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可能实现真民主

田文林：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可能实现真民主

　　——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民主话语建构

　　当前，中国基本摆脱了“挨打”和“挨饿”的命运，但仍未摆脱“挨骂”阶段，尤其在政治制度领域。风雨飘摇的西式民主被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而行之有效的中国政治模式，却经常处于遭人诟病的弱势地位，要求按照西方标准重塑中国政体的声音不绝于耳。“话语即权力”(福柯)，话语权意味着提出处理问题的基本思路，掌握话语权就掌握了主导权。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民主概念的变迁以及西方民主实践，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优势和路径，探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体系。

　　西方民主理论阉割了民主本意

　　“民主”已成为当前使用频率最高、甚至被滥用的概念之一。探讨民主的话语构建，首先要正本清源，搞明白“民主”的本意和实际诉求。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demos)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其含义为“人民的统治”(rule by the people)。此外，无论在拉丁文(populus)、意大利语(popolo)、法语(peuple)，还是英语(people)中，“民主”中的“民”都是集体名词，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统治或权力。换言之，经典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是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依托，最终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当家作主”。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将美国制度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就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的。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话”，当黄炎培问到中国共产党如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民主”，“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这同样是“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而绝非党争选举意义上的民主。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旨在实现多数人意志和福祉的“民主”，与致力于国富民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互为表里。就此而言，民主是各国矢志追求的核心价值。

　　在著名的“窑洞对话”中，毛泽东的回答是“民主”

　　如何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实现政治领域的平等和民主，前提是确保经济领域的平等。列宁曾说过：“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相互依存’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要想真正实现民主，关键不在于政治变革本身，而在于经济领域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撇开经济基础问题谈政治民主，只能是隔靴搔痒。

　　实现经济领域的共同富裕，当然首先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只有物质财富足够丰富，才可能承担得起政治博弈本身产生的巨大交易成本。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要进行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只有当多数劳动者平等占有生产资料，进而平等占有劳动成果时，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进而使政治领域的平等与民主水到渠成。“假如我们赞成资源平等是分配平等的最佳观点，那么自由就变成了平等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与平等有着潜在冲突的独立的政治理想。”

　　变革生产关系、打破资本对劳动者的全方位控制，需要进行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政治学者巴林顿•摩尔说得很明白，民主发展需要若干条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历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也认为，“独立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结构上的变革’，或者说是旨在促进群众参与的社会结构的改组;没有群众参与，经济的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称，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彻底，贵族精英地位至今稳固，由此导致英国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一切特权，因而该国大革命后民众的收入明显平等得多。

　　资本主义制度本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美国国父之一汉密尔顿当年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表示，要用一切手段防止多数穷人侵犯少数资产者的利益。纵观西方国家的法权秩序和体系，无不将保护产权列为头等重要的内容。而在不彻底破除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民主政治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列宁曾指出：“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有这些进步办法只会日益加深大众的无产阶级化。”在没有变革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号召工人去争取政治自由，就等于号召工人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只能改善他们与这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条件。”换句话说，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制，实际上是“半截子工程”乃至“豆腐渣工程”。

　　西方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先天不足，当权者又没有能力自我修正，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民主”;进而将“政治民主”程序化，使之等同于“选举民主”。从思想源流看，卢梭等人强调的人民民主理论，原本将“人民当家作主”放在首位;但到了穆勒那里，“民主”开始被视为是公民以民选代表为中介、参与决定集体意志的权利，开始强调如何使政治精英更好获得合法的大众化基础，即采用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到了熊彼特那里，选举本身变成第一位，“人民当家作主”降至第二位，“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人民的统治”悄然被偷换成了“精英的统治”;在熊彼特的基础上，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等人又形成了“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的观念。现在多数人谈论的所谓“自由民主”，基本指的就是竞争性选举。

　　总体看，西方民主的理论演变史，实际就是一个逐步背离“民主”本意的过程：它从最初的集体主义取向，演变为个人主义取向;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议题;从人民为重心的人民民主理论，转向以精英为重心的自由民主理论。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对待，将其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太一般的括弧。”脱离经济基础和阶级立场，抽象地谈论政治民主，必然导致西方民主“虚多实少”或“有名无实”，成为一种“残缺的民主”。

