统文化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在历史变化中形成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不可能抛弃或离开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历史证明，取代原始社会的奴隶制社会里，仍有原始信仰和原始制度等遗存。取代奴隶社会的封建社会也吸取了旧制度中的很多因素，例如，主张“克己复礼”的旧秩序维护者孔子，不仅在封建社会里获得崇高地位，而且奴隶制下国家治理的核心概念“礼”，也在封建社会得以改造、继承，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构成了秦汉至明清封建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渊源于先秦的诸子百家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得到发扬光大。物质文化的前后继承自不待言，精神文化的继承也没有停止。在出土的秦汉文献中，广泛存在先秦文化典籍，就是一个证明。在汉儒那里，“五帝”、“三王”、“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的表述，更形成了尧舜禹汤以降的道统意识。唐宋明清时期，治统与道统结合，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社会秩序相统一，成为统治阶级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见，文化的继承性非常清楚。中华民族正是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代代传承中创造了一次次的文明高峰，这是古今中外严谨治史者的共识。在我国历史上社会形态的更迭时期，在某些王朝的交替之际，在近现代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确出现过一些对历史文化过激、片面甚至错误的看法与行为，但决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几乎所有王朝都带着政治目的将前朝“虚无化”、“否定前朝的历史”，特别是否定“慈爱、友善、诚实、守信、好学、勤奋”等原则。这一点，简单翻翻史书就可知道，真不知这些人从何处能拿出证据！即便像秦始皇这种历史上曾被视为“暴君”的人，其所创立的制度不仅为后朝所继承，也被历代有为有识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所肯定。即便像汉初那样激烈的“过秦”思潮也没能阻碍“汉承秦制”的历史事实发生。当然，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一个大课题，是一切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和民族都曾经遇到的问题，并不限于中国。我们承认历史上在这方面出现过问题，今天也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但这是一个认识程度的问题，与某些人对传统文化完全持否定态度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完全不同。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采取孤立、片面的方法观察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探讨历史发展进程，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必须建立在掌握或尽可能掌握全部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必须从当时的全部历史实际出发，必须坚持科学的历史观，而决不能主观臆断，任意肢解、曲解。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一系列战争、列强瓜分中国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对这些事件及活动于其中的人物如何分析、如何评判，甚至包括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近代中国究竟走革命还是改良道路等问题，学者们都可以从学术层面进行研究。但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研究”范式并不是这样。他们不顾历史事实，将坚持近代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学者的成果，以及坚持中国近代的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学者的成果，都视为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的产物，是以“政治”解释历史的没有科学理性的方法。他们不顾近代中国已经发生的客观历史事实，将历史建立在完全“假设”的基础上，给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设计出了另外一条“光明大道”。他们甚至不惜否定中华数千年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将爱国主义视为一个“伪问题”，将爱国主义“虚无”掉，从而为那些已经被历史定论的近代反动人物涂脂抹粉、摇旗呐喊、翻案招魂。他们故意混淆严谨历史学家的辛勤劳动成果与普通人对历史看法之间的关系，以人人都有历史“解释权”为借口，为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的存在寻找理由。

历史虚无主义孤立、片面、曲解历史的观点是由其立场决定的。因此，无论其花样如何翻新，观点如何“新奇”，读起来多么隐晦艰涩，最后矛头都必然要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向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道路，指向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主流意识形态。其手法一是借批判“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为名，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思想、基督教、儒家（他们称之为“儒教”）相提并论，通过粗糙不堪、逻辑混乱的“比较”后认为，只有启蒙思想才最符合人类文明的“实际进程”；马克思主义将历史“终结”在共产主义，是与基督教、儒教相重合的历史图式，因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二是将指导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指责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是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只能与“原始”、“愚昧”的群体结合，形成破坏人类文明的巨大力量，其结果必然带来严重的“现实灾难”，其代表就是苏联和中国。三是认为当前应当“警惕”、“批判”的不是那些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孤立、片面、曲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道路，丑化攻击代表近现代以来进步力量的领袖人物等这些“虚的”、“未必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而是应当批判“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庸俗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提出要让“管理者”调整心态，变革体制，让那些“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还原”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和诸多历史人物“真相”的所谓“新的研究”，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以上表述，不仅清晰地将其与严谨的学术研究区别开来，也将其立场、态度展露无遗。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

从表面上看，历史虚无主义也在研究“史实”，也在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在关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但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只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辨识，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就会暴露出来。

首先，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准确地占有资料，必须严谨、客观地对待自己所运用的资料。“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这些历史事实不是片面的、孤立的，而必须是“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历史虚无主义则不是这样，其“研究”的出发点服从于其立场，或根本不顾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不顾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创造，或只截取他们所需要的“史料”，或断章取义，孤立解读。他们将历史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对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作出假设的判断，再将他们假设出来的“历史”视为应当真实发生的“历史”，并从中寻找“内在联系”。于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该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不该发生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革命运动，更不该发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社会主义道路；近现代中国人民应该对外向列强俯首称臣，对内向代表腐朽、落后生产关系的旧势力妥协。那样，中国就会有一条比今天更加“辉煌”的“光明大道”。于是，凡是与他们假设出来的历史相违背的发展道路、历史人物、思想观念，必然受到种种丑化、歪曲、攻击、指责。

其次，唯物史观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唯物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生活时代的历史学资料和成果作了尽可能全面的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历史基础与思想根源之一。在运用翔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唯物史观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必然性和偶然性、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具体分析和抽象分析。历史虚无主义则是将历史资料及其所“研究”的对象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并不是从所有的历史资料出发，更不是“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来分析历史发展的形式及其内在联系，而是以既定的“原则”作为“研究”出发点，反过来将其“研究”结论强加于客观历史之上。例如，他们选择否定的只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大众反抗暴政压迫的农民革命、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但却不否定其他革命。在历史研究中，他们把一个人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与“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不加区别，将阶级和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与其“本来面目”、“实际利益”和“真实本质”混为一谈。所欲溢美者，曲为之辞，所欲攻伐者，罔顾事实，甚至伪造史料，完全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发展过程，将历史的“内在联系”建立在主观唯心之上。

再次，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虚无客观的历史事实，虚无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科学规律，就连发生在不远处的、最基本的史学常识也不顾。例如，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没有否定传统史学、近代实证史学优秀成果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没有否定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一切优秀文化的历史进步意义和价值。时至今日，国外各种严谨史学流派的理论与方法已广泛被中国史学家所吸纳，并成为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当代中国史学绝非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替代一切具体历史研究，用革命史观和阶级斗争史观解释一切历史，将唯物史观以外的其他方法简单抛弃而“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更没有将历史虚无主义与正常学术研究中的不同学术观点相混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史学研究当然不等同于时事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可以脱离现实。如果今天连“爱国”和“卖国”这些基本价值观都被“虚无”了，还不应该引起史学工作者重视吗？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于沛

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在国际学术界进入衰退和分化时期，而在中国却不是这样。后现代思潮在今天的中国，犹如在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的西方学术界，尚在发展中，例如，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就是其具体表现之一。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后现代主义毕竟是从西方传来，要让它沉淀下来，使人们认清其本质，总需要时间。尽管后现代主义已是强弩之末，但其影响却不可轻视。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认真剖析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

一

在西方学术界，后现代主义出现几十年了，其概念至今仍然模糊不清。但有一点基本上已形成共识，那就是“后现代”今天已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是对19世纪后期出现的反理性主义哲学潮流的继承，又在不少方面有所超越。后现代主义不仅在哲学，而且在艺术、影视、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人类学、地理学，以及建筑设计和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都产生广泛影响，在欧美和东方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风靡一时。正是在这个“广泛的全球性文化变迁”的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思潮也被一些人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新的文化扩张。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所信奉的“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解释”，成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共识。他晚期的作品主要是关于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使世界特别是人类生存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没有可以理解的真相和本质价值，并认为这是19世纪的主要问题。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概念、范畴和历史叙述等方面，但首先表现在历史观上。