　　事实上，民主既有全民性，也有阶级性，且全民性只是表象，阶级性才是本质。马克思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西方民主只强调民主选举、代议制等涉及全民性成分的内容，而有意无意回避“哪个阶级掌权”这一主要矛盾，从不承认阶级统治的本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正如列宁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不少人对西方民主津津乐道，殊不知其谈论的民主概念，距离民主本意已越来越远，西方民主理论的盲区也越来越大。

　　西方民主实践已变成寡头政治

　　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有其历史进步性，这首先表现为公众参政范围的扩大。雅典时期，总人口中一半是奴隶，而奴隶没有公民权，仅被视为财产;外来居民、妇女和孩子，也没有公民资格。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参政限制被逐步取消，奴隶得到解放，妇女、少数族裔等也日渐被赋予公民权。其次，支撑民主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工业革命和数次科技革命，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年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这种相对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民主政治运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巴林顿•摩尔、熊彼特等人均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现代民主与资本主义同时兴起，并具有因果关系。

　　然而，随着时代向前发展，西方民主的缺陷也日趋暴露。在“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广大民众摆脱了有形的传统人身依附束缚，却无法摆脱无处不在的资本控制和盘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可能被公平分配，而只会导致马克思所说的“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且这种贫富分化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显。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富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30:1，到21世纪初，这个差距已扩大到1000:1，造成如此巨大落差仅用了50年时间。当前，美国总收入流向所谓“经济名人”(占比0.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增加了2倍多，即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3.2%增加到2005年的10.9%;流向占比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同期翻了一翻(从10.2%到21.8%)，而1999-2004年期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却下跌了3.8%。斯蒂格利茨称，截止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而且，资本收入的增速日渐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这意味着，在可见的未来，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仍将继续拉大。

　　经济领域的贫富悬殊，使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公民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不对应的悖论：“政治领域实行的是以个人为单位、按票计数的民主程序原则;经济领域实行的却是以资本为单位、按股计数的资本主义原则。”理论上说，在实行了代议制和普选权的西方国家，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的机会，正是这点让很多人对“民主”十分着迷。但在政治实践中，竞选实际是资源、财富和势力的比拼，没有雄厚的综合实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这个游戏，角逐最高权力永远是“富人的游戏”。“政客们当选所需要的钱越多，他们就越需要富人的赞助，这些赞助者对他们当选后政治决策的影响也就越大。”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在民主共和国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

　　亚里士多德曾将财富与政治地位的关系，视为区分寡头政治与民主政体的重要基础，“倘若占有政治权力是因为占有经济权力或财富，那么，无论占有权力的人数是多少，这都是寡头政体;如果没有财产的等级拥有其权力，那么，这就是民主政体”。换句话说，利用掌握的巨大财富来取得政治权力，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头政治。美国就是典型案例。贫富分化日益加大，使美国民主日趋背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而沦为金钱主导的民主。美国总统选举花费巨大早已尽人皆知，2012年奥巴马与罗姆尼在总统选举中共花费60亿美元，一举成为美国“史上最烧钱的大选”。

　　从操作层面看，防止金钱支配政治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减少政客对金钱的需要。1974年水门事件后，美国国会确实对此进行过限制。但不到两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在“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中裁决这种经费限制违宪。2014年4月2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对“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作出裁决，推翻了对政治竞选捐款总额设限的做法，进一步增强了金钱和大资本家对竞选的影响力。这种日趋明显的“金权民主”倾向，令西方民主越来越名不副实。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是一场1%的上层群体一直获胜的战斗”，“我们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

　　这种民主与“人民当家作主”越来越不搭界，而成了“资本当家作主”，即资产阶级专政。这种“富人治国”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决策不再体现多数民众意志，甚至可能与公众意志截然相反。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两名教授通过研究1779项政策议案最终得出结论：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举个例子，控枪法案得到了90%以上民众的拥护，却屡屡在国会表决中胎死腹中。恩格斯认为，“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列宁也认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毛泽东说得更为透彻：“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