具有虚无主义性质的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内核，也是后现代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解构主义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他认为符号、单独的个体更能够反映真实，“解构”在理论层面上可以用于任何学科，历史学自然也包括在内。除尼采哲学外，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也是德里达解构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海德格尔在述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时，曾提出“拆解”这个概念。他认为，现今存在的一系列概念应在“摧毁”式的拆解之后“重新定位”。德里达的指向较之海德格尔更为宽泛，他反对一切固有的确定性，力主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启蒙运动以来人们确信无疑的“真理”、“理性”、“意义”等，都在“解构”之内。

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的导论中，曾谈及“历史著述理论”，这有助于具体理解什么是对传统历史学的“解构”。他说：“我是通过区分以下历史著述中的概念化诸种层面来开始我的论述。它们是：（l）编年史；（2）故事；（3）。情节化模式；（4）论证模式；（5）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与之相联系，他确立了历史叙述的三种解释模式，这就是“（l）情节化解释，（2）论证式解释，（3）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这三种历史叙述模式在“解构”的使命下，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情节化解释”是指通过鉴别所讲故事的类别，来确定故事的“意义”。如果史学家赋予它悲剧的情节结构，就按照悲剧的方式去解构故事，反之，喜剧亦然。所谓“论证式解释”，是指“形式的、外在的或推理的”论证式解释，“论证”是对故事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一种解释。至于“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指史学家为“理解现实”所假设的这样或那样的立场，主要是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

2004年《元史学》中文版出版时，海登·怀特在《中译本前言》中写道：“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象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近年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不难看出，‘怀特从历史学的视阈下，再次强调了后现代思潮“彻底消解传统”的基本特征。理性主义史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统统都不存在了。

否定“宏大叙事”，是后现代史观的又一重要内容。法国哲学家J．F．利奥塔在批判近代以来文化特别是认识论和历史哲学时，通过对“宏大叙事”的批判，而提倡“小型叙事”。他认为，“宏大叙事”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宏大叙事”和总体性、整体化的历史思维联系在一起，又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密切的联系，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特质”。例如历史哲学和历史真理，正是在“宏大叙事”中获得其合法性的。基于此，利奥塔“将’后现代‘一词定义为对于宏大叙事的怀疑”，“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形成的。宏大叙事已经失去了它的可靠性，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统一方式，无论它是思辨的叙述还是解放的叙述”。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即是一种宏大叙事；正是宏大叙事为所谓“集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集权化模式”提供了合法性，因此“我们不再求助于宏大叙事，即我们不再求助于精神的辩证法，甚至也不能求助于人类的解放，以使后现代科学的话语合法化”。任何一种历史观都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观也是如此，利奥塔对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反映了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的政治诉求。但应同时指出的是，否定“宏大叙事”，对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理性主义史学发展无疑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理性主义史学强调的历史叙述中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开阔的历史认识视野、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以及物质生活、财产分配、贸易往来等，都被否定。

二

当今，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政治思想领域和学界泛起，虽有诸多表现形式，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正是在这个立场上，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观有了共同的语言。它们都否定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否定人类从蒙昧、野蛮不断走向进步的历史进程；否认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理；否认历史矛盾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时，强调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深刻的批判，对我们认识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说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历史唯心主义更多地从哲学的概念和范畴中表现出来，那么历史虚无主义秉承后现代主义历史观，联系到具体的历史进程所表现出的历史唯心主义，则更荒谬、更极端。1845年，施蒂纳曾出版《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风靡一时，他的名言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我；“我”是万物的主宰和尺度，一件事的对或不对，由“我”决定。这种主观臆造的、虚幻的理论与方法，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在我国学术思想界，历史虚无主义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有人提出在中国“全盘西化”时，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曾喧嚣一时，一些人宣扬“中国的道德，不及西洋”，“中国人无论私德公德都不好”；“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30年代，这些论调虽遭到批判，但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停顿下来了，历史虚无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在热烈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等问题时，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六集电视片《河殇》成为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作。

诋毁、丑化、篡改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是西方大国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具体表现，我们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法国前驻美国外交官弗雷德里克·马特尔2010年曾著《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这是一部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著作，作者用事实揭示了美国的文化战略以及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背后所隐藏的政治。作者认为，“世界文化大战已经爆发”。这“是通过文化与信息的传播来赢取新的地区影响力而展开的战争”。有论者据此提出：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制定并实施以确立自身全球霸权地位为目标的国际文化战略的几个国家之一。今天，美国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文化，这是美国精心策划并在不断调整其国际文化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而形成的。在此期间，美国同时发动了针对苏联的“文化冷战”、针对法国和德国的“知识冷战”，并大获全胜。基于上述事实，我们在充分认识美国文化已经覆盖了国际文化版图大片疆域这一现实的情况下，来认识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历史观及其影响的本质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今天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近代以来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相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一区别主要是时代的特征决定的，即冷战结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面临严峻挑战；在所谓“国际意识形态终结”的谎言下，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扩张政策有越来越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当今中国的社会思潮多元并存、相互激荡，广大群众在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社会思潮的影响，如后现代思潮即是其中之一。

三

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观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解构”、“拆解”、“摧毁”和“重新定位”，以及对历史过程“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代之以形形色色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碎片化，就产生了许多奇谈怪论，诸如中国文化先天不足，需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缺损”；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理，甚至有功；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如改良；中国当务之急是“补资本主义的课”；以“重新评价”、“理性思考”为名，对历史人物进行是非颠倒的翻案等。中华民族有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致力于推翻“三座大山”，有9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有6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加接近实现“中国梦”的目标，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模式，有3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漫长的5000年，还是短暂的30多年，中华民族创造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它们已经融人中华文明的血脉中。这是历史的主流、历史的本质，任何偏见和谎言都篡改不了。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宗教神学相联系，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犹如教义，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物。联系1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观点其实没有什么新意。

冷战期间，被西方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的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57）、《历史主义的贫困》（1961）等著作中，就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教条或宗教式的信念”，是一种“古老迷信的残余”，是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中世纪的神学史观一样，只不过中世纪的神学史观寄希望于上帝的选民，法西斯代之以特选的种族，马克思代之以特选的阶级而已。波普尔的这种攻击有着十分鲜明的政治指向，他对此没有任何隐瞒，正如他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的题词中所言：本书为“纪念各种信仰的或各个国家或各种族的无数男女，他们在历史定命的无情规律之下沦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受难者”。波普尔的旧调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重弹，使人们更加警醒，进一步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

当下历史虚无主义之我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师渠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思潮和思想倾向，其特征主要为：一是否定历史的价值，尤其对本国的历史缺乏应有的敬意，一味抹杀，以为一无是处；二是借口历史认知存在相对性，随意歪曲历史真相，抹杀历史认知中既有的真理性，陷入了相对主义。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少数人在“去宏大叙事”、“重写近代史”等名义下，热衷于做翻案文章，不仅任意颠覆几代学者潜心研究而获致的一系列富有真知灼见的历史认知，而且颠倒是非，歪曲历史真相。例如，先是歌颂晚清的改良运动，而贬抑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继则拔高清政府，连改良运动也骂倒了。由是以进，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尤其是不遗余力地抹黑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不限于学术界。在所谓崇尚自由、思想多元、追捧创意与彰显个性的名义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现代媒体尤其是网络，蔓延到社会诸多领域，特别是在青年中形成了一种消极的社会心理倾向。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社会共有的信念与目标，不容掉以轻心。