　　在贫富分化加大的背景下，西方民主质量下降乃至失灵的趋势更加明显。2014年8月初，奥巴马在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谈话时感叹，“我们的政治运转失常”，“政界中不受控制的金钱运作——这是当今我们政治体制的本质，正在削弱我们共同面对巨大挑战的能力，而这种影响远甚于任何外敌”。曾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调转枪口，称“美国政府整体质量恶化已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解决之道应该是减少某些民主化方案”，并感叹“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

　　福山也认为，“美国政府整体质量恶化已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只有经济上共同富裕，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与民主。罗尔斯当年质疑美式民主无法解决贫富悬殊、种族矛盾等诸多问题后得出结论，“公平”是比“民主”更基本的原则。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是常态现象。要从金权民主到人民民主，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人们越是了解民主，民主头上那些曾经耀眼的光环却越显暗淡。”目前，西方国家“政治冷淡症”明显，投票率下降已成顽症。2014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时，投票率只有36.4%，为72年来最低水平;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仅为42.5%，创1979年以来新低;日本一项民调显示，84%民众表示对政治家“不太信任”或“完全不信任”。

　　“在市场上叫卖得最凶的人，往往是想把最糟糕的货物推销出去的商贩”(列宁)。西方民主明明日趋破产，但西方国家凭借话语权优势，硬是将这种“政治次品”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在世界上到处推销，使非西方国家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这种回避经济基础变革的“民主化药方”，无形中成为毁灭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据统计，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几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资本主义和“民主化”，但比较富裕的却始终是那20多个国家﹐其余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面貌依旧，甚至更加动荡和贫穷。正是由于治理效果不佳，民主在世界上日渐失去了它往日的声望。20世纪90年代早期，支持将民主制作为政府体制的比例达到85%、90%甚至95%，但现在大部分国家对民主的支持率已降到60-65%，相当部分还降到50%。2014年《经济学家》刊文感叹，“民主”在全球发展停滞甚至出现逆转。据“自由之家”统计，全球“自由指数”已连续第8年下降。

　　西式民主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唯一道路

　　巴林顿·摩尔将传统国家进入现代世界的政治道路归纳为三条：一条是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第二条是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是中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事实上，在帝国主义出现后，中国已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后时机。“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更多地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从所有制角度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但仅靠给农民分土地的小私有制，中国不可能真正发展生产力，更不可能消除贫富分化。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因此，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并最终建立起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是确保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经济平等又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条件。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更有资格谈论民主，更有可能实现真正民主。

　　政治统治本质上是阶级统治(即阶级专政)。西式民主是建立在贫富分化基础上的、少数资产阶级对多数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其“敢做不敢说”，从不公开承认民主的阶级属性，只能在选举投票、权力制衡、程序合法等次要问题上打转转。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在共同富裕基础上推行民主，因而“敢做敢说”，公开承认自己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种民主理论和实践，透彻得多，实在得多，也理直气壮得多。在政体上，中国采用的是带有协商民主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制度既可以集思广益，最大限度调动民众积极性;又可议行合一，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建立在社会主义道路之上的政治制度，有可能使广大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主观能动性。中国正是凭借这种所有制优势，使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毛泽东曾专门谈到合作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斯塔夫里亚诺斯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进行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还是因为公社从制度的结构上，为更大程度发挥土地和劳力资源的潜力、为使千百年来横遭勒索的剩余产品白白地流入非生产性渠道的历史宣告结束，提供了一条途径。1956年，中国所耕种的土地(16.77亿亩)比1933年时所耕种的土地(15.33亿亩)面积扩大了9.3%，中国的净积累率由1949年的1%-2%上升为1953年的20%。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中国就从传统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体系较为完备、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工业化国家，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道路。当前，我们同样是依靠这种独特的政治制度优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衡量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与一味强调程序合法性的西方民主相比，中国的政治制度更强调实质合法性，因而更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为优越——正是这种对西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性挑战，令西方世界如此恐惧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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