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无论其发展过程曾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历史作为多样化的统一，即这个民族的共同创造与共同的记忆，包括得失在内，在整体的意义上，便都构成了它的生命本源，奠定了它进一步走向未来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穆在他的名著《国史大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国民对本国历史应当具备的基本信念和准则：“任何一国之国民”，都必须了解本国的历史，并心存“温情与敬意”，而不容“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他还进一步强调以下的观点：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因之可以将现实中的“种种罪恶与弱点”，都推诿于古人。他认为，这是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和“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这无疑是十分深刻的见解。人们尽可以探讨不同历史阶段上前人行事之是非得失，却没有理由简单地全盘否定和抹杀属于民族共同体的那一时代的历史。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极少数人一味抹黑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历史——诬之为“罪恶连连”的暗夜，不仅歪曲历史，而且恰恰暴露了自己的“浅薄狂妄”和“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固然，历史学无法再现历史，历史认知具有相对性，不免见智见仁。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历史的既有认知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而不容陷入相对主义或随意颠倒历史。陈寅恪在谈到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不彰的原因时，曾指出：人们多将之归结为学者畏避文字狱，不敢致力于史，是为固然；但这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他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经学与史学本身的差别。二者在清代虽并称考据学，但前者材料残缺寡少，解释尤不易确定。这一方面使“谨愿之人”满足于文句的个别解释，不能作综合讨论，无法形成系统的论述；另一方面却方便了“夸诞之人”得以随意附会以博取利禄，而有识之士虽不愿苟同，却因不易标举反证而徒唤奈何。史学则不然。“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故人多舍史学而趋经学。陈寅恪上述见解十分独到，其中论及史学以史料为基础，是非得失自有评判的标准，与主观臆说不能混为一谈，更显精辟。他明确地肯定了历史认知具有自身客观的真理性，而不屑于相对主义和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所以，据此可知，人们尽可以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多面相见智见仁，却不应也不可能否定国人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主线这一基本的历史认知，不应也不可能抹杀辛亥革命、新中国的建立与改革开放并立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三个伟大里程碑这一基本事实。学界关于民国史的研究长期比较薄弱，近年来，随着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兴起“民国热”，自有它的合理性。但少数人挑战历史常识，刻意将饱受列强欺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说成是“充满人情味”的“温柔之乡”、“真正的新中国”，以至于使一些无知的青年相信那是近代中国一段“最好的时光”，“心向往之”。这不是“重新发现历史”，而是随意编造过去。1980年，美国著名学者艾恺采访梁漱溟，他问一个问题：“100年来，中国最苦难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后者答道：“是在100年前的前半。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引起了中国的内战……皇帝倒了，好像也可以说出了好多皇帝。所以内战是最苦痛的，自相残杀”。他所指的正是1 930年前后的民国时期。其实，随便翻开《申报》、《晨报》－类民国时期的报刊，都可以证实梁言之不虚。因为每天报刊充斥的无非是关于内战、匪患、灾情与难民等令人心酸的信息，哪里有什么“充满人情味”的“温柔之乡”？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新中国”？足见民国史的研究虽然还有待深入，但既有的历史认知已不乏真知灼见，是必须敬畏的。

现在有人固执地否定国共斗争最终的胜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将问题归结为所谓中共“不光彩”的“权诈”；或扬言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将“改写近代史”，这都是一种不愿直面历史的自欺欺人。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古老的真理。握有全国政权并得到美国全力支持的国民党，最终居然败给了仅有“小米加步枪”、归根结底，端在人心之向背，是无可讳言的。其中，力量悬殊的中国共产党，虽造因不一，但不能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更是国民党败亡的一大致命伤。这也是人们既有的历史共识。实际上，早在1935年，蒋廷黻就在天津《大公报》上撰文，公开批评国民党政府：现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名存而实亡，“自国共分家以来，国民政府在精神上所依赖的力量仅民族主义。民权和民生早已送进博物院，偶尔谈及者有如谈古董一样。就是民族主义的呼声近日也极其细微”。他进而指出，在江西苏区几乎一无所有的红军，却能抵抗十倍其众的国军，至今坚挺不倒，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它实行了国民党不能实行的民生主义，即耕者有其田，实现了与农民的合作：“共产党为农民作了什么好事呢？只作了一件事：干脆的，彻底的消灭了地主阶级，实行了耕者有其地。农民所以乐为其用就是为这一点。他们对任何主义，任何史观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所欢迎的，感激的就是佃租的免除。为了这一点，虽然红军加在他们身上的赋税和工役很重，他们仍肯为红军出死力。”蒋廷黻建议国民党，要想剿灭红军，也必须行同样的政策。他说，“这个摆在我们眼前的教训，我们尚不能学吗？”“这种力量我们何不据为已有？何必委之于敌人？我们所须行的就是耕者有其地”。应当承认，蒋廷黻的目光是尖锐的，然而，他虽苦口婆心，国民党却不听。1949年4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亡前夕，台湾的《公论报》有文章质问说：中共的胜利主要源于它实践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请问国民党，你所以没能实践民生主义，“是自己走错了路，还是政党的性质与主义不能相容呢？”败退到台湾后的蒋介石，曾问以反共著称的叶青：国民党何以败？叶青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实施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从蒋廷黻到叶青，先后指出了国民党的致命伤在于得不到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支持。新近台湾一位资深学者在学术讨论会上更指出：国民党到台湾后所以能成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因为高官们的土地都在大陆，现在是革别人的命，没有负担。公正的舆论与国民党的几代学人，也都承认国共成败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再次证明了历史真相与历史认知所具有的客观真理性，从来都容不得随意篡改。

当下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固然有多种原因，但除了极个别人有政治企图、欲借歪曲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之外，多数人就其主观因素而言，主要有三。

一是对当下中国的时代性缺乏正确的体认。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有失绝对化，但不乏辩证思维。人们对历史或历史问题进行思考，总会有一个观察点或出发点，它归根结底是与人们对身在其中的当下时代的体认紧密相关。1901年，梁启超发表《过渡时代论》，认为其时中国正处于舍旧趋新的过渡时代，孕育着大希望，同时也隐藏着大“危险”，这就是对未来道路的选择是否正确，将决定国家与国人的成败祸福：“故倡率国民以就此途者，苟有不为之择一最良合宜之归宿地，则其负民也实甚。世界之政体有多途，国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于理论上不可不行，而事实上万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时他地可得极良之结果，而在此时此地反招不良之结果者。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因之，他强调过渡时代的政治家与国民必须具备三大品格：“冒险性”、“忍耐性”与“别择性”，其中又以“别择性”最为重要。耐人寻味的是，当下中国也常被称为“改革期”、“转型期”、“过渡期”，这虽不无道理，但要看到它与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名同实异，不可同日而语。在梁看来，其时中国面临的是一场“去所厌离之旧界”而追寻西方“新界”，即改弦更张的社会大变革。而当下中国的改革却是在原有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与所谓改辙易帜渺不相涉。不过，梁启超关于过渡时代存在大“危险”和尤其需要重视“别择性”的观点，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质言之，能否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的时代性，同时又不忘梁启超的警示，这将深刻影响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1990年4月，胡乔木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讨论提纲时，他发表了以下意见：“70年要贯穿一个思想，就是中国要搞革命，要搞建设，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怎么结合起来要进行探索，要靠中国人自己来了解情况，在这个基础上下正确的决心。这中间会碰到各种挫折，但是我们党还是总结了教训。就基本方向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直在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尽管犯了错误，还是要为人民谋福利，把中国推向现代化。整部书要有这么一个思路。”他强调的“这么一个思路”，其根本的观察点或出发点，正是源于对当下中国的时代性的正确把握。与此相反，一些人错读当下的中国，认为它正“告别”社会主义，归趋西方资本主义旧轨。这些人误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津，也就不可避免。

二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一些人看问题，不是将之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而是以偏概全、以今况古，便难免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党和国家的工作确实出现了许多失误，包括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劫难等，造成了不必要的严重损失。但是，因之便将这一时期说得一无是处，一片漆黑，加以全盘否定，却是不客观的。我们应当看到，不仅这些失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发生的偏差，事后也由它自身作了纠正。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从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包括大庆油田、两弹一星等在内，它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恰恰为后30年改革开放和新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不仅是指物质的条件，也包括思想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将“最难处理”的1956－1966年这10年，最终确定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10年。胡绳说：“对这十年是说，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比较正确的，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形成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另一个是错误趋向，也是在探索中发生的，走偏了方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两种趋向，不能否认有错误趋向，但正确趋向是存有的，后来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当然不可能将以后的都说出来，是苗头”。成就与失误并存，“只要能正确加以总结，都可以成为党的财富”。这种辩证的观察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胡乔木高度评价该书这一新见解是党史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所以，看不到失误，引不出教训来；但只看到失误，看不到成就，见木不见林，并不足以言客观的历史真相，相反却易于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三是囿于个人情感，难以保持清醒的理性。超越情感因素，保持客观的态度，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上述历史上的种种失误，曾伤害了许多人，时光虽逝，往事并不如烟。一些曾不同程度受到过伤害（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的人，心理阴影往往长期存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待历史问题，未能超越个人恩怨，自然会影响其知人论世的客观性。极少数人千方百计诋毁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此。在这一点上，梁漱溟却显得难能可贵。他与毛泽东发生过人所共知的冲突，事后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按道理他最易受情感驱使而贬抑毛泽东，但事实却相反。他晚年在回答外国学者关于怎样评价毛泽东的提问时表示：毛泽东晚年虽有错误，但他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仅见的伟大人物，“没有毛泽东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梁漱溟不愧是当代卓越的思想家，其刚直不阿的品质也表现在对毛泽东的公正评价上。如何超越个人恩怨，客观对待历史，梁漱溟为人们提供了绝好的范例。

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可谓道尽了国人对国史之珍重与否与国之兴衰间的依存关系。欲廓清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重视历史教育，包括国民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这方面亟待反省之处很多，教育主管部门与史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唯物史观视角下的历史虚无主义辨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武力

针对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已经有不少商榷和批驳的文章，也产生了一些效果。但是应该看到，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传播中的这种思潮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有其存在的经济和文化土壤，彻底消除它将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笔者认为，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和消除历史虚无主义，我们需要更多地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一、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庄子在《秋水》篇中曾经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即是说，一个人的见识受到他所认识的时空和所掌握的理论方法的制约。

近些年来，在辛亥革命和民国史研究的热潮中，对改良与革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出现了怀疑民主革命、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赞颂改良，甚至为封建社会的糟粕、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唱赞歌的声音，而忽视了整个世界自1840年以来所显示出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潮流、大趋势，以及在这个潮流背后的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这种生产方式大转变的趋势。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也看到了这种“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丛林法则，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由于这种趋势和转变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侵略、压迫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方式进行的，因此这些被侵略、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同时遇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两大敌人的反对，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历史悠久的大国，更是如此。我们从这个大的世界历史趋势和社会进步去反观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去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就会准确把握近代以来的各种事件和历史人物。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是中华民族在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下不断进行反抗和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则压迫、阻碍这种进步，使得中国几乎每次改良都以失败告终。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中国不需要和平改良，也不是没有改良的机会，而是反动势力不愿意接受改良，不给先进阶级和阶层以改良的机会。从戊戌变法到清末立宪，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到“国民会议运动”的失败，都证明改良道路走不通；又如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抗战时期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19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等，都证明国民党不能容忍共产党与其分享政权，不允许以和平方式共同推进社会进步，而是要消灭共产党。整个近代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随着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落到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动员和领导中国最广大的农民来推翻阻碍现代化的“三座大山”。

20世纪前半期，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列强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止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时，由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原因。正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具有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并且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呼应，所以，这些国家软弱的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就表现出对无产阶级革命因素的防范甚至镇压，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表现得远比1848年欧洲革命时更为明显。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世界背景。

如果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那么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则处于备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不愿意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以巴黎和会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和中国政府外交失败引发的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寻找一条可以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最终促成孙中山“以俄为师”和国共合作。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得出“走俄国人的路”这个结论。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制度和方法，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同时还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暴露出来的对外侵略、对内压迫人民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病，即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超越西方现有制度的更加民主、自由、平等的制度。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为中国提供了动员、领导最广大民众参加革命的组织和办法，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进步力量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一生追求中国独立富强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晚年提出：“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十月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则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最彻底的民主革命任务。

二、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视角的多重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中国古人既说过“管窥蠡测”，也说过“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大，所见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这都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从多重视角观察问题，用多种方法分析问题，切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例如：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会建立起计划经济？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是照搬苏联经济模式的结果吗？怎样评价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新中国成立时，一百多年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残破。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1931－1936年为例，其消费率和投资率如下：1931年为104.1％和－4.1％，1932年为97.5％和2.5％，1933年为102.0％和－2.0％，1934年为109.1％和－9.1％，1935年为101.8％和－1.8％，1936年为94.0％和6.0％。这说明当时的投资率极低，6年之中4年为负数。因此，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探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时，几乎一致认为仅靠中国自己不能解决资金匮乏问题。新中国成立时，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是基本国情之一，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5.4亿人口中有4.8亿是农民，靠传统农业吃饭。当时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仅209公斤（毛粮）。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1954年全国农户收支调查时，户均耕畜0.6头，犁0.5部，多数家庭即便独立从事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因此，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少。这种积累能力极低、剩余高度分散的情况，使得成立之初的新中国很容易陷入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

计划经济的形成，还与这个时期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边界冲突，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选择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来考虑。美国阻止中国统一和直接威胁中国安全的行径，都是建立在中美之间相差悬殊的武器装备基础上，进一步说，是建立在相差悬殊的工业化水平上。正如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而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

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第一次台海危机又使得新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的步伐，这个时候，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决定了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而十分有限又非常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积累的主要来源。为了加速工业化，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而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指出：“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是中国百余年来多次社会变革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恰恰“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三、历史研究需要细节但不能碎片化

庄子曾经说：“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在历史研究中，存在着如何避免两种有违科学精神的倾向问题，一种倾向是只重视宏观历史和大事叙述，仅仅停留在历史概念的推演而不肯深入研究历史细节，正如恩格斯批评过的那种拿着理论和分析框架四处套用，自以为掌握了历史的规律和全景的人们；另一种倾向则是完全忽视甚至否定历史观和对整体历史的把握，只注重历史细节和个案研究，并以此为标榜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前者失之疏阔和空谈，很难推进历史研究的深入；后者则容易囿于细节和个案，失之偏颇，陷入以偏概全、盲人摸象的境地。这两种研究历史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近些年来，随着所有制结构和利益的多元化、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的繁荣，以及信息化带来的便捷，越来越多对历史感兴趣的非专业者进入历史研究领域。作为非专业的研究者或传播者，他们往往更多地关注与自己有关的历史，关注具体人物研究、关注专业历史研究者因“轻重缓急”而没有顾及的历史细节和个案发掘，甚至为了吸引关注和牟取名利，故意标新立异，以个别事例来否定成说。后一种倾向越来越突出，这种倾向又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产生的土壤和蔓延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倾向中，有些专业和非专业的研究者是带有明显的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政治目的，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们试图通过有选择的个案和口述者历史，来颠覆或改写目前已经广泛传播和被接受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的结论。

以近些年来对土地改革的研究来说，随着社会史和田野调查的普遍开展，个案研究越来越多，历史细节也越来越清晰，但是正如庄子所说的“自细视大者不尽”，从这些个案中看到了革命的残酷、斗争的无情，但是没有看到土地改革的背景是解放战争，没有看到几千年来农民受到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没有看到从孙中山1 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到1949年国民党统治垮台，和平的、改良式的“耕者有其田”一直没有实现，甚至连“二五减租”（即将地租由50％减低至37.5％）都没有做到，农村当政的地主阶级愿意改良、让步吗？

从横向上看，在外部先发的强大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后发国家如何解决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难题之一，即解决传统社会留下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传统的农民战争和农民革命无法解决中国近代的发展问题，资产阶级也无法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由落后的、被动的阶级改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彻底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由于环境的严峻、政策的不成熟、干部队伍能力不高以及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土地改革的确出现了一些偏差，出现了乱打、乱斗、乱划阶级成分的现象，但是这些毕竟是支流和运动初期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代价。革命与改良相比，是残酷的、流血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但是当改良走不通时，革命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也是如此。例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和谈就是想走一条和平改良的道路，但是国民党不愿意，率先挑起了内战。

如何避免历史研究和知识传播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除了上述方面外，还应该提倡“走进历史”与“走出历史”。所谓“走进历史”，就是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进入那段历史的场景，换位思考，看到历史的局限性，看到在当时条件下这个人、这件事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看到其主观动机与客观条件、客观结果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所谓“走出历史”，就是不要为历史细节和对人物、事件的感情所迷惑和制约，缺乏大视野、是非观，凭个人好恶来评价历史，将历史作为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甚至像北齐史学家魏收那样写“秽史”，对历史人物“